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7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2016）学术年会“中国城市社会：问题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会议由上海社联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等联合承办。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复杂的问题，急需进行有深度的跨学科研究。来自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20多位专家汇聚一堂，围绕城市问题及其治理的问题展开了跨学科、跨领域的互动。

    一、城市社会的问题

    城市问题与治理的关系上，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教授指出，重点在于问题，不在于治理。从乡村的眼光去看城市，中国传统的城市往往会被描写成具有各种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主要把精力和视角放在国家富强之上，社会并未被发现，城市问题也就没有那么突出。城市问题的突显是在五四之后，社会重新被发现，青年学生将自己面临的工作、恋爱等人生问题都当成社会问题来看待。而农村问题则不同，农村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所谓城市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需要区分哪些是真正的问题，哪些是自以为的问题。

    城市社会的问题与文化的自觉紧密相关。上海社科院陈忠教授指出，文明自觉的问题在于传统文化在遭遇现代性的挑战时，如何重新获得主体性及其继承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关涉到三个方面：第一，城市的首要功能在于聚集，但这种聚集又是区隔的，区隔又是可以连通的；第二，从变迁与传承的张力来看城市社会中物性和人性的连续性；第三，不再从扩张性的角度来理解主体，转向对于有限的需求和有限的主体的思考；第四，进行何种城市启蒙、何种城市教化，怎么样建构城市秩序，这些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城市文明自觉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城市发展的方法论本身也需要进行反思，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教授主张，我们需要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对发展本身进行反思，因为它缺乏人文的视野。城市文化往往被附属于历史形态、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之上，以至于文化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创新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城市研究必须思考人类到底追求一个怎样的生活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恰恰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应该承担的任务。而且，城市研究必须走向综合化、交叉、多学科并举的道路，才能站在更加宏观和高远的角度来解决城市的问题。

    城乡关系也是城市社会问题的重要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叶超教授对城乡关系的文化地理特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古代社会往往都是城乡融合的内向型的区域城市化模式，而现在则不同，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是一种外向型的国际城市化模式。与古希腊为代表的，岛国林立、外向、多元竞合的地中海文化不同，中国是一面临海以内河流域为主双线一元文化。前者最重要的地理特征在于亚非欧三大陆之间产生的频繁海外贸易，促使欧洲文明发展成外向型的城市文明。中国只有一面临海，所以在面对开放和封闭这两种状态的时候，更多的倾向于内陆的农耕文化，但正是由于一面临海的地理格局，促使它在接受资本主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封闭的。

    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城乡社会学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在城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之外，一种以城乡关系为中心的城乡社会学也是可能的。城乡之间的互动具有一定的脉络，在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为革命失败提用了缓冲的余地；解放之后，农村支持城市，解决的是建设的问题；2004年后，以取消农业税的形式让城市来反哺农村，客观上解决了城市稳定的问题；近几年来，城市在吸纳农村，有效的解决了城市资本过剩的问题；最新的一个脉络则是城市限定，大城市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限制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入学等门槛都在提高，使得他们在城市的生存愈加艰难。

    二、城市社会问题的历史背景

    对于中国城市问题的探讨，要以国外城市的研究为基础。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指出，地中海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贡献巨大，最早期的城市建设就出现于此。地中海文明分为两个层面，在地理上的它是一个打通了三大洲和几大洋的共享的世界，文化上的，地中海精神不是同一种地理、种族、语言的概念，而是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既有包容性，像芒福德所说的文化熔炉，没有它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无法被收纳，也无法发挥其集聚效应；同时它又具有扩张性，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所在。

    上海城市社会的问题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上海社科院周武教授从上海的外在剧变和内涵的延续性的张力，进入到这一话题中。他指出，从江南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再到中国的上海，乃至全球化的上海，每一个阶段都赋予了上海这个城市新的内涵，不同的阶段之间应当有一种延续性。要了解这种延续性，必须对城市看不见的一面进行内在的分解，看得见的城市事实上是外在的分解，内在的分解跟外在的分解之间的契合是上海包括其他中国的城市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在，也是今天城市治理上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此外，都市社会研究中还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强乃社指出，首先，在概念上，都市社会比城市社会更加针对性，古希腊就有城市社会，但都市社会指现当代甚至是未来可能的社会形态，是正在形成中的多中心的城市状态。其次，都市社会的有几个方面的特征：从政治上，阶级政治和工厂政治已经隐退之后，街头政治、镜头政治等形式逐渐凸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空间正义和城市权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文化上，当空间高度压缩、差异性突显的背景下，后现代的文化可能成为了重要的课题。他补充道，在都市研究中的空间视野非常重要，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背景、内容和对未来的预计当中，都具有丰富的城市因素，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带出都市、空间的特征来。 

    三、城市问题的治理

    对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进行了疏理是进一步探讨的前提，上海交通大学吴建南指出，城市研究逐渐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凸显了治理的多元主体性、多维关系性和网络特性，以及市民作为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的特点。他的研究显示，自1992年至今，就研究的热点而言，从以宏观经济管理为导向，到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也开始进入到视野之中，再到特大型城市、城市发展、国外城市经验，特别是治理能力开始受到关注。就未来趋势而言，自由探索的学者们的研究会持续增加，但其增长幅度不会很大，国际论文更是亟待突破。

    针对城市社会治理中实际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重建机制来解决的问题，上海市委党校马西恒教授指出，社会治理的悖论在于，底层民众的诉求和城市治理想要达成的公共利益目标之间的冲突。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由于诉求和立场不同，对相同的问题的解决思路往往不一致，相关政策和也同基层人民的需求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距离。重建社会机制的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缓解这一悖论，政府首先需要在平衡不同的自主性需求的同时，利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其次，在政府的纵向层级和社会的横向网络结构之间建立有效的连接，要充分地内向公众赋权，同时用政策手段来牵动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在社会的内部形成资源手段的诱导力和激励机制。

    人口问题是城市治理的基本问题。复旦大学任远教授指出，城市病并非是由于人口在城市中大规模聚集造成的，而是应对失策的后果，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管理和服务。首先，提高产业经济和财富集聚的能力，其次，以城市的经济水平为基础，相应的提升管理和服务，改变城市的教育、住房等福利体制，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而非完全依靠政府。再次，技术水平也需要相应的提升，使得资源运行更加有效，减少污染。城市的本质是服务于人民的，人口聚集带来的问题应该可以随着相应的治理策略而得到解决。尽管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是存在的，但是，随着城市的经济水平、服务水平的提升，技术进步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本身应该是不断提高的。

    城市生活的可沟通性也是城市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复旦大学孙玮教授认为，沟通不畅是城市出现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这一问题是全球化、城市化和互联网新媒体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引发了三种革命性的变化。一是政府主导的大众媒介的核心价值的瓦解；二是可见性大大增加，不仅指信息的可见性，还包括行为主体、行政力量及资本力量的可见性；三是传播的涵义从一个工具性的概念，扩展为一个更为综合性、更加基础的概念。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在于构建一个现代城市传播网络，从而倒逼大众媒介从宣传工具向理政平台转变，并以全球化的都市网络的委托，包括实体空间、媒介技术以及观念意义等交织网络，反过来促进实体空间的发展。

    当代中国城市生活普遍存在着多元叙事逻辑，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认为，政府、学界和社会三大主体具有差异的叙事逻辑共同构成了有序多元结构体系。政府倡导的经济优先逻辑、学界的文化优先逻辑及民间的生活逻辑之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存在着内在的契合。在这种复杂的叙事结构背后是一种多元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制度安排，其复杂性在于，城市社会正式的规则建构了一系列有序的关系，而大量的非正式规则体系为其提供者必要的支撑和补充，整个城市社会的稳定性正是有赖于大量非机构系统对于正式机构体系的支撑。

    理想的城市应当具有哪些特征，苏州大学邢冬梅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她指出，生态性、物质性和现代性是理想城市形态的三个基本维度。理想城市形态的实现需要具备几种能力：第一，活力；第二，辨识力，即一个城市要有能够刻划自我及建构自我认同的能力；第三，契合力，指时空模式和居住者行为之间的良好匹配关系，应该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有弹性、有腾挪空间的联接；第四，通达力，指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健全的通道将之连接起来的能力。第五，控制力，一个理想的城市应该处于一种有秩序被控制的状态，而且是被城市居民组成的机构的自我控制。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个好的城市是一个有活力的，是一个有明确的辨识度的，能够环境和人居者能够非常很好契合的，能够有充分的通达性的，同时处于控制中这样一种城市。

    四、上海的城市治理问题

    学者们对于上海城市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更加详尽地探讨。上海社科院包亚明教授就上海城市更新与城市记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上海旧城改造的实质就是拆除并改造二级旧里以下的房屋，例如，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居住形式的石库门，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正在逐渐消失，经济利益是这一过程的最大的驱动力。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记忆和它摄取的文脉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以政府和开放商为主导的城市更新，主要凭借技术手段进行，对于那些看不见的、可持续的、与未来有关的内容则重视不够。。然而，这个空间重组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也会随之而变，无形中也重塑了自己，这就是关于城市的记忆与城市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上海未来城市空间治理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张学良教授指出，首先应该从大都市的角度来理解上海城市空间，而非将之限制在行政区的范围内，要突破地理边界、突破行政边界，在不改变行政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情况下，探索如何通过经济联系，以及政府对同城化具体实践中的操作，使得我们的经济形态能够从行政性城市走向都市区经济区。从而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尺度内，通过城市以及所在周边的城市区域共同来解决城市内部的土地、资源、环境、交通等问题。在如何建构大都市区上，一来可以尝试着做上海非核心城市功能的疏解，二来推动跨城市之间的各个国家级规划和各个城市规划的多规合一，再者，通过城市经济、地理和行政边界的调整来促进城市内部的治理。

    同济大学胡洁人教授探讨了上海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四方互动的现状。上海老旧社区往往存在着设施老化、管理不完善、人员复杂且文化层次有限等问题，居民、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委会的四方互动的解决思路，有助于解决诉讼外的群体性纠纷。然而，现状是在这个四方之中，物业公司虽然发展迅速，但并不成熟，居民是小区治理的主体，但由于老旧小区居民文化程度的限制，他们维权意识弱，因此，业委会也难以发挥作用。这就造成了居委会既要应对上层考核，又要处理大量的居民诉求的状况。

    最后，学者们就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城市社会：问题与治理”系列论坛，以及推动城市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互动，进行有深度的探讨，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