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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黄爱梅副教授做客“东方讲坛•走进历史 读懂中国”细讲西周政治遗产

发布日期:2016-06-06

       5月21日,由上海市社联、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以及上海文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东方讲坛——走进历史 读懂中国”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同济大厦举行。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爱梅博士主讲《西周的政治遗产》,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林牧茵担任主持。近300位听众冒雨前来聆听讲座。
       黄爱梅认为,西周虽然距离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遥远,但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连中国文化圣人孔子都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意思是西周的文化非常充实、繁复,值得学习和传承。其中最为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和学习的两项政治遗产就是“封建”和“革命”。


       “大地域”治理与“封建”

 

       黄爱梅首先从西周建立之初的“两大困境”入手开始阐释:武王克商胜利后两年,武王去世,年幼成王继位,武王弟弟周公摄政辅国,由于成王没有足够的执政经验,因此发生了“三监之乱”。周公和成王及时平定内乱,并趁机向东,征服了东夷,获得了大片土地。但由此,问题也产生了,如何对如此广袤的地域进行有效管理?周人在此之前,从未控制过这样的“大地域”,他们缺乏实践经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人充分发挥了主动性。他们没有采用原来商人那种“你服从我,我就承认你”的做法,而是在商人的技术上进行了大发展,这个大发展就在于他们主动分封,即大规模向东方(原商朝领土)扩充势力范围,并在此分封了自己王室的宗亲,还有重要的功臣。这个就叫做“封建”。
       这个“封建”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封建含义大不相同。西周的封建是周王分封自己的王室宗亲,给予他们土地、人民、甚至给他们组建一支小的官僚班子,让他们在地方上有比较大的自治权,逐渐壮大,以作为周王室统治大地域的一个支撑力量。
       黄爱梅认为“封建”作为西周的统治技术,与宗法相连,原因在于这种分封没有停留在诸侯这一步,诸侯按照周天子的模式,继续对他的子弟分封,由此在家族内部层层分下去。而这种“层层分封”制正是基于最切实的血缘联系,使得周族的血缘集团不断地扩张、分化,从而将血缘集团与政治和地缘联系在一起。这是西周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为中国后世注重家族观念,强调血缘关系的文化传统奠定重要基础。
       “封建”作为重要的政治遗产,回答了如何统治“大地域”这样一个问题,但它不是唯一的选项,与“封建”制相对的是“郡县”制。“封建”虽然是一种世袭制,但天子对于封地内的事干涉不能过多,很大程度上由诸侯国自治;“郡县”则不一样,地方官员由中央直接指派,皇帝可以直接控制这些区域。“封建”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撑起王朝的稳定统治,但也会造成“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等各种纷争。一方面鉴于古人对血缘关系根深蒂固的迷信,另一方面源于对秦朝选择“郡县”制却免不了“二世而亡”命运的惊恐;因此西汉之后的朝代还是愿意选择“封建”制来统治天下。明清之交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则开始反省是否可以把“封建”和“郡县”两种制度结合起来统治天下,扬长避短,这也成为今天历史学家的探索课题。
       此外,黄爱梅认为,西周“封建”制度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差序格局,中国就是天下之中的国。周公东征以后,在今天的洛阳附近建立了新都叫做城周,他认为这就是天下之中,距离各个诸侯的道路差不多远,这个地方方便各地将自己的供奉缴纳,也方便周王去控制周边的诸侯。以中国为中心,根据离中心远近程度和臣服程度的不同,制定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这样一个天下的格局里面,一方面承认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则强调自己的基本点,就是有一个中心,这是西周对“封建”制的一种新发挥。

 

       统治的合法性与“革命”


       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殷商气数殆尽,周武王率大军东进讨伐商纣,在“朝歌”郊外的牧野,武王带领四万五千铠甲战士和三百战车,与商纣王70万大军展开激烈交战。尽管双方实力悬殊,但周王在一天之内攻下商的都城取得大捷。虽然这对周人来说是一场令人鼓舞的战斗,但胜利也给他们带来了第二个困惑。原因在于,周原本是接受商领导的附属国,牧野之战,实力如此悬殊,战争的结果却令周人也出乎意料,他们面对权力很不自信。要解决“统治合法性”这个伦理问题,需要思辨,那就是“革命”。
       所谓“革命”,就是天命的转移。意思是,周战胜了商,并不是周主动去“革”商的“命”,而是天把商的“命”拿走给了周。周人通过这样一个解释表明,它仍相信天命,而它的统治合法性就来源于天命。
       既然天命是可以转移的,那么周要如何保有自己得来的这个天命呢?黄爱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周人最具创造力的部分,那就是天命的依据。周人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认为,从民身上能够反应天命,要像敬天一样,好好地对待这些老百姓,天大悦就可以把天命保持得久一点。怎样保民?就是敬德,因而周人非常强调统治者德行方面的修行,同时他们也非常理性。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他们不再对命运束手无策,而是把握自己能够改变的地方,比如统治的技术、手段、方法。
       周人这种对天命的理解,引申成一种对于礼的改造。对于周人来说,礼成为一种规范和准则,成为一种“礼治”、“礼法”,跟法律一样必须遵守的,它体现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社会秩序。同时礼和乐相配合,体现一种秩序和和谐的礼乐精神。凸显礼和乐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于文明的重要性,对于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和谐的重要性,源头也正是在西周。
       黄爱梅指出,周人是非常务实的,他们善于探索和创新,西周统治者的视野开始转向现世的认“命”,传递出一种现实的人文关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周的文化遗产、政治遗产还有很多,不应该仅以“遗产”今天呈现的静态的样子去看待它,而是要去思考这些“遗产”产生原因和发展历程的动态过程,从中可以收获对古人的更多理解以及对他们智慧的多一分敬意。
       黄爱梅老师的演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迎来听众热情的掌声。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踊跃提问参与互动交流,黄爱梅也对听众提问做了耐心且专业的解答,并向优秀提问者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图书。

 

主持:林牧茵

 

主讲:黄爱梅

 

听众提问

 

互动交流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