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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② ▏邵强进: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实践理性

发布日期:2018-09-12

    编者按: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7年3月,正式启动了“改革开放40周年”专项研究工作,经过1年半的精心组织、学者的积极努力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日前该系列研究成果已结题。为推广宣介相关研究成果,社联网站将陆续刊出该系列课题研究优秀成果,让读者充分了解上海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对改革开放40年的理论总结与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深入思考。

 

 

    开始于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掀起了全国思想解放的大潮流。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也为逻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时,上海逻辑学界也形成了一次次头脑风暴。代表性观点包括,“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但这并不是说逻辑和逻辑论证在认识中没有作用。逻辑和逻辑证明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于实践离不开逻辑,逻辑与实践是统一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内含着逻辑与实践的统一。理论借助于逻辑论证构成,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严实逻辑论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受理论支配,实际上就是逻辑与实践相统一的表现”。

    由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逻辑理性在真理检验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实践检验的结果总是具体的、个别的,需要借助逻辑推理把个别上升到一般、把特殊提高到普遍。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我们尤为需要逻辑的力量来辨明是非,进而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科学素养支撑。

    应当看到,在互联网时代,真理的实践检验有了新的发展形式。特别是,在网络新媒体的背景下,“真”与“真理”的迷失是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日益受到虚拟化的影响,其不良表现包括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社会心态的娱乐化、虚假失真的普遍化。那种普遍怀疑、无端揣测、激进批评的网络舆论审判态势,似乎让人们与“真”渐行渐远。由此,“真理”的检验需要逻辑方法的指导,“真”的追问需要理性平和的思维方式,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真”之实践。

    仅以信息的真实性为例,信息是远比判断、陈述、命题和语句更为宽泛的概念。某种程度上说,它包括自然界中的众生万物,也包括任何人的举止形态以及各种语言、思想的表达。说出一句话、发布一个公告、转发一条短信、刊登一段新闻等都是信息。但从根本上说,完整的信息需要通过一种句子的形式来表达。因此,若要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信息的真实性,就需要先分析各种句子的真实性。

    网络信息来源属于间接的知识,与亲知的知识不同,常以命题、陈述的形式呈现,每个人需对其真实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古人云:“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言多方,指的是言辞可以有各种不同角度或方面;言殊类,指的是言辞有各种不同的类别;言异故,指的是言辞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或理由,不可简单或片面地考察真假。基于相关逻辑理论,我们也应该区分几类不同的句子,考察不同句子中包含的不同信息,并作出理性甄别。

    在角度和方面上,要区分“某个个体如此这般,某些个体如此这般,某类事物如此这般,所有某类事物如此这般”等不同的表达形式。用鲁迅在《论辩的魂灵》中说过的一个例子:我们从“张三生疮”是真的,可以得出“有人生疮”;若张三是中国人,则可以得出“有中国人生疮”;若再有“李四生疮”是真的,则可以得出“有些中国人生疮”。但由此简单推出“中国人生疮”,就是模糊的、不准确的;若再推出“所有中国人生疮”,则是不合逻辑的。

    在类别上,要区分“可能如此这般,实际如此这般,必然如此这般”的不同表达,也要区分“允许如此这般,实际如此这般,应该如此这般”的不同表达。我们不能混淆“可能张三犯罪”和经法院判决的“实际上张三犯罪”,也不能从“实际上张三犯罪”得出“必然的张三犯罪”。从逻辑上讲,凡是必然的则是现实的,凡现实的则是可能的,但万万不可反过来说。类似地,一些允许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去做;一些已经做过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应该的;而一些事实的事,并不意味着行为是允许的,更不能说是应该的。

    在原因或理由方面,要区分事实间的因果关系与逻辑上的条件关系。这也就是说,原因不等于理由。比如,从逻辑上说,“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湿”与“如果地上不湿,那么天没下雨”是等价的,可后者就不能理解成“因为地上不湿,所以天没下雨”。

    所以说,面对各种网络信息的多方、殊类、异故,在作出结论之前先要反省可能的立场预设与方法缺陷。对于某些未经证实或夸大扭曲信息,不要轻易展开是非、对错、好坏等价值评判。要以理性平和的心态,运用相关逻辑技巧,基于根本性事实,坚守信息真实性的底线。

    进一步,结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有必要进行逻辑普及基础上的现代化思维方式改造,扬弃先秦实用理性中所形成的内涵化、模糊化、整体化、非形式化、强伦理化与弱法制化的思维特点,形成新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式实践理性,进一步彰显理性逻辑的力量。这必将成为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中国学术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邵强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专栏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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