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十八年间，陈平原戏称自己从一个“文学史家”几乎“蜕变”成“大学史家”。

       “‘上大学’很简单……‘读大学’不一样”，这位曾就读于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任北大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眼中，“读大学”不仅指在大学里念书，还须将“大学”作为一种值得阅读、欣赏、品味、质疑的教育形式、社会组织与文化精神。回首现代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陈平原对几个剪影颇为感触。

       1879年，严复留英归国。1909年，他以文科进士身份受到钦赐。30年间，非科举正途出身的严复处于“不能不用，却也不便重用”的尴尬境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潮兴起。三年后，因收取讲义费，北大学生围绕校长办公室抗议游行，时任校长蔡元培出门挥拳以示搏斗。“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过去上任演讲中的一句，似有回响。
       1944年秋，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应邀赴美讲学，闻一多、朱自清等其他文学院教授相送合影：从七七事变引燃抗战烽火，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几年辗转，衣衫褴褛，却仍难挡眉眼间的情怀与神气。
       1977年10月末，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77、78级学生分别在第二年的春秋两季入学，“永远的1977”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
       这是几代人不同的大学记忆。

       12月6日下午，踏着年末的节奏，陈平原南下至沪，走进上海社联望道讲读会2015年主题“文化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主讲《历史、传说与精神——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在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学史的视野中讨论中国的‘大学’问题，既是历史研究，也有现实关怀”，作为一名人文教授，陈平原挑选了现代中国大学史上的六个关键时刻：1905废除科举、1919五四运动、1937大学内迁、1952院系调整、1977恢复高考、1998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与现场听众一同回顾剖析百年大学教育得失。而立足当下，一方面针对大学教育“大跃进”心态，陈平原以“不急不慢，不卑不亢”八字概括应对；另一方面，他坦言“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面对西洋舶来品“University”与传统“大学之道”如何协调的难题，“大学应该是长在中国，而不是办在中国”的论言发人深思。

       三千年“大学”过渡至一百年“University”，废科举必要而有得失

       在《中国大学百年？》中，陈平原写道：“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他看来，三千年传统的“太学”和一百年由西方引进的“现代大学”，二者并非同根而生，很难直接过渡。

       同样的考虑下，时间追溯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23日。百日维新如火如荼，康有为37封奏折中近三分之一涉及废八股、兴学校、派留学、选人才，旧式教育遭受冲击。随着20世纪初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等官员历年请奏，清政府诏准自1906年停办科举。从隋代开始实行一千三百年的人才选拔制度“寿终正寝”。陈平原认为，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实际便由此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
       “没有晚清的废除科举制度，就没有二十中国大学的辉煌”，面对近十年学界趋向为科举制度鸣冤叫屈的风气，陈平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谈论科举的贡献，不能说过头话——尤其是不该否定晚清废除科举的意义”。他举例袁世凯、张之洞于1903年上呈的《奏请递减科举折》，其中提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持有相同观点的陈平原向听众总结，学堂不能提供功名，无法与具备功名诱使条件的科举竞争，因而科举制度的存在对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极其不利。

       但同时，他也向听众坦诚“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科举取士，书院育才，二者本分工不同，然而西方学堂的引进，传统书院却就此衰落。古今中外“大学”的巨大差异，在陈平原看来，也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两代学人“五四”与“77、78级”：历史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受益者

       1917年1月，蔡元培新任北大校长，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其中的“兼容并包”四字引起了陈平原研究时的注意。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学潮一时兴起。“理想的大学，不仅仅追求学问与培育人才，还探索精神、服务公众、参与政治，乃至直接影响社会进程”，在陈平原看来，五四运动于教育史上的意义正是如此，大学不再只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创造科研成果的场所，而且深深介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潮兴起。5月7日，在各界人民声援下被捕学生获释。此后，“学潮”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与政治手段正式登上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然而在陈平原眼中，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读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参与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复杂性却需要关注。这种担忧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心中同样存在，学生为个人利益自由冲撞各种制度实为不妥。谈到日后的学潮走向，陈平原引用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标题，认为学生群体易受鼓吹，实际效果值得注意，并非每一个都如五四运动值得表彰；另一方面，五四之后，新教育、新文化与新政治在北大等大学互相激荡。传统观点历来将学生运动作为北大校史的主线，而蔡元培等极力网罗当年全国一流学者而创下的各个学科上的贡献却只退居二线。“北大传统，如何叙述？北大校史，如何撰写？”，对该问题反思多年的陈平原于1998年写下《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一文。

       五四一辈的故事虽得于纸上，“77级大学生”的经历却是其躬行。上世纪70年代的记忆在现场分享中，于陈平原的脑海间愈发明晰。

       文革十年，高考考场一度封闭。1976年10月四人帮遭到粉碎，一年后，各大媒介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进入考场；1978年夏天，增至610万。两届录取考生分别于1978年的春天与秋天入学，陈平原将这个场景生动地形容为“踩着时代的鼓点，走进新时代”。自此之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句简单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影响至今。
       2007年，时隔30年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永远的1977》。在序言《未必永远的记忆》中，陈平原写道：“本书的作者，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几十年后追忆逝水年华的一代人，于2012年的夏天，由陈平原与两位朋友牵头，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办了以“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为副题的论坛。“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身为“过来人”的陈平原在那天的发言中动情感慨。77、78级大学生，注定容易“自我介绍”，也注定让时人与后人“过目不忘”。

       虽同为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特殊身份标签，在陈平原看来，“五四”一代和“77、78级”并不完全相同，他以“历史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受益者”两种定义分别比喻这两代人：前者更多依靠自身争取，或多或少延续了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强或弱地挑战着当时的主流思想；而后者则是时代给予的幸运，更习惯于歌颂与褒奖历史机遇所带来的翻身解放。
       尽管如此，回望两段历史：五四运动，学生奔赴街头；恢复高考，国家重启考场。两代人的光荣与梦想都在大学内外晕染开来。在陈平原眼中，大学的迷人之处应在于它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与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弯路，吃苦头。

       外迁内调：“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与“效仿苏俄却得失相半”的院系调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八年抗战，烽火漫天。研究这个时期的大学历史，陈平原颇为感动。考证战争初期北大教授的心情，他以“艰难选择”四字概括，并感同身受地谈到：“作为会思想的芦苇，危急时刻的选择，并不关涉‘知识’与‘学问’，而是‘气节’与‘情怀’。”兵荒马乱之中，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大部分教授响应政府号召，带领学生辗转各地，一路弦歌。

       对比文革十年的荒废学业，或近二十年急起直追的教育发展态势，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可圈可点。陈平原向听众介绍，大约90%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国统区（主要是大西南西北）。在保存学术实力，延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的同时，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也将民族精神无形酝酿。一次次非个人逃难的集体行动，一场场非当下应急的长远教学，师生在战时保持不仓促行文的标准，而是沉潜把玩学术。对比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等特殊时期的特殊大学，陈平原认为“别有幽怀”。
       同处战乱，欧美各国的大学却并未出现这般风采与气象，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存在大学内迁现象，陈平原举例如莫斯科大学曾于1941年10月迁离危城，两年后的春天才胜利回归。受限于在外流徙时间较短，前苏联的大学内迁过程中并未催生出如此众多而美好的故事与传说。而也正是这个庞大的邻国，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1949年12月，马叙伦发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他认为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一场院系改革在此后的50年代蔓延全国。陈平原介绍，除了政治课建设如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的增加、否定民国教育体制及课程设计如接管公立大学等，这次改革中学习苏联的色彩十分浓厚——聘请苏联专家指导，走专业化道路，要求大学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从1950年酝酿，1951年开始，1952年全面展开，至1953年，这场浩荡的院系改革基本完成。一份《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中显示，当时的大学已由改革前的205所减至182所，综合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高等医药学校等比例较高。

       今日反观，陈平原指出，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对各大学影响不同，有的得益很多，有的损失惨重，如上海交通大学近年来对文科、法科等人才的引进便是一种对当年改革不当的填补。此外，院系调整后，大学步入专业化道路，以文理为中心的传统也受到挑战，出现如当下北京体育大学等专业院校。90年代虽逐步修正这些问题但至今仍未完成。而为服务于当时“全国一盘棋”的发展布局，广纳全国师资集中于几所高校的改革措施从长远来看，也同样于教育角度不利。

       新世纪的大学“乱七八糟”与“生气淋漓”并存：扩招与排名不应互相拆台

       19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陈平原称其“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985大学”这个新名词由此诞生——以北大、清华为首，后扩展至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形成其中“2+7”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亚洲经济危机爆发，“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大学扩招计划在1999年正式实施。从1998年录取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108万人，1999年增幅高达48%，连年扩招的现象直到2012年录取685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陈平原认为，1998——2014年是一百多年内中国现代大学史上比较顺畅的一段路程，他以“两条腿走路”形容最近十六年的中国高等教育，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

       前者的鼓动下，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双重压力。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等竞争带来的浮躁之气让陈平原感慨，曾经记忆中“进了大学校园，会觉得清净多了”的感受，已被满目“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的情景代替。在他看看来，过于迅速的崛起会留下许多致命隐患。

       而后者的催促下，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秦皇岛分校等一大批“倍增计划”与“异地办学”在中国展开。陈平原认为，教育规模膨胀过后，如何收场的问题依然值得思考。
       “两条腿都在用力，也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同，有时甚至互相拆台”，他以一个生活场景类比：“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转型期的中国大学在陈平原眼中，任重而道远。

       2000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出版《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里面谈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等教育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大学努力回应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责任。”大学在变化，这是当下的世界性现象。
       “我不是教育部长，也没当过大学校长，只能站在一个教授——而且是人文学者的立场，谈论我所知道的中国大学”，讲座现场的陈平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出发点，在他看来，人文学者批评中国大学现状的同时，也得反省自己的责任与立场，“我关注的是中国问题……喜欢古今对话……反感动辄‘与国际接轨’的高人……欣赏胡适的‘建设者姿态’……懂得换位思考”。追求理想性与可行性相互协调之下，陈平原眼中的中国大学“有精神、非奥运、须自信、路漫漫”。

       而教育的“路漫漫”中，难处牵涉千家万户，影响延续深远却又无法立竿见影，陈平原感慨“一个错误的决策很可能得花十年二十年才能回归正轨”。看到现今身后一批985、211名校在社会期待与瞩目下，如万马奔腾般大举冲刺世界一流之列，他引用《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即有个唤作为长吏的人善于养马。他骑在马上，行在路上，路边的众人不停地赞美这匹马养得好，跑得快。众人越夸奖，长吏越得意，越快马加鞭，使马狂奔，结果这匹马活活累死。在与听众重温该典故的同时，陈平原在讲座的最后依然难收他所谓的“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的“唠叨”：“马儿啊，你慢些走”。中国大学啊，你慢点走！

 （来源：文汇讲堂微信公众号  时间：201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