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上海市日本学会联合举办“主动塑造有利国际环境，建设两个百年目标”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四届（2020）“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之一。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主持会议。

    与会学者认为，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让国际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中国不应是“应变量”，而要主动塑造外部环境，化解矛盾，应对挑战，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对于当前国际环境，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中美关系。多位专家指出，我国外部环境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认为，当前国际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两强多元格局。由于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中美间关系发生对立、对抗。但目前的格局和冷战时期不同，还包含中美俄、中美日等多个重要的三边关系。虽然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在部分重组，但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发展，绝大多数国家其实也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专家也指出，美国大选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变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常务所长胡华认为，在中美关系下滑的背景下，美国11月大选前的“惊奇十月”有可能来临。中美关系近期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一切都还有待冷静观察和沉着应对。 

    在中美紧张局势下，随着日本新首相菅义伟的上任，不少专家也将目光转向中日关系。市日本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亮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启了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的过程，国际权力和全球治理几百年来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正走向终结，而日本主要是从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上来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于此，日本现阶段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制衡特征，意图在对华合作中既要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要形成对华的制度优势。对中国而言，抓住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显得至关重要。胡令远认为，中日关系的复杂超乎想象。日本既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具有1.2亿人口的强国，也是美国的盟国。中日之间还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历史问题等结构性矛盾。在美国把我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倾力打压的国际格局下，日本的对华战略选项及其政策对我国所处国际环境举足轻重。胡令远也表示，中日关系中还有经贸关系这一“压仓石”。9月25日，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表示，要与中国一道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早日实现，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王毅外长有望近期访日，如何打造两国合作的新平台，加大区域经贸合作是未来的当务之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专家认为，中国应该主动化解矛盾、应对挑战，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莼思首先对“塑造”概念进行定义。她认为，“塑造”并不意味着“强制”，在当前中国外交的语境下，“塑造”是要延续和平稳定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主动强化与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加固全球及地区多边机制，建立新的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平台，加固正在松动的国际和平稳定支撑体系。夏立平则认为，中国今年正处在中欧关系、中日关系等多个战略机遇“窗口期”。他认为，要塑造有利国际环境，第一，应强调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阻击美国组建民主联盟的图谋。第二，要争取今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让中欧经贸关系上一个新台阶。第三，重点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快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推动RCEP年内如期签署。第四，在外交上继续谦虚谨慎，主动塑造有利环境。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认为，塑造国际环境必须要围绕几个关键国家来开展。对美国，“斗”字当头成为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基调，但要尽量维护“斗而不破”的局面；对俄罗斯，要按目前的既定方针办，不跑偏，不减速，维护好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对日本，既要看到美日之间的战略共性，又要看到美日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对印度，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做工作，努力实现中方一带一路与印度发展战略的对接。胡华则指出，在中美关系中，上海也能够发挥特殊作用。从中美关系发展历史来看， 1972年，中美在发表了《上海公报》，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里根、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曾在任美国总统期间访问上海，小布什总统也以在任总统身份出席了APEC上海峰会。胡华建议，可以发挥上海“海派文化”的优势，推进中美民间合作，还可以利用“乒乓外交”50周年等关键节点做好中美友好的舆论工作。

    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认为，如何认识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是中国主动塑造有利国际环境，建设“两个百年”目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目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是中国的最大机遇。中国正在从外向型发展转向内生性发展，从要素型发展转向创新型发展，从地区性发展机遇转向全球性发展机遇。如何面对这些机遇和变化？王健认为，中国要有在中美关系上打持久战的战略定力和耐心，争取中美之间的“新中间地带”，也要加强国内对外开放，通过国内力量的增强赢得战略机遇期的主动优势。“大国外交和小国外交不同，大国从来不会只是外部环境的应变量。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百年变局中的一个重要之变。”王健说。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盛也认为，改善国际环境时要警惕“锤子钉子思维”，即把自己当作一把锤子，看别人都是钉子，觉得不顺就去锤几下。环境是一个互动的概念，“改变自己”也可以影响世界。李开盛表示，具体而言，中国改善国际环境有三个着力点。一是在坚持正当权利下改变自己，例如，国内正在探索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双循环互动的发展模式，这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中国发展过程中过多获取他们的市场、资源等方面的忧虑，从而促进外部环境的改善。二是通过改变他人改善环境，可以利用好亚欧会议等平台，改变相关国家因为其自身的偏见、自私利益驱动等因素而形成的对华不友好的认知与政策。三是通过一“言”一“行”改变互动。从“言”的方面，中国可以优化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从“行”的方面，中国应该继续大胆推动新型国际机制的创设，协调好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行为互动，比如上合组织、亚投行的创设就是很成功的例子，目前正在进行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RCEP协商也有这方面的功能。

    杨洁勉会长在做会议总结时指出，上海国际关系学界一要着眼未来几年的重大事件节点加强综合性的战略研究，二要针对中央和上海当前的迫切需要提出基于深入研究的政策建议，三要立足大众传媒时代新特点做好与时俱进的舆论宣传，四要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做好学术梯队培养和队伍建设。

供稿 ▏社联学会处       编辑 ▏许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