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下午，上海市伦理学会2017学术年会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会议主题是“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研究”。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10余所高校百余位学会会员出席了本次年会。大会还邀请了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高兆明、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陈卫平教授、上海市易经学会副会长施炎平教授等专家和媒体代表出席了这次年会。闻讯赶来与会的还有对会议主题感兴趣的沪上教师和学生。

    陆晓禾会长首先指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最近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了新变革、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和新征途，为我们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方位。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痛苦教训使当时的许多中国人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中国传统伦理学也逐渐失语。新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虽然建立了起来，但却难以反映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生活实践。

    高兆明教授首先就“再写中国伦理学”这一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和“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再写中国伦理学？”是摆在当今中国伦理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学术课题。他认为，“中国伦理学”是一个文化特殊性概念，相对于欧美等其他文化而言，指的是基于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用中华文化概念范畴和运思逻辑所写的关于伦理道德的专门系统理论。它立足东方生活世界，拥有东方经验，以东方运思与认知方式，用东方语言，围绕普遍问题，揭示普遍之理。他主张，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理论，必须重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坚持区分“实然”与“应然”，二是坚持道德价值标准的客观确定性，三是坚持“伦理”与“道德”、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的统一，四是坚持中国问题意识与人类情怀的统一。

    华东师范大学朱贻庭教授在他最近出版的《中国道德哲学6辩》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伦理与道德之辩”。认为，如何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固有的“伦理”和“道德”范畴及其关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只有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才能把握中国传统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才能从学理层面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特征，进而为再写中国伦理学打下基础。他指出，在中国古代，“伦理”是等级人伦关系的实体存在，而“道德”是等级角色个体的内在德性，是以“伦理”的存在为前提的，有“伦理”才有道德可言。“伦理”正则“道德”兴，“伦理”乱则“道德”衰。所谓“道德失范”，正在于“伦理失序”。不讲“伦理”而只讲“道德”，是本末倒置。至于什么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和“伦理精神”？或者说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所要建立的“伦理实体”？什么才是应该肯定和倡导的能以推进新的“社会伦理”建构的新的道德和道德观念？朱教授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应当研究的重要课题。

    华东师范大学赵修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再写中国伦理学需要重视‘人伦关系’的研究”。他认为，应该注意德国十九世纪末社会学家滕尼斯对 “社会”和“共同体”的区分，结合中国语境，可以将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伦关系区分为契约关系和礼俗关系。指出，以规则和互利为基础的契约关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蔚为大观，但契约关系不能涵盖全部伦理生活。好的生活更需要有温暖和亲密的非市场关系，包括血缘亲情和家庭关系，这些非市场关系即中国传统中的礼俗关系。赵教授认为，只有将契约关系和礼俗关系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好的生活世界。

    陈卫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传统认识论与伦理学：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他认为，要建立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首先要搞清楚传统文化本来是什么，讨论的基本问题有哪些，再谈创造性转换。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要搞清楚传统伦理见闻之知和德行之知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认识论”这个词汇。但是，作为哲学总是指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如何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在中国传统哲学里称为“致知”之道。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以把握“性与天道”为主旨：把握天道是认识世界的问题，而对人自身的理解则以认识人性为核心。因此，致知之道围绕把握性与天道而展开，就不能不是认识论和伦理学的结合。

    上海师范大学陈泽环教授认为，在研究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时，有必要弄清“意识形态与伦理学科建设”的关系，并以此为题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历史和现实已经昭示我们，没有由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特别是其话语体系，就应该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事业。为此，我们既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被忽视甚至被放弃”的现象，同时也要克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更好地实现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而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然是意识形态指导和文化创新的统一，政治指导和学术研究的统一，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和政治指导。

    当代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涉及对中国古代话语体系的理解。施炎平教授认为，中国古人思维的基本结构是把人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综合和系统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在讨论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时，应该回到中国哲学的本义，不要教条地用西方的哲学伦理学话语来谈今天的中国伦理学体系研究和体系构建。施教授还强调，朱贻庭教授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辩》是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著作，值得重视。

    在年会第二场“主题研讨”中，复旦大学吴新文教授对“中国伦理学”中的“中国”作了三层含义的阐述。首先，“中国”指的是中国伦理的伟大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延续，照搬西方不可能获得成功，这里的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伦理生活的传统，我们要探究中国古代伦理生活是怎样的，即中国古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二是伦理学术传统，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伦理思想的建构。其次，“中国”指的是中国正在展开的变革实践，这是建设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就西方而言，不管康德还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如何抽象，其哲学内容都植根于现实关怀。要建立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就要谦卑地沉浸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去。最后，“中国”指的是“我们”，即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民。当代中国伦理学既不是西方人的伦理学，也不是中国古人的伦理学，这就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也不能照搬中国古代。我们要建立的不能是为少数资本家服务的伦理学，而要是为大多数老百姓服务的伦理学。

    华东理工大学王荣发教授讨论了中国伦理学的语境定位问题。他认为，任何话语体系都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发挥作用。伦理学作为一种哲学社会科学，就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方法的运用和科学态度的坚持。相比语义学、符号学等其他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更为可靠和踏实。伦理学涉及各个领域，我们可以用科学生态共同体的成果来丰富伦理学的表达。比如良心这个概念，我们既可以从伦理学，又可以从心理学、生物学角度去谈。“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中的“当代”既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指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是语境现实，包括文化、实践、全球化等三个方面的语境。

    华东师范大学在职博士生、安徽师范大学的王振钰副教授辨析了“文化本位”和“民族本位”这对概念及其与建立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关系。他认为，任何客体的设立都要有一个检验标准，这一标准影响客体的展开和结果。由于“中国”一词同时具有文化和民族双重内涵，所以文化本位或民族本位就自然成为建立伦理话语体系标准的备选项。文化指千百年来积淀的价值观体系，民族指特定人类组织的人类共同体。他认为构建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标准既可以是文化复兴，也可以是民族复兴。

    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认为，之所以要提出“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对现在的话语体系不满意。传统中国伦理学是有成熟的话语体系的，近代中国中、西、马碰撞，传统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新中国建立后的伦理学话语体系以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抽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话语体系占了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的讲话把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面临如何回归传统的问题。他认为，伦理学话语体系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统一，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西方是借鉴对象，传统中国是源头。

    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研究主题以及相关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并提出了许多问题进行对话交流。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认为，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当代中国人的共识，有丰富的内涵和严密的逻辑，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并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支撑。上海师范大学潘文岚副教授认为，朱贻庭教授所说的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中面临困难。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而现在中国的伦理实体是个人，这就面临当今现实生活的伦理关系伦理实体究竟是怎样的问题。朱贻庭教授坦言，对于中国当代伦理实体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和具有怎样的结构，目前有待研究。我们过去讲阶级关系，跳过了伦理关系。现在建设市场经济，相当于黑格尔讲的市民社会，这里的伦理关系包括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企业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即使是社会公共领域都涉及诸多伦理关系。如何构建适当处理这些伦理关系的伦理学理论，正是伦理学工作者当前面临的任务。

    本次年会对当代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途径、面临问题等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与会者在以下三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建构；二是要有文化主体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伦理思想，重视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话语及其表达方式；三是，在全面深入改革开放的今天，还应该研究西方优秀伦理思想，为我所用，与时俱进，努力建设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