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何谓美好生活？人们追求平等幸福的生活，但何谓平等，又何以幸福，却是一个难题。据说在雅典的广场上，苏格拉底经常提出此类难题。人们一开始总是信心满满地给出答案，但在苏格拉底的反驳与追问下，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但当人们反问苏格拉底时，他却总是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个看似无力的回答已经足够了——因为自知自己的无知，正是一切知识的开端。
但柏拉图的《理想国》却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在这部长篇作品中建构起完整的理论。柏拉图之所以创作本书，同样与苏格拉底有关。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公民法庭提起指控，罪名是亵渎神灵和腐蚀青年。但这些罪名只是表面的，审判的真实背景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的内乱。这场审判的结果也让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制心灰意冷，重新开始思考人与城邦的根本问题——何为好生活？何为理想政体？
什么是好生活？
在《理想国》的开篇，苏格拉底前往雅典城外的比雷埃夫斯港参加一次向女神的献祭。比雷埃夫斯港是当时最大的港口，也是雅典海军的基地。由于海军更多依靠第四等级的力量，因此这里也被视作民主派的大本营。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他看完献祭就要赶回城，但却被一位老朋友玻勒马霍斯“强行”留下，并带回家中。正是在玻勒马霍斯的家中，苏格拉底与众人开启了一场漫长的对话。
首先出场的是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在对话的一开始，苏格拉底就出言不逊。在看到克法洛斯已步入老年后，他立即追问克法洛斯，人老了是不是很痛苦？对此，克法洛斯表现的很平静，回应说年老也有年老的好处，虽然感官已经衰退，不能再享受美食与美色，但也因此从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过上了心平气和的生活。但苏格拉底却不罢休，宣称克法洛斯之所以内心平静，只是因为有钱，并追问有钱的好处。克法洛斯也并不责怪，继续回应说，有钱的好处就是不用说假话去骗人，也不用亏欠他人的债务而胆战心惊。
这时，苏格拉底抓住克法洛斯的这一回答，追问克法洛斯，如果有话实说和有债照还就是好生活，那么这个定义是否完美呢？苏格拉底举出反例，比如，医生有时隐瞒病情，却可能对病人是好的；再比如，有人借了朋友的武器，但朋友却疯了，此时不归还武器也可能更好。因此，有话实说和有债照还并完美的生活意义。通过这场论辩，柏拉图试图表明，克法洛斯并不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而只是看到了表象。
在克法洛斯之后，玻勒马霍斯继续与苏格拉底辩论。他继承了克法洛斯的观点，提出“恰如其分”的生活。玻勒马霍斯举例说，就是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但苏格拉底依然不满意，他反问玻勒马霍斯，有没有可能错把坏人当朋友，而把好人当敌人？如果是这样，那“恰如其分”岂不是帮助坏人、损害好人。通过这层论辩，柏拉图意在强调，必须首先理解真正的“好”，掌握关于“好”的知识。在这里，柏拉图暗示应由有知识的人来区分敌友——显然，哲学王的主题已隐藏其中。
“美好”是照顾弱者的利益
就在这时，色拉叙马霍斯突然粗暴地打断了对话。此前他一直在旁听，并对谈话的内容大为不满；此刻他终于按捺不住，要向苏格拉底发起真正的挑战。在他看来，符合生活逻辑的“好”就是强者的利益。因为人们一般把合法的视作正义，不合法的视作不义。色拉叙马霍斯的定义，显然并不符合一般人的道德直觉，但却包含了对世界的敏感洞察。尤其是在当时的希腊，城邦之间的相互攻伐与征服，无不遵循强权即公理的准则。
但苏格拉底决意挑战色拉叙马霍斯。他首先抓住强者利益的定义，质疑强者会不会误判自己的利益，错将有害的当成有利的，从而制定违背自己利益的法律。显然，苏格拉底意在再次提醒读者，“好”的建构须以关于“好”的知识为前提。其次，更重要的反驳是，苏格拉底宣称，“美好”并非为了强者利益，而是为了照管弱者的利益。比如医生的技艺是为了病人的健康，牧羊人的技艺也是将羊养的肥壮。以此类推，统治者的技艺也是为了照管百姓的利益，让人民安居乐业。
但这种论证着实令人生疑。医生治病真的都是为了病人么？难道不是为了赚钱？或是为了个人的名声？如果说有的医生确实是为了病人好，但这世上真有牧羊人是真心为了羊好么？把羊养的肥肥壮壮，不就是为了赚更多钱么？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在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辩中，苏格拉底反复强调，他问的是“真正”的医生和牧羊人。这里的“真正”，意指最好的、最完美的。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中，苏格拉底所追问的也并非现实中的医生和牧羊人，而是医生和牧羊人的完美“理念”。现实中的医生和牧羊人总是有缺陷的，但苏格拉底却执意要追问人们心中公认的最完美的医生和牧羊人。
这时我们才理解了苏格拉底的逻辑：当我们说一个医生是好医生时，一定是指他的医术高明，能治好病人的病，而非能赚钱。当我们称赞一个好的牧羊人时，也是指他的养羊技术好，而非赚钱多。尽管赚钱可能是医生和牧羊人的目的，但却并非判断医生和牧羊人的技艺完美与否的标准。反之，如果医生只知赚钱，甚至坑害病人利益，那么他在病人心中早已不是“真正”的医生。一个只知赚钱，而根本不在乎羊的人，也并非“真正”的牧羊人，至多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因此，真正的统治者，也就并非只知自身利益的强者，而应是那个一心一意都为了百姓利益的人。如此一来，通过将论题引向对完美理念的讨论。
基于德性的分配
在苏格拉底的步步紧逼下，色拉叙马霍斯开始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从第二卷开始，苏格拉底开始讨论城邦正义。转向的原因，是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城邦同样是一种有机体，与人的灵魂分享相似的结构。
城邦的建立，由三种人构成——统治者、护卫者和劳动者。在柏拉图看来，最理想的政体是哲学王政体，即由拥有知识与智慧的人来担任统治者。较之统治者，护卫者虽不拥有最高的智慧，但却拥有勇敢的美德，敢于舍身为国、保卫城邦。除此之外，劳动者既缺少智慧，也不够勇敢，但他们具有节制的美德，愿意服从哲学王的统治。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一种依据各自美德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城邦，正是一个和谐的城邦，一个正义的城邦。
与城邦由三部分构成一样，个人的灵魂亦由理性、激情与欲望三部分构成。理性是人运用计划和推理来实现目标的能力，对应的是智慧的美德；与哲学家的位置一样，理性在灵魂中居于统治者地位。激情是灵魂中爱好荣誉、渴求胜利的部分，对应的是勇敢的美德，同时也是灵魂中居于理性之下并辅助理性的部分。最后，欲望是灵魂中最低等的部分；较之统治者与护卫者，城邦中的劳动者更多是受到欲望的影响。因此，与劳动者的被统治者地位一样，欲望也应在灵魂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用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比喻来说，人的灵魂就是一驾马车，理性是马车夫，激情是一匹白马，欲望是一匹黑马。理性竭力把马车往正道上赶，黑马努力将马车拉向邪路，而白马则努力帮助马车夫。如果理性能够成功的支配激情与欲望，并使之处于和谐状态。一个激情与欲望受到理性制约的人，在生活中也自然不会去做欺骗、违约或背叛朋友的坏事。
回到历史中，在当时的希腊世界，每种政体都有各自的“应得”。比如，贵族制的“应得”是血缘，官职也依据血缘分配；在寡头制中，“应得”是财富，根据财富多少来划分公民的等级与权力；在民主制中，“应得”是自由民的身份，权力应由全体公民平等分享。但在《理想国》中，所有这些传统的标准都被否定，唯一的标准就是人的德性与品质，职位的分配也同样依据德性——有智慧的人居于统治者，勇敢的人担任护卫者。
站在今天的视角，柏拉图过于抬高理性与知识的地位，并轻视劳动者的美德与品质。但如果放在历史的语境中看，较之过去以血缘、财富、自由身份来分配职位的种种做法，柏拉图所倡导的依据人的内在德性来分配政治权力的美德正义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亚里士多德的延伸
在继承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好”是平等的分配，但这种平等却并非单一的标准，而是数量平等与比例平等的混合。
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是分配笛子。假设要组建一支演奏笛子的乐队，但笛子的音色有好有坏，演奏者的水平也有高有低，那么应当如何分配笛子呢？音色最好的笛子应分配给谁？对此，有人会认为最好的笛子应分配给水平最高的人，这样有助于演奏出优美的音色；也有人建议分配给演奏水平低的人，这样可弥补其水平的不足，增强乐队的整体效果。对此，亚里士多德的方案是，首先，无论演奏水平高低，每位演奏者都应得到一只笛子；其次，最好的笛子应当给演奏水平最高的人，因为这样最有助于实现好笛子的优美音色。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平等。一种是数量平等，就是对所有人的一律平等，比如所有乐队成员都应当得到一只笛子，不能因为演奏水平低就剥夺获得笛子的权利。另一种是比例平等，即依据内在品质的分配，比如演奏水平高的人应当得到好笛子，而水平低的演奏者只能得到较差的笛子。当然，对于比例平等，问题的关键是依据何种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坚持目的论，即以事物的内在目的为标准。既然笛子的目的是被演奏，那么演奏水平高的人显然最有助于实现笛子的目的。
因此，真正的美好生活，即社会正义不可能只是基于德性的差序正义，而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平等的混合。但这并非对柏拉图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的本质是复杂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堪称最伟大的思想家，从各自的视角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理想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和表达，是它成为经典之作的根由。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主讲人：于明
讲座现场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1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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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来源 ▏社联科普处、上观新闻 编辑 ▏何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