编者按：今年4月，上海发布了《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要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根源，上海则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独特的精神特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社联合作推出“江南文化大家谈”专栏，细述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和当代价值。今天推出第四篇，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谈江南文化如何助力长三角发展。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作出重要指示。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则明确提出全面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海派文化品牌、江南文化品牌三大重点任务。从地理上看，传统江南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空间基本吻合。在人文上看，包含吴越文化、皖南村镇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江南文化则构成了长三角传统文脉的主体形态。目前，不仅上海已将江南文化提升到战略资源的高度，浙江、江苏和安徽也在积极响应，为形成区域价值共识和提升区域文化自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社会条件和重大战略契机。

江南文化中独特的“经世致用”价值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智慧和理性文化，中华民族对世界最独特的创造是诗学和诗性智慧。前者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了机械地对待生命和残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后者的核心机制在于：尽管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体与他人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受“物我无对”、“民胞物与”等诗性文化观念和价值的影响，中华民族不仅在应对人与社会的矛盾时，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同时在应对人与自然的矛盾时，也能避免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在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原创和承载的诗性文化，为构建一种真正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理念和智慧。

    从区域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一向有南北之分，受南北不同的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生态、文化价值的影响，中国诗性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又进一步演化出两种主要形态：一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以中原文化圈为核心空间的“中原文化”，二是以经济—审美为基本理念、以古代太湖经济区为主要范围的“江南文化”。相比前者，江南文化善于处理和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和个人”的矛盾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与精神、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融合发展，体现出独特的“经世致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江南文化可以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贡献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引领长三角探索和建立“文化型城市群”

    当今世界城市群主要出现了两种发展模式：一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为评价标准的“经济型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主要选择的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二是以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为发展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这是当今世界城市群在更高发展阶段的新理念和新形态。

    受“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影响，目前长三角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生态压力，城市赖以存在的大气、土壤、水资源等物质条件日趋紧缺和恶劣，二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方面的精神生态挑战，城市社会的是非心、同情心、信任感和认同感等主体条件出现萎缩和扭曲。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长三角城镇化建设质量。

    城市群的本质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为更多的城市人口提供“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城市生活方式。一种理想的城市生活方式，既要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健全的制度保障，更要有个体的幸福和梦想。这是人们来到城市、建设城市的最高目的。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逐渐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完善，作为基本保障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已得到较好的实现，但作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向往”的城市生活方式却成为棘手的问题，并集中体现在“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等极端心态与言行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异化现象。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要应对外部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必须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和建设生态文明，而要想彻底解决内部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则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当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以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为代表，长三角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已初见成效。但对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发掘和利用以生活品质见长的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探索和建立“文化型城市群”，需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形成与江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认同机制

    长三角的发展目标是2020年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与20世纪世界五大城市群、21世纪美国十大城市群相比，目前长三角的基础设施、经济总量、信息化水平等已不输于其中任何一个，但在层级体系和分工、区域一体化发展、生态联防联治、文化合作交流上仍有较大差距。这不是因为缺乏书面上的政策机制及相关法规条文，而主要是在城市群发展中未形成相匹配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机制，致使在经济和交通上已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长三角，在很多时候仍表现为“一大堆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而不是“内在联系紧密和对外协调一致”的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先后形成5种空间形态：一是1982-1984年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构成的“上海经济区”。二是1984-1988年包括除山东以外整个华东地区的上海经济区扩大版。三是1992-2008年以16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城市群。四是2008年长三角2省1市25城市版。五是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3省1市26城市版。尽管空间范围和功能定位屡有变化，但本质上都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为核心的“经济型城市群”规划，这是造成长三角经济与社会、人文发展不协调和不平衡的根源。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江南文化的认同机制建设，通过文化纽带打破影响一体化合作的藩篱。

    江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上的最高水准，是中国本土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化谱系，对应对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危机，促进长三角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态的保护建设具有重大战略资源价值。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为中心，打造江南文化品牌，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补充一个文化功能区，不仅具备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机遇，也是新时代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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