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五章  政治学

主持：桑玉成、袁峰；

撰稿：复旦大学：陈明明  周光俊  潘  沛  何瑞文  孙杨程  李亚丁  韩星梅

华东师范大学：郝宇青  佟亚洲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是在邓小平“补课”的号召下恢复与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是随着中国政治学恢复与发展而同步前进的，是中国政治学的一块阵地、一个重镇，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缩影。本卷从政治学理论、行政学、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整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思路，记录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历程，描述上海政治学发展的阶段。

第一节  政治学理论

上海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镇和主要的研究基地之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政治学进入了恢复阶段。尤其是1978年至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尽快“补课”，上海政治学逐步进入正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学校先后成立政治学研究机构，招收政治学本科生。一批学者编著政治学教材，翻译国外政治学著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同时，注意借鉴国外优秀成果，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设立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输送了一批政治学人才，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干部。

一、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基本理论体系

1979年，夏征农出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这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市较早的政治学文献。1980年，复旦大学政治学教研室建立，第二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高校中最先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1981年10月，上海市政治学会成立，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研讨并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供了意见稿。上海市政治学会首任会长潘念之和第二任会长石啸冲先后发表了有关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文章。如，潘念之的《民主和法制是密切相关联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发展》（《政治与法律丛刊》1982年第1期）、《宪法的概念和这次修改宪法的重要意义》（《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石啸冲的《言论自由与学术民主》（《政治与法律丛刊》1982年第1期）、《政治学纵横谈——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政治与法律丛刊》1982年第2期）等。1982年，石啸冲主持出版《政治学信息报》，为政治学研究扩大了影响，并编印内部刊物《政治科学通讯》。同年，复旦大学举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60多位学员参加，为政治学的恢复提供了人才储备。1982年，王邦佐、孙关宏发表《提倡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与法律》1982年第3期），指出加强政治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2-1992年，上海政治学研究呈现出“四个一批”的局面，初步奠定了政治学发展的格局。这四个一批分别是：一批教材诞生，一批著作问世，一批论文发表，一批国外著作翻译出版。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体系、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沿革。

1983年，在全国政治学讲习班讲课的基础上，由皮纯协、王邦佐、孙关宏主编的《政治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王松主编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王沪宁发表多篇介绍国外政治学的论文，内容涉及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分析框架等，比较重要的文章有《生物政治学简介》（《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12期）、《美国政治学的系统分析学派》（《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1期）等。

1986年，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的大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公共权力”的学科。1987年，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作者认为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如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都处于一个“势态系统之中”，并提出了“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国外政治学著作也不断翻译出版，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由曹沛霖等人翻译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的的“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二是王沪宁和陈峰翻译的罗伯特·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该书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著作。三是张华清、孙嘉明翻译安东尼·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该书是一部对政治主体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著作。四是张岱云等人翻译的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这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权威著作。1988年成立的“东方编译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种国外经典政治学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政治学者投入到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关系的讨论。针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上海的学者参与其中，代表人物是萧功秦。他认为，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经济发展的价值比政治民主更重要，需要建立“权威政治”以推进自由经济的发展。他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科学社会主义》198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推进民主，另一方面为发展经济需要新权威。

1990年，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国内最早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著作。1991年，王松、王邦佐主编的《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问世，这部教科书论述了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同年，王沪宁出版《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运用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过程，是国内第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同年，王沪宁出版《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运用“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从家族文化的角度探索中国的现代化，是国内较早的微观政治学著作之一。1992年，曹沛霖等主编的《外国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问世，对中外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上海政治学者在研究基本理论的同时，关注现实问题，研究呈现出新的特征。他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思路，将政治视作“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强调“大局意识”和“权威性分配”。1991年，韩述之主编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政治学·法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诞生，对政治的含义、政治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新见解。尤其是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石啸冲、王邦佐、王沪宁参与的总论撰写，是上海政治学界对十几年来的科研成果进行总结和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199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为上海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制度、政府职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主题展开。王邦佐、桑玉成写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转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和《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汇报》1993年2月26日）两篇文章，涉及“政府职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大主题。王沪宁写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新权力结构》（《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郭定平写作的《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是对美国政党研究的重要篇章。1993年，曹沛霖著作《议会政治》（三联书店）和《比较政府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是议会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同年，林尚立著作《选举政治》（三联书店）和郭定平著作《多元政治》（三联书店）出版，这两本书是王沪宁主编“现代政治透视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1994）的一部分。这套丛书从政府、选举等各个角度阐述了现代政治的含义和基本理论，其他著作和作者分别是：施雪华《政党政治》（1993）、臧志军《政府政治》（1994）、胡伟《司法政治》（1994）、竺乾威《官僚政治》（1994）、桑玉成《自治政治》。1994年，由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著作。萧功秦发表《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稳定》（《战略与管理》1995年1期），提出“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指出在张力中求得平衡与发展。1997-1999年期间，十几本国外政治学著作翻译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东方编译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三种。张绍宗翻译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该书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民主理论，竺乾威翻译詹姆斯·西瑟的《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和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这两本书分别阐述了自由民主与当代政治学的关系、劳动与政治的关系。1998年陶东明与陈明明编著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是国内较早的研究政治参与的著作之一。此外，浦兴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三联书店·香港，1995）、《西方政治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孙关宏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与《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这一时期，在面向21世纪的背景下，上海学者发表了众多关于21世纪中国政治学历史使命的文章。如，程竹汝的《论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1998年第4期）、桑玉成和袁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等。

进入21世纪后上海政治学研究者数量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学术成果数量显著增加，研究对象愈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繁多。

21世纪初，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一方面，纷纷展望新世纪的历史性课题，另一方面，研究对象不仅涉及政府、政党及其内部运转，而且涉及工人阶级、社区管理等等，研究方法上也使用了数据处理的方法。2000年，林尚立出版《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表《中国政治学需要新发展》（《政治学研究》2000年4期）一文，指出政治学研究应当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齐头并进，并且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探索与争鸣》2000年2期）中指出“制度功能”的重要作用。胡伟发表《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建构新的民主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冬季号）。2001年，臧志军发表《解放思想、开拓前进──新世纪初期中国政治学的紧迫课题和使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2期），提出了政治学发展方向问题。在具体研究领域上，刘建军发表《微型社会：计划经济下单位的构成》（《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1期）和《中国单位体制的构建与“革命后社会”的整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5期），是国内较早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学文论。胡伟、陈周旺、任军锋、陈云、何俊志等人也从精英政治、工人政治等角度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

一方面，王邦佐、曹沛霖、孙关宏等对其著作进行整理和提升，出版了更为系统的政治学教程。另一方面，林尚立等人则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向。2003年，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等人编写的《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简明的方式介绍了政治的含义、研究方法以及基本理论。同年，任军锋翻译的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的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阐明了现代社会政治中的政党统治。2005年，王邦佐著作《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了政治学及其学科体系，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中国特色政治研究。同年，曹沛霖著的《制度纵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指出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态演变。由任军锋等翻译了加埃塔诺·莫斯卡的《政治科学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从精英主义的角度阐释了政治和统治的含义。2007年，陈周旺翻译了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译林出版社）阐述了自由、革命的意义。同年，何俊志翻译的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运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阐述了革命的原因。这些著作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8年，孙关宏著作《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主要介绍了政治的内涵与变迁、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与走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族与人民的关系、阶级集团政党的关系、政府企业工会的关系、意识形态与现代政治等内容。随后，王邦佐主编的《政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以及他同孙关宏、王沪宁、李惠康等人合编的《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等书出版。同年，林尚立著作《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中国政党制度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协商民主”的理念。此外，胡伟、陈明明、桑玉成、臧志军、郭定平、刘建军等人从革命后的社会、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国外政治等视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二、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

80年代中期，上海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最先是从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开始的，并出版了相关著作。以伊斯顿、阿尔蒙德、达尔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分析概念和框架被引入中国。行为主义比较政治研究与旧制度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显著不同是注重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主体的研究。其中，尤其是以曹沛霖等于1987年翻译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为代表。该书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作，全书从体系、过程、政策三个向度建构了比较政治学的框架。同年，罗伯特·达尔所著《现代政治分析》由王沪宁、陈峰翻译出版，该书被看作是美国政治学从行为主义的鼎盛走向变革时期的经典性理论著作。在译介的同时，上海政治学界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等。王沪宁所著《比较政治分析》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作了历史—社会—文化多向度的分析，提出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如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都处于一个“势态系统之中”，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政治学的专著。在比较政治学初始的研究中，国别研究亦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领域，如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各国手册丛书”，包含了王纬等著的《日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教研室编的《美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著的《英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等。此外，还有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著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1984），孙克武等翻译的库特·宗特海默尔的 《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等。

进入90年代后，比较政治学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制度与国别（区域）的比较研究，并开始探索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外国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比较政府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现代政治透视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1994）、《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等比较政治制度书籍先后出版。1993年，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出版，该书选取了英国、美国、法国等九个国家，对每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宪法与政府体制、国家元首体制、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地方政府体制、官员体制和军队体制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并研究了他们在扩大社会经济职能时对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并从政治学的角度揭示了西方政府的基本原理。同年，由王沪宁主编的“现代政治透视丛书”开始出版，共出版十种，王沪宁的《民主政治》、曹沛霖的《议会政治》、臧志军的《政府政治》、竺乾威的《官僚政治》、林尚立的《选举政治》、郭定平的《多元政治》、胡伟的《司法政治》、陶东明的《公民政治》、施雪华的《政党政治》、桑玉成的《自治政治》，其主题涵盖了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并贯穿了比较分析的视角。1997年，王邦佐、李惠康主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出版，该书从社会生态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丰富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范畴。在国别（区域）研究方面，有任晓的《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等。1995年，复旦大学率先开设比较政治研究方向，探索从学科体系建设上完善比较政治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上海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呈现制度、国别（区域）、译介、学科体系建设等多元发展的格局，尤其以后两者为重。在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有曹沛霖主编《西方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撰写《制度纵横谈》（人民出版社，2005），与陈明明、唐亚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袁峰著《比较政府与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其中，《比较政治制度》以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则为切入点，对当代世界主要类型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并对政治制度形成和运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在国别研究方面，上海学界在继续研究欧美国别，如任军锋的《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区域结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现实，将后发国家尤其是具有同样背景的东亚、拉美地区纳入了考查范围，出版了郭定平著的《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主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及包霞琴、臧志军主编的《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戴晓芙、郭定平主编的《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陈明明著的《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等著作。在译介方面，尤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译所新版或再版了主要由上海学者翻译的一系列的国外比较政治学者的经典著作为代表，如谢岳翻译的查尔斯·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阿伦·李帕特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何俊志等人翻译的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陈尧翻译的贾恩弗朗哥·波齐的《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陈周旺翻译的查尔斯·蒂利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著作，极大地扩展了上海比较政治学界的视野。此外，由何俊志、任军锋和朱德米编译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出版，丰富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路径。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2002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开始编辑出版《复旦政治学评论》，该集刊每年出版1到2辑。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设比较政治系，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比较政治命名的大学科系。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以比较政治学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科研和学术活动。2009年，李路曲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从对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前文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和逻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后文认为在对一国研究中引入比较方法可以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分析视角，在比较的框架中进行案例研究设计。2010年，高奇琦发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的几点思考》（《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提出要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的价值、特色和情境等问题进行探索性相关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时应重点考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和平发展两大宏观问题情境。同年，由李路曲主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出版，该辑刊是国内第一份以比较政治学为关键词的系列辑刊。至此，上海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在原有的译介西方政治学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文章和对国别与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从高校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着手，力图建立比较政治学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上海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的路径。

三、政党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始对政党理论展开研究，研究主要涉及国外政党与政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中，对国外政党理论的大量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热点。1982年，孙关宏与王邦佐发表《英美两党制的产生及其阶级实质》（《政治与法律》1982年第2期）一文，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家组织，但实际上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政党对国家进行着统治并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1984年，陈其人、王邦佐和谭君久合著的《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出版（商务印书馆）。该书介绍了美国两党制的形成历史，并对其属性和特点以及美国两党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1991年，王邦佐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形成、发展、本质属性等进行了详细回顾和分析，以及发表的《论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和特点》一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1992年，郭定平发表《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认为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在二战以后逐渐加剧,并影响到美国经济、政治、外交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1996年，郭定平发表的《论新加坡政党与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对新加坡政党政治的若干显著特色进行深入分析,并从这一角度透视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王邦佐与李惠康主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详细比较了英国、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国的政党发展历史，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作为特定民族国家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在其特定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具有不同的个性。1998年，林尚立所著《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一书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从历史的角度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日本独特的政党政治是推动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丰富国内政党理论研究方面，上海市政治学界也陆续有重要研究成果问世。1999年，程竹汝发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5期）、《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等文章，讨论了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制度关系的应有规范。在参政党研究方面，尤俊意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的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试论参政党的监督功能》（《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政治学学者对政党理论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研究问题更为具体，尤其是对于新时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以及党建方面的研究建树颇丰。陈明明发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集权结构既是特定历史和现实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又和现代化进程本身存在着紧张关系。2000年，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以政治生态学作为研究方法，将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为一个生态单位纳入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环境系统中，分析和研究其发展与变化的规律。2001年，王邦佐与谢岳发表《政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逻辑》（《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认为从历史经验上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是由政党主导和推进的，这一逻辑的产生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发展情况。2002年，林尚立所著《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书出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合法性基础，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目标和新时期下的执政方略。次年，林尚立发表的《政党与现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发展》（《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变化环境的挑战中，面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确立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2004年，高民政与姜崇辉发表了多篇论文讨论中国共产党政党再造的问题，如高民政的《从传统到现代：大党治理方略的传承与创新》（《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6期），高民政与姜崇辉的《政党治理与政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目标性治理方略的探索与前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大国治理与大党治理——一个需要不断探索解决的重大课题》（《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期）。2005年，刘建军与陈超群主编的《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包括林尚立、刘建军、郑长忠、刘晔所撰写的关于政党研究的论文。胡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逻辑与选择》一文（《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提出以民主建党来促进执政党建设的路径。齐卫平发表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历史的特质——建设创新型政党的逻辑思考》一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具备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特质，而这种创新能力和特质是检验执政党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需要保持这种创新的特质。2007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篡的《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论丛（第1辑）》一书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收录了包括林尚立、胡伟、郝铁川、童世骏、刘世军、刘建军、邱柏生等一批上海学者的党建研究论文。2009年，林尚立所著《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一书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在该书中，林尚立认为党的自我建设不仅需要从自身的逻辑展开，更需要从功能逻辑来开展。郭定平发表的《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的重构：比较的视野》一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从比较政党体制的视野回顾了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演进，并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按照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重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外政党理论方面，郭定平发表《论战后日本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一文指出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由于官僚主导和美国主导等因素的影响，政党的作用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同时，郭定平翻译日本著名学者猪口孝的文章《作为政权党的自民党》（《复旦政治学评论》，2005年），对日本自民党和日本政治体系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详细与深刻的论述。

四、政府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府作为以及变化中的府际关系是上海政治学界政府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1989年，王沪宁就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控制、协调、引导、推动、服务、平衡六种功能，要求增强政府权威（《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政府作为——访王沪宁教授》）（《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6期）。学界在强调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上认为，政府机构必须精简，政府规模过大、不合理，必须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路子。林尚立发表《论职能转变基础上的政府再造》（《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谈政府机构的现代化——建设高素质政府》（《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7期），认为政府要在职能转变的基础上进行政府再造，政府机构的现代化的目的是建设高素质政府，使之符合现代化取向。1997-1998年，胡伟发表系列文章（《当前中国需要党和政府的权威》（《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3期）、《坚持行政集权，反对地方主义》（《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4期）、《转变政府职能不是减少政府的公共职能》（《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6期）、《政府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12期）），指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要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不是减少政府的公共职能，要明确政府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当前的中国仍然需要党和政府的权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功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共识的背景下，王邦佐发表《摆正角色 转变职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谈用发展的眼光审视“转变政府职能”》（《文汇报》2000年2月26日），王邦佐、桑玉成合作发表《试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角色》（《解放日报》1993年9月8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转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4期），以及王邦佐、胡伟合作发表《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中国地方政府的取向》（《文汇报》1994年7月23日）等文章，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问题，认为政府应该在市场条件下摆正角色，有所作为有所不作为，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把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作为地方政府的取向。2000年，桑玉成等著的《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在府际关系的研究方面，王沪宁的《中国变化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治的含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和《集分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协同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寻求权利下放的动因及可能产生的政治结果，并以“大灶与分灶”、“蛋糕与切割”、“输血与造血”为喻，讨论了变化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1992至1994年，林尚立发表多篇论文(《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 1992 年第4期）、《中国分税制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编制管理研究》1994年第2期）、《集权与分权共存：现代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编制管理研究》1994年第4期）)，集中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矛盾及理顺这些关系的原则和步骤，并认为实行分税制是实现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1998年，“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共7本，包括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曹沛霖的《政府与市场》、郭定平的《政党与政府》、陶东明与陈明明编著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胡伟的《政府过程》、施雪华的《政府权能理论》、任晓的《中国行政改革》。丛书系统地论述了府际关系、政府与政党、政府与市场、政府职能、政府过程、中国行政改革、政治参与等一系列问题，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优化政府体系的目标、途径和模式，基本上代表了80和90年代上海政治学界政府理论探索的成果。其中，胡伟所著的《政府过程》考察了当代中国的宪政、领导和政策的形成机制、政府过程的人格化结构、利益输入结构、决策的过程、精英决策的有序性、无序性和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冲突，提出了权力精英内输化的概念、政府执行的结构——功能系统，影响政策结果的各种因素，并从渐进决策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政府决策与执行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在此阶段，港澳问题和“一国两制”问题研究成为上海政治学界一大热点。1985年，王邦佐、王沪宁发表《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2期），较早提出“一国”和“两制”是主权与治权的高度有机结合，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主权与治权可适当分离。1986年，王邦佐发表《关于“一国两制”理论问题的探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1997年发表《简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内涵》（《文汇报》1997年7月3日）。1998年，林尚立等撰写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对“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作了系统归纳。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政府职能转变成为政府理论研究的焦点。2002年，孙关宏、胡雨春、陈周旺出版《政府与企业：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政企关系改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一书，从政治学的视野出发讨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视阈下中国政企关系的改革与变迁。2003年，文汇报发表桑玉成《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论按照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文。2004，上海市政治学会编辑出版了《政府新理念：关于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一时期，关于政府新理念的研究正式进入了上海市政治学界的视野。桑玉成发表系列文章（《当代政府服务取向的特征》（《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6期）、《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质性突破》（《领导之友》2004第2期）、《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党政干部学刊》2008年第4期）等），阐释了当代服务型政府的取向，以服务型政府取向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突破。2003年，王邦佐、桑玉成发表《论责任政府》（《解放日报》2003年5月13日）一文，强调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能积极地回应、满足和实现公民的正当要求，责任政府要求政府承担道德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上的责任，同时，责任政府意味着一套对政府的控制机制。周敏凯的《解读责任政府的两项主要目标:民主责任意识与全面责任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4期），袁峰的《公平正义的理念与政府公共职能的配置》（《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信息公平与政府责任》（《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陈毅的《底线伦理·公共理性·责任政府：基于平等公民的责任政府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等分别从责任政府的目标、政府公平正义的理念、以底线伦理的权利建构责任政府等不同的角度对责任政府进行了研究。在廉价政府与政府成本方面，桑玉成发表多篇文章（《从廉洁政府看政府成本》（《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政府应有成本意识》（《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政府成本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让“廉洁政府”成为政府发展取向》（《党政干部文摘》2008年第8期）），认为在市场意识逐步强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政府应该有成本意识，廉价政府应该成为政府的取向，成为一种新的廉政观，政府机构改革也应该以廉价政府作为重要原则。在这一时期，府际关系、政府基础理论、政府过程、地方政府与区域政府也有所研究。府际关系方面，汪伟全发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之研究——基于博弈分析的视角》（《经济体制改革》2007年第3期）、《论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3期）等论文，谈论国内政府间关系，涉及政府竞争与合作，如何在和谐视域下营造良好的府际合作机制，实现政府间的合作。关于政府一般理论的研究中，商红日先后发表《关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行政学思考》（《东方》2000年第6期）、《国家与政府：概念的再界定——兼论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当代中国主题——社会转型及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探索》2004年6期）等论文，并于2002年出版《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书。该书认为政府以一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为基础，据此研究了政府基础的含义与思想实例，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三大基本要素为标准划分了政府基础的三个模型，研究了关于政府基础对政府制约性的个案和当代中国政府的基础性问题。2003年，袁峰主编出版了《政府解体原因论》（学林出版社），从制度绩效、经济危机、民族冲突、国家干预、国际干预、政治腐败等方面描述和分析了有关国家政府解体的过程。政府过程的研究方面，陈尧所著《当代中国政府体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在对当代中国的政府体制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现实运行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阐释，将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分为决策体制、立法体制、执行（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等部分。姚尚建先后发表一系列论文（《政党政府的结构与功能》（《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执政的合法性与参政的合法性——当代中国责任政党政府建设的思考》（《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2期）、《责任政党政府论析》（《长白学刊》2008年第3期）、《以责任政党保卫责任政府：国外政府理论的发展逻辑》（《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新公共服务视阈中的政党政府》（《理论导刊》2008年第10期）），出版了《责任政党政府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一书，提出责任政党政府的概念，认为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参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府过程，所谓责任政党政府就是对责任政府和政党政府的双重超越，是责任政党过程在责任政府过程中的一种积极延伸，是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中责任政党和责任政府结构与功能重组的严密的政治形态。关于地方政府与区域政府的研究中，2007年胡伟出版《制度变迁中的县级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县级行为与乡镇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县级行为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主导型行为、推动型行为、服务型行为。2008年后，姚尚建发表《流动的公共性：我国区域政府研究的困境与超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之争下的区域政府理论》（《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区域政府的民主控制》（《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等文章，认为国内区域政府的建立应当立足整体国家前提下公共性与区域性的内在统一，区域政府的民主控制要实现政府的自我功能性控制与人民对于区域政府的结构性控制的统一。

    五、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复旦大学王沪宁为代表的上海学者开始的。王沪宁发表了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文章：《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创造性再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地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其中，《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从国家视角出发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软实力，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文章开启了上海政治学界对政治文化的广泛研究。80年代同期，其他学者也相继发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如张华青和孙嘉明合作的《论民族素质与政治文化》（《探索与争鸣》1988年第2期）、胡守钧的《土地问题的政治文化效应》（《探索与争鸣》1989年第1期）、孙嘉明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状、问题及对策——大学生政治文化观调查》（《社会科学》1989年第12期）等。

到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上海政治学界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始呈现多元性，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的政治文化，主要成果研究有李福长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内省与反观——评<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制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刘剑君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萧功秦的《近代中国人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及其历史后果》（《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刘剑君和徐勇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文化论纲》（《新东方》1997年第5期）、江美塘的《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文化准则》（《理论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张承斌的《论当代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七大关系》（《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等。同时，对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如郝宇青的《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探析》（《探索》1996年第3期）、彭勃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发展与政治参与》（《理论学习月刊》1997年第2期）、刘建军的《自由与民主的极限：克林顿性绯闻的政治文化反思》（《新东方》1999年第2期）、唐贤兴的《重建政治文化的价值：俄罗斯大国复兴的文化底蕴》（《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年第2期）、陈尧的《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实质》（《国际观察》1999年第2期）、潘志兴和王恩铭的《政治文化、社会精英与美国外交政策》（《国际观察》1999年第4期）等。

2000年后，上海学者们在政治文化领域的研究更为广泛和丰富，代表性的著作有秦德君的《政治设计：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该书从政治设计的视角解读了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政治思想和文化资源，并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和解释。还有秦德君的《中国宪政构造：对西方政治文化改造性移植——孙中山政治设计研究》（《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3期）、朱义禄的《清官情结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心理》（《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10期）、张华青的《民族素质与政治文化关系析》（《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和《政治文化的整合：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重构》（《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罗峰的《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的构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陈明明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结构：冲突与调适》（《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叶敏和唐亚林的《论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的理性化建构》（《新视野》2009年第4期）等。同时，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也较为活跃，主要成果有萧功秦的《试析中美政治文化张力——从科索沃危机谈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任军锋的《后工业·后物质·政党——以北欧五国政治文化变迁为中心》（《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高奇琦的《欧洲运动型政党产生的政治文化分析：后现代价值与多元主义的双重路径》（《国际论坛》2009年第5期）等。

   同一时期，上海政治学界对于政治文明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研究开始兴盛发展起来，并且成果丰富。代表性著作有刘世军的《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该书主要探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明转型及其变迁问题，在历史脉络里史论结合地阐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变迁与发展。其后，林尚立编著的《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沈国明和史建三编著的《上海法治建设与政治文明：实践与经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则结合上海地域发展，有特色地研究了上海地方的政治文明和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研究，主要代表成果有林尚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取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理论与战略探讨》（《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2期），高民政的《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政制的特点与价值》（《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2期），桑玉成和董幼鸿的《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东岳论丛》2003年第4期）和《关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胡伟的《关于政治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和《政治文明：意义、范畴和本质——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浦兴祖的《有关“政治文明”若干理论问题》（《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齐卫平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逻辑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程竹汝的《试论政治文明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2期）等。同时，对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关系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刘世军的《制度移植在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意义》（《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10期）、王邦佐的《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政党制度》（《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林尚立的《政治学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使命》（《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齐卫平的《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文明建设的逻辑关联》（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和《着眼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浦兴祖的《现代政治文明视角下的法治》（《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刘杰的《执政党与政治文明》（时事出版社，2006）等。对政治文明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刘世军的《近代中国的政治理念嬗变与政治文明转型》（《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6期）、林尚立的《建设政治文明：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复旦政治学评论》，2003年）、孙力的《政治文明的内在规定性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程竹汝的《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和《关于政治文明概念、结构与政策选择的探讨》（《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等。

六、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政治发展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从宏观方面动态地研究国家，尤其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过程。上海对政治发展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是对政治发展的涵义进行界定。1994年，王沪宁在《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瞭望》1994年第20期）中论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问题。1995年，曾峻在《现代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选择》（《理论探讨》1995年第3期）中阐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1997年和1998年，王邦佐分别在《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12期》和《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中对政治发展的涵义进行界定，指出政治发展无疑面向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积极的政治变迁，这个界定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学术界关于政治发展涵义的讨论贡献了力量。1998年桑玉成和袁峰所著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3期》一文，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容，即健全体制、调整权力、拓展参与、建设文化、开放政治。袁峰在《制度变迁与稳定——中国经济转型中稳定问题的制度对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探讨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秦德君发表《中国政治发展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也有学者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不能仅仅局限在阐明其理论。郭定平在《论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背景与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 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局限性体现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趋向、单线发展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几个方面。这篇文章启发学界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要结合中国实际，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

进入21世纪以后政治发展的研究又有新的突破，形成了各具中国特色的研究方向。在政治发展的模式研究上，孙力著的《政治的透视——转变社会中发展战略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胡位钧、林尚立著《均衡发展的政治逻辑》（重庆出版社，2005），对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标志的经济非均衡性发展进行了肯定。胡伟所著的《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探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模式与道路选择，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发展策略及模式等问题。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索，王松的《利益·权力·政治发展——王松教授政治学研究50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来探索政治发展、经济利益多元化与政治发展、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政治发展等内容，产生了深刻积极的社会影响。对于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上海的政治学者也进行了探索。1997年，邓伟志著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论述了在发展过程中变革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变革与稳定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主张虽然变革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但要发展必须支持变革。1999年袁峰著的《制度变迁与稳定：中国经济转型中稳定问题的制度对策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将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于分析中国经济转型中稳定问题的研究框架，从经济体制视角入手，分析了这一时期稳定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稳定问题的对策。2002年桑玉成著的《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学林出版社）以利益分析的角度从当今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这一事实出发，通过对利益分化成因的分析，阐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政府在利益方面的责任。

此时也出现了一批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性著作，从特定视角对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特定领域进行了研究，如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农工党中央组织编写的、姚俭建等撰写的《中国特色和谐政党关系论》（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孙关宏的《政府与企业：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政企关系改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林尚立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和《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刘建军的《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程竹汝的《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朱德米与林尚立的《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重庆出版社，2005），陈尧的《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和《难以抉择：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张明军等著的《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燕爽和桑玉成主编的《道路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等著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复旦政治学评论》自2002年开始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发展主题的讨论，如《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复旦政治学评论》，2002年）。

 七、国家治理理论研究

在政治学领域内，“治理理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被引入到我国。上海政治学界对“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其特点是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融入到国家治理的研究范畴中。林尚立发表的《基层群众自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指出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下世纪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陈明明、苏长和与林尚立联合发表的《治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19日）一文提出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概念，“治理”的政治模式是一种由官方机构与民间共同组织参与，并且向全社会开放的、多向交叉、相互约束的运行系统。谢岳与程竹汝合著的《法治与德治：现代国际的治理逻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一书以政治学的方法，阐述了法治与德治问题，分析了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和法治与德治的逻辑，并论证了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趋势。陈其人发表的《城市形成和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复旦公共政策评论》，2005年）指出，从宏观看，一个国家城市的规模要受种植业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即种植业劳动者生产的食物超过自己消费的余额,决定城市人口的数量；从微观看，城市规模过大会破坏人和自然的均衡,招致自然对人的报复。林尚立与王华发表《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职能轴心经历的三次转移以及职能形态经历的两次转移。2007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撰的《中国的使命：文明建设与大国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一批上海市青年政治学者在国家治理研究领域的论文。林尚立撰写的《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一文被收录在《非政府部门的发展与地方治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中。浦兴祖的《以人大民主为重点继续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胡伟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两篇文章共同被收入《中国学者论民主与法治》一书中（重庆出版社，2009）。刘建军发表《跨越与转型——中国治理30年的变迁思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一文回顾了“治理”这一含义的变迁及其在中国的演变历程。

此外，上海市政治学界对于国家治理研究的另一特点表现为将上海市在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治理理论相结合，对社区治理和城市治理问题进行学理上的研究与分析，突出“上海特色”。2003年，林尚立主编的《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以上海市部分街道和居委会为例，对上海市社区民主与治理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阐释。2005年，刘晔主编的《城市治理与公共权力：边界、责任与合法性》（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书收录了陈其人、陈明明、林尚立、唐贤兴、郭定平、陈云等一批上海市政治学者的文章。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城市治理与公共权力，并着重解释公共权力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通过价值的彰显和制度的设计，协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城市治理的善治。同年，郭定平所著的《上海治理与民主》（重庆出版社）一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政治发展与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与前景。

八、民主政治理论研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研究冲破了原来的束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继夏征农出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后，80年代末，开始对民主政治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1987年由周抗主编的《社会主义民主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民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为背景,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实践为重点，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民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1989年荣剑、杨逢春出版了《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梳理了关于民主问题的历史线索，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地位，并据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民主建设问题。这些文章和专著对之后的民主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0年代，上海政治学界对于民主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1991年上海政治学会为了庆祝市政治学会成立10周年而编印了《国情与民主》，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93年，王沪宁主编的“现代政治透视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1994），从民主政治、公民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司法政治、政府政治、自治政治、选举政治和多元政治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动态做了深层次的探讨。在此阶段一些学者还发表了探讨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目标、途径等方面内容的论文。同时也形成了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争论，一是民主建设无东西之分、无国界之别，存在着很多共性；一是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符合中国初级阶段的实际，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1993年，王邦佐、桑玉成在《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汇报》1993年2月26日）一文中对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遵循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精神与程序，又要考虑本国的种种环境因素。1999年，夏禹龙、顾肖荣主编出版了《2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重庆出版社）。科技工作者漆畹生出版了《永恒的活火：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提纲》（学林出版社，2000）。

进入21世纪以后，民主政治理论研究更加注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方面。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根本的民主制度，在此一时期的研究也颇有发展：既有对人大制度进行总结性和深入性研究的著作，还有何俊志、赵可金翻译的孙哲的著作《全国人大制度研究：1979-2000》）（法律出版社，2004）和刘建军、何俊志、杨建党等著的《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也有对人大制度某一部分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如何俊志研究基层人大制度的著作《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还有从某一角度来研究人大制度的著作，如何俊志的《中国地方人大制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程竹汝的《授权与监督：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再有，在阐释人大制度的意义和发展方面的成果，如谢岳的《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和程竹汝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现形式的历史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成就的三个方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2009）。在基层民主研究方面，有通过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基层民主研究的著作，如2000年林尚立、马伊里等编著的《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研究报告》（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和林尚立编写的《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有对城市基层民主制度进行研究的著作，如王邦佐等著的《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也有农村基层自治的研究，如朱方著的《村民选举与乡村社会的变化》（《复旦政治学评论》，2006年）。在此时期对党内民主的讨论也非常热烈，上海学界形成了一系列的著作。1999年后，胡伟发表了《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与党内民主的选择》（《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8期）、《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取向》（《学术月刊》2005 年第2期）、《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党内民主模式的选择》（《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等文章，谈论中国党内民主与民主政治的相互关系与道路选择。2002年，林尚立出版了《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发表了《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欲实践》（《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6期）。其他学人也从不同角度来探索党内民主。2004年曾峻、梅丽红著的《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历史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介绍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研究两方面的内容。协商民主方面，有直接对形成协商民主的政党制度进行研究的，如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和林尚立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有对协商民主的功能进行研究的，如程竹汝与任军锋的《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 年第4期）、齐卫平与陈朋的《协商民主：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5期）和程竹汝、郭燕来的《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功能特色》（《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有对协商民主的发展进行反思的，如齐卫平《关于人民政协功能问题的思考》（《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其他有关协商民主的文章，如朱勤军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协商民主探析》（《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王邦佐与朱勤军的《中国协商民主的特征及其发展空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2006）以及朱德米的《公共协商与公民参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2007）。对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从之前对历史的梳理和理论论述发展到探讨统一战线的作用上来，主要论著有齐卫平的《论统一战线在民主执政中的政治资源整合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和林尚立的《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此外，还有学者把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扩大至人权领域的，如尤俊意的《国际人权公约与统一战线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

2000年后政治学界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关于民主理论的著作，形成了中西民主理论的交锋。如任军锋翻译谢茨施耐德的《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这本书以美国政制的运作为基本素材，分析现代民主的实质及其内涵。曾纪茂翻译迈克尔·桑德尔著的《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这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东方编译所译丛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使得一大批西方民主理论进入中国的视野，使得我们对于民主理论的理解更为广泛。此外，关于民主转型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陈尧的《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谢岳的《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唐贤兴的《民主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郭定平的《文化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等。

    九、廉洁政治理论研究

在廉洁政治理论方面，上海市政治学者和中共上海市纪委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沪宁、林尚立、桑玉成、尤俊意、李辉等人，研究内容涉及腐败产生的原因、腐败的特点、反腐机制等问题。

1989年，王沪宁发表《论中国产生政治腐败现象的特殊条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3期）一文，阐述了中国腐败的特殊条件。其后出版社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三环出版社，1990）一书从历史、经济、心理以及手法与技巧等方面研究廉政，是一部系统的研究廉政理论的著作。同年由王沪宁主编，竺乾威等人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一书，介绍了国外反腐败的理论，是较早借鉴国外理论和经验的廉政译著。1993年，在《清除腐败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保证：学习邓小平关于惩治腐败的论述》（《文汇报》1993年7月2日），王沪宁将反腐败同现代化联系起来。在反腐机制方面，桑玉成发表《权力正位——反腐败的关键机制》（《探索与争鸣》1994年2期）一文，王沪宁发表《中国抑制腐败的体制选择》（《政治学研究》1995年1期）一文。胡伟在《反腐败要治标又治本》（《探索与争鸣》1995年4期）中，提倡建立标本兼治的廉政方法。林尚立将反腐败同国家兴衰联系到一起，发表《反腐败：治国兴邦之本》（《人民论坛》1996年5期）一文。尤俊意发表《轨迹·现状·对策──浅论反腐建廉的宏观思路》（《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弘扬和完善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社会科学》1996年第7期）、《弘扬、防范与矫治──试论构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与监督机制》（《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出版《党风廉政建设与监督体系架构》（中国纪检监察出版社，2000）等。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王关兴等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桑玉成发表《用“财产申报”取代“收入申报”》（《审计观察》2003年10期），指出廉政需要践行财产申报。2006年，胡伟发表《腐败的文化透视——理论假说及对中国问题的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3期），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腐败问题。同年，由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学会编著的《惩治腐败 预防腐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一书出版，该书从预防和惩治的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阐释。2008年开始，李辉发表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文章，如《道德论、功能论与嵌入论——西方腐败研究的范式转换(1960—2000)》（《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5期）、《贿赂中的自我道德化与嵌入性腐败——基于H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的一项文本研究》（《社会》2009年第6期）、《当代中国腐败治理策略中的“清理”行动：以H市纪检监察机构为个案(1981-2004)》（《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2期）、《嵌入性腐败与政绩驱动的地方国家：一个国有企业集团兴起与衰亡的故事》（《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6期），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讨论了中国的反腐败机制选择与路径。此外，2009年，吴海红发表《问题与出路：我国反腐败现状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反腐败专业人士和领导干部的调查》（《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期），利用调查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腐败问题。同年，袁峰发表《以互联网为工具的反腐败模式研究》（《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6期）一文，从互联网的角度阐述了反腐败模式。刘杰从廉政文化建设的角度，发表《论廉政文化建设对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作用》（《社会科学》2009年10期），阐述了廉政文化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行政学

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发展而来的，政治学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也带动了行政学的发展。作为新兴的学科，建构行政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后行政学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此之外，上海行政学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和导向。 

一、行政学基本理论研究

1978年后，随着政治学研究的恢复，行政学的研究也随之恢复。1981年，周世逑发文呼吁恢复行政学。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政治学讲习班中，行政学是重要课程之一。周世逑作为讲习班行政管理课程的主讲教师，为我国培养了解放后的首批行政学者。之后，上海的行政学研究蓬勃发展。

 1984年，周世逑出版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行政学著作——《行政管理》（人民出版社）。同年，上海铁道管理科学研究所编印了《行政管理》。以此为起点，行政学教材纷纷问世。这一时期的教材主要是介绍行政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即国家政体、行政法概论、行政组织、行政工作人员、行政行为、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律监督、行政改革、人事管理、行政秘书、文书及档案管理和行政事业财务管理等。1985年，王健明出版《行政管理学基础》（世界科学出版社）。1986年，王鼎元编著了《行政管理学》（贵州人民出版社）。同年，上海市人事局和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创办了《行政与人事》杂志。1988年，王沪宁、竺乾威主编的《行政学导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在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行政工艺、行政文化、行政发展等研究领域。孙荣编著了《行政管理学概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行政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1989）。自80年代末起，行政学逐步走出教科书阶段，开始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代表性的论著有王沪宁的《行政生态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孙关宏主编的《企业行政管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浦兴祖与竺乾威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其中，《当代中国行政》侧重行政过程的视角，是国内第一部从法律、结构等方面系统研究当代中国行政管理过程的著作。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较少，代表性的主要是王沪宁的论文，包括《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集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在后文中，王沪宁提出了集分平衡的概念。

80年代，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是行政学的热门话题。胡承淼《学一点马克思主义领导学》（《上海市委党校学报》1985年试刊）、严家栋《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领导学》（《行政与人事》1986年第7期）等文呼吁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领导学，建立社会主义行政领导学。领导者的素质和群体结构、领导方法和艺术、领导者的权力和影响力、领导的目标等方面受到了广泛注意，代表性的著述有王沪宁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领导方式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从学理上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政治领导的作用、集权型和分权型等不同方式的利弊。其他论著，主要有夏禹龙等著的《领导科学基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领导与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王健刚编著的《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上海铁道学院管理科学研究所主编的《决策与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吴诚著的《怎样当一个现代领导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和马国柱编的《管理原理与领导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等。另外，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1995创办了《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杂志，该刊定位于探讨中国行政现代化、人事人才和社会保障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等。

90年代前后，组织理论受到了关注，主要论及政府组织理论、结构及其发展过程。竺乾威的《组织理论及其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论述了组织理论的三个阶段，即传统的组织理论、非正式组织理论和现代组织理论。在《分层系统理论：一种新的组织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中，竺乾威阐述了分层系统理论四个较引人注目的方面：组织结构分析的创新、职位及职责、人类能力的发展和雇佣等级的深层结构。这些研究带动了后续对公共组织和体制改革的深入研究。同一时期，国外的文官制度和行政改革也受到关注。21世纪初，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开始结合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组织结构创新展开。2005年，刘霞出版了《公共组织创新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提出了关于公共组织学习概念框架和创新障碍的分析框架，并通过考察大量的我国公共组织特别是公共部门改革实践的案例，具体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学习障碍。敬乂嘉《政府扁平化：通向后科层制的改革与挑战》（《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0期）探讨了组织结构改革。扁平化预示着经典科层制的转型，当下的扁平化实践主要表现为对科层制的修补、改善和发展。

随着公共行政范式变迁为新公共管理，以及行政改革的实践，上海行政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在行政伦理、新公共管理、政府绩效、行政监督与行政问责等方面成果显著。行政伦理研究代表作有：竺乾威的《美国的公共行政伦理研究》（《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1年第3期）首次介绍了美国的公共行政伦理研究。李春成在《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兴起》（《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中指出，1970年代以前的美国行政伦理学研究处于其奠基时期，历时大约30年，此后属于它的发展时期。

公共行政文献的研究开始跟随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以及正在经历参与式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数字时代治理的变迁步伐，出现了一系列成果。主要有：竺乾威的《从行政到管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变化》（《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1年第1期），顾建光的《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期），刘霞、向良云的《从管理学到公共管理学》（《管理科学》2006年第3期），竺乾威的《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0期），顾丽梅的《美国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反思》（《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和《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陈水生《新公共管理的终结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理论导刊》2009年第4期）等。其中，竺乾威的《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一文首次对整体性治理这一新思想做了介绍和评价，认为整体性治理产生的两个背景是新公共管理的式微和数字时代的来临，政府部门碎片化导致的协调困境是其核心关切，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最终强化跨部门政务协同。该文引领了整体性治理的研究热潮。

同时，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高校教材，大多命名为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基本教材，如刘霞主编的《新世纪的中国行政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公共管理MPA简明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何精华主编的《现代行政管理：原理与方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等。这类教材汲取了当今国内外行政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借鉴和评析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学研究的最新观点，阐明了行政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第二类是介绍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演进历程，代表作有顾建光编著的《现代公共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和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后书系统阐释了西方公共管理学界的几十位最具代表性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包括威尔逊、法约尔、韦伯、梅奥、西蒙、德鲁克、布坎南、奥斯本和登力维等人。第三类是公共行政案例和行政管理实务，如竺乾威、马国泉主编的《西方公共行政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孙荣主编的《现代行政管理：工艺与实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陈奇星、陈尤文主编的《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等。案例教学对读者理解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现状及其最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第四类是英文文选。竺乾威、马国泉选编了《公共行政学经典文选（英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该书选录的多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经典、有影响的重要文章，共30篇。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翻译了一些公共行政的教材和专著。竺乾威翻译了罗伯特·沃森的《公共行政：管理中的角色模拟与案例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本书通过24个涉及公共和非公共部门当代实际的角色扮演案例，来帮助读者面对可能会碰到的困境。扶松茂、丁力翻译了罗伯特·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本书通过对公共组织理论的哲学反思，批判性地梳理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公共行政领域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原因进行了探索。竺乾威、扶松茂翻译了理查德·斯蒂尔曼二世的《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本书涉及了公共行政的范式、行政人员的多重职能、当代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等公共行政领域的主要问题。敬乂嘉翻译了汤普森的《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本书探讨组织如何针对任务环境要素、因果理解、技术、目标、组织内外相互依赖等，建立适应性的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模式。彭勃翻译了伊丽莎白·奥萨利文等著的《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该书全面介绍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论工具、研究技巧、模型构建、研究设计、测量和抽样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竺乾威组织翻译了复旦译丛·公共管理系列，共计8本经典著作，分别从政治、经济、法律和信息沟通等多个视角探讨了西方公共管理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译丛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偏重理论方面的。如沈莹翻译的小威廉·格姆雷和斯蒂芬·马拉的《官僚机构与民主——责任与绩效》（2007）。另有介绍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比如在对官僚制的批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之时，张怡翻译的查尔斯·葛德塞尔的《为官僚制正名——一场公共行政的辩论》（2007）为我们展示了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二是偏重操作和技术层面的，比如张熹珂翻译的多丽斯·格拉伯的《沟通的力量——公共组织信息管理》（2007）、刘璟等翻译的科尼利厄斯·克温的《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2007）、朱春奎等翻译的理查德·宾厄姆和克莱尔·菲尔宾格的《项目与政策评估：方法与应用》（2008）。三是涉及政府改革和治理的，比如竺乾威翻译的菲利普·库珀的《合同制治理》（2007）、何俊志翻译的理查德·雷恩的《政府与企业——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2007）。此外，顾丽梅、姚建华等翻译的盖伊·彼得斯的《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2008）介绍了美国的公共政策的资料和观点。

在政府绩效、绩效评估的研究中，2003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的《赛出“千里马”——上海人才高地建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出强化竞争的用人机制。朱春奎出版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方法与应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政府绩效预算——美国经验与中国方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两本专著。前书主要运用平衡积分卡对公安部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系统和医学研究四类组织的绩效评估进行了研究。后书对美国联邦政府与州和地方政府推行绩效预算制度的成果、经验、教训进行跟踪研究，在对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推行绩效预算改革的进展与成效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推动政府绩效预算的关键因素与战略构想、推动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的路径选择与行动方略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索。郭俊华的《英国政府综合绩效评估的经验及其启示》（《当代财经》2007年第9期）介绍了英国综合绩效评估工具。彭勃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分析》（《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指出评估机制的不合理是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主要问题，当务之急是强化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机制，实现精确化的量化评估模式，让公民参与评估。

在行政监督和行政问责研究中，主要成果有：陈奇星的《试论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社会科学》1999年第11期）、陈奇星和罗峰的《略论西方国家的行政监督机制》（《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3期）、陈奇星等著的《行政监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和《行政监督新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这些论著主要介绍行政监督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行政监督思想研究、当代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行政监督机制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等。扶松茂的《创建中国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党政研究》2003年第6期）通过对瑞典和英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构想在我国创制人大行政监督专员制度,进一步强化我国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唐亚林、陈水生的《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学术界》2010年第6期）提出构建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

    二、中国行政管理研究

1978年以来，上海行政管理学研究开始起步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和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学界将研究重点放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上。学界围绕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进行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行政学院主编的《上海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该书立足于上海地域发展，就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创新做了扎实的地方研究和探索。其他主要成果还有林尚立的《论职能转变基础上的政府再造》（《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朱厚玉的《简论邓小平转变政府职能的思想》（《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胡伟的《转变政府职能不是减少政府的公共职能》（《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6期）、孙力的《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产权分析》（《行政与法》2000年第2期）等。学界围绕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与模式产生了一系列成果，代表性成果是胡伟和王世雄的《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较早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动力和模式。其他成果还有李琪的《论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逻辑结构》（《行政学研究》1987年第1期），王世雄的《现阶段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三个层面》（《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11期）和《90年代行政体制改革战略地位的理论回顾与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王世雄和陈周旺的《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对90年代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理论的回顾与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徐爱华的《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7期）、扶松茂的《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吴志华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内动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容志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特征与目标》（《求索》2008年第1期）、王茂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均衡性分析——政治学的分析视角》（《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3期）等。

公务员制度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贯穿了改革开放后学界的研究之中。学界对中国公务员制度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对中国公务员制度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的研究，产生的代表成果有赵海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进中的难点分析》（《理论与改革》1995年第11期）、吴新叶的《韩国公务员考试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几点启示》（《东北亚论坛》1998年第2期）、商红日的《论完善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力评价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6期）、周敏凯的《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改革与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2期）、沈荣华编的《人才引进与保持》（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和《人才立法与规范管理》（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孙荣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考：制度与价值》（《中国人才》2008年第17期）等。对中国公务员制度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改革及其作用的研究，代表成果有沈荣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顾丽梅的《信息社会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调整与变革》（《中国信息界》2003年第16期）、翟桂萍和苏杨珍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变迁的趋向分析》（《江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吴志华和刘晓苏主编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彭正龙主编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郭庆松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王文章和孙荣的《应急管理中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才》2010年第21期）等。此外，吴志华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方向，较有影响。这一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实行财政分权，学界对公共财政给予了较大关注。学界围绕中国公对公共财政的目标和价值进行了研究，产生的代表成果有蒋洪的《市场经济的哲学与财政政策》（《财政研究》1994年第2期）、马国贤的《效率——公共财政建设的核心问题》（《财贸经济》2000年第10期）、戴敏敏的《迎接挑战：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对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研究，产生的成果有菅和平的《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财政体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蒋洪的《公共财政决策与监督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刘守刚的《晚清财政转型与我国公共生产制度的兴起》（《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马国贤的《论公共财政框架建设的三位一体模式——兼论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的途径》（《财经研究》2004年第3期）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财经研究》2007年第10期）、郭俊华和程琼的《我国重大自然灾害的公共财政应急措施研究——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等。此外，朱春奎主编了《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该书收录了多篇文章集中解释并比较研究了中美两国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的相关热点问题。

21世纪以后，社区治理方兴未艾，产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成果。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代表成果有林尚立的《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该书依托上海地域发展，在多年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索了上海社区治理的相关问题，并就社区民主与治理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对社区治理模式和制度创新的研究，代表成果有王邦佐等著的《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马西恒、何海峰和罗峰合著的《中加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以上海和温哥华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顾丽梅的《上海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以潍坊和谐社区的建构为例》（《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07年），杨蓓蕾和孙荣的《新农村建设中社区治理模式困境探究——以H村可持续发展项目为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孙荣和范志雯的《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业主委员会的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2期），齐卫平和陈朋的《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5期），刘春荣的《赋权下的自主性——对上海社区治理革新的政治分析》（《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刘中起的《走向多元主体互动治理——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建设模式新探索》（《探索》2009年第5期）等。对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其作用的研究，代表成果有金家厚和吴新叶的《社区治理：对“社区失灵”的理论与实践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徐振中和徐珂的《走向社区治理》（《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第1期）、马西恒的《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考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彭勃的《路径依赖与治理选择——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变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罗峰的《社区公共治理与和谐社区的组织化建构》（《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8期）、郑长忠的《多元共存条件下社区治理的政党逻辑——以上海临汾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工作为例》（《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等。

与社区治理一起进入学术视野的是城市治理。基于上海大都市的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代表成果有刘晔的《城市治理与公共权力：边界、责任与合法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该书就中国城市治理中公共权力的边界、责任和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对城市治理的模式和制度创新的研究，代表成果有高民政和郭圣莉的《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陶希东的《公私合作伙伴：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城市发展研究》2005年第5期）、刘淑妍和朱德米的《参与城市治理：中国城市管理变革的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6期）、顾丽梅的《解读西方的公民参与理论：兼论我国城市政府治理中公民参与新范式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钱海梅和齐卫平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基于作为新解释范式的社会资本视角》（《理论导刊》2008年第11期）、陈朋的《从任务型自治到民主合作型治理：构建合理的城市街居治理体制——上海市35个街居调研的案例启示》（《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6期）、刘淑妍的《公众参与导向的城市治理：利益相关者分析视角》（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等。对城市治理的理论及其实践作用的研究，代表成果有陶希东的《中国城市治理：理论、问题与战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彭勃的《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申剑与白庆华的《城市治理理论在我国的适用》（《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9期）、顾丽梅的《治理与自治：城市政府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敬乂嘉和刘春荣的《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孙荣、徐红和邹珊珊共著的《城市治理：中国的理解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容志的《城管困境、执法危机与治理结构变迁——关于条块分割与城市综合执法机制的实证研究》（《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07年）、孙荣和葛文佳的《城市治理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探究》（《新视野》2008年第2期）、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著的《城市治理与中国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吴新叶的《城市草根政治的治理逻辑与展开：执政党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等。

在社区治理与城市治理中，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公共物品供给和服务型政府来展开研究。代表成果有敬乂嘉的《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该书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发展经验，总结和阐述了公共服务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并提出公共服务民营化决策的理论框架；总结了合作治理的复合性特征，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研究，产生的代表成果有汪伟全的《多抉择供给：公共物品竞争性供给之改革出路》（《现代财经》2005年第9期）、孙辉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第三部门参与——一种公共物品供给的新范式》（《财政研究》2006年第9期）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研究，代表成果有菅和平主编的《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财政体制——上海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甘峰的《公共物品供给的PFI路径与服务型政府制度创新——以上海公路建设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孙辉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以上海市社区矫正为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等。这一时期，社区治理与城市治理中关注的不仅是公共服务提供，也开始关注公共危机管理。学界围绕公共安全研究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代表成果是李瑞昌的《危机，安全与公共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该书从危机应对与安全建设、上海治理实证研究、政策创新、域外新观等部分对危机、安全与公共治理进行了研究。其他主要成果有竺乾威的《危机管理理论简述》（《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07年）、刘晓亮和孔凡河的《中国公共危机常态管理的多理论视角解析》（《东南学术》2010年第1期）等。

2000以来的上海行政学对公共政策分析予以了关注。公共政策分析近十年发展迅速，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代表成果有顾丽梅的《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该书就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原因从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向度进行了解释和研究，将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联系起来研究。针对不同问题也产生了其他不同的研究成果，对政策过程的研究，代表成果有周向红的《公共政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成因的分析》（《理论探讨》2004年第2期）、杨正联的《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决策博弈行为分析》（《软科学》2005年第5期）、王礼鑫的《政策过程的研究途径与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研究——从政治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和《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等。对公共政策文本和价值的研究，代表成果有杨正联的《公共政策文本分析：一个理论框架》（《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1期）、邓念国的《公共政策执行系统价值取向的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李春成的《价值观与公共政策：政策分析的新领域》（《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07年）等。对公共政策实践及其经验分析的研究，代表成果有顾建光的《公共政策分析引论》（武汉出版社，2002）、《公共政策分析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以及和王树文合著的《公共政策分析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刘伯龙和竺乾威主编的《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彭勃译的《理解公共政策》（华夏出版社，2004）、顾建光译的《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朱德米的《公共政策扩散、政策转移与政策网络：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建》（《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徐家良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程名望和周向红的《计划生育家庭对优先优惠公共政策的需求分析——以上海321个样本为例》（《人口与经济》2009年第2期）等。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非政府组织不断得到重视，也因此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一领域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蓬勃展开，产生了一系列成果。代表成果是吴新叶的《城市草根政治的治理逻辑与展开：执政党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该书从城市草根政治出发分析了执政党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变迁。对党政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研究，代表成果有吴新叶的《农村基层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林尚立的《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年第1期)、吴新叶的《党对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以执政党的社会管理为视角》(《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等。对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研究，代表成果有范丽珠的《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金家厚的《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和《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管理视域》（《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顾建光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何云峰和马凯的《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陈洪连的《论和谐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和《论非政府组织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功能及其发展策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等。

电子政务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事物，因应这一需要，学界研究电子政务的成果不断涌现，代表成果有樊博的《电子政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该书从公共管理视角来审视并总结了电子政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关系的研究，产生的代表成果有顾安平和王浣尘的《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理论探讨》2003年第6期）及顾平安的《电子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能力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10期）、吴明华的《发展电子政务：政府能力提升的有效手段》（《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赵豪迈和白庆华的《电子政务悖论与政府管理变革》（《公共管理学报》2006年第1期）、郭俊华、程琼和樊博的《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行政成本管理策略研究》（《情报杂志》2009年第1期）及郭俊华的《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2期）等。对电子政务的作用和效果的研究，代表成果有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电子政务研究中心编著的《突破电子政务壁垒》（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樊博等编的《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樊博和孟庆国的《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流程优化研究》（《情报杂志》2006年第4期）、樊博的《绩效驱动的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及协同应用》（《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4期）、丁雅敏和孙荣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经验与途径》（《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等。

第三节 政治制度

政治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从对政治制度的关注开始的。一方面，对本国政治制度的恰适性进行阐释，这就产生了改革开放后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一国两制”等中国政治制度的关注，引发了对政治设计与政治制度文明的探寻。另一方面，在关注外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思考本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这就需要建构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框架、讨论各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发展概况、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政体演变方式。

一、中国政治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一度是政治学研究的薄弱之处。为了适应从根本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进一步凸显，上海政治学界的探讨逐渐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范围，并直接带动和强化了政治制度研究、反腐败研究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等。早在1981年，周世逑等学者积极呼吁并撰写恢复行政管理学的文章，例如，《一门被忽视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百科知识》1982年第4期）以及《浅论行政机构的改革》（《政治与法律》1982年第3期）；1982年，他作为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行政管理课程的主讲教师，为我国培训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行政学者；1984年，他出版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行政学著作《行政管理》（人民出版社），主要内容有中国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管理职能、管理主体、管理过程、监督机制、发展和改革等部分。

1985年上海政治学界开展对“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专题研究，王邦佐和王沪宁在《政治学研究》上联名发表题为《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1985年第2期）的学术论文，认为“一国”和“两制”是主权与治权的高度的有机结合，“一国”就是讲国家主权的不可分性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一个主权之下可以有多种政治体制。“一国”是“一国两制”的立足点。由此，也带动学界对政治制度建设的广泛研究与思考。90年代末，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之际，林尚立等撰写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以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为理论依据，联系历史和现实，系统地归纳出“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完整体系，即对“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核心、前提、宗旨、基础、原则、主体、国家结构、方针、哲学、意义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着重在国家统一、和平共处、国家制度、主权治权、国家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思考和探索。

上海政治学者还注重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从传统的静态视角转向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视角，将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制度分析放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的中西时代背景中来检视。例如，曹沛霖的《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剖析》（《党政论坛》1987年第3期）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西方选举制度的重要论文。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是建国后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著作，作者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对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分析。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黄河出版社，1993）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模式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和分析，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方面，展现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概貌和特征。他所撰写的《试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特色——兼谈中国不能搞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军队政工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对于人们正确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决反对在中国推行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上海政治学者致力于把党的基本原则和国家根本大法用于制度设计的学理实践过程，同时着眼于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活实践过程，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政府管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王沪宁以比较政治视角发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历程和现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该文认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发展的状况如何，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治发展中，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体制的发展是重要的一环。1995年，浦兴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全面地分析了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系统介绍了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相关内容，提出完善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思路是配套完善法规，健全完善机制，加强管理监督，加强队伍建设等，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历史沿革、现状、发展趋势，对于学者分析和研究中国现实政治现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工具。学术间的呼应和探讨也较好促进了政治制度研究和对实践的指导。1998年，浦兴祖发表《人大制度二十年的发展及启示》（《上海人大月刊》1998年第9期）一文，系统梳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1954年9月正式确立以来，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为学者们继续推进人大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历史脉络。每到重要历史节点，上海政治学者都会结合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给予评析。桑玉成和袁峰所著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容，即健全体制、调整权力、拓展参与、建设文化、开放政治。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问题一直是上海政治学者关心和关注的重要课题。1999年，胡伟发表《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前出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在现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寻找和培育民主的生长点，提出通过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并由精英民主导向大众民主，应当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战略。同年，林尚立发表《基层群众自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认为，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下世纪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党建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应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景观。袁峰在《制度变迁与稳定——中国经济转型中稳定问题的制度对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中探讨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2000年以来，对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开始增多，上海政治学者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系统。既有对人大制度进行系统总结，也有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桑玉成著《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学林出版社，2002）一书，系统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分化、利益分化下的社会特征、利益分化与政府智能的调整等。还有何俊志、赵可金译的孙哲著的《全国人大制度研究（1979-2000）》（法律出版社，2004）一书，刘建军、何俊志、杨建党编著《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之后一个时期，上海政治学者也有对人大制度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尤俊意在文章《关于改善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几点看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2期）中明晰了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具体内涵。研究基层人大制度的成果主要有何俊志的《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中国地方人大制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在阐释人大制度的意义和发展方面的成果有谢岳的《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和程竹汝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现形式的历史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成就的三个方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2009）学术年会，2009）以及《监督权：人大权力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上海人大月刊》2010年第11期）。孙力著《利益代表机制的政治分析》（学林出版社，2008）一书从社会机理的角度论述代表机制与社会文明的内容及关系；强调民主政治不仅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也是追求利益平等的产物和实现机制。刘建军发表一系列关于人大制度建设的文章，如《人大制度与有序民主：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的更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之比较》（《学习论坛》2010年第4期），强调人大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效的价值资源、合法性资源、制度资源和法治资源，人大制度与有序民主的关联性是保障当代中国构建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

在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上海政治学者们将政治生态纳入研究视野。2000年，王邦佐等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以政治生态学作为研究方法，将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为一个生态单位纳入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环境系统中，分析和研究其发展与变化的规律。程竹汝《论现代司法的政治制度化功能》一文（《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2期）讨论了政治制度化与司法功能的逻辑和政治何以必须依赖司法的政治功能。桑玉成撰写的《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东岳论丛》2003年第4期），出版的专著《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与战略》（重庆出版社，2009）提出要按照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这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上海学者不断地将制度文明推向政治学研究的新高度。胡伟发表《政治文明：意义、范畴和本质——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是制度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特别是要建构反腐倡廉的制度和机制。学者们认为政治制度建设的动力在于内外联动。吴志华发表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内动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一文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五轮行政体制改革历程，认为要使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取得后续性成效，需要通过外动力转化为内动力的制度保障。商红日在《论完善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力评价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6期）提出完善国家人力资源能力的评价制度,对于促进国家人力资源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张明军等编著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一书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各要素的分析，力图探究其运作的基本机制，认识并总结这一变迁的内在规律，以解答政治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制度问题。2009年，林尚立发表《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一文，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的，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适宜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

2000年以来，有关政治协商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学者们认为借助统一战线提供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制度资源在中国发展协商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新世纪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与目标。林尚立先后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第4期）、《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基于政治学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建设只有有效地嵌入国家制度体系，并融为一体，人民民主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刘杰发表《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论人民政协的整合执政资源功能》（《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09第4期）等文章，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索，认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平台。郝宇青出版《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政治制度化建设进行了探索，并在《政治制度设计理念与政治信任缺失》一文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阐述了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弱化现象以及未来中国政治信任重塑等重大问题。强调制度建设的同时，学者们探讨了政治信任与政治发展的关系。2009年6月20日，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由上海市政治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和政治学系联合主办“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理论研讨会，研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问题及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来自沪上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解放日报》、《文汇报》、《探索与争鸣》等媒体记者50多人出席了会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上海政治学者也着眼于新媒体技术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认为推动网络公共空间中的协商民主茁壮成长、走向成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齐卫平发表《网络公共论坛：虚拟空间中的协商民主实践》（《理论探讨》，2010年第5期）提出网络政治制度建设需要注意四个重点问题：推动互联网建设和网络知识普及；加强网络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构筑社区网络公共论坛；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

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制度的描述、分类和比较，探求政治现象一般特征和规律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上海政治学界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着力于建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分析框架；二是译介西方政治学中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和文章；三是对各国政治状况进行个案研究。

在建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分析框架方面。王邦佐和孙关宏的研究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较好基础。他们在1983年发表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演变》（《政治与法律》1983 年第4期）、《英美两党制的产生及其阶级实质》（《政治与法律》1983年第2期）。1987年前后，姜琦参与编著出版《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45-1985》（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长编1945-1955》（第4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848-198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科社共运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并相继发表《关于苏南冲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2年第2期）、《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1年第17期）等论文。学界在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过程中注重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将多种政治现象置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中进行透视，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从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政治科学等10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领域进行比较分析。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沪宁撰写的《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及《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曹沛霖等翻译出版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西方国家选举制度剖析》（《党政论坛》1987年第3期）一文比较系统介绍了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桑玉成等发表《国际经济政治学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4期），从不同角度扩充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治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从研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入手，主要选择英国、美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瑞典、瑞士等国家，对每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宪法与政治体制、国家元首体制、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地方政府体制、官员体制和军队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陈明明发表《西方政治发展的逻辑：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中注意到中世纪欧洲封建组织形态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城市市民社会的生长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同时指出资本的运动必然与这一结构性特征发生尖锐的冲突。

在译介方面，80年代初期，王沪宁先后发表了多篇介绍国外政治学的论文，从某个具体经典著作到整体思想脉络均有译介，《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读书杂志》1983年第3期）、《生物政治学简介》（《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美国政治学的系统分析学派》（《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及1986年发表《当代西方政治多元主义思潮评析》（《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80年代中后期上海政治学者致力于翻译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张华清、孙嘉明翻译的安东尼·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从社会的角度去解析政治现象,分析政治系统和政治行为。东方编译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系列译丛，上海青年政治学者积极参与译著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比较政治研究中相关经典政治学的文献资源。与此同时，学者们较为集中地编译出了一批国外政治学精品力作，介绍了国外的相关概览。从世界范围到某区域政治学的研究，学者们均有关注。刘靖北等编著《独联体各国概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详细介绍了独联体各国基本情况及与我国接壤的15个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基本情况。同年，他还编译了《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概述苏联民族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苏联民族政策在政治上的得失，并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语言、宗教、民族意识、人口等不同侧面，对苏联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它们在影响苏联前途中的作用。

对各国政治状况进行个案研究方面。郭定平发表一系列论文：《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论战后日本政治多元化》（《日本学刊》1994年第4期）、《论新加坡政党与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韩国政治转型的成就与问题》（《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第0期）、《论战后日本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等，陈明明发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探源》（《领导文萃》2000年第12期），林尚立发表《九十年代日本政治发展的走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第1期），桑玉成发表《韩国政坛内幕》（《国际展望》1996年第2期），介绍国别政治制度。李路曲以新加坡为个案，以东亚、后发展国家和欧美为不同的坐标，把新加坡模式放在全球政治发展模式中进行审视，从而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定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社会控制方式》（《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4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与宪政建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5期）、《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新加坡的精英主义与高薪养廉及其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等。除对新加坡进行个案研究，李路曲还发表了《当代东亚政党体制的转型：范式、原因和历史任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一文，指出东亚的多党体制是处于多党政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它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国家体制和推进民主化进程。他的《新加坡与我国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理论探索》2008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新加坡与我国的政治发展模式的区别和相似之点。臧志军发表《日本政治资金及其管理法制改革》（《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竞争型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资金的来源有国家供给和政党或政治家自行筹措两种基本模式，但两种模式都无法保证所谓的“公正”。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将进一步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政体演变方式。全面系统梳理国际政治制度，学者们注重点、线和面的结合，从不同角度比较各国政治制度。胡伟发表《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及演变》（《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分析了各国多党议会制的演变的类型，提出不同类型各具特色，其共同特点是多党议会制逐步向行政集权制转变。1997年，孙力发表《冲突着的民主──析美国制宪者思想底蕴》（《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及《国外发展理论的学科透视及其综合取向分析》（《学术季刊》1997年第4期），从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学科入手，对国外发展理论的科学结构和演进趋势作了整体透视。周敏凯出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官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一书，以系统比较的方式，介绍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官制度。张月明编著《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再现具有时代的特征。郝宇青发表《论苏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指出苏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具有刚性特征，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利于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建设。冯绍雷编写出版的《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系“转型时代丛书”之一，就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外交等方面全面、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撰写的一项集体成果。韦定广等出版《全球化与世界政治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一书，选择一个为国内相关研究所忽视的视角，全面分析全球化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关系。

在公共行政制度研究方面，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上海政治学者对西方行政管理政策开展广泛的比较研究，代表性的有竺乾威发表的多篇文章，如《北欧三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比较》（《西欧研究》1989年第4期）、《英美文官制度改革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10期），后者系统介绍了英美文官制度改革留下的遗产以及提供的经验教训。其后，学者们通过国际比较制度视野研究各国公共政策的性质、政策演进与价值理念、理论模型、政策议程建立与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蒋云根出版《中国经济行政管理学》（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分析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同政府职能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考察了政府如何运用各项经济政策实施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与管理。商红日发表《国家与政府：概念的再界定——兼论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通过中西方国家和政府概念内涵的辩证分析解读，用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做了详细和全面的论证。2003年，宋光周出版《新编行政学》（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宋锦洲出版《公共政策：概念、模型与应用》（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周敏凯出版《比较公务员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将对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同阶段的公务员制度的纵向研究，与对每一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横向研究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对中外公务员制度的具体制度进行比较，并进行理论思考。胡伟发表《西方国家公共服务转向的最新进展与趋势——基于美国地方政府民营化发展的纵向考察》（《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指出超越市场与计划的二元对立，根据成本与公民满意度等综合因素，在公私部门之间选择多元化的服务提供方式，是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发展的一种新范式。此外，唐亚林发表了《西方国家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上海人大月刊》2010年第8期）一文，介绍了西方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及其启示。

第四节  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界对政治思想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对政治思想的研究集中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外国政治思想史，在这其中，每个时期都有着鲜明的研究特色，研究类别、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呈现出差异化的趋势。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术界曾经有过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86年，王松等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编写《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史》等著作。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革命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五四后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参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4卷本）等书。

80年代末，上海政治学者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和批判获得了丰富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们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金冲及与胡绳武合作出版了大型专著《辛亥革命史稿》第1-4卷（1980年一卷、1985年二卷、1991年三、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他们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成果内容丰富，比较全面，不仅论述民主政体的思想，还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各自的特点、影响。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是近代民主思想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

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政治学者主要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当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性质，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有关政治制度方面进行整体研究。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一书系统探讨了我国当代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国家元首制度、国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民族区域制度、人民直接参与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叶孝信主编的《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是中国专题制度史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潘世伟发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一文，指出当时代的演进提出某个根本性的主题并且条件逐步成熟之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然会酝酿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取得的成绩，是本世纪前50年研究的传承和发扬。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的。徐顺教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重于人物伦理思想研究，所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物的伦理思想。

就在这一个时期，上海政治学队伍的构成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行政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的局面，所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朱义禄、张劲撰写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高瑞泉著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从历史中发现价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合著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转折时代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等数种，主编有“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中国思潮评论》丛刊。其中，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论述了11种思潮：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

2000年以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政治学的发展，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这种研究旨在解决诸如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人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种地位、如何在人群中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野等等问题。曹沛霖发表《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三个走向”》（《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用历史比较的观点提出中国政治学应走向科学、走向实际、走向世界，取得更大的发展。王邦佐发表《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政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展逻辑》（《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提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界围绕社会建设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社会建设概念的涵义、社会建设与其他建设的相互关系、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的主要问题、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种看法。经过上海政治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 1990—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1990年以后，出现了研究公民身份的高峰。如商红日发表的《公民概念与公民身份理论——兼及中国公民身份问题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同时，公共管理思想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竺乾威发表的《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0期）。而关于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则是学者们研究的核心问题，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论。如胡伟发表的《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成就、途径和道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回顾和总结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成就，研究和探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战略，论证和分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依据和内涵。曹沛霖等发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之维——纪念邓小平“8·18讲话”发表30周年》（《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9期），认为邓小平从制度角度对社会主义弊端的分析，至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郭定平发表《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比较思想史的理论视角》（《学习论坛》2010年第10期）认为坚持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有助于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采取急进的浮躁方式加以推进，而是始终坚持在积极稳妥的轨道上渐进式推进，这不仅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也为中国探索一条与国情相适应的政治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这是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如刘杰发表的《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同时，学界认为，政治知识研究有助于深入解读中国古典政治的本质与特征，有助于有效分析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并实现中国古典政治研究与中国现代政治研究的有机结合。张树平发表《政治知识：中国政治研究的可能视角》（《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文章要求实现“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关联和贯通，防止“化约论”的倾向。胡建编著的《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本质上不取决于学理而取决于国情。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学者们也给与了积极关注。齐卫平先后发表多篇理论文章，如《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比较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两个阶段的不同，必须从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潮演进关系的规律上去发掘原因。此外，他还发表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三个选择”问题的若干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1期）以及《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综述》（《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等文。学者还从政治思想历史比较的观点以及治理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考察。代表性的有唐亚林发表的《从阶级统治到阶层共治——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考察》（《学术界》2006年第4期），将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阶级统治模式阶段、过渡阶段和阶层共治模式阶段。王向民发表《民国政治学的四期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一文，认为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学也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出版了《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提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身历史的反思。陈克艰发表《思想的理解与考证——读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点滴》（《史林》2007年第5期）一文，认为萧公权的研究方法真正成了理解和阐释思想的有效工具。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分别从某个朝代、某位思想家或某个具体政治行为展开研究。李承发表《宋朝享国与国防制度文化》（《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指出，国防政治制度思想是大宋王朝在“内困外扰”政治环境中却得以享国长久的重要因素。张雪梅发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和谐的追求》（《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认为，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按照是肯定还是超越现实政治关系的政治和谐追求特点，出现了以老庄为代表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两条贯穿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和谐追求思路。程竹汝发表《民间上书：特征、类型与功能——对2000年以来重大民间上书事件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4期）一文指出，上书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独特方式，深具传统色彩的民间上书现象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引人注目。上海政治学界围绕政治思想史、政治文明的科学涵义、结构、特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和建设路径展开研究。高民政等发表《1958-1966：居民委员会功能的变异与恢复——以上海市为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3期），说明了居委会如何受制于宏观社会变迁和政治生活，显示了它作为城市治理架构中的一个单元的地位及其协助计划经济体制运转的作用。程竹汝、罗峰、余祖军、李淑华撰写《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探讨了古代政治思想文明和近代政治思想文明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发展逻辑进行了探讨。学者们对政治思想中的“共同言语”和“共同思想”展开研究。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论述了从进化论到历史主义、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等的进程。萧延中撰写的《中国政治思想的“语言”与“言语”》（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认为古代政治思想家受到一套“共时性”的思维模式的支配，可称之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语法”。张树平发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学术探索》2006年第5期）一文，阐述1840-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

这一时期，对政治思潮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者们的研究围绕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产生与演进，是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学的恢复、社会变革、知识群体的兴起以及知识生产、传播体系的变化，是刺激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产生的直接根源。刘建军发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根源与演进》（《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以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及其“介入机制”作为研究视角》（《复旦政治学评论》，2010年）等论文，出版《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指出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演进经历的阶段性特征、内在逻辑，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具有不同的关怀和政治属性。轩传树发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在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进程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化、规范化得到加强，逐渐确立起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1987年，王沪宁发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又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一文中研究了政治文化的历史结构和因素结构、历时性结构和共时性结构、既存结构和发展结构，指出中国政治文化近代以来的演化路径是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孙关宏发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走向：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认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中国政治科学走向发展与成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翼，理应成为共同支撑中国政治学大厦的基石，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条件与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二、外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本着教育面向世界的宗旨，8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为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集体会员，上海政治学者进一步关注外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王沪宁编译罗伯特·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并发表《<西方政治思想简史>读后》（《读书》1984年第2期）、《世界政治学面临二十一世纪》（《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2期）等译著及文章，指出对待不同国家政治学的态度和主张要在更深入的微观分析中谋求反映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规范理论或政治哲学的振兴；在不同方法论和世界观之间谋求沟通的基础和条件；在不同政治文化的氛围中谋求相对统一的概念框架；在层出不穷的新课题中谋求政治学的基本宗旨。

80年代中期，国际交流得以展开，不少国外政治学者来上海讲演和学习，上海政治学者也出国进修和考察，并向国外介绍中国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1985年，上海政治学者还参加了在苏州召开的“中外政治思想史研讨会”，与全国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同仁汇聚一堂，研讨学科发展与建设问题。1986年10月上旬，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召开了“当代世界政治思潮研讨会”，与会者通过客观介绍、公正评价、比较研究等方式,探讨了当代世界政治学说、政治思潮的有关理论问题。

上海学者注意到理性主义思维传统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编译外国政治思想史经典的时代，上海政治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大量翻译著作出版。1998年，竺乾威翻译詹姆斯·西瑟的《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英诺尔曼·巴利的《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90年代后期，政治哲学、政治法学、政治神学等方向的研究也吸引了不少上海政治学科内外的学者。如竺乾威翻译的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等经典书籍。

上海政治学者从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和均衡的角度，来描述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模式。90年代初学者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扩展并深化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叶立煊编写出版《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后者系统介绍分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思想，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政治思想，17至19世纪荷兰、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的政治思想等。浦兴祖等一批师生共同编著《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西方政治学名著释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书，选择15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经典著作，从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内容提要、难点探讨、全书评述等五个方面分别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述。此外，姜琦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顾肃编著《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浦兴祖、洪涛编著《西方政治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上海政治学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编写方面的成果外，上海政治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相对较深的层次，产生了不少有特色的专题研究或者断代研究，其中一些还在专业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如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皮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一书，将其笔触指向思想史的源流，厘定并梳理了启蒙运动的两种渊源。该书的下半部分则展示了灵魂附体的罗伯斯庇尔怎样将卢梭的思想付诸实践，以及这样的实践又怎样在不断革命加温中导致覆灭的。

学者们通过探讨自由主义两大传统（即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差异，以及两个政治传统之间的对立与融合，揭示自由主义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上海政治学者涉足中西政治思想比较领域，包括宏观的比较、断代的比较（如先秦与古希腊）、具体思想的比较（如民主思想与民本思想）、不同国家政党比较等，有关研究成果多达数十篇，还开设了相关课程，也出版了相关的专著。1982年，孙关宏、王邦佐发表《英美两党制的产生及其阶级实质》（《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2期）一文认为，由于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们的政治制度的形式和特点也往往各不相同。英美的两党制就是区别于一党制和多党制国家的另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王邦佐、孙关宏发表《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演变》（《政治与法律》1983 年第4期）一文，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演变历程。曹沛霖发表多篇有关西方政治制度思想方面的论文，如《论当代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的职能》（《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4期）、《西方国家选举制度剖析》（《党政论坛》1987年第3期）、《西方民主制的发源及启示》（《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讨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思想的流变；郭定平则先后发表《关于柏克的政治哲学》（《社会科学杂志》1988年第11期）、《启蒙运动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比较思想史的理论视角》（《学习论坛》2010年第10期），论及西方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等话题。徐觉哉编著的《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对近5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进行考察和梳理，并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梳理出25个派别，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社会主义理论多元演进的历史进程和思想轨迹。

2000年以来，上海部分政治学者以西方特定国家和政治学家有关思想史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桑玉成发表《人的政治观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胡伟发表《民主与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评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刘杰发表《从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中把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轩传树发表的《境外舆论关注中国60年的几种倾向》（《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2期）等文章。2005-2007年，郝宇青发表《论苏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理性主义对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论合法性理论之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文章，要论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理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以及合法性理论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