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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二十三章 上海重大发展战略与发展路径研究

发布日期:2019-06-13

 

第二十三章  上海重大发展战略与发展路径研究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周师迅、姚治、张明海、潘春来、谭旻
 
第一节 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研究
1978年上海开展的工业调研揭开了经济发展战略讨论序幕,其主要组织者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讨论的核心是上海工业的改造与振兴,时间持续了三年多。
1981年,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向国家申请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由副所长陈敏之主持。1983年4月,这一课题被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项目,首次明确地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列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该课题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求以社科院为主力,集全市之力,把这个战略课题研究透彻,为上海的未来寻求新的道路。
为配合该课题研究的展开,由上海社科院发起,市计委、市经委和市委研究室等单位联合组织“上海经济双周座谈会”。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中,研究的内容已从单纯的工业技术改造讨论转向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把经济结构调整提到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向性高度。
1984年,开始制定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在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场有关上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大型研讨会,并把成果分别结集出版,从而将研讨活动推至高潮。
1984年4月25-27日,市计委、市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联合召开第一次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本市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300余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组参加了会议。为反映此次讨论会的成果,出版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论文集》。
1984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讨论了上海的发展方向问题。当年8月,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宋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马洪、季崇威组织调研组到上海,帮助研究拟订上海经济发展战略。9月1日,由马洪带队的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第一批32人到达上海,当月即开展调研活动。
1984年9月22-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主持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的第二次研讨会。这次围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高规格讨论会后来被称作“衡山会议”。国务院有关领导、全国著名学者、其他省市领导及专家、市有关领导和各系统的理论工作者共5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前来参加会议的北京专家有宋平、马洪、许涤新、薛暮桥、徐雪寒、李宝恒等,外省市专家主要有安徽的杨纪柯、辽宁的王光中、四川的顾宗枨、浙江的张奇等;上海市各委办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和一大批专家学者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主持,姚锡棠作主题发言。在分组讨论中,来自中央、外省市的专家们,发表了各自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建议,为上海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组也参加了大会,并提交了14篇研究报告,连同会后课题组提出的研究报告共28篇,汇编成《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为做好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抽调主要力量参加了市委组织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围绕传统工业的调整改造和新产业、新产品的开发、“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海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实现战略转变需要进行哪些重大改革及采取什么特殊政策这六个方面的专题展开。在历时五个月的研究之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成型,经济研究中心完成了调研报告的撰写工作,并负责草拟有关文件和宣讲提纲。
1985年2月8日,国务院以“国发(1985)17号”正式通知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这个发展战略向中央、国务院争取了对上海的政策支持,是上海改造和振兴的纲领性文件。
1985-1988年国务院又连续批复同意了《上海进一步开放初步方案的请示》、《关于上海市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报告》和《关于探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从国家层面对上海在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外资外汇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由此全面启动上海的转型与振兴。
二、九十年代上海发展思路研究
进入9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我国90年代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对上海的发展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的重大战略决策。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上海经济与城市重新定位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以开发、开放浦东为先声,全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正逐步向长江流域推进,这为上海探索90年代改革、开放和发展新路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上海城市功能、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90年3月,为了配合编制“八五”计划和2000年规划,市计委研究所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和社科院、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组成了“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9个月后,完成了总报告《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大思路》和12个分报告。该研究成果明确提出了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思路:第一,贸易兴市,发展现代化大贸易,重建经济中心功能,是90年代开浦东、振兴上海新战略的轴线;第二,调整中心城市功能,增设二级市,充实城镇体系,强化城市网络,加速建设世界级大上海都市圈,为上海未来城市发展勾画新的蓝图;第三,东西联动,内外循环,逐步形成与国内外市场相衔接的新运行机制,是上海建设国际性城市的关键。研究成果重构了上海经济中心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世纪末,初步形成6340平方公里的大上海都市圈,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第二步,到2020年初步形成以上海为核心、长江三角洲大中城市为基础的世界级巨型城市带,从而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
本次研究将上述三大思路概括为大贸易、大都市、大联动,作为上海90年代迈向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城市的三大通道。该次战略大讨论的研究思路和部分成果为之后“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系列研究、《迈向21世纪的上海》等战略研究或讨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迈向21世纪的上海”研究
1993年,在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提出“我们要集中力量,进行二十一世纪的研究”。市政府开展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时任副市长徐匡迪任课题组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蔡来兴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市政府研究室直接组织,邀集了上海市数百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业务骨干参与研究工作,并聘请了20多位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担任顾问。课题研究为时一年多,先后召开了三次大型国内、国际研讨会,最后形成了课题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等组成的近百万字的研究成果。
在《迈向二十一世纪》课题的研究工作中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重要责任,发挥了积极作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课题共分为十个分课题,重点研究了上海城市与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课题还完成了十七个专题研究,内容涉及外资引进、法制建设、区县城建、人才引进、港口建设等各个方面。中心聘请本市二十四位知名专家、学者,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课题的十个分课题和十七个专题招投标情况进行评审,并先后召开了国内和国际专家研讨会,研讨会在国际经济中心转移的理论、战略发展目标以及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同时,为了更好地实施“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发展战略,不断创新上海特大城市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战略思路,使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目标更加深化和具体,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研究中,上海开展了第二次大讨论,深入探讨如何实施“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构想。市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并参与了大量研究工作,围绕“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发展目标,提出了“金融先行”、“东西联动”等发展战略思路。1995年2月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全面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及详细的分报告、专题报告40篇,共计100多万字。《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研究完成了“三个规划”的制定,包括上海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浦东20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的长远发展规划以及上海2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1995年,《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荣获首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特等奖。
1996年通过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吸收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城市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初步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作为对上海城市定位的第6次修订,此次在“三个中心”之外,把“现代化国际城市”正式修订提升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面向21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的战略目标、功能定位、战略思维,以及经济实施的基本重大对策,不仅用于指导“九五”计划的工作,还着眼于上海20年、30年的长远发展。在以后的“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计划/规划中都被吸纳和体现。比如当时提出的战略目标到201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初步确立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此后再用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并跻身于世界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行列。在“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规划中,这个提法只是文字上的改变,基本内容没有变化。例如上海市“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着力点,全力推进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建设,全面提升经济中心城市的国际地位,为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奠定坚实基础。这都体现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战略目标的延续。
四、世博相关研究及“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
(一)世博会申办及主题研究
2001年开始,上海大量决策咨询研究围绕世博会的申办展开,而世博会的主题作为能够阐述上海申办世博会意义所在的关键内容,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研究这一重要工作后,在回顾和总结世界博览会150多年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届世博会主题选择的时代背景、特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概括性的归纳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遴选的九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四轮筛选和两轮精炼,最终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这一主题。这个跨地域、跨时间的“城市”概念的提出,在世博会历史上尚属首次。2002年12月,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这是世博会举办以来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综合类世界博览会,国际展览事业由此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中国继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又赢得有“经济奥运会”之称的世界博览会主办权,中国的发展又多了一个“加速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世博主题也获得一致好评。
(二)“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
2002年12月3日,上海成功取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权,此时上海还承办了财富论坛和APEC首脑会议,国际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2002年全市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开始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5000至8000美元,容易陷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这时的上海继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后,城市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关口,迫切需要利用世博会这一千载难逢的新机遇,寻求形成新动力、新路径,从而成功跨越这道“坎”,确保2020年城市战略目标的实现。
2003年3月根据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关于组织世博问题研究的批示,上海开展了为期近5个月的“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陈良宇担任大讨论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殷一璀担任副组长。大讨论既是正式启动世博会筹办工作,也是把“办博”过程变成为加快发展的强大助推器。本轮大讨论部署了公开讨论和内部研究,上海政府各部门、都布置了课题,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商界、高校科研院所、各区县、宣传新闻单位等也都参与了讨论。参与范围广、讨论次数多、成果内容丰富。据统计,召开了各层次的研讨会2380多场次、参与人数6.5万人,邀请专家3000多人,形成调研成果2320多份。本次战略大讨论的推进实施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国际上所倡导的“参与式规划”思维。此外,围绕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本次大讨论系统提出了以塑造世界城市为目标,以创新城市为路径的战略构想,强调新一轮发展“关键是创新、核心是人才”。大讨论一系列专题研究对上海如何实施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空间布局兼顾中心城繁荣与郊区集中式发展及新城建设等也形成了广泛共识。
 
 

 
第二节 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研究
一、《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及修编论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规划研究是历次战略大讨论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开展了《城市布局问题》研究(重点课题,1981年)、《上海经济建设与城市建设的关系问题》(1982年)、《进一步发挥上海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和《上海工业布局合理调整研究》(1983年),开启了上海城市产业布局和形态的研究。
1984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专家开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中,在更深入和广泛的领域推进了规划研究,提出上海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上海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的中心城市的作用。到本世纪末,上海应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在对内对外开放两个辐射扇面起枢纽作用,改造和建设中心城,积极开发浦东地区,有步骤地向杭州湾北岸和长江口南岸两翼展开,有计划地建设郊区四个层次组成的城镇体系的规划思路;提出以中心城为主体,通过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快速有轨交通等把吴淞等7个卫星城和主要小城镇以及邻省主要城市联系起来,呈指状发展,建设和改造中心城区,形成“多心开敞式”型态,中心城区旧区划为2个分区,在周围规划建设9个有特色、有公共活动中心和多种功能的综合分区,结合工业调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棚户、危房的改建,推进旧区改造,有重点地集中成片地进行等城市布局思路。其中具体提出江湾大柏树以内贸中心为特色,虹桥以外贸为特征,漕河泾以新兴微电子工业为特点的设想,这些规划思路被列入上海市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4年12月提交,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改稿)》(1986年7月提交,国务院10月批复),成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依据。在“汇报提纲”提交和批复后,1991年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订方案》的研究。1995年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定的经济社会条件研究》,推动了总体规划的修订。
1993年9月-1995年《迈向21世纪的上海》中形成的上海总体发展目标和战略,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以上海为核心的特大城市带,按照21世纪国际先进标准进行城市基础建设,形成与国际中心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高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等规划思想;具体加快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布局调整上,提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快形成有主城-辅城-二级市-中心城镇构成的“多心、多层、组团式”城市空间格局;调整产业结构布局,金融、贸易、信息、管理等高层次第三产业向中央商务区集中,一般性第三产业向主城区域扩散;第二产业向郊区和更广的空间范围迁移;集中力量加快建设新一代中央商务区(浦西外滩地区和浦东小陆家嘴地区)的规划设想,被《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所吸收。2001年,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城市之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形成的“一主四副”多核心中心城区布局,以及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未来上海将重点发展中心城区的“十字轴”和沿江沿海产业带,将郊区新城作为建设重点等研究观点也被《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采纳。
在2003年3月开始的“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中,有关城市总体规划研究方面的重点开始从基础设施向城市功能转变,提出了以塑造世界城市为目标,以创新城市为路径的战略构想。在上海城市空间布局上,大讨论提出坚持“中心城市体现繁荣繁华,郊区体现实力与水平”的原则,凸显科教兴市战略的要求,促进高等级要素向郊区6000平方公里迅速扩散,发挥占全市面积90%的郊区作为科教兴市主战场的功能。在4月3日市人大召开“世博会与上海城市规划”专题讨论会上,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黄吉铭提出,上海要以实施城市总体规划为基础,顺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确立战略规划的思路;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形成绿化生态网络、中心城和周边城市的城市网络、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网络,加强整合四个网络;加快形成世界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能级,规划建设好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何善权提出,上海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发展周边城镇,形成“城市集团”,形成上海大都市圈。大讨论中也有专家提出上海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如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等在《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及城市化规划若干问题反证思考》中提出,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和布局基本上没有遵循城市空间区位市场选择规律;城市空间区位布局和土地配置是不合理和低效率的;“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与统一规划的矛盾;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土地资源管理体制与提高城市化水平的矛盾;居住郊区化和城、郊发展一体化不曾协调等问题。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也很好地反映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
二、浦东开发开放规划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是上海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美籍华裔建筑规划师林同炎向上海市政府建议开发浦东,后来形成《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大上海》研究报告,引起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1980年,上海市规划局陈坤龙发表《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社会科学》第5期),提出建设浦东新城作为“上海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外滩和陆家嘴之间建设越江交通的设想。这些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发开放浦东规划研究的开端。
在1984年第一轮经济发展战略讨论后,面对上海中心城区“城市膨胀病”突出的现实问题,上海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过程中,对上海城市发展方向展开了讨论。1986年,上海两次召开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专家提出上海城市发展方向可有3种选择,“北上”(经江湾地区向吴淞发展)、“南下”(经闵行向金山卫发展)和“东进”(在浦东辟建新市区)。是“东进”、“北上”,还是“南下”之争成为80年代中期上海城市发展方向讨论的热点之一。浦东的开发开放最终也摆在了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发展的首位。从而提出了“积极开发浦东地区”,“重点开发浦东地区,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化、信息和商业服务设施;陆家嘴附近形成新的金融、贸易中心,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尽快建设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规划外高桥港区及第二国际航空港”等规划思路。这些规划思路纳入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4年)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86年)。
1985年2月,国务院在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在1986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对于浦东开发规划定位的高度有了显著提升,正式将浦东开发纳入总体规划,提出有计划地积极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同年,国务院在批复该规划时又一次强调“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
以国务院批复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文件为契机,上海各研究部门开始从多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专题研究开发浦东问题。1987年7月上海成立了“开发浦东新区中外联合咨询小组”,专题研究浦东开发问题,中方组组长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外方组组长为海外专家林同炎,汪道涵任总顾问,陈国栋、胡立教等出任高级顾问,还有一批海外顾问。研究咨询小组中方组从战略研究、政策研究、法律条例研究、资金筹措研究4个方面,分成15个课题进行重点研究,形成《开发浦东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大纲)、《关于开发浦东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等文件。外方组以林同炎、陈乃东为代表完成《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计划,提出以川杨河、黄浦江和长江为界350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区,形成特区性质的“自由城市”规划设想。上海市科委开展“浦东地区发展形态研究”,提出“一心三片”规划思路,以花木地区为“一心”、川沙、黄浦江和长江为“三片”,形成外“R”字内“A”字的发展区域。与此同时,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同济大学、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等受市政府的委托,相继提交了《浦东新区建设方略》、《研究现代化浦东地区发展形态的研究综合报告》、《浦东新区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纲要》3份大型研究报告。上海经济转型和部分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和决策开始将浦东开发开放纳入其中。1987年12月28日,上海市政府提交《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同意了该报告。报告中提出“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基本设想”,指出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必须在五个方面有新的突破,其中第四个突破为“积极推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逐步开发浦东和崇明”。1987年以前,浦东的开发的目标和定位主要是从城市建设改造,解决城市病等角度,《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也是这样定位的。1987年上海提出外向型经济设想后,浦东开放的重要性才逐步突出和强调,开始正式强调“浦东开放”对于“浦东开发”的重要性。在上海市政府的积极推进下,浦东开发研究等前期工作加速。
1988年5月2日至4日在上海西郊宾馆举办由14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提出要在整个上海统一规划下,分步骤地推进浦东开发,处理好浦东开发与老市区改造的规划思路;上海市政府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综合五种规划方案,提出《上海浦东新区总体规划构想》,内容包括“三角形”新区规划范围、“带形组团式”城市化用地结构和“三点一线”重点开发区的三个层次新区规划结构,同时提出了花木地区适合未来举办“国际博览会”、外高桥建设港区、保税仓库区、出口加工区和对外贸易区地点等规划设想。1989年10月,朱镕基在会见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代表时再次表示,要加速开发浦东并欢迎外商前来浦东投资。最终,研究成果形成决策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支持,浦东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1990年2月26日,上海适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关于上海战略地位的一个重要判断:“上海是我们的王牌”。1990年3月28日至4月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江泽民、李鹏委托,率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部门负责同志来上海,对浦东开发开放问题作专题调研和论证,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朱镕基宣布了开发浦东的10条政策和总体实施规划。同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是我国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上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1990年8月,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五单位联合开展了“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系列讨论”,进一步细化浦东开发规划研究,提出浦东新区以“点线结合、多心组团、多轴放射”为核心的“三轴六分区”城市空间布局构架,其中三轴线是:以黄浦江、杨高路为轴线,呈南北向组团式发展;自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经陆家嘴金融中心、张杨路商业中心、花木文化中心,至浦东国际机场,是市区浦西东西向发展轴的延伸;自长江口起东缘滨江地带,为滨江发展轴;六分为:陆家嘴-花木分区、金桥-庆宁寺分区、张江-北蔡分区、周家渡-六里分区,高桥-外高桥分区(后改为外高桥分区)、川沙-施湾(机场)分区;规划人口:1991-2000年180万人,2001-2020年250万人;用地规模400平方公里。这个规划思路被1992年11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总体规划方案》采纳。
1994年由上海市计划经济研究所牵头,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复旦大学、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部门和机构参与,开展了“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战略综合研究”,形成《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和11个分报告,提出了浦东开放开发“最根本的目标是利用开发浦东所带来的政策增量、要素增量和空间增量,重塑上海城市功能,使上海恢复和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并为下个世纪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奠定基础”;“把浦东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等规划思想;20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开发建设在指导方针上“必须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必须形成‘依托浦西、以东带西、东西联动’的开发和开放格局”等;分报告《开发浦东与改造振兴浦西关系》提出“上海90年代的振兴目标是重塑经济中心功能,就是要形成对内辐射、对外联系的两大经济功能”,因此“开发开放浦东是振兴上海的突破战略,浦东新区是上海90年代经济增长极”,“浦东新区必须是开放的龙头和改革的试验区,以第三产业导入实行全方位开放,以市场调节为中心综合改革”;“在浦东新区牵引下东西联动”等思路。
在1990至1999年的十年间,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各项问题都进行了专项课题研究。其中包括《浦东开发、开放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研究》、《上海浦东新区外贸体制改革思路》、《浦东功能性开发问题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环境比较研究》、《上海东外滩城市形态发展规划研究》、《上海及浦东新区率先全方位推进服务贸易和金融服务研究》、《关于吸引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进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政策建议》等。
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时指出,“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2005年6月21日,浦东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旗帜,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及时研究制定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和《2005年—2007年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框架》,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正式批复。《总体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框架》全面、深入地体现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的总体要求,突出了改革总体思路、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改革试点作了全面规划,提出系统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各项任务,体现全局性、阶段性和操作性。
三、城市空间布局与结构调整研究
1983年,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开展了《有层次的布置、建设好郊区卫星城市研究》,这是较早的上海城镇规划思路研究。1984年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按照“有计划地建设郊区小城镇,使上海形成以中心城、卫星城、小城镇和农村集镇四个层次组成的城镇体系”总体规划思路,提出了建设有特色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重点发展金山卫和吴淞两个卫星城,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布局,按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原则,使郊县小城镇发展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等城镇规划思路。这些规划思路被上海市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所吸纳, 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汇报提纲”,成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依据。以后20多年城镇研究思路得到进一步发展。
根据1993年6月黄菊市长在上海市第三次规划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设“环绕整个上海市区的大型绿化带”,作为上海迈向21世纪造福世世代代人民的重大举措指示,1994年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21世纪环城绿带建设研究》,对环城绿带规划建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原则和设想。
1994年前后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2010年”大讨论中,提出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根据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科学、合理的规划上海城镇体系的规划思路。
在2000年的上海市政府六大重点课题之一的“郊区城镇化战略”研究中提出,十五期间上海要重点建设“一城九镇”,即松江新城和安亭、罗店、朱家角、枫泾、浦江、高桥、周浦、奉城、堡镇9个中心镇,增强郊区城镇对中心城区的“反磁力”,到2005年,郊区的城镇化水平从45%提高到60%,“切实改变中心城区蔓延扩张、郊区分散布点的格局,构筑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集镇梯度辐射、层次分明、各具特色、功效互补的城镇体系。”2001年,《关于上海市促进城镇发展试点意见》(沪府发[2001]1号)发布了这个城镇规划思路,“一城九镇”成为了十五期间城镇规划的重点。
2002-2003年上海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地区商务成本及其对策的研究。根据这些研究,2003年5月上海市财税局等六部门正式与嘉定、青浦、松江三区签订《关于推进落实试点园区降低商务成本政策备忘录》,计划在嘉定、青浦、松江三区共173平方公里区域内,建设“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区”,实行园区新办企业税收新增长部分可留归园区;相关审批和办证、验资手续下放或简化;新建企业试行小城镇保险等措施。这个计划因周边省份地区的反对而搁置。
2004-2005年,十一五规划讨论中提出了注重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发展要素间相互衔接,实现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中心城和郊区的各自优势和积极性,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市域城镇体系,缓解上海城市中心城的诸多困难的理念;并提出要根据上海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要求,形成“体系呈梯度、布局成组团、城镇成规模、发展有重点”的总体格局。按照这个思路,《上海市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形成了建设“1966”四级城镇体系的规划思路,其中,四个层级为“1个中心城”、“9个新城”、“60个左右新市镇”和“600个左右中心村”。
2009年6-12月,根据市委要求,上海市委研究室和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成课题组,开展了“促进服务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这个研究对上海世博后的城镇规划提出了“在‘中心城区深化核心功能,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的思路之下,加快完善上海区域功能布局,克服区域产业结构和城市形态同质化趋势”,“利用土地级差收益等经济杠杆作用,完善全市城镇体系建设,形成外滩、陆家嘴、张江、虹桥、临港等商务服务集聚区,形成‘核心服务功能区’(提供总部服务)和‘镶嵌式服务功能区’(为其它现代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功能和形态布局”的思路(《服务经济发展及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子课题成果汇编卷一》)。这些思路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有所体现。

 
第三节 改革开放战略研究
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主要分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下半期,在这一时期上海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决策咨询研究,推进了上海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规划;二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上海的决策咨询研究推动了浦东开发开放战略酝酿、论证和实施;三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上海的决策咨询研究,推动了外向型经济融入更加宏伟的四个中心战略。
80年代后期,王志平《抓住全球机会,提高国际竞争力》(《学术月刊》,1988年第4期),王国平、蒋为群《试论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选择》(《党政论坛》1988年第2期),龚浩成《发展外向型经济与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上海经济研究》1988年第4期),徐允人《关于发展上海外向型经济的财政政策体系的思考》(《上海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等研究,提出了以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增强对外资吸引力、商品和劳务对国际市场适应力,提高上海在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内容,特别提出了发展出口导向(技术密集)、出口支柱和出口推动(劳动密集)三类产业和金融财政体制配套改革的政策和建议,特别是提出了扩大利用外资的“九四”专项具体政策内容。这些研究成果都融入了市委市政府的决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件。
进入二十一世纪90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上海决策咨询研究专家聚焦“90年代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提出了“建立大上海开放圈”、“大贸易、大流通、大市场”等许多新观点、新思路,其中重要的研究有:蔡来兴《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与发展新路探索》(《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申研、张道根和曹之虎等《重新认识上海城市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等。同时,黄奇帆《面向世界的宏伟工程: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国际商务研究》,1991年第12期)、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所《九十年代上海改革》课题组《九十年代上海改革的战略构想》(《上海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具体提出“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16字战略思想;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陆德明、王战的《上海浦东开发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研究参考》,1992年第1期)提出,要利用浦东开发机遇,构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共同体的战略设想。这些研究为中央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以后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质性启动作了初步的理论准备,其战略设想和思路融入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开放决议,转化成了以后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在世界经济社会地位提升,在9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一个龙头: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三个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蒋以任《为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新贡献》(《上海企业》1994年第11期)、上海市课题领导小组《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黄菊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对这个战略提出了完整的阐述,这些研究成为了十四大提出的“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战略”的基础,并融入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4日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等文件和战略规划。在上海和国家有关部门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后,《国务院关于同意上海组合港组建方案的批复》,同意上海组合港的组建方案,上海外向型发展战略最终演变成了“四个中心”发展战略。
二、要素市场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研究
二十世纪80年代起上海的专家学者对市场体系建设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咨询研究,推动上海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在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与浦东开发开放和四个中心建设相结合,成为这些战略实施的具体内容,为全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示范。上海的市场体系建设研究以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生产资料和航运等要素市场为重点。
(一)资本市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专家学者开始探索资本市场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有陈彪如《建立上海金融市场,振兴上海经济》(《上海金融研究》1984年第12期)、周八骏《谈谈上海开创金融市场问题》(《上海金融》1986年第4期)、崔来福《论开拓上海金融市场》(《金融研究》1986年第11期)、来祖荫《建立上海证券市场的探索》(《探索与争鸣》1988年第4期)、龚浩成《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思路与前景》(《金融研究》1990年第10期)等。这些研究较早提出了在上海建立股票和债券市场建议和最初的市场结构设想,推动了国家1980-1990年代在上海公开发行股票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改革措施的出台。
在对资本市场研究的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短期资金和外汇等金融市场研究。(1)资金市场研究。主要成果有徐建中《上海市的短期资金市场》(《金融研究》1986年第12期)、崔来福《论开拓上海金融市场》(《金融研究》1986年第11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坚持金融改革方向,努力建立和发展票据贴现市场》(《中国金融》1987年第3期)、《上海同业拆借市场的调查》(《上海金融》1988年第1期)、龚浩成《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思路与前景》(《金融研究》1990年第10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思路、做法和特点》(《中国金融》1991年第5期)、姜波克《我国货币市场的建设构想》(《上海金融》1995年第8期)等。(2)外汇市场研究。主要成果有周八骏、潘德洪《改进外汇调剂业务的建议》(《改革》1986年第6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积极拓展上海外汇市场》(《上海金融》1987年第7期)、徐振良等《开放适合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汇市场》(《上海金融》1988年第4期)、周祥生《上海外汇调剂市场的革新与问题》(《国际金融研究》1989年第10期)、上海外汇调剂中心《不断探索逐步完善外汇调剂市场》(《中国金融》1991年第4期)和刘金宝《发展外汇市场,为上海早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努力》(《上海金融》1994年第9期)等。这些研究,推动了上海金融业同业拆借市场重新开放(1989年5月)和在上海建立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推动了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建立(1986年)、交易制度的完善(1988年、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3年)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994年)。(3)离岸金融市场。主要成果有甘当善《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亚太经济》1985年第1期)、霍文文《重建上海金融中心发展长江流域金融市场》(《上海金融》1993年01期)、刘金宝《发展外汇市场,为上海早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努力》(《上海金融》1994年第9期)、韩宏才和王燕《重塑国际金融中心形象》(《国际商务研究》1995年第8期)、干杏娣《论离岸金融市场的性质、地位与上海离岸金融中心的创设》(《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6期)等,提出上海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议。
90年代,产权市场的研究成为关注重点,阮青《上海产权市场发育的现状剖析》(《上海综合经济》1994年第6期),潘旋昌、姚锦清、王学仁和赵义怀《上海产权市场及其培育》(《上海综合经济》1995年第6期),张晖明《建立产权市场的若干思考》(1993年11月5日复旦大学举行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7次会议”),华志毅《在新的起点上发展产权市场》(《上海国资》2002年第12期)、浦再明、耿鸿福和陈霆《加快上海产权市场发展的战略构想》(《财经研究》2003年第5期),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总裁蔡敏勇《加快建设要素市场,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上海人大月刊》2008年10期)等研究,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研究,推动了2003年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建立,并进一步推动了产权交易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二)土地市场研究
上海对城市土地市场研究起步最早,并形成了全国城市土地市场的主要模式,成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动力。1984年,张薰华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交《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论文(《中国房地产》1984年第8期),阐释“地租”在改革开放中城市建设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1985年初,张薰华接受上海市委研究室专访问并撰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上海市委研究室《内部资料》1985年第6期,1月21日印发)、《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5期,4月10日印发),这些研究为城市土地批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上海在1988年第一轮土地批租出让。1990年10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土地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庆祝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谭企坤发表《土地批租与浦东土地政策的构思》(《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会议论文集)),王战在《90年代浦东开放、开发大思路》(《开发研究》1991年第5期)、《再造上海的全国经济中心功能》(《科学》1991年第10期)等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浦东开发中土地预征、有偿使用等利用土地市场推进浦东开发和上海经济中心建设的思路。
90年代中期后,许多研究者又深入研究城市和农村土地转让制度。关于城市土地转让,袁绪亚《当前我国城市土地产权市场中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经济问题》1995年第5期)等研究,提出了土地交易和转让制度和模式,被纳入土地管理和交易制度的文件。关于农村土地转让,季学明、吴志冲《重视沪郊农村土地非农化流转立法》(《上海综合经济》1996年第3期),刘红梅、王克强主持的上海市发展与计划委员会“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研究”(《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发展和特点》,《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年第9期)和吴志冲、吴瑜、吴瑾《上海郊区农户承包地使用权非农化流转制度建设的研究》(《上海农村经济》2003年第9期)等,深入研究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提出了郊区农村承包地和集体用地使用权非农使用流转的原则和建立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的建议,这些建议措施转化成了相关文件,并在逐渐探索实践之中。
(三)劳动力和技术市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学者开始探索和研究劳动力市场,当时主要涉及一些具体的对策性的决策咨询研究。1986年,王国平和曹均伟《也谈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劳动力市场》(《上海党校学报》第6期)等文,是上海最早关于建立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为建立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施瑾《建设上海人力资源市场的总体思路》(《上海综合经济》第1期)对人力市场建设的思路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些研究的建议在后来有关文件中被采纳。
对技术市场的研究,上海也起步较早。1982-1983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开展了对技术交易和市场的研究,顾文兴、仇金泉、方开炳等发表《社会主义技术市场初探》(《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3年第6期),杨一纯、徐美华和顾文兴发表《发展中的上海技术市场》(《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较早提出了上海建立和完善技术交易中心的政策建议,直接推动了1985年5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上海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常设性技术市场和1993年底全国首家国家级技术交易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开发中心的正式挂牌运行。同时,阮青的《上海产权市场发育的现状剖析》(《上海综合经济》1994年第6期)较早提出了建立知识产权市场的建议,推动了1999年12月市科委和市国资办共同组建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主要关注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股权产权的配置。
(四)生产资料市场研究
80世纪中期,上海有关生产资料市场的决策咨询研究主要是为解决上海经济发展中生产资料短缺的瓶颈问题。1987年周伟民、陈跃、赵宽《关于完善上海生产资料市场的探讨》(《财经研究》第1期),提出建立完善的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议。这些建议很快被有关部门采纳,推动了早期钢材、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市场的建立,有效缓解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90年代之后,上海的生产资料市场研究与金融市场研究结合起来,向具体和衍生物资市场拓展。(1)黄金市场。金志和张嵩坡《对建立上海黄金市场的思考》(《上海金融》1993年第10期)、陈观烈《开辟我国黄金市场的机遇与策略》(1993年11月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7次会议”)、唐庆新《建立上海黄金市场的设想》(《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10期)等文,都提出上海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黄金市场或黄金交易所的设想,这些研究推动了2001年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成立。(2)期权期货市场。崔来福《论开拓上海金融市场》(《金融研究》1986年第11期)、葛伟民《中国期货市场研究:原因、机制、问题和对策》(《学术季刊》1993第12期)等研究,对上海建立期货市场和改善期货市场进行了探索,推动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中央部委与上海市政府在上海成立期货交易所等早期期货市场的发展。刘会来《上海期货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应有宽松规范的环境》(《上海综合经济》1995年第12期)、何晓斌、陈益民《规范上海期货市场》(《上海综合经济》1995年第6期)等研究推动了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货市场的整合。(3)炭要素市场。陈露、张贻军《发展碳金融市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科学发展》2009年第10期),提出了利用金融中心建设炭要素市场,推进新能源新技术的产业化和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成果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建议。
(五)航运要素市场研究
90年代中期,上海和国家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对航运要素市场进行相关研究,直接推动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1994年,黄为民发表《建立我国航运交易市场势在必行》(《航海技术》第6期)、蔡桂英发表《关于建立“上海航运交易所”可行性初探》(《世界海运》第4期),较早提出了在上海建立航运交易所和航运市场的建议;1995年上海市交通办成立“建立航运市场管理的相关体制、机制问题课题小组”,进一步对建立上海航运交易所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动了交通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航运交易所(1996年11月),有关建议内容融入了相关的文件。
三、中国加入WTO问题研究
80年代中期,上海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并对中国重入和加入GATT和WTO进行了长期扎实的研究,研究延续了20多年,对中国最后加入WTO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加入WTO之前的研究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申请“复关”。1986年1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海关专科学校、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五个单位,三十多位教授和专家组建成立“关贸总协定上海课题研究组”。同年,汪尧田在上海外贸学院建立了“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以后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和创办《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成为全国最早的GATT研究机构之一和唯一的多边贸易体系专业刊物。1995年5月2日,“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举办会议,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汪尧田任主任委员,王林生、王新奎、陆国贤为副主任委员。
1987年4月14日至17日和1989年4月27日至28日,“关贸总协定上海课题研究组”和“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召开两次“‘中国与关贸总协定’上海研讨会”。两次会议论证了中国复关的权利、义务等问题,深入探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关键性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成为中国后来谈判的重要支撑。1992年汪尧田、周汉民主编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推动了GATT和WTO在中国和上海普及和研究。1994年汪尧田提出“力争年内‘复关’使中国加入WTO”的设想(顾卫平“对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教授谈“复关”热点问题”,《国际市场》1994年第6期)。潘名山发表《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上海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上海管理科学》第1期,该文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等奖。199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汉英对照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成果》,成为世界唯一可供参考的中文译本,成为中国研究GATT和WTO理论实务知识的奠基之作。
(二)加入WTO之后的研究
2000年5月25日至27日,国家经贸委培训司与上海市经委联合在上海举办了以“把握机遇、开创未来、搏击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主题的“加入WTO与企业战略”高层研讨会。
2000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主办建立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和上海WTO领导小组(非营利性组织,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中心理事会秘书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处理与WTO有关的事务,参与多边、双边、区域性谈判,提供支撑和中长期决策咨询服务。2012年上海市政府与国家商务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签订协议,决定以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为载体,共建“全球贸易投资研究咨询中心”和“世界产业运行研究咨询中心”,标志着国家级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咨询平台的形成。
上海学者在中国正式加入WTO的同时,开展了有关WTO对上海产业影响的研究。比较重要的研究有王战等人《中国加入WTO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999年完成,获第四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与对策跟踪研究”(上海市政府政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2000-A-02-A)、蒋以任《中国加入WTO与上海经济发展》(《工业工程与管理》2002年第1期)、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WTO过渡期后两年对上海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上海市政府政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2005-A-03)等,这些研究的许多成果融入了国家和上海有关加入WTO后经济社会平稳过渡的政策文件,都成为加入WTO后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
四、上海综合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
二十世纪90世纪起,上海学者开始研究城市竞争力。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上海浦东开发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研究参考》1992年第24期)和申研(张道根和曹之虎)《重新认识上海城市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等,提出了上海城市和国有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市“十五”规划研究》(1998-1999年)提出了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作为发展主线的思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4日通过)和《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年)》吸纳了这些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国际竞争力的决策咨询研究,集中讨论产业结构和具体的产业行业。1998年朱晓明发表《上海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战略思考》(《国际市场》第6期)。在这以后,尹继佐《以国际标准提升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厉无畏《以文化推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上海管理科学》2001年5期)分别提出了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标准和文化在综合竞争力中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些在后来的城市和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有所体现。2006年蒋应时发表《全面实施上海“十一五”规划,全力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宏观经济研究》第3期)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五、国资国企改革研究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有关部门和学者开展了深入的决策咨询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也为全国的国资国企改革发挥了指引作用。
(一)国有企业改革
1980年-1994年是上海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个阶段,经历了企业经营方式转变、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改革。
这一时期重要研究有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市财政科学研究所等部门开展的有关国企经营承包制和责任制的研究。其中余日东的《承包制:推进改革的战略抉择》(《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和蔡明麟《上海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情况和建议》(载《上海企业》1987年第10期)等,提出了承包制和责任制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形式,并提出了相关的改革原则、思路和建议。余惕君和阮青的《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若干思考》(《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提出了以租赁经营为形式的改革建议。这些研究成为当时上海和全国其他省市改革的思路。
90年代早期,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九十年代上海改革的战略构想》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徐家树、金志、陈愉、张永岳等,载《上海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比较早的提出了“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和综合商社”、“公开上市”等国企改革目标思路,研究的许多观点被纳入了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有关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
在这个目标确立后,上海国企改革也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第二阶段,相关研究继续深入。卓福民的《上海1995-1997年改革设想》(载《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上海市政协现代企业制度调研组的《上海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调研报告》(《上海综合经济》1994年第10期),对各个阶段的改革和措施提出了重要的措施建议和全面建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步骤,这些研究的内容分别纳入了市委市政府的“上海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相关决策(1994年11月23日)、《上海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和《上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启动方案》(1995年2月)。
进入二十一世纪,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研究有,2004年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上海国企改革突破口与控股公司模式研究》,提出了国企改革在推动国有经济发展、提升上海经济能级中的引领作用、收缩投资级次和分布跨度、国资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思路和建议。这项研究形成内部专报,许多建议纳入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和《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8年9月3日公布)等文件。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
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和深入,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系改革。重要的研究有,周国平的《上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难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海经济》1995年第3期)、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和对策》(课题组负责人:厉无畏、韩华林、周冯琦,《学术季刊》1996年第5期)等,这些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资产分类、国有资产运营、资产经营主体多元化、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组建集团公司、推进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改革思路。《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和后来的许多文件吸纳了许多重要改革建议,推动形成了上海建立国有资产两级管理三个体系三个层次的架构。
2000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上海国企改革突破口与控股公司模式研究》(2004年)、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6-12月完成的《国资委的定位、管控模式与持股方式研究》和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国资委职能定位研究》的专题研究(2007年)等,提出了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定位和职能、形成国资委统一出资、统一监管的国资监管体制等改革思路和建议。在2006年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开展的《股权分置改革后加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资监管制度研究》(完成于2007年6月)提出了建立国资管理部门与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协调监管机制、加快国有控股公司整体上市等思路和建议。这些研究被《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8年9月3日公布)等文件吸纳,为后来的全国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经验。

 
第四节 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一、长三角区域规划与统筹发展研究
(一)长三角区域规划研究
长三角合作起源于1992年建立的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1997年升格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此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多次扩容,目前会员城市达30个。进入21世纪之后,长三角合作逐渐升级。2001年,沪苏浙三省市发起成立了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长三角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着眼于建立长期性、战略性、整体性区域合作框架的新阶段。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开始关注长三角规划研究,2003年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长江三角洲交通网络构架研究》(2003-A-45)中指出,长三角区域不是一个行政区,因此没有十分明确、肯定的范围或边界线,大致是泛指以上海为核心,沿长江口,最直接受上海辐射影响的江、浙两省的部分城镇构成,也就是长三角地区15个中等以上的城市,连同其所辖的行政区构成,该研究最早较准确提出了长三角区域。2004年,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长三角区域规划与上海的地位作用研究》(2004-A-09-A)中提出,长江三角洲将是继纽约、伦敦等大都市圈之后,最具成长性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也将是国内最具经济一体化条件和整体规划条件的大都市圈。长三角区域规划应充分体现长江三角洲区域在21世纪中国整体发展战略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推动长三角真正形成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实力;应促进长三角在能级上形成整体优势,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强化作为全国经济增长极的功能和作用;应推动长三角在空间上拓展腹地,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走廊整体发展。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在2004年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长江三角洲地区规划与上海地位作用问题研究》(2004-A-09-B)中,认为长三角地区有可能成为我国率先全面实现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地区,也正在崛起为有全球影响的金融贸易中心和新兴工业化地区。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在2006年开展的《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因此,长三角区域旅游业也将展现出新兴旅游消费阶层的崛起、旅游市场的细分化和旅游消费需求的多样化等。
(二)长三角区域统筹发展研究
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市场竞争条件下长江三角洲产业布局问题研究》提出,长三角区域应该成为在中国经济全局中撑起振兴大业的最佳支点,应立足于形成国际竞争力,以形成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将三角洲产业链连接起来,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型大都市,把长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经济带之一。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问题。上海应以建设国际型大都市为目标,突出城市服务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孙海鸣研究提出,长三角区域已形成了沿江、沿海和沿路的三大产业密集带,而上海是三大地带的结合点。但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存在地域同构过度竞争、各城市倾销式竞争招商、第三产业未合理分工、各城市功能定位分工无序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缺乏统一干预等五方面问题。
2001年,赵民等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一)》中提出,“十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为:以上海为核心城市、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城市,以苏锡常通、宁镇扬泰、杭嘉湖和绍甬舟等四个次一级城镇群体的城市网络体系为基础,进一步扬长避短、各城市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调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共同建立一个金融贸易国际化,工业农业现代化,交通通讯网络化,与国内经济衔接、国际经济接轨,“多心组团、分层辐射”的经济区。并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就是促进区域统一要素市场的建立,推动区域一体化经济的形成;协助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安排;区域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开发的管理;区域城乡空间布局的协调;区域内各种行政关系的协调。同时提出要对长三角区域开展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同年,石忆邵、章仁彪等人认为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迫切要求。长三角地区具有资金、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相匹配的要素组合优势,发展腹地深、增速快、后劲足的经济成长优势,社会发展环境良好和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人文资源优势,制度创新的领先优势,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集群共生的群落型经济优势等区域比较优势,但也存在各行政型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协调、地方政府的组织行为和管理行为不协调、圈域内中心城市产业发展不协调、都市圈行政管理体制与都市圈演进的时空过程不协调、圈域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协调等问题。
2003年,上海提出要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采取多种手段,在更大的空间整合经济要素,利用长三角区域的资源优势,进一步降低综合商务成本,与长三角区域城市共建产业园区,形成招商引资的新机制,以抓住国际产业新一轮转移的契机。同时,构筑长三角区域产业联合统筹发展的空间载体,形成经济互动的新格局。
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沈玉芳在《统筹区域发展,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联动发展新思路》提出对统筹区域发展与长三角联动发展的关系,长三角联动发展的进展态势和动力基础,长三角联动发展进程带给各地区的机遇及各省市的重大举措,长三角联动发展的问题、障碍与分歧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从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和提出了长三角联动发展的方向、出路及长三角联动发展的新思路。
2007年,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长三角区域合作政策建议》课题组在研究中提出,长三角区域合作率先发展,需进一步确立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只有如此,长三角地区才能成为率先发展的区域。同时,要实现长三角地区产业错位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产业协作,尤其是解决上海与江浙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问题,上海的制造业应避免在加工制造环节与江浙地区竞争、上海的服务业应辐射周边地区形成错位发展、江浙两省依托上海提升江浙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融入上海通勤圈承接国际制造业新转移。在构筑长三角一体化交通网络方面,提出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试行联合(网)收费,以缩短车辆过站时间。在民生合作交流方面,提出借助上海资源,长三角地区开展联合办学,共享上海医疗资源。
2007年郁鸿胜《统筹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长三角》2007年第5期)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制度创新是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制度创新将会在土地集约化、农民市民华、区域一体化方面形成区域制度化,构建一系列新制度雏形,并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社会一体化联动奠定基础。
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综合研究
吴柏均(2008)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动力,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演化和市场发展后的一种状态,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和基础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在空间上,产业集聚、城市化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条件,还认为政府应当采取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以及促进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等“消极一体化”的政策。汪胜洋在2008年著的《跨世纪崛起:上海改革开放30年回顾、总结和展望》一书中,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该研究对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最初开始于1983年底到1988年7月国务院设立上海经济区的探索阶段,由于其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被撤销告终。从1997年开始,上海主动与长三角各级城市政府协调,定期举行长三角各层次政府协调会议,如两年召开一次的长三角15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共同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入21世纪,上海“十一五”发展战略主线定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加深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层次,在多个领域签署合作协议。自2001年起,长三角两省一市省(市)长每两年参加“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长三角各级城市政府部门纷纷举行专业协调会,签署和落实有关人事、交通、旅游、工商管理、金融、教育、质量监督、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打破行政区划束缚,积极推进区域合作。为推动和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1997年,由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14个城市的市政府和新成立的泰州市共15个城市组成经济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由长三角16个城市的市长参加,上海市任常务主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推进长三角城市间合作项目实施,协调解决城市间的实际问题。
(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2003年,上海市统计科学应用研究所承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长三角经济联动:当务之急与上海的选择》(2003-A-42)认为,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联动的最为薄弱环节是市场开放、科技和人口素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三个要素,其次是经济发展和地区行政能力等两个要素。同时,提出可借鉴欧盟一体化经验,加大长三角区域市场整合力度;加强地区间科研和教育资源的合作利用,加强政府间发展规划的协调,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合理性和利用率;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适时转变政府职能。
(二)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
200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打造“世博之旅”,加速推进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在研究提出,打造“世博主题体验之旅”这一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园区之外的主题体验之旅的概念。通过“世博主题体验之旅”这一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抓手,不仅有利于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实施,既能体现国家战略,又可反映长三角各方利益,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走向紧密、迈向一体化,还可让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一个联合体参与世博会。
2007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积极发挥上海在促进长三角协调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中提出,以世博会为抓手,促进长三角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其中,通过以世博之旅为串联,构建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长三角城市最佳体验区;通过以联手打造“世博之旅”为契机,推动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协调机制的建立;通过共建世博主题体验区,促进长三角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并推动长三角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服务体系的配套与完善;通过科学开发“世博之旅”系列旅游产品,加强地区合作发展。
2008年,吴泓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研究》中,对旅游一体化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旅游一体化是指区域内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平等协商,彼此间达成旅游联盟,利用区域共同市场,逐步消除旅游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实现旅游产业专业分工,形成规模经济的渐进过程,也是全要素协同的一种状态。同时,该研究对长三角旅游一体化进行了梳理和分类,认为长三角旅游经历了一体化萌芽阶段、一体化发展阶段,并正向一体化成熟阶段迈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处于由表层动力向深层动力转化的过程中。该研究也认为,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合作中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区域旅游一体化也从局部的、零星的和松散型合作转向高层次的、全方位的和紧密型合作,提出长三角旅游一体化走在了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列。
(三)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研究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郑振东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推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提出,要建立高层沟通机制,加快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区域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和建立统一的区域政策制订机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市场建设等,为长三角金融合作提供和发展提供依据,也为区域金融一体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建立金融协调监管机制,加快金融创新, 探索区域合作经营模式,拓展信息内容, 完善信用信息平台一方面要 整合信息和信用的标准,拓展信用信息内容,统一的信用信息标注将有利于比较不同城市企业运营以及金融风险的标准。另一方面,要明确区域内信用信息交换的范围,促进信用服务机构在长三角地区的交流和合作,为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打造完善的信息平台。2007年,叶耀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长三角金融合作研究》中,对长三角金融合作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长三角区域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监管以及外资银行在长三角金融合作中的角色等方面合作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主要是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形成与分配机制、“银政壁垒”森严、金融监管的政策限制以及高级金融人才不足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阻碍长三角金融合作深入发展。该研究认为,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可借鉴日本和欧洲在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成功经验,通过立法确立长三角金融合作推进的利益形成与分配机制、成立专门机构协调长三角金融合作、建立专项基金推动长三角金融合作、金融业并购重组促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以及长三角金融合作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等五个方面,构建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利益形成机制。
2008年上海金融学院张红在《长三角产业转型中的金融一体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经济·管理科学卷)提出长三角都市圈要成为国际大都市圈,避免南美国家的低产业陷阱,必须在金融一体化的基础上,发挥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服务功能,完成产业转型,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四)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研究
2008年,陈晓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热点课题《长三角“一卡通”资金融通瓶颈及机制创新研究》中,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连续三年设立的城市合作专题工作——推进区域交通卡“一卡通”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分析。该研究对长三角16个城市中14个发行城市交通卡的制式、技术标准、用途等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回顾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提出的推进长三角交通“一卡通”工作的三种选择方案:一是发行统一技术标准的“长三角交通卡”,替代现有的各城市地方卡;二是先以上海、南京、杭州三个中心城市的交通卡系统为三个标准,分别与周边城市互通,实现“小三角”互通,再协商建立统一标准,最终实现“大三角”互通;三是不发行新卡,改造读卡机,兼容现有各城市交通卡。该研究对推进长三角交通“一卡通”工作提出了总体目标和七项举措建议,总体目标是“发行新卡,改造机具,兼容老卡和新卡”;举措建议是:一是建立政府主导的区域协调机制;二是组建“通卡公司,并提出了要点方案;三是研制相关标准;四是投资建设”长三角交通卡区域交换清分中心;五是建立制卡、发卡机制;六是推广“通卡”的两个要点;七是拓展“通卡”的应用。
(五)长三角区域教育一体化研究
201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建立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提出,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规划、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对教育一体化提出的要求、以及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所提供的示范平台,提出教育部与江浙沪共建“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不仅有利于实现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对于长三角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该研究认为,要突破区域行政分割,构建推进教育一体化的激励机制,分阶段推进长三角地区的综合教育改革。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201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共建“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中,研究提出共建“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功能定位,并提出到2020年,将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率先建成“第一个国家级、跨地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确立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的新标杆,对国家区域教育改革发挥显著的示范作用;成为最具活力的教育体制机制试验区,开辟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路径,在全国教育制度改革中发挥率先、引领作用;推动国内外教育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重塑开放型教育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国内教育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满意度最高,开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成为亚太一流的人力资源开发重镇、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教资源集聚区的战略远景目标。并围绕省际教育协作发展及“国家关切、各方共同关注、单一省市难以自行解决的跨区域重大教育问题”为选择基本原则,从实际可行、可操作角度设计七大类综合改革试验任务项目——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形成区域学科布局动态调控合作机制、联合推动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共建区域对外办学合作机制、联手探索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合作形成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协作建立区域教育咨询信息服务体系,分领域、分类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的体制机制创新。
三、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研究
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在上海市重大经济社会科技决策咨询课题《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上海的“龙头”作用研究》提出,发挥上海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龙头作者用,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上海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新格局的形成,上海发挥龙头作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有利条件。研究认为,上海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的战略构想是:以上海为龙头,市场为导向,构建跨地区企业集团为基础,沿江中心城市为依托、资产为纽带、金融为先导、两通为突破口、实现长江经济带内各地区的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区域总体优势,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及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要发挥上海在资金融通中心,商业贸易的辐射扩散中心,国际航运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与创业中心,信息中心的龙头作用,实施辐射中转战略、因地制宜战略、由近及远战略。
200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展《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推动长江流域经济联动发展研究》课题研究,提出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区域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该研究认为长江“黄金水道”存在一定问题,为此,提出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的核心,是要加强航运设施标准化和航运服务标准化的建设,包括航运设施标准化建设、集装箱船舶标准化建设、长江航运服务标准化建设。同时,还要建立长江“黄金水道”的利益共同体,以长江流域29个城市市长经济协调会为基础,在长江航运标准化设施建设合作、建设长江“黄金水道”现代物流业、打造数字“黄金水道”、长江流域投资与贸易促进机制等方面开展合作。
徐建刚、严爱云、郭继著的《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书中,第六章第二节记述道,上海市人民政府协作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共同发起联合长江沿江7省4市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长江流域发展研究所,开展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合作规划和发展思路的研究,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服务。

 
第五节 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三、二、一”产业调整战略研究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提出上海要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上海随即同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一起,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于1984年12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中特别强调上海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并具体提出上海的第三产业以发展内外贸易、金融、咨询服务、旅游为重点,1990年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提高到30%以上。根据《汇报提纲》确定的方向和国务院精神,上海加快了产业调整步伐。(周振华、熊月之、张广生、朱金海、周国平等著,《上海:城市嬗变及展望·中卷——中心城市的上海(1979-2009)》,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
1990年,中共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1992年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大讨论,形成了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思路。同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加快推进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将上海经济原来的“二、三、一”产业发展顺序调整为“三、二、一”发展顺序。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这一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适应性调整进入战略性调整的新阶段。同时,三大产业内部结构也作了相应调整。第三产业发展以金融、商贸、交通、通讯等为重点;第二产业的发展则从过去主要依靠传统工业支撑转向主要依靠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撑;第一产业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实现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的转变。1995年12月,上海市委六届四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各次产业的发展重点,即第三产业突出金融保险、商品流通、交通通信、房地产、旅游和信息咨询6个重点行业;第二产业突出汽车、通信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和钢铁六大支柱工业,以及现代生物与新药、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行业。要求通过这15个重点行业的发展,包括带动第一产业向都市农业的发展,使上海的经济总量指标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徐建刚,《上海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转型》)。
2007年,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即:“积极推动三二一产业共同发展,在加快服务业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性产业支撑,也是上海必须长期坚持的产业发展方针。”这一新战略目标的提出,明确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从1992年起,上海按照上述战略目标,开展了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经过10多年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上海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实力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保持10%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1114.32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3698.15亿元;三次产业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部结构更趋合理,一、二、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排序由1992年的3.1:60.8:36.1,调整为2008年的0.8:45.5:53.7;城市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推动转变为依靠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推动了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变,完成了从工业性城市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历史跨越,从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2009年4月,为进一步发挥上海的综合优势,加快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新格局和对外开放新形势,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和《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对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以“两个中心”为目标,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重点,以扩大后的浦东新区为动力,上海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徐建刚,《上海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转型》)。
二、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研究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服务业加快发展,二、三产业进一步融合,以及城市功能加快转型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都市型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
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崛起与1997年第一次城市产业结构,即都市产业结构调整有密切关系。创意文化产业具有高科技、高附加值等特点,是实现第二、三产业融合的特殊方式。从1997年起,上海市经委开始着手部署推动都市型工业发展的准备工作(方菲,吴昊明,吕成果,沈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阶段及其政策特征》,中州大学学报,第27卷第6期,2010年12月)。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上海,首次提出要积极发展城市型工业。市经委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酝酿讨论,于1998年正式提出“都市型工业”的新概念。1999年3月,市政府在《关于建设上海工业新高地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形成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支柱产业为基础,都市型工业为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从而以文件形式确立了都市型工业在建设上海工业新高地中的战略地位。并于2000年实质性启动,确定了上海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6000平方公里的郊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布局(黄金平、王庆洲、张国华、王耀鑫、张永斌等著,《上海经济发展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二)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研究
2004年后,上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2004年8月,新华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共同在上海泰康路创意产业基地举办了主题为“推动上海创意产业大发展”的大型研讨会,著名专家学者纷纷就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指出,“城市发展必须以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方向。以上海为例,近几年制造业发展并不慢,科技水平也不落后,但是附加值却不高。原因很复杂,其中重科技轻文化,忽视文化创意在提升产品附加值中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产品附加值中既有以科技为基础的使用价值,也有以文化为基础的观念价值。要努力提高产业的附加值,也需要有文化创意产业的参与。文化创意产业也是现代服务业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辐射力和渗透力。”时任上海市文广局党委书记、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谈到,“文化创意产业不是一种概念上的讨论,事实上和城市形态的塑造是紧密联系的。城市的变化不能仅仅只是长高,还需要内涵方面的提升。”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主任夏雨强调,“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依托上海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群规模化。”周兵、阮仪三、郑时龄都表示上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结合保护城市风貌。
2004年9月,上海文化工作会议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时任上海市长会上说到,“随着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意越来越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各种以创意为特征的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我们要立足上海科技和人才的优势,依托创意产业,实现上海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镇”。在市委领导下,在广泛调研、反复研究、反复探讨的基础上,形成了《上海2004-2010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上海市文化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两个草案,为2010年前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勾勒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前景。10月,“上海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与“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双双落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11月,上海市经信委组织成立“上海创意产业中心”,12月,首届中国创意产业论坛举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启示》标志着上海开始着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2005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年底出台的“十一五”规划,把创意产业作为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之一。2007年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把创意产业列为上海重点发展的服务业之一。
2008年11月8日,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办“2008文化·创意产业(上海)高峰论坛暨全国高校第四届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联席会议”。在大会演讲和讨论中,与会专家就我国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厉无畏,《文化创意的产业化与产业创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月)。
2010年2月,上海正式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被授予“设计之都”称号。201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发文《关于建立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通知》,成立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截至2010年底,上海市经认定的文化产业园区15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达80个,已初步形成“一轴(延安高架主轴)-两河(黄浦江、苏州河)”的布局。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中在五大类:研发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传播创意、咨询策划创意、时尚消费创意,其产值占上海GDP的7.5%左右,增长率达17%。
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21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新材料等新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三次产业间的渗透化、融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2001年,熊世伟、彭再穗撰文《把握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构筑上海产业新体系》,上海经济第 期,提出“考虑到产业结构高度信息化的趋势,上海要改变原先按三次产业部类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格局,淡化按‘三、二、一’产业序列发展的提法(熊世伟,彭再穗,。重点是按21世纪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与方向,打破‘三、二、一’产业界限,建立新的融合型产业体系,为带动上海第二、三产业业态升级奠定基础。根据国际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上海要构架的新型产业是“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产业新体系。具体地说,就是上海要形成高增值的工业新高地、强辐射的服务业新体系、现代化的都市型农业以及不同产业融合渗透的优势产业群,并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熊世伟、彭再穗建议构筑新型产业体系框架应从五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确定21世纪能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柱产业。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支柱产业一般是指在目标期内其增加值能达到当地GDP总量5%以上的产业。据此,上海将大力发展信息、金融、商贸、汽车、成套设备、房地产六大新的支柱产业。第二个层面,是巩固上海优势产业格局的基础产业,即石化、钢铁两大基础产业。第三个层面,是培育关系到上海发展后劲的新兴产业,即顺应当今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趋势,重点培育生物医药、新材料、环境保护、现代物流四大战略性产业。第四个层面,是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第五个层面,是结合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发展具有上海特色的都市型产业(即都市型工业、都市型农业、都市型旅游业),严格控制高能耗和有污染产业的发展,加速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新型产业体系构架的重要特征是体现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和渗透。
随着上海大力推进产业机构调整,上海产业构成与布局逐步趋向合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兴技术迅速发展,使“三、二、一”产业之间的渗透化、融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道良德,《加快上海产业融合步伐》,文汇报,2002年5月28日,第5版)。
2002年5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继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要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以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带动产业机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产业,促进不同行业在融合渗透中共同发展,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黄金平、王庆洲、张国华、王耀鑫、张永斌等著,《上海经济发展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09年4月29日,在“推进上海建设两个中心”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杨雄表示:“上海推进‘两个中心’建设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要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当前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深化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正加速融合互动,现代服务业向先进制造业全过程渗透,先进制造业内部逐渐由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李莹莹,《上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商业环境》,2009年第12期)。

 
第六节 社区建设与管理研究
 
一、社区建设研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上海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建设之路。上海先以发展社会福利和救助为开端,发展社区服务,为社区建设积累了经验,起到了先行示范和突破口的作用。接着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指导下,稳步推开社区建设,优化了行政组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加强了对民间服务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队伍的培育和管理。新世纪,又以社区党建为核心,进一步深化社区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现代化社区初具雏形。
(一)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组织研究
80年代初期,上海开始开展市、区、街道、居委会“四个层次一条龙服务”,提出社区服务设施网络化目标。1985年,国家民政部总结推广了上海市民政部门创造的“四个层次一条龙”的福利服务网络化经验,使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开始走向社会,深入基层。
1989年10月,上海市民政局主办上海市首届社区服务与社区工作研讨会,对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管理模式、评估指标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社区服务中心方面进行了尝试(袁志平,崔桂林,郭继等著,《上海社会发展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朱传一、孙金富、吴铎、张力之等30多位同志就社区服务与社会发展、上海城市社区服务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陶志良,《上海市召开社区服务于社会工作理论研讨会》,社会,1989年12期)。为更好地发挥不同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上海在1989年开始的创新文明小区、文明社区活动中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践。
1994年,上海市委六届三次会议召开,提出社区建设的新思路,为进一步培育社区服务功能,推进社区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展社区服务事业被列入为市民办实事项目,按照“政府搭台、民政主管、各方参与、居民互助”的工作思路,内容拓展,覆盖面扩大。同年12月,国家民政部在上海市召开全球社区服务经验交流会,在此向全国推广了上海的社区服务网络化、社会化和产业化的新经验(朱海滨,《全国社区服务经验交流会述要》,《社会工作》,1995年2月)。
1995年,上海市委组织了关于社区建设的大调研。社区建设成为关注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有研究提出,筹建一个跨学科、跨部门的有利于推进社区建设研究学会的设想。1997年1月14日,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上成立关于社区建设的研究会(林炳秋,《为上海社区建设添砖加瓦——关于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的片断》,《口述上海系列——社会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
2000年11月9-11日,上海市社联、市民政局、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社区建设”研讨会。钱伟长、费孝通、李宝库、孟建柱、冯国勤等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250人出席会议。会议回顾总结90年代以来社区建设的实践,对新世纪社区发展作了前瞻性展望。与会者围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区发展、社区发展的规划与评估、社区经济与社会就业、社区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建设与社区党建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2002年4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组织与体制: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讨论的主要议题有:社区组织发展的基本现状和一般趋势;社区组织的类型、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社区组织与社会自主参与研究;社会工作专业化与社区组织研究;社区治理结构与管理体制研究;社区的组织创新与体制创新研究;中国社区发展模式及典型经验的比较分析。会上,费孝通指出,对上海来说,社区建设既是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需要,即把来到上海的各种各样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全面自我管理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居住共同体。很多学者提出了社区组织制度建设的原则、重点或切入口(武克全,《以新的视野和思路推进社区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组织与体制: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社会学研究,2002年04期)。2004年,中共上海市委发布《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实现社区建设实体化。“做实社区管理服务工作,优化行政组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加强对民间服务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队伍的培育和管理,增强党领导下的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功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区基础。”(《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
2003年5月,王元化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的文章,其中提到“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街道里弄组织,它们都是去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或政权机构的延伸,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它们是以贯彻上面的政治任务和领导意图为主要目标。它们是自治的、服务性的,更多的是管理、控制的功能。”他认为社区应该成为民间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的根本精神是市民或村民按照自愿的意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他在文中呼吁“当前社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社区应该“由原来作为区政府派出机关的基层向民间社会自治组织逐步过渡”。
2007年5月,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提出,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充分发挥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群众得到实惠、管理出实效、基层有活力为衡量标准,大力加强社区建设的要求,为未来几年上海社区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十多年的社区建设中,上海的学者与实际部门的同志,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和侧面,通力合作,出了一批丰硕学术成果,如《上海社区发展报告(1996-2000)》、《上海社区建设研究报告丛书》、《社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市社区研究优秀成果汇编》、《社区建设:热土上的宏伟工程》和《城市社区工作读本》等。
(二)社区治理新结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为适应经济改革和城市管理的需要,将原先的“两级政府,一级管理”转变为“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开始社区建设和管理体系向下伸展的过程,推动社区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结构。
1995年上海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构架(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在“组织与体制: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1996年1月,上海市委召开部分社区工作试点街道负责人座谈会,会议确定人民广场、五里桥、新华路、静安寺、豫园、临汾路、长寿路、殷行等十个街道作为上海城市管理综合改革试点街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在会上提出要求:十家试点单位要联系实际、大胆探索,突出重点,不断深化。这个会议和采取的举措,是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启动的重要一步。
1996年3月,市委市政府在论证调研的基础上,召开全市第一次城区工作会议,制定了上海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奋斗目标。黄菊明确提出,到2000年初步形成安定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网络、团结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并为建成配套设施齐全、环境合适优雅、管理规范有序、保障功能完善的现代化社区奠定基础的社区建设奋斗目标。会上还印发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政策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街道、居委会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政策意见》。同年,上海行政学界召开“大城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普遍强调,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后,街道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社区管理上。扩大街道管理职能的主旨,不是要街道去负责城区规划(规划权在市和区),去直接经营企业,搞开发,而是要街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抓好社区管理上,要集中精力做好缓解社会矛盾的工作,以保障社区的社会稳定;要做好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工作,以保障社区生活的安定与便捷;做好建设社区精神文明的工作,以促进市民素质的提高。同时,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尚需要调整组织形式,以理顺条块关系;在给街道扩权的同时,应建立精密的制约、监督机制;通过合法授权,明确街道权限(浦兴祖,《上海行政学界研讨大城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06期)。到世纪之交,上海市率先在全国提出并建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新机制,实现了管理重心下移,即通过社区自治,使市民公众参与和管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三)社区党建研究
90年代以后,在探索形成新的社区治理解结构过程中,上海一直都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并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探索新城市管理模式紧密结合在一起。
1995年,黄菊同志召开小范围座谈会,谈论有关社区管理、基层政权建设问题。不久,市委决定1996年第一季度分五片全面开展调研,包括党建、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思考梳理,1997年上半年,市委组织部周鹤龄组织起草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于1997年6月14日正式下发。在这一文件中,首次提出“社区党建”的概念,正式标志着上海城市基层党建中的街居党建开始向社区党建全面转变。文件中明确定义,“社区党建是以街道党工委和居民区党支部为主体,由街道辖区内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党建”新内涵(周鹤龄,《社区党建诞生的始末》,《口述上海系列——社会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
1999年8月,上海市社区党建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消除基层组织“空白点”,加强对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强调“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基础和关键在于社区党建工作”。上海社区建设进入到以社区党建促社区建设的新阶段(袁志平,崔桂林,郭继等著,《上海社会发展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上海市委又组织起草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1998年11月至1999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会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民政局联合举办了多期街道领导干部培训班。组织力量编写了《社区工作学习丛书》,先后出了《城市社区党建读本》、《社区工作者培训十讲》。
2002年,上海开展“党的领导方式的改进与创新”课题研究,上海市委研究室党群处黄跃民组织课题组承接了关于改进党对社区组织的领导,夯实基层基础的研究。经过半年调研和多次专家学者座谈会,课题组对社区党建工作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强化街道党工委的统揽作用,强化居委会党组织在居民区中的引领作用,完善社区党务干部职业化机制,探索职业化社工,以及转变社区党组织工作方式(黄跃民,《参与上海社区顶尖研究的难忘日子》,《口述社区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
2004年,市委确定第一批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单位,开始了社区党建全覆盖的实践。
二、社区网格化管理探索与研究
2003年“非典”时间过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网络管理”的理念。希望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将城市划分为一个个社区网格,按照社区网格来优化配置、整合管理和服务资源、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增强快速反应能力。2004年9月,上海市在此开展社区调研,并选择了在浦东、长宁、徐汇、静安、黄浦等5个区的6个街道作为试点单位开展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何海兵,《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困境分析——以上海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004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社区党建全覆盖、社区建设实体化、社区管理网格化”的总体目标和主要思路。《意见》中首次明确,“社区管理网格化是以社区为基本网格,以信息化为支撑,合理配置和整合行政、社会资源,实现网格内各类资源共享、工作协同,构建反应灵敏、处置有方、管理高效、服务优质、保障有力的工作机制。”并从完善社区行政管理和协调机制、建立社区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构建社区“一口受理、内部协办”的行政服务机制、形成社区网格化行政管理执法机制、健全高效运作的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社区财政保障机制等六个方面对推进社区管理网格化、提高行政服务和管理水平做出了具体安排。
2005年3月,韩正同志、刘云耕同志等在浦东新区围绕下一步社区建设扩大试点工作召开了座谈会,并提出“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要强化资源整合和力量协同,推进网格化管理,营造安全、安定、安宁的社区环境。”
2005年5月,在加强社区党的建设扩大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又选择了25个街道作为试点单位,开展了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扩大试点的工作,并颁布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加强社区党的建设扩大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区建设扩大试点工作意见》和《加强社区建设扩大试点工作指导要求》。
2007年6月,为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4号)以及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精神,结合本市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实践,《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其中明确提出从两个方面推进社区城管网格化。一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方法”与“城市部件管理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以区县为单位,构建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以社区网格为基本单元,建立全市统一编码,涵盖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环卫环保、园林绿化、其他设施等相关基础设施部件和动态管理事件的城市综合管理数据库,逐步实现市、区县、街道镇乡三级管理信息资源共享。探索建立区级监督受理中心和指挥处置中心,建立职责分明、操作有序、管理到位、执法有力、监督及时的社区城管长效机制。二是依托城市网格化管理,向社区进一步下移管理重心、整合管理资源和推进管理协同,不断完善社区城管的作业服务、执法监督和综合评价,提升城市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第七节 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一、综合战略研究
1985年3月,上海市市委宣传部发布《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课题,共一百十九个研讨题目。市委宣传部组织了本市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以及宣传文化系统的同志共四百多人的研究队伍,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研究,提交了一百多篇、约一百二十万字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结合本市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和探索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的文化问题和文化情况。吴云溥,1986年,黄安国,吴修艺等《关于制定“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社会科学》第5期)总结了研讨活动过去半年内提交的论文报告对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目标、结构、途径等作出的有益探索,把关于制定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些思考写出来,供各方面人士了解、讨论,以便推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早日成型。1986年,王松青、张忆萍《上海城市文化投资双制约因素初探》(《社会科学》第7期)提出,继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后,当人们对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进行探讨的时候,不难发现上海文化发展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太少。主要表现为:(1)上海对文化投资绝对额以及投资比重与上海应有的文化地位不相称;(2)对文化的基本建设投资(包括文化设施、设备、活动场所等)占基建投资总额的1.5%,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3)投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至某些发展中国家。1986年,杨博、汪天云《企业家集团与城市文化的发展》(《社会》第3期)研究企业文化结构,需研究企业家集团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和影响。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和文化有着休戚相关、不容割裂的密切关系。企业与文化事业的多向联系正日益增多,愈显密切。企业要发展,如果它的职工不具备良好的文化心理、文化素质,就会极大地削弱和减少获胜的概率,并将影响整个企业队伍的创造潜能和发展势能。1986年吴德祥、宋晓亮、周德明《上海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探讨》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调查活动中,基于对上海图书馆事业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参考国外经验,提出了有关上海图书馆事业发展成果的建议,供大家讨论(《图书馆杂志》04期)2001年5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上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总体规划指出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景观规划工作,上海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要重点保护好外滩近代建筑保护区等11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以及松江等历史文化名镇。2001年,陈燮君《文化-科技-经济-社会互动的文化解读——上海近百年史综合考察》(《学术月刊》第8期)认为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化—科技—经济—社会进入了协调发展的新里程,其显著的标志:一是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与上海文化发展较高的逻辑起点;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上海文化体制改革;三是经济创新能力的增强与文化创新机制的形成;四是科学的文化功能的拓展与文化的科技含量的提高。
2003年徐孟东、林华《世博会与上海音乐文化事业发展》思考和总结历届世博会所蕴含的音乐、文化和人文精神,展示上海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音乐文化艺术成果和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寻找上海与“国际大都市”整体文化水准之间的差距;同时我们还要以世博会主题,探讨上海新一轮的音乐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我国精彩举办首届世博会、进一步培育上海城市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2003年闫冬梅、马进军《上海都市文化旅游开发探析》提出文化是都市旅游的灵魂,上海只有成为文化的中心,才能成为国际旅游中心,上海的都市旅游必须回归到文化底蕴上,都市旅游与文化牵手,发展有上海特色的都市文化旅游是上海旅游业的永恒主题。通过上海都市旅游与文化牵手的必要性、上海都市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和特点,提出了上海都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对策思路(《经济师》第6期)。
2006年宋红艳、楼文高《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与战略选择》运用SWOT方法对上海文化产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作了详细分析,为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并从解放思想、拓宽文化融资渠道、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等角度提出发展战略(《出版与印刷》第4期)。2006年王朝晖、沈玉良《略论上海文化产业国有资产发展战略》分析上海文化产业存量和增量的基础上,对其国有资产的运作进行评估,认为国资经营的领域应该具有稳定收益并能控制整个文化供应链体系的关键环节,以体现其增值、保值功能,并确保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商业现代化》第26期)。2007年王如忠《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与对策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第10期)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分析出发,通过对国内部分省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对未来几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推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都市文化的研究,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上海文化的发展与繁荣,2008年6月24日至26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办,都市传播基金会(美国)、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协办,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都市文化与都市生活: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上海、纽约的文化比较、上海文化、纽约文化、教育、文学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会议加强了各国学者间的交流,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杨剑龙《白玉兰与大苹果:上海、纽约都市文化之比较》从纽约中央公园与上海人民公园的比较中,体现都市文化空间建设的不同,从都市节庆文化的比较,发现两个都市文化之异,从文化体制、文化管理的比较,见出两个都市的差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2009年,刘士林《上海加强文化建设及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6期)对上海文化建设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对上海文化建设及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即时性研究,以各种具体的、量化的工作方案与可操作的实践途径,努力提高上海文化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技术含量。研究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结构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十一五期间,创意产业是上海产业发展的重点,2005年11月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发布《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2008年6月17日,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印发《上海市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一文,该文所称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指的是依托本市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和城市功能定位,利用工业等历史建筑为主要改造和开发载体,以原创设计为核心,相关产业链为聚合,形成以研发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传媒设计创意、咨询策划创意、时尚消费创意等为发展重点并经市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创意产业园区。
二、文化政策研究
1985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发起了一系列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活动。围绕着“改革时代上海应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一中心,展开了调研与讨论。1986年,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初步明确了上海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
《战略》分别指出了上海文化发展的远期和近期战略目标,“上海文化发展的远期战略目标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过程中,使上海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中心”;上面文化发展的近期战略目标是:(1)把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治国之本和改革、开放、搞活的创新意识在上海人民中牢牢地树立起来。(2)树立公平交易、和气待人、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职业道德;建立平等竞争、互相友爱、彼此尊重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倡导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社会风气。(3)减少污染,整洁市容,形成清洁、优美、充满生机的城市风貌。(4)形成层次结构合理,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先进水平和地方特色的精神产品生产系统以及全民教育、医疗卫生、文体娱乐体系。(5)建设高水平的,能够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教育、科学、文艺、医疗卫生、体育队伍。(6)创造条件,使上海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之一。
1991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市委五届十二次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实施意见》,在更高起点上构筑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文化发展战略,为整个90年代上海文化改革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96年通过的《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初步确立上海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与之相适应,《上海市宣传和文化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今后15年上海宣传文化事业建设的战略思路是,在“九五”期间,奠定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相适应的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的基础;在下一个世纪头十年,初步形成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的框架。
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上海战略发展目标:“动员上海全体党员和全体市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积极探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体现跨世纪时代特征,联系上海实际并符合特大城市特点的发展新路,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满意的答卷,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跨世纪宏伟战略目标阔步前进。”在此基础上,“要全面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要继续加快文化设施建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等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2000年,上海在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组织力量精心编制了《上海文化发展“十五”计划》和《上海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十五”期间主要目标和具体任务》。两个计划确定了上海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是到21世纪20年代把上海建成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近期目标是把上海建成全国区域性文化中心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之一。
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上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总体规划指出到2020年上海要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国际大都市战略,希望通过城市文化政策把上海建设成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为上海新一轮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在2020年总规划中“城市形象”政策的主要内容都与城市发展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主要有三点:(1)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全面提升上海城市功能和形象的重要历史机遇,要以世博会举办为契机,着力建设以一纵两横为骨架的世界级城市景观带。(2)上海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要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主题,着力塑造具有时代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人文风貌。(3)以大规模城市公共绿地和郊区林地建设为标志,着力构筑“生态城市、绿色上海”新形象,体现世博任务下上海城市发展的新目标。
2004年9月在上海市文化工作会议上,上海明确了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十大任务。到2010年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确定为:建设文明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努力走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落实的十大文化建设任务是:着力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努力构建合理和谐的文化设施空间布局;大力推进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积极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集中力量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精心打造国内外文化交流品牌;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综合试点改革;大力培育开放统一的文化市场;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同时下发了《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上海文化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两个文件。将文化城市的概念定义为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并规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上海市委在关于贯彻以上决定的意见中强调,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把建设和谐文化作为重要任务”,“夯实社会和谐的思想道路基础”。
2007年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并加快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积极开展对外文化合作和交流。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努力使上海成为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窗口之一、国外文化经典荟萃的舞台和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上海文化的大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