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下午，由市社联与市新闻出版局、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东方青年学社、社会科学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共同承办的“望道讲读会”2015学术系列讲座第七讲在市社联群言厅举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作题为“象征的扩张与陨落：以孔庙祀典的兴衰为例”的演讲。上海师范大学谢晋艺术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教师姜杉担任主持人。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刘世军出席，并为黄进兴颁发“望道讲读会”特聘讲席教授证书。
       孔庙的祭祀在黄进兴的研究中是一个东亚普遍的文化现象。从空间上，在二十世纪以前，孔庙祭祀文化遍布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地。从时间上，孔庙的祭祀制度已有两千多年，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个奇迹。从宗教学来讲，孔庙作为祭祀孔子为主的地方，则是一个神圣空间，英文叫做“holyground”或“holyspace”。
       黄进兴指出，在帝制中国时期，孔庙被视为儒学宗教的神圣殿堂，其地位在1911年崩解后，陨落非常之快。到1930年不过相隔二三十年，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孔庙在传统社会所含有的政治、文化、宗教的象征已有隔阂感。传统的孔庙其意义和现代我们直观认为的商业化、观光化的孔庙更是大相径庭。
       黄进兴认为，孔庙性质的蜕变是传统帝制正统性认可的需要，也是统治者凝聚儒生的需要。孔庙原属宗祠、家庙，设在孔子的居所。因其所处为“四战之地”， 毁灭和重建不断循环，司马迁的记载中，最初的孔庙已不复存在。孔子逝后，其居所、其墓葬都是瞻仰他的地方。自汉代，孔庙成为官庙，即奉祀祠，负责祭祀的人开始拥有官方爵位，所有支出源自官家。即便如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厌弃儒道，也不敢忽略孔庙在儒生心中、在朝堂上的巨大影响力。
       而孔庙的扩张过程则牵扯到文化传承以及政权的正当性的问题。在五胡乱华，八王之乱兵荒马乱的时代，晋朝政权被胡人狼狈赶到江南。统治者即想到通过儒教的影响力号召民心。打天下靠武力、军队，而治天下靠文化、儒生。孔子之教无疑成为了儒生集团的精神支柱，孔庙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正统朝廷的象征，也就逐渐扩散开来。根据史料记载，到唐代孔庙大概有750个左右，元代下半叶数量为1500多个。
       黄进兴提到，清代的一些礼学家讲孔子，说老百姓对孔子的感觉是“尊而不亲”。在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进过孔庙，也根本不知道里面祭祀的是什么。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书中写到，去孔庙祭祀要贿赂门者才能进去。所以，孔庙是封闭的，这和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在世界文明中也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同时，孔庙只针对社会中的小部分人，即儒生开放。它象征着成功的开始，是每个儒生金榜题名时从民间的百姓变成官员的神圣场所。死后牌位能进孔庙也是儒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黄进兴还举出一些日常事例以说明孔庙的在当时的尊崇地位。例如：北宋到元朝末年的读书人，做了地方官还要常常写祭孔文、祭庙文、祭先圣文；地方官员上任之前必须祭拜孔子，文武百官路过文庙时要下马表示敬畏，否则就会被斩首。古代儒生、学子告官的绝招就是去孔庙“哭庙”，因为孔庙是国家掌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哭庙”的事由十有八九可以上报到中央朝廷之上，皇帝也可能会派人问询。
       黄进兴提出，中国宗教的冲突与西方相比程度低了很多，这是因为“儒”，不是排他的，也不是一神论的，儒教的包容性很大。清代的时候，中国甚至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庙寺”，但孔子像从未居中摆放，也是奇怪的现象。朝廷透过孔庙来控制意识形态调节国家的各项功能。孔庙的祭祀活动完全在中央的控制之内，更多体现了其政治作用。或许是统治者不愿意更加扩大其宗教色彩，也或许是儒学在普通百姓中其影响力并不像在学子中突出，这就不得而知了。
       百余名通过东方讲坛微信公众号预约的社会各界听众聆听了讲座。许多听过多场“望道”的听众表示：今年“望道”邀请的主讲嘉宾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有上海的学者，也有北京、武汉的学者，这次又请来了香港、台湾的学者，使我们领略了来自境内、境外的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诠释，分享了一场又一场精彩难忘的文化盛宴。

上海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教授为黄先生颁发聘书

主讲：黄进兴

主持：姜杉

黄先生回答听众提问

听众提问

讲读会现场

（科普处  王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