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 6月8日下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静安区人民政府联手主办“多学科视野: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文化自信——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商务印书馆协办，由静安区文化局、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市哲学学会、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承办。会议在商务印书馆旧址（今静安区天通庵路190号）举行。包括30余位专家教授在内的百余各界人士与会。静安区区委副书记、区长陆晓栋，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任小文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商务印书馆前驱张元济之孙张人凤专程从北京前来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议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20篇学术论文发布，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益萍主持，作者分别为于殿利、熊月之、陈思和 、杨扬、董丽敏、邹振环、叶舟、柳和城、赵修义、张亚月、何华湘、仲富兰、洪九来、蔡志栋、汤颖、胡岩、樊志辉、杨剑龙、胡申生、朱少伟、汪耀华。第二阶段为嘉宾对话，主持者为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陈卫平，三位嘉宾分别为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华东师大教授杨扬、上海大学教授董丽敏。

    专家学者们深情回顾商务印书馆120年历史，赞颂张元济等诸多前驱者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促成商务印书馆以世界的眼光，以现代学术的方法，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引擎。犹如赵修义所言：“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一座丰碑。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的读书人都是读商务的书长大的。翻翻这些书，不由得深深地敬佩这家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初衷的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最大的出版企业。”

    研讨会上，既有总体宏观上研究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和现实贡献的，又有在中观、微观上紧扣某些侧面阐明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业绩的；既弘扬前一甲子老商务的璀璨，又称颂后一甲子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新商务的再铸辉煌；既深入切磋商务印书馆的各门类各学科的创新，又由事及人，充分肯定主持、推动这些创新的前驱者的精神风貌。大家一致认为，分析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成就，足证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透过商务印书馆的昨天，尽可展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今天和明天。

    就同一历史课题，作出多学科多视野研究，这个研究模式经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历史学会等五家学术团体坚持数年不辍。在本次研讨会中，由前述五家学术团体推荐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就总结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成就及其成因，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作出各具特色的阐发。熊月之论证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意义，指出：“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诞生、发展与繁盛，与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等人精心经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与上海比较发达的印刷资本主义市场有密切关系，与新型文化人在上海的高度集聚有重要关系，与上海发达的交通、运输与通讯网络、广泛而密切的国际联系、充沛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内在关联。”陈思和阐述商务印书馆对于现代出版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认为：“现代出版事业自觉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个起点是商务印书馆的建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由此开始。”杨扬提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作为引领中国新文学潮流的大型文学杂志，“不仅为新文学挣得了最重要的发表作品的平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家，为新文学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董丽敏则关注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作出商务“利用铅印、摄影等新技术，借助于公共图书馆等知识传播的现代途径，主动探索了在历史转折时期古籍的整理和传播的新空间 ，以及传统文化如何转化为现代知识的新路径”的结论。

    既致力学理，又联系实际，学者专家的论文力求虚实结合，裨益社会。切入点可以是目下，如何华湘、仲富兰的《从“启蒙者”到“把关人”——数字时代商务印书馆的角色转变及对策》，探讨在网络时代，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大企业该如何适应这一角色转换，提出一系列对策。也可以切入过往，但关注点仍在今天，如邹振环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与清末民初英语读本的编纂》，论列“商务印书馆在英语读本出版方面在清末民初蔚为大观，从而执近代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的原因，主要是一整套发掘人才、评判书稿的有效机制。可关注单个人物，如胡申生的《张元济的家训、家教和家风》，论述的是张元济注重教育子弟和家人防止思想蜕变。也可关注社会整体，如蔡志栋的《商务印书馆：宣传进化论的重镇——以严复和杜亚泉为中心》，从分析杜亚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于统整，西方文化的特色则在于分化，社会进化需要统整和分化的结合。“这种对于不同立场的进化论思想的容纳，从一个角度显示了商务印书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格局，定然也会在新世纪发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