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融合过程中，也会存在竞争。例如，普通话的“洗”，上海话中的同义词有“净、?”，后来因为“?”在苏州也用、宁波也用，就成为常用词。这样的演变使上海话得以摆脱窄地域性的土语，也使上海话在吴语中成为代表性方言

        ■都市化的上海话，词语的新陈代谢更为快速，且变得五光十色、多姿多彩。100多年来，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合并成现今的32个，上海话的声调从8个合并成5个，减少将近一半。这是全国近代方言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奇迹

        要熟悉上海这座城市，一定要了解上海话。因为上海的语言跟上海的文化，尤其是海派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上海话中包含着上海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上海健康发展的基因和根基。
        在现今上海市的行政版图里，可因语言的不同而划分成几个方言区。在上海市管辖范围的长三角部分地区，语言主要可以分两大块。古松江把这块三角洲分为南北两块：淞南和淞北。在明清松江府内，又形成了西部的一个松江方言区和东部的一个上海方言区。
        上海方言区大致就在原上海县的地域内。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曾经对上海方言区有过一个研究，把说上海话的地域范围划出来了，包括嘉定区今吴淞江北岸的江桥、封浜（地名都包括镇乡），普陀区的长征、桃浦、真如，闵行区的纪王、诸翟、华漕、新泾、梅陇、虹桥、曹行、陈行、杜行、鲁汇，徐汇区的龙华、漕河泾，长宁区的北新泾、程家桥，宝山区?藻浜以南的淞南、大场、庙行和葑塘（即祁连）东部，虹口区的江湾，杨浦区的五角场，上海市城区，浦东新区，和奉贤区的四团、平安、泰日北部和头桥北部。老上海方言最有权威和代表性的地方，一直是原县治所在地，即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地域。

        从各地移民中吸取许多富有特色的词语

         古时，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其下游近入海处，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条支流，上海浦后来变成了从龙华到外白渡桥的一段黄浦江。古代上海方言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就开始形成的。
       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见于《宋会要》。该书称，在华亭县的东北方，有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其地大约在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侧，东边就是上海浦。该书的记载距今已有940年。
        到南宋时期，原来在吴淞江上的大港口青龙镇为“上海务”所替代，政府在此设立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宋元之交，上海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至元二十八年，析华亭东北五乡置上海县。有人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渔村。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上海浦即黄浦江中段东西两岸已形成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人口数十万。由此，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话生成了。
        上海县县城的人口在开埠前已有12万，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12位。1843年后，上海在原县城、南市、闸北等地，很快形成了繁华城区，并跃居成为移民城市。伴随这种交流和融合，上海话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例如，常用词“一共”集中了“一共、一总、一共拢总、总共、一道辣海、一齐拉起、一塌刮子、亨八冷打、搁落三姆”等许多同义(近义)词。这使得上海话有了多样化的选择，对生活的表现显得更为细腻。又如，“一点点”不同于“一微微”“一屑屑”“一滴滴”“一??”，同中有异，更为讲究。
        上海话还从各地移民中吸取了许多富有特色的词语。例如，苏州话的“标致、吃家生、啥叫啥、跌跟跺、一只顶”，宁波话的“阿拉、高头、窗门、碗盏”，杭州话的“木老老（很多）、扒儿手”，苏北话的“小把戏、乖乖弄底冬”，等等。
        语言的融合过程中，也会存在竞争。例如，上海话的“东半爿、东面”、苏州话的“东首”、宁波话的“东半边”，最终“东面”取胜。又如，普通话的“洗”，上海话中的同义词有“净、?”，后来因为“?”在苏州也用、宁波也用，就成为常用词。这样的演变使上海话得以摆脱窄地域性的土语，也使上海话在吴语中成为代表性方言。此后，上海周边城市也渐渐跟随上海话发生类似的变化。

        活跃思维和奇思遐想催生大量海派熟语

        从晚清开始，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发生巨大变化，从西方传来的大量新事物、新观念对上海人进行了一番洗礼。大量的外来音译词也从上海话中诞生，如沙发（sofa）、白脱（butter）、派力司（palace）、马达（motor）、阀（valve）、台头（title）、泡立水（polish）、水门汀(cement)等。
        这一时期，上海人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诸如“马路、洋房、自来水、自来火、电灯泡、书局、报馆、影戏院、公司、商会、同乡会、孤儿院、橡皮筋、粉笔、笔记簿、口琴、操场、雪花膏、花露水、水果糖”等新名词，一一出现在上海话中。
        凡是交通工具，一般也是上海话先产生，然后推广到普通话。原来，过去的船在上海叫作“火轮船”。因为最初黄浦江里开的都是帆船，帆船有一个帆；后来有了轮船，下面有两个齿轮在转，又是火力发电，所以叫“火轮船”。减掉一个“火”，就叫轮船。“火车”则是省了一个“轮”字，原来称“火轮车”。
        作为一个商业城市，上海的很多东西都跟商业发生关系，这也体现在上海话中。比如说“饭碗头”，有职业才能有吃的。“吃萝卜干饭”是指做学徒、学生意，“吃老米饭”就是生活靠积蓄。“卷铺盖”就是指被辞退，“劈硬柴”就是AA制，“垫台脚”就是找靠山，“缲边”就是怂恿人家购物买东西。
        不仅如此，很多商业词语还发展成了生活用语，这是上海话中很大的特点。比如说“卖相”，本来指茶叶、邮票等卖出的品相要好，后来变成人的外表要好，再后来人的脸就是卖相。“卖样”，本来指这个东西卖的样子，后来变成把好的东西显摆给人家看。“吃价”，现在是表示这个人很有能耐、很了不起。“翻老账”，引申为把过去的事情统统抖搂出来。“推扳”开始指差劲的货，现在指很差劲的人。“打包票”指包在我身上，本来说的是发票、单据。“讲斤头”是指讨价还价，现在变成各不相让地谈条件。
        上海人的活跃思维和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有海派风味的熟语。例如，牵头皮（提起或数落过去的错误或把柄）、收骨头（严加管束）、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很神气）、戳壁脚（人后挑拨，说别人坏话）、轧苗头（看情况灵活办事，见机行事）、搭讪头（为和生人接近而找话说，与人随便拉话，为敷衍尴尬场面而说几句）、避风头（躲过一个危险的风口浪尖）、炒冷饭（旧事重做，旧话重讲）、校路子（纠正、开导、调教他人为人处世的思路言行）、软脚蟹（软弱无能的人）、一刮两响（言谈或办事干脆利落）、吃空心汤团（得到不能兑现的允诺）、开年礼拜九（无指望的日期，遥遥无期）、悬空八只脚（离得很远，离题万里）。

        乡音语汇中蕴含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

        上海话的高速发展，使古代形式、近代形式、现代形式以及农业手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各种词语，同时浓缩和积累在几代人的口语中。这使上海话的日常用语成为一种层次丰富的语言。
        目前，上海话中收集的仅四字组口语、成语就有900多个。有一次在香港开会，大家发现南方各地都有四字组的成语，而且不怎么像“刻舟求剑”“狐假虎威”这样的书面语。例如，上海话中就有“死蟹一只”“一天世界”的说法。各个地方比下来，这样的四字成语上海最多。这说明上海话的造词功能非常强大。
        上海方言的乡音语汇及其文化积累中，蕴含着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浸润着江南水土孕育的世俗民风，闪烁着五方杂处中形成的睿智，深藏着海派文化的基因和密码。上海方言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的重要作用。
        上海人的文化素质、文明习性、精神面貌都深刻地概括在上海话的词语中。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实打实”和“明打明”。上海是移民城市，多数人是“脚碰脚”开始来闯世界的，在平等的机会中积极谋生，练就了做事扎实顶真的硬碰硬功夫和光明正大的作风。
        第二，“门槛精”和“活络”。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中磨砺了上海人精明、“懂经”和讲究技巧，养成了“头子活、路道粗、花露水浓、兜得转”的能力。
        第三，“桥归桥、路归路”和立单据的契约精神。上海人奉行“各人头上一爿天”的原则，管好自己的事，也不占人便宜，反对“轧一脚”。同时，崇尚“产权分明”，办事要签张单据，关门落闩，十分讨厌“放空枪”“开大兴”和“放白鸽”。
        第四，“勿领盆”和“拼死吃河豚”。有了契约规则，创新就频出。上海人崇尚进取开拓，喜欢“碰碰额角头”“出风头”，“一篷风”勇往直前，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因此，上海一度被贴上了所谓“冒险家乐园”的标签。
        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区里的上海话无论在语音和语汇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与郊外的老上海话拉开了差距。后来，人们就公认这种新上海话为正宗的上海话，而把四周乡镇上仍然缓慢变化的老上海话按地名称之“江湾话”“梅陇话”“三林塘话”等，或统称为“上海本地老闲话”。
        都市化的上海话，词语的新陈代谢更为快速，且变得五光十色、多姿多彩。100多年来，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合并成现今的32个，上海话的声调从8个合并成5个，减少将近一半。这是全国近代方言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奇迹。

        方言多样性有助于显现文化资源丰富性

        毋庸讳言，上海话近年来也出现了衰落。有人说，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不习惯于说上海话。也有人说，现在社会交际中说普通话的场合和空间多了，这导致上海话的式微。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就第一种说法而言，可以拿出相反的例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恰恰是外地、外国人来得最多的时候，却是上海话发展得最强盛、最活跃之际。语言和人类社会一样，会产生杂交优势和集散效应。更何况，现今有至少1000万人在说上海话，上海话的基础显然更为雄厚。因此，不能说外地人的比例增加，方言就必然会削弱。
        第二种说法则太绝对了。使用频率对上海话的传承影响，实际上没有想象中的大。现在大学里都在说普通话，但在弄堂里、家里，我们的上海话照样说得很好。美国旧金山主要是说英语的大环境，但说粤语、上海话的人在那里也可以常常用方言交流。很多在美国的上海人，隔了几十年后回到上海，还可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语言是个交际工具，关键要让人从小就有说上海话的空间、环境。每天说上海话，就有助于增加、扩充、传承词语以及自动纠正错误。当务之急，是要使中小幼学生下课讲起上海话来。只有在课后自由说起上海话，才能形成自然的交际环境，才能真正学会上海话。现在，早已没有规定下课时间不能说方言这回事了，但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似乎一时间还转不过来。有鉴于此，要使上海话在年轻人口中代代传承下去，需要重视养成学生在下课时间说方言的习惯。
        各地实践已经证明，单靠家庭里的长辈在家里和孩子说方言，而孩子与同辈人、同龄人交际时不说方言，绝大多数人是很难习得方言的。幼童时期是学习语言的天生良机，过了11岁再去学上海话就更难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一教上海话是必要的。
        总之，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更原始、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情形下，方言的多样性可进一步显现中华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并使共同语有不竭的活水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和发展上海话是我们每一个上海人的责任。　（整理人：王珍）

        思想者小传

        钱乃荣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上海方言保护传承，曾研发“上海话输入法”。出版　《上海方言》《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话大词典》《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等50部著作，发表论文200余篇。

（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2018年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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