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上海欧洲学会举办“当前英国外交与中英关系”座谈会。来自上海欧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英国的经济、外交和中英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姜云飞博士指出，英国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英国自脱欧公投后由于英镑的贬值而吸引了大量投资，据2019年安永发布的报告，英国于2018年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2019年英国科技领域吸引的风险投资总额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深科技以及清洁能源是英国表现最好的行业。不过，尽管英国拥有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业，但其国际贸易已经连续20年处于逆差状态。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国际贸易都受到强烈冲击，英国的逆差状态可能进一步恶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副教授认为当前英国国内出现了一股“经济民族主义”思潮。英国战略研究界感到英国对欧洲单一市场不能再抱有幻想，需要更多地发展本土市场和开拓亚太等全球其他地区的市场，这样的观点与“摆脱对中国的产业链依赖”的呼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当前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其次，英国一些人认为当前大国权力斗争的地缘政治正在回归国际舞台，中美战略对抗已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现象，认为英国需要借重“英美特殊关系”。再次，英国仍然希望自己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有人提出，英国凭着“英美特殊关系”，可以在美欧之间进行斡旋，借此提升英国在欧洲地区事务中的位置，使美国、欧洲和德国都重视英国。

    上海欧洲学会原会长伍贻康研究员回顾了英国的外交历史，认为当前英国的自我定位和其客观地位存在差距，存在自不量力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英国加入欧盟一波三折，加入后难以成为操盘手和轴心，其脱欧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其经济和国际地位必将大为下降。英国的全球英国战略从某种角度又回到了“三环外交”，中、俄在其中的地位没有很突出。

    复旦大学历史系朱联壁副教授指出，英国保守党政府近期支持率下滑显著。从英国2015年大选以来，保守党政府长期处于“竞选状态”，主攻舆论宣传，而缺乏治理对策，以至于面对脱欧、抗疫与对华关系等问题时宣传先行，行动滞后，导致疫情爆发后民意支持率波动剧烈英国放弃欧盟，难免需要回到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前的外交策略上，即全方位加强和前英帝国控制地区的联系，如加强和美国各方面的联系，加强和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可以将之解读为21世纪的“三环外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指出，做出脱欧决定后的英国提出了“全球英国”的战略定位，必然要把中英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中英不太可能脱钩。中英互有所需，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需要找到抓手。从商务部发布的贸易数据看，2019年的中英贸易额接近700亿英镑，比欧英、美英的贸易额少，但远超日英的3百多亿英镑。另外，2019年对华投资国中英国排第2位。这些都说明中英具有较为紧密的经贸关系。不过，也有一些对中英关系不利的因素，比如英国社会和舆论对华不是很友好，英美特殊关系以及相关的联盟关系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陈琦副教授认为，脱欧后的英国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在对外战略、对华战略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英国作为中等强国，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对华关系的定位上与美国存在重大区别。英国将中国视为实现脱欧后“全球英国”战略的重要一环，经济贸易重要的增长点。中英关系发展平稳，甚至有助于撬动中欧、中美关系的转圜。然而，今年三月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英失控，英政府防疫措施备受国内批评的情况下，英国方面开始出现“调整”中英关系、“降低对华产业链依赖”等所谓“反思”的声音。在过去的两个月内，英国反华人士表现活跃，由以往零星的发声演变成团队化并试图夺取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主导权。可以说，中英关系目前面临着挑战，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全球英国”战略要最终落地，积极的中英关系必不可少，一个稳定的中英关系符合中英两国人民的利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认为新冠疫情严重干扰了英国的外交议程。首先，英国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开展谈判的进程因疫情受阻。英国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经济外交的首要任务之一。英国希望能够开展自贸协定谈判的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但美国严重的疫情发展导致谈判延期。英国希望通过与其他经济体达成协议来施压欧盟的路径也难以奏效。其次，疫情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势头更加强劲，国际合作陷入困境，不利于英国“拥抱全球化”战略的推进。再次，英国内部在对华态度方面出现了重新评估、再做定位、急需调整的呼声，对约翰逊政府既往的对华政策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英国“后疫情时代”对华政策尚处于举棋不定的观望中。

供稿 ▏社联学会处       编辑 ▏许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