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所书写的问题，在今天的时间面前仍然存在。《红楼梦》中，“宝玉挨打”的片段描述了传统世家父子在教育观念和方式上的冲突，展示了成人世界的焦虑如何转化到下一代的教育中。回看这段经典情节，可以进一步探究“不严不成器”，可以对当代家庭教育观念和方式进行再思考。

        ■柳岳梅

        “略可望成者”的人生

        被带向了既定的轨道

        教育下一代以延续家族繁盛，几乎是古今家庭相同的课业。正如贾雨村所说：“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可是，婴孩时期的“抓周”仪式上，粉脂香浓、钗环耀眼，味道和闪亮激发了幼儿感知世界的本能。宝玉抓取了脂粉钗环，父亲便有了嫌恶；婴孩渐长，父亲从“大不喜悦”到“嫌恶”直至“笞挞”，打得宝玉“面白气弱”、“动弹不得”、“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这顿打并非因兄弟挑拨或他人告状上门的偶然而起，而是由家族危机引发成人世界焦虑转移到子女教育领域的必然。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亦有共性。在刘姥姥这样靠“打秋风”解决经济窘困的乡妪眼里，大观园一顿20多两银子的螃蟹宴足够庄户人家过一年了，但凤姐那句“大有大的难处”倒也并非矫情托词。富贵如贾府，繁衍至第三代赦、政辈，眼睁睁看着“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家族渐露败落迹象，“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比经济窘境更堪忧的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因此，无论是祖宗之灵如宁、荣二公，还是正在当家主事的贾政夫妻都不得安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规律，触动了长辈的危机意识，也催生了培养家族继承人的焦虑。
        “未成曲调先有情”，子女尚在幼年，继承人的样板却早已在先：他必须承袭祖风、洞明世事、人情练达、“于国于家有望”。惟其如此，才能担负起护卫家族、传承祖业的责任。年高望重、累积丰富人生智慧的老祖母早就发现，满眼孙男弟女中“就只这玉儿还像他爷爷”。从此，这位“略可望成”者的人生被带向了既定的轨道。

        不喜读书却有歪才情

        加深了父亲的教育焦虑

        潜在的家族危机，让继承人培养问题正式摆上台面。“养不教，父之过。”世上的父亲大体都是一样的，贾政亲力亲为地操心宝玉的教育，并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判断来监管儿子的成长。
        宝玉到了阅读的年龄，父亲便为儿子亲定书目，并专门派人督促学堂先生依书而教：“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尽管公务繁忙，父亲也要定期检查宝玉的功课。
        但跟天下的很多孩子一样，宝玉对科举应试、道德教诲宝典，如《四书》之类毫无兴趣。他将功课都用到了《诗经》《楚辞》《庄子》以及“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上了，背着家长“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父亲没有检查功课的日子里，宝玉只管尽着性子阅读，要么桃花底下读《西厢》，要么梨香院里寻人唱《牡丹亭》；更有甚者，“杂学旁收”，多识奇香异草……凡此种种无关科考，却有益于性灵阅读，皆为宝玉所爱。
        在“花柳园亭”的赏游场合，宝玉自由阅读“闲书”的结果，使小小少年在“花鸟山水题咏”上仅是文采略抒就足以在人群中发光。然而，这道光亮显然成了“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情”的证据。这进一步加深了父亲的教育焦虑。
        儿子长到需要社交、与人谈谈讲讲的年岁了。让儿子交什么样的朋友、受何种影响也成为父亲潜在的焦虑。在父亲眼中，儿子所仰慕的北静王水溶自然是好的。两家有“世交之谊”，“当日彼此祖父有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水溶本人谦和、“是个贤王”，王府里高人颇聚，若宝玉“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除却水溶，贾雨村也颇得贾政欣赏。这个寒门出身的青年胸怀腾飞之志，“慷慨挥洒谈吐”令人满意。故贾雨村每次登门拜访，父亲必唤宝玉出来会会，谈讲谈讲仕途经济。
        然而，宝玉内心中意的却是秦钟、蒋玉菡（琪官）、柳湘莲。他们无心仕宦腾达，却重情守信。可在成人世界的判断中，这些人显然难以得到家长的欢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贾政从同列朝班却素无来往的忠顺王府手下人处得知，宝玉竟然与忠顺王爷包占的戏子成为朋友。焦虑深化为震怒，仅此一事就使宝玉陷入多重罪：自贬身份与戏子为友，一也；与优伶游荡，荒疏学业，无望于家业传承，二也；招惹敌对势力很可能祸及族人，三也。这直接引爆了“弑父弑君”的深远忧虑，遂成不肖之极，若非“笞挞”何以警戒？

        传统环境里的父亲

        不能理解的另类旁出

        由教育目标而来的焦虑，使父亲看不懂青春少年世界里的种种，对儿子那些与家族继承人无关的喜好、专长更是嗤之以鼻。
        比如，宝玉自幼因祖母溺爱而喜在内帷厮混，“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小儿女间的接触，只不过是说笑而已。但先有王夫人放大宝玉和金钏之间的玩笑语，其结果是金钏投了井；继而是父亲得知这个女孩儿的死竟与宝玉有牵扯，不待细问来由，便设想出“淫辱母婢”这一既伤风化又违伦理的恶劣性质，那年“抓周”而生酒色之徒的印象终于坐实了。由此，对继承人的焦虑转化为后继无人的绝望。
        再如，成长中的少年在知人、处事上已有自己的价值观取舍。宝玉厌恶孜孜以求功名的“禄蠹”人格，不屑迎奉，每每慑于父命与贾雨村会面都百般磨蹭，神情言谈“葳葳蕤蕤”，毫无喜悦。贾政却只当儿子“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这会子又咳声叹气”，定是虽富贵而犹存不足、不自在之心，焦虑遂转为嫌恶、气愤。
        传统文化固有的“尊老”观念，施于教育理念和方式上就是敬畏权威与等级，转化在言语行为方式上就是对青年的人格、思想和观点鲜有尊重与正视。听说宝玉用功读《诗经》，父亲不以为然，“那怕再念三十本　《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宝玉熟读诗词，因丫头珍珠姓花，遂取前人诗句“花气袭人知骤暖”，更其名为“袭人”，变俗为雅。父亲先是嫌丫头的名字“刁钻”，继而勾起焦虑，认定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
        日常生活中，更是开口称呼儿子即为“畜生”、“你这畜生”、“作孽的畜生”；　跟儿子说话的语气，也是习惯性地“冷笑”、“喝道”、“喝命”与“断喝”。宝玉说要去上学，等来的回答是“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宝玉评诗论词时的推陈出新，在父亲眼中却是“管窥蠡测”。
        儿子诗做得好，稍有“慷慨挥洒”，贾政便冷水泼头：“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儿子若是做得不通、完不成，父亲喝命“一并打嘴”、“我定不饶”。如果不待父命而主动作答，便喝道“谁问你来”，唬得宝玉倒退，不敢再说。如果选择沉默，等来的还是“喝道”：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父为子纲”的等级敬畏，兼之教育方式粗暴简单，使得宝玉每闻父亲传唤，便如焦雷轰顶，“扭股糖一般，杀死不敢去”。
        正如小厮兴儿所说：“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指贾琏），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在传统文化教育环境中走过来的贾政，不能理解为何独有宝玉另类旁出。

        视宝玉为“怪物”

        是莫大的勇敢和悲哀

        看不懂宝玉的不只是父亲。贾府内外的人说起宝玉来都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将宝玉的言行视作“呆气”、“可笑”、“连一点刚性也没有”，“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香菱看他掩埋夫妻蕙和并蒂菱，就嘲笑“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　麝月见宝玉陪晴雯撕扇子，便说他“作孽”。
        还是贾雨村有识见，他认为宝玉是“异样的孩子”。所谓“异样”指的是宝玉秉赋深情的人格特征，即警幻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这种“痴情”在行为上表现为“体贴万物”。甲戌本第八回眉批：“按警幻　《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具有一痴情去体贴。”
        宝玉的体贴之心是没有等级、没有贵贱的，所有生命都是平等而珍贵的。可贵的“情不情”甚至表现在对“无知无识之物”的用情上，这种思想以“齐物”为源，即《庄子·齐物论》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因“齐物”而相信“万物有情”、“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从道家“齐物”思想来看“天人合一”，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具有平等意识，即自然万物与人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贾宝玉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如此。“一枝一叶总关情”，花鸟星月也都人格化、可交流，均能唤起宝玉的怜惜之心，并产生移情作用。
        宝玉以为物我平等，“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所有存在虽形质有异，但若能被欣赏、被怜悯地对待，也就不辜负它曾经的存在。他“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甚至连画轴、扇子这类“哑巴物件”也不应被冷落、被糟蹋。所以，第十九回，宝玉躲开喧嚣众声，独去小书房望慰寂寞蒙尘的美人画轴；第三十一回，宝玉给晴雯讲述“爱物”的道理：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齐物”而来的平等意识，不仅表现在万物有情上，也表现在生命平等上。所以，宝玉会“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为丫头们护短；兄弟面前他不拿大，仆从跟前他不责备，简言之就是要他们别“怕他”。
        正是这种生命平等的价值观使得他对光耀门楣、立身扬名、承袭祖业的继承人培养没有兴趣。由此，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和中华文化》中直言，世人视宝玉为“怪物”是作者“莫大的勇敢与悲哀”。

        成人与青春世界相撞

        激发出不合情理的结果

        贾政与宝玉父子彼此“不知”，也代表着成人世界与青少年世界的隔阻。这种隔阻源于心理成长变化的因素。
        从心理成长来看，宝玉的“自哭自笑”是青春期自我世界形成的一个外在情绪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以成人为主导的家庭教育环境，对“秉赋深情”的天性、敏感多思的少年心理都失于观察与理解。这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与方式的不足。
        贾政与宝玉父子彼此“不知”的产生，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贾政在对宝玉的教育上不自知地附加上了自己内心潜在的遗憾，即科举取士的出身。贾家第三代是承祖荫世袭为官，并非科考出身。这固然是天家恩宠，却也是“诗礼簪缨”之族的美中不足。
        史载，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虽富贵之极，仍不忘平生“三恨”，其中—恨就是“始不以进士擢第”，没有博得科甲出身。贾府长辈已然无缘科举，而“玉”字辈、“草”字辈子弟中，如珍琏蓉蔷等也基本科考无望，或世袭或花钱捐个出身终了。于是，贾政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宝玉身上，要求其将《四书》“讲明背熟”。因为这是科考的根基，而宝玉是子侄辈中有望“蟾宫折桂”的。
        就传统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环境来看，成人世界的要求是合理的；就个体天然成长来看，宝玉的喜好是合情的。然而，当成人世界和青春世界相撞时，合理与合情激发了不合情理的结果：少年长大成人后选择出家，将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彻底抛之脑后。
        “一梦红楼二百秋，大观园址费寻求。”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描述的问题常能引发关乎当下的思考。《红楼梦》刻画了一个“异样的孩子”，展示了一个“异样心灵”的成长。这个“异样的孩子”有三个清晰标志：向往自由的生活，心性纯真未受外界污染，渴求平等的人际关系。贾政与宝玉这对父子间的陌生，实则映射了成人世界期望与青春世界选择的分歧。今天，《红楼梦》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它书写的问题依旧存在。这就是“宝玉挨打”片段带来的反思。

主讲人：柳岳梅

讲座现场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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