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5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与话语创新——第二届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高端论坛”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江苏省作协、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作家30余人做了发言和评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出席会议并做主旨演讲。他从“理论中心论”、“强制阐释论”观点出发，反思、批判了理论生成方式和理论阐释方式本身存在的逻辑悖论。他认为，理论以自身作为中心和对象，文本因作者意图而成为“私人经验”、私人话语的表达，批评者不可避免地存在“先见”和“前见”，这使得作者的意图与批评者的意图之间出现裂隙。因此，他提出要探讨如何创造贴合文学、贴合实际的理论，并提出批评和批评者自身要自律的问题。

    一、在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理解“中国经验”

    从“中国经验”着眼，与会者关注历史经验、本土经验、个人经验或对“经验”本身进行思考和质疑。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民间，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别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这些经验的艺术处理——也即范小青所谓的“我经验过的”、“我非经验过的”经验和自己的感受。作家金仁顺认为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是个人化的，这也决定了我们的文学经验具有个人化、个性化的特点。在“文学表达”时，很多人都将经验等同于现实和经历，但是在文学领域内除了文学经验，还有人性的经验。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王光东阐释了“中国经验”和如何表达“中国经验”的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背景下，地方性的文化仍然或隐或显的呈现在作家的创作中，从文学意义上说“地方性”尤为重要。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反思何为“中国经验”，他认为应避免直接的概念滥用，重新审视“何为中国经验”。其次提出“中国经验”的作用，即“中国经验”能不能涵盖和解决当今的实际问题。当今中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国经验”更应该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且，当代文学的“经验”并不是“中国经验”，而更应该称为“个人经验”，因此不能用理论进行简单概括。

    清华大学外语系生安锋教授认为“中国经验”是杂糅的，他主要从老舍著作中的世界主义因素及其成因方面来论述。在老舍著作中世界主义的叙事与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叙事交缠在一起，构建起一个复杂矛盾的文学世界，有意识地回应了世界大同思想。

    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宏图教授也强调了当今“中国经验”的差异性和暧昧性特质。他认为“中国经验”是普遍性普适性外延很大的概念，因此首先要考虑中国经验的个体性、特殊性的特征，不能刻意抬升某一部分经验的重要性。“中国经验”本身具有差异性和暧昧性，其次还要有兼容并蓄的特征。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刘旭光教授，从视觉现代性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中国画”中西方写实观念、现代形式感跟中国传统美感经验的冲突融合，他认为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的美感经验。这种源自于革命、源自于融合的经验，才是现实的中国经验。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王鸿生教授指出我们在谈中国经验时，不能把中国经验作一种固态的理解，因为这个经验一直在生长之中，它的边界甚至到现在还未明确，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自觉意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结合当代文学的乡土派作家、知青作家以及先锋派作家的创作实际，认为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乡土作家这一代的文学经验，不仅没有知青作家的观念化，也避免了先锋派无法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中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的弊病。

    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意识到了当代中国“伪经验”的书写问题，并且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叙事危机面临吊诡的局面：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叙事危机与资本体制话语框架内的叙事危机处于双重交织的状态。他认为在这一状态之下，文化批评可以通过寓言阐释的方式“还原”伪经验，也可以通过寓言批评的震撼性效果暴露现实矛盾，表达出真正的历史意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认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可以同时在三个维度上展开。首先是关注“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其次基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共同经验”归纳普适性经验，第三要依据“共同而有差异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性的“特色经验”。总之，当代中国文学所形成的创作经验及其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建立古今中西的意识，将“中国化”、即将“中国化”或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界定为“中国经验”，并探讨理解、阐释和解释的方案。

    二、“文学表达”的方式、认知与伦理

    作家范小青总结出两种文学表达方式：一是正面进攻，也就是用琐碎的、日常的、正常的细节，建构起一个小说世界的正影；二是反弹琵琶，反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她认为，作家要自觉地提高作品的难度和精神的高度，需要力避路径依赖和一望即知、毫无新意的重复写作。作家金仁顺也表达了对于“话语创新”的警惕和反思。她认为，当今的网络话语是对纯洁汉语的破坏，这是有关总体堕落的问题。所以所谓的话语创新首先要规范个人修养，修养好了才有平台和基础谈其他对象。因此她更倾向于尊重语言历史，遵循汉语优雅的品性。

    陈晓明教授认为，中国经验具有原生性、异质性、世界性，因此对中国经验的表达既是“不可能性”的，又是有意义的。王宏图教授认为“中国经验”是普遍性普适性外延很大的概念，因此在表述中国经验时，首先要考虑中国经验的个体性、特殊性的特征。周志强教授进一步谈到文学表达方式与经验的关系，他提出，中国的经验是暧昧的、无法言说的，同时经验一旦触摸到个人经验层面时，却无法利用现行的概念和框架框住，一旦变成经验叙事就成了对经验的伤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张政文教授，赞同文学创作的老底子就是伪生活经验问题的观点，认为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因此他主张文学和文学表达应当“面向生活”、“回归生活”，“从生活当中来”。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志林教授认为，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在探索存在、构造世界、推进理解方面具有独特性。并且他发现在中国文学领域有这样一种现象：不停地在训诫说教、功利需求和感官娱乐之间来回摇荡，而缺乏探索存在的认知激情。他认为探讨文学认知功能对中国文学具有启示作用。

    苏州大学文学院刘锋杰教授，从超越文学政治化的角度思考文学正义问题。通过研究，他认为“文学正义”主要包括生命正义、情感正义与个体正义。其中，文学正义首指生命正义，这是文学正义的本体原则（本真性）；文学正义再指情感正义，这是文学正义的直觉原则（感染性）；文学正义还指个体正义，这是文学正义的差异原则（多元性）。这三个特性与其他的社会正义进行交流和对话，共同组建成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更为丰饶的“文学正义”领域，使“文学正义”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形成作用于其他社会正义的独特方式和独特效果。

    澳门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以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中产生的翻译语体为对象，阐释了这一语体背后的文化心理，以及它对中国理论、汉语文学、文论话语创新的创造性影响。他认为翻译语体是现代汉语非常特殊的贡献。

    三、“话语创新”的理论资源与现实问题

    陈思和教授认为，每个理论家都有个人的理论话语，因此并不存在能够涵盖所有问题的所谓“理论话语”。理论并不是万能的，不是普适的。中国的经验是没有先例的，不可借鉴的，因此理论也是如此。理论话语应该从实际生活中提取出来，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之间传播。上海社联《上海思想界》主编许明研究员认为，需先慎重思考中国本土审美经验的理论化前景。当前我们拥有中国古代的本土审美经验，却没有表达中国画的传统审美话语和美学理论，当代的人无法敏锐地感受到古人的审美感受，也无法准确地表达古人的审美经验。如何解决理论界无法理论化阐释本土审美经验的问题，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直接进入当前的文论现象进行价值引导。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试图通过引入欧陆思想家的批判性话语资源，重新梳理民主与人民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当代西方实践中的诸种结构性困局，在此基础之上重塑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而这些宏大的政治话题和揭示性的政治学，对理解文学尤其是文学中的政治经验有一定的意义。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从朗西埃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的底层话语和历史叙事。他认为，“工人阶级”、“优秀的革命者”是知识分子人为的伪造的概念，替代了杂多的工人形象。他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底层人形象的塑造，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再现底层人物形象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底层话语怎么才能真实表现出来。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荣跃明认为，当前文学生产结构转型导致批评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旁落，重建文学批评话语本质上就是重新夺回文学意识形态主导权。文学批评要在文学生产活动中发挥应有作用，要有使命担当，因此要在新的实际上重塑以人民为中心地价值导向的批评话语。

    有发言人进一步在“文论话语创新”方面发表观点。复旦大学中文系栾梅健教授提醒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必须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坚持本土学术自信。他认为“海外汉学”对于拓展人们的学术视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偏重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方法，也限制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深入认识和准确把握。

    有的发言人提出了各种实现中国文论话语创新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黄河科技学院鲁枢元教授，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学术形态，他主张建立一种绿色学术及其话语形态。一些看似不规范的学术著作，既深潜于经验王国的核心，又徜徉于理性思维的疆域，全都成了生态文化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经典”，即所谓的“绿色学术”经典。借鉴前人观点，他认为“绿色学术”的话语，是一种融会叙事、讲故事方式的“研究话语”、“学术话语”，同时也是一种更贴近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态。而其内涵与表现方式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深入探索。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高建平教授，主张从关键词比较入手，推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第一，他认为学科间既不能画地为牢，在引进最新理论时又不要简单复述西方理论，把学术时尚当作学术前沿；第二，对于理论的生长途径，他主张理论要面向现实，面向本土经验，面向生活，要找到中西之间各自语境相互启发；第三，他以关键词落实融汇古今中西，寻找中西之间关键词相同相反的差别；第四，他认为理论发展关键是创新，创新要面向当下和实际，要超越原本美学领域的研究对象，逐渐在过程中形成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

    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王晓华教授认为，汉语诗学曾处于“失语”状态，而“身体话语”则使当代汉语诗学获得了与西方诗学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他指出，在传统汉语诗学、实践美学、身体写作中的强大合力下，不断要求人们承认身体的主体性。借此，当代理论可以从身体出发，建构出自洽的身体话语，演绎回归身体的完整路径，并且可以转化为相应的诗学表述，汉语文学理论将出现彻底的转型，甚至与西方话语并驾齐驱，成为克服自身失语状态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