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8-10-08
编者按: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7年3月,正式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专项研究工作,经过1年半的精心组织、学者的积极努力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日前该系列研究成果已结题。为推广宣介相关研究成果,社联网站将陆续刊出该系列课题研究优秀成果,让读者充分了解上海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对改革开放40年的理论总结与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深入思考。
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社区进入人们的日常话语,成为城市主要的生活空间和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总结40年社区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社区组织体系日益完善、服务日益体系化、治理日益多元化、社区认同不断增加,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的社区类型与治理体系。这一进程可概括为“党进、政转、社增、民参”,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稳定,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稳固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石。
多元主体互动联通
中国的社区实践发展是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发展的一个过程。这种行动者竞争、互动与联通,构成不同的模式、经验,经过复制、扩散和规范化形成阶段性主导范式。
政策与示范:中国城市社区发展演进的中央推动机制。社区服务的关键性文件是1993年民政部联合14个部委发布的11号文件。这一文件初步界定了社区服务内容和体系,致力于打造社区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社区建设同样肇始于民政部。1999年,民政部确定11个城区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2000年,中办发出相关文件,标志社区建设概念被中央和国务院认可。
问题导向与学习创新: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地方创新机制。社区建设的推动和落实建立在地方的具体实践与经验上。这些试验体现了地方的现实需求,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另一个是地方相互学习机制。社区是一个新事物,从概念、定位到框架都有一个摸索、普及的过程。无论是早期的试验还是后来的创新,学习先进经验是必选项。各地往往通过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再结合本地实践,进行新的创新。由此,这种自主创新存在两个动力机制:一是前期先进的累积性发展机制,二是针对问题出发的自主创新机制。
专家与民间精英:中国城市社区发展实践的微观创新机制。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再到社区治理,都需要专家学者进行经验总结,形成新概念和可推广的模式。例如,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从设计到推广都有专家的介入。另外一个微观行动者是社区里的精英,即不同阶段、不同地方的居委会干部、社会组织成员、社区居民等。
党建引领:中国城市社区发展中党的领导与整合机制。纵观社区发展进程,党的领导是核心保障。其具体机制是基层党建的引领与整合机制,保障社区治理的方向性和有效性。其中,关键的价值在于通过党的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多方协同的社区治理。
从政策话语转为大众话语
这四个机制相互作用,核心特征在于政策、试验、示范、话语建构、推广等首尾相接,构建了一个有效的运行系统和治理网络,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主导行动者是有所不同的。
例如,在社区概念提出、推广阶段,民政部门更多担当系统启动者角色。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非单位人口的增多,给民政部门负责的社会福利事业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市场化改革又给社会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
随着矛盾和问题累积,社会治理压力更多转向地方政府,从而使地方政府成为社区创新发展的启动者。地方政府在压力传递与问题导向下,经模仿学习并结合微观实践,发展出本地模式和话语框。其中的典型经验和话语传导至宏观层面,形成国家层面的社区治理政策话语。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建设要求,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是中央对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概括与突破性认识。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进入新阶段,呼唤新的理论和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在机制运行、话语建构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有效整合不同利益诉求,保证行政体系中的条块合作,推动社会力量有序发挥作用。与之相伴,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概念从政策话语转变为大众话语。
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建构具有穿透力的城市社区理论话语体系,以此来准确解读和引导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创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同时,必须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下,坚持“党领、政转、社增、民参”的社会治理进路,不断优化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进而构成生动活泼的话语体系和具有生命力的实践体系。
作者:郭圣莉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专栏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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