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多元一体及其前景

      9月6日下午，由市社联与市新闻出版局、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东方青年学社、社会科学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共同承办的“望道讲读会”2015学术系列讲座第六讲在市社联群言厅举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教授作题为“中国文化之多元一体及其前景”演讲。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研究员，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刘世军出席，上师大谢晋艺术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教师姜杉担任主持人。百余名通过东方讲坛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听众聆听了讲座。
      郑培凯先生在接受沈国明书记颁发的“望道讲读会”特聘讲席教授证书后，以平和生动、沉稳儒雅的语言向广大听众娓娓道来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发展史。郑教授介绍道，人类在农业定居和人群聚集后产生了生活的共同体和文化的共同体，出现了早期的人类文明。尽管考古学家们有着各种不同的新论，但是伴随着那些曾经出现过的“满天星斗，遍地开花”的各地文明则因为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逐渐消失，传统的史学还是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定于一”——夏商周，也就是中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在“定于一”即由多元变成一体的过程中，出现了“巫”的宗教意识，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祖先崇拜（天地人）。这种原始的宗教意识，孕育和培植了中国的传统信仰——天地君师亲。早在春秋战国，《荀子礼论》中就明确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此“三本”一直被立为“人活在世界上的规矩”，直到“反抗政治权威”的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三本”观念才遭到颠覆和瓦解。
      “中国主要的文化发展，从多远进入到一体的时候，是一个农业大帝国的阶段”，郑教授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生活社会结构较为稳固，为树立政治权威，延续家族伦理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中国汉字“书同文”的历史，更是成为了维系文化一体和思维脉络的重要工具。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士-农-工-商地位排序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固定社会结构。
      在谈及历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时，郑教授有意识地提到了“士大夫和文化精英”在各朝代社会结构和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春秋战国之前，中国是由武士掌握政权，随后经历一个贵族阶层从武士到文士的漫长演变过程，直到宋朝以后科举制度的逐渐兴盛，中国真正成为“读书人的世界”。到了元朝，尽管很多历史文献有着“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等记载，但是事实上元代的社会分层是按照种族而非职业，儒生文人的境遇虽遭到了贬斥但也不像记载中的那么差，然而元代兴盛的商业发展和海外贸易却一度改变了重农抑商的社会大环境。明朝恢复了农业大帝国的社会格局，直到明朝晚期和满清入关，尽管开始海外贸易但是整个国家的主体结构还是农业社会，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的逐渐衰败和文明的陨落（相对于西方的崛起）。
      为更好丰富听众对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认知，郑教授引用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描述：第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第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的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副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第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第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郑教授总结说道，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品质就是“海纳百川”，经历了“多元一体”的变革发展延续，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底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将以强大的生命力继续行走在世界文明的征程上。
      讲座后，听众们踊跃提问参与交流互动，郑培凯教授也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解答，并向最佳提问者赠送了《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历史学卷）》。

上海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教授为郑先生颁发聘书

主讲：郑培凯

主持：姜杉

郑先生与听众交流

听众提问

讲读会现场

嘉宾合影

（科普处  俞亚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