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市社联举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迎春座谈会。会上，专家们结合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点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战略课题，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建设、文化建设与城市精神培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改善等角度，交流了各自学习体会。现将会议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华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经济要实现更快发展，首先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即实现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方式的转变。如果片面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增长方式，可能造成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社会断裂的危险。其次，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特别是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再次，要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最后，要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水平不如我们，中国的出口商品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抓住加入世贸的机遇，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上海要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定要增强其对外服务的功能。一个中心城市强大的经济辐射和集聚效应是在为周边、全国乃至世界的服务中产生出来的。如果上海50公里之外地区年人均GDP都在1000美元左右，上海即使突破人均8000美元大关，那么这样的现代化是没多大意义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上海发展必须确立其在与全国特别是周边地区联动中发展的思路。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预计有7500万客流，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上海在为世博会作城市总体规划时，要体现与周边地区实现“共生共荣”的思想，既要把握住自己发展的机会，又要让周边地区有所得益，这有利于发挥地区综合优势，也有助于避免和化解可能存在的风险。

       花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认为，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深刻思想和战略措施，为我国和上海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从国内外竞争态势看，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它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认识的过滤器，任何一种认识都是在一定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的；二是科学决策的导向仪，它决定着决策的基本方位；三是民族精神的粘合剂；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孵化器；五是世界交流沟通的大平台。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都纷纷重视自己文化的发展。比如，日本把文化发展作为“二战”以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国力的“第三次远航”。在国内，北京努力把2008年奥运会创办成为“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大力提升北京城市的人文底蕴。上海的文化发展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要有紧迫感。

       冯绍雷（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认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科学论断是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基础上得出的。自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区域一体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成功地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实现了持续10多年较快速度的增长，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一切为中国未来20年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同时应正确估计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中国目前经济实力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与这些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差距。我们对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变化还缺少深刻思考和科学预见。在日益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面对种种发展机遇，我们的国家管理体制和思想观念都迫切需要有个质的提升。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政系）认为，政治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题。全球化的政治后果表现为全球从经济交流走向政治交流。以经济全球化为载体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了，它在改变着世界体系，也在改变着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被分裂的历史和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整合。在这种整合中被外在力量所割裂开来的人类社会拥有了对话和交流的基础。被陈旧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精华因素在这个重新整合的时代终于凸显出来，成为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政治体制克服自身缺陷的宝贵资源。任何一种力量沿着自身逻辑笔直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成政治共识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政治共识就是建立以人类解放作为终极目的的新政治文明。长期以来被割裂开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可以在新政治文明的构建过程中达成共识并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政治生活的内在要求就是使人类社会的政治成果真正被人类所拥有。

       周敬青（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认为，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已发生根本转变。这一历史方位，既是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也是党的建设的历史方位，是“三个代表”重要指导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同时也为新时期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供了逻辑前提。适应党的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要随之改变。首先，由实际上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党的领导方式将从过去主要依靠政策、依靠行政手段和行政命令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开始转变为不仅依靠政策，而且要依靠法律手段，即依法行政。

（陈小兵 王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