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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研究

发布日期:2019-03-07

 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纂责任人:复旦大学   顾钰民

执笔:复旦大学  顾钰民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阶级斗争是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些基本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第二天12日《解放日报》就进行了全文转载。《文汇报》敏感地意识到该议题的重要性,撰写有关理论文章提交上海市委,当时市委定下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不讨论、不发表、不登文章”三不方针。但上海理论界从6月底开始进行讨论:6月30日上海社联召开座谈会,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文章进行讨论;7月8日上海哲学学会召开真理阶级性问题学术讨论会,8日至11日复旦大学、市委党校、上海社联、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哲学学会等先后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8月周抗传达了北京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讨论会的情况,《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周抗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黑标本——评<哲学小词典><真理的阶级性>》一文,揭露“四人帮”炮制的《真理的阶级性》,批判唯心主义真理观,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月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举办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报告会16日《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在校党员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要求学校教师和学生、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参与讨论,辨明在思想上是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还是搞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或者实用主义;文汇报同日还发表了蒋文杰“虞丹”笔名撰写的文章《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复旦大学讨论真理标准的报道。把上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进一大步,冲破了上海当时的三不限制。此后,上海其他报刊也开始登载有关文章,上海社联等单位也先后展开了有关讨论。9月21日《解放日报》刊出邱少全《实践高于理论——兼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月22日刊出范栩《坚持实践第一观点——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倒过来”公式》。10月1日《复旦学报》刊载胡曲园的《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漆琪生的《这一场讨论意义重大》、周谷城的《逻辑推不出真理》。《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又连载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大量文章。9月22日、28日,10月11日,上海社联连续三次邀集上海市理论界举行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充分肯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大而深远意义。

此时,对阶级斗争问题的研讨也如火如荼进行。1979年5月,《复旦学报》发表余源培的《阶级斗争是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吗?》指出:在林彪、“四人帮”年代,哲学被“为阶级斗争服务”利用,阻碍和破坏了科学事业的发展。《红旗》第10期发表周抗等学者的文章《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吗?》,认为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而《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吕会霖的《人民内部有阶级斗争吗?》一文,主张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8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组织该校首期理论班学员结合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研讨,就国内的阶级状况和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式等作了探索,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好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对此作了介绍,《人民日报》和《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其后,结合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教学人员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又进行了多次讨论,撰写论文,在报刊上发表。9月由上海社联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20世纪80年代前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进到更深的哲学层面。随着清算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的日益深入,上海理论界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貌的恢复和研究范围的扩大,如展开“认识源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学术争论;撰写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及论述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论著和通俗读物;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理论界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1979年6月29日《文汇报》发表姚伯茂的文章《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讨论》,认为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是一桩冤案。《学术月刊》第11期刊载孙月才的文章《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吗?》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1980年1月,张天飞在《学术月刊》撰文《理论宣传要防止片面性》指出:在理论宣传上存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客观规律性和唯物主义等相当严重的片面性,把矛盾的同一性,当作形而上学的矛盾融合论来批判;同年在《文汇报》发文《关于世界观的一种提法》认为,世界观只有“两家”的说法,并不符合我国现实生活的实际,阻断了走向真理的道路、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第2期发文《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只有物质才是认识的最终源泉”》,引起全国哲学界关于认识源泉的讨论;6月13日和7月25日的《文汇报》分别发表王之璋《认识源泉问题》和张华金、马积华《关于认识源泉的一点看法——与王之璋同志商榷》两篇文章,前文认为物质是认识的本原,后文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198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编写组)作为上海市各高校哲学课的教科书,对基本原理作了比较简明扼要的阐述,并注意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自然科学史的新材料来说明原理。1981年5月20日至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科学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华东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的相关上海学者沈铭贤刘吉徐京华吴敬华孙克强王之璋张天飞等召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学术座谈会,认为结合现代科学新成就研究认识论,这既是哲学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摆在广大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由实践的检验来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上海市哲学学会和《哲学研究》编辑部也联合召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学术座谈会,讨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就。1982年,《复旦学报》第5期刊载余源培《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列宁阶段——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诘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分析列宁哲学思想;《学术月刊》第8期刊登宋林飞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范畴》较早提出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的观点。2月魏道履、赵伙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理论性、知识性、通俗性的特点;6月4至11日同济大学联合中国科技大学、华中工学院举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讨论会,主要讨论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10月4日上海哲学学会举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讨论会,讨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10月11日至17日,复旦大学哲学系召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讨论会,讨论认识论、物质定义、哲学党性原则等问题。1983年10月22日上海哲学学会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讨论会。1985年4月辛敬良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结合历史和现实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987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联伊利切夫主编的《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辩证法(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10月出版陈章亮的《新编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新的问题。198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孙承叔、王东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立足《资本论》的历史观,对原有的历史观教科书理论体系进行了评价,勾勒了一幅现代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草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一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相统一并使之贯彻到底的全新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以实践的观点贯彻于哲学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全部内容,又称实践唯物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理论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又推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研究。1983年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举办改革的哲学学术讨论会,讨论改革中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问题;1984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一卷)》收录4072条词目;12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读书札记》。1985年《复旦学报》第2期发表复旦大学哲学系6名研究生联合撰写的《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问题,主张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概念、功能范围、体系结构等作出新的阐释。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叶敦平的《马克思主义概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进行了研究。1989年,余源培在《学术月刊》第6期发表《重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认为要正确评价列宁的哲学思想,斯大林的定义存在着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出发、忽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两大缺陷2月张华金、胡振平、方水金合著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发展》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5月孙纪成的《个别和一般范畴简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是上海理论界关注的热点。1980《复旦学报》第1期刊载黄万盛、尹继佐的《试论革命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反对“强调了人、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解放”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曹伯言、周文彬在《哲学研究》第9期发表《人类认识的新阶段》首先提出“人工认识主体”的概念,引起了争论。《学术月刊》第10期刊载杜汝楫的《马克思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首先提出:对社会事实的认识有所谓事实与价值之分的观点。《文汇报》9月25日刊载王若水的《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异化。1981年1月14日周原冰在《解放日报》发表《人性和人道》批评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观点。1983年1月7日《文汇报》发表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由此对“人道主义”问题展开了讨论。《社会科学》第7期刊载李成蹊的《马克思的人道观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不存在批判继承的关系;第9期发表孙月才的《人的理论三题》和倪培民、商戈令的《也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对立,两者具有既相联系(继承)、又相对立(否定)的关系,前文还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辛敬良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把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才能从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人、达到历史唯物主义。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伯言、周文彬、张春生的《认识和自由》,提出了自由和认识紧密相联的问题;《学术月刊》第3期发表尹继佐、黄万盛的《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特质和分期》,论述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三种基本情况和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四个阶段。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华金的《可能与现实》。3月18日上海社联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座谈会;9月20至21日,上海哲学学会举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会,探讨马克思主义是否包含人道主义,怎样理解人道主义等问题。1984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道主义和异化三十题》对胡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有关问题进行了通俗的阐释,认为人道主义可以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批判继承,认为异化概念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不起主导作用,并对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了批判。1985年,孙承叔在《求索》第1期发表《对〈资本论〉中生产力理论的再思考》,根据《资本论》的有关论述把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概括为五项。1988年《社会科学》第8期发表孙月才的《论人道主义的继承性问题》把人道主义理解为世界观、历史观。

20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挫折,上海学界着重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之于中国现实的研究,回归问题意识,集中于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1989年9月19日至22日上海哲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40年”理论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一是关于人的自由问题的研究。1990年,王沪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发表《马克思“人的自由”概念发展概论》分析了马克思在其理论发展不同阶段上对“人的自由”概念的规定。6月23日上海哲学学会召开“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理论”学术讨论,讨论主体理论问题。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华金的《自由论——一个热门话题的反思》,是一本较为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学术专著,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学术月刊》第11期刊载罗长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理解的评析》,提出物质有否主观性、用客观实在描述物质是否完备、在人和人的活动之外的物质是否无意义等新问题。

二是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周抗的《社会主义民主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经济落后国家民主建设的特殊性、中国国家制度等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1988年江丹林在《哲学研究》第9期发表《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展开讨论。1991年4月24日至27日,上海哲学学会、复旦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讨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三是关于生产力的理论。1991年9月12日,上海哲学学会和交通大学联合举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讨论会。《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吴晓江的《生态哲学视野中的“第一生产力”》,提出了生产力的新定义和新的构成公式,认为应把生态平衡列入其中。

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渊源的研究。199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江丹林的《马克思晚年的反思》,对马克思一系列手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反思。1993年《学术月刊》第8期发表俞吾金的《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认为:马克思揭示了东方社会演化的特殊性;人类学在马克思学说中并非无足轻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西方的人类学应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1993年 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金顺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系统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体系,学林出版社出版蒋申华的著作《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演变》从整体上作历史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俞吾金著《意识形态论》,系统考察了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指出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学说、占据着理论的制高点。1994年,方松华在《哲学动态》第9期发表《20世纪中国哲学论纲》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划分为五个时期,其中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论战”和“东西文化论战”中曾达到空前的繁荣。但是这并未真正导至中国哲学黄金时代的来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中国哲学文化将走入新境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时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赵修义、童世骏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从哲学观、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社会历史观、价值论等五个方面,将马恩的哲学与同处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论证了两者的“同时代性”:在时间上处于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哲学提出的同样问题、总结着相同的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反映着同一时代思维形式的特点。1995年,俞金吾在《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刘学灵的《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1996年《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俞金吾的《马克思时空观新论》。

五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结和综述。1990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契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哲学卷(1949~1989)》,是一本详细地介绍新中国建立以来各个时期学术争论中提出的各种哲学观点的资料书,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篇章占多数。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胡曲园主编的《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选收词目1822条,新词目占有相当数量,收词全面系统、释文内容丰富、检索方便。1993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杨正江的《哲学体系重要问题研究》,围绕哲学体系的五大问题进行阐述,指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核心和基础。1997年,俞金吾在《北大学报》第2期发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吴晓明在《哲学动态》第8期提出“阐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一任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吉、范仁珊的《干部哲学读本》。

六是关于社会评价的研究。1993年夏军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提出非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成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应进行系统、综合研究重要的基本课题。钱学森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给夏军教授的一封信》高度评价其是“一篇好文章”。当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豪兴著《人的社会化》在学术界第一次对人的社会化课题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构架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新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真、善、美》全面地研究人在认识活动中的认知活动、评价活动、审美活动以及认识活动中的真善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鲍宗豪、金潮翔、李进合著《权利论》对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一个认识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的理论框架。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研究了评价活动中选择评价标准和整合价值信息的两个环节、三个因素,论证了主体用规范、价值判断和评价推理整合价值信息。出版的瞿铁鹏《马克思主义权利社会理论》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命题。

进入21世纪,上海理论界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研究。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放桐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当代哲学向何处去》。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余源培、吴晓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晓明、王德峰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2006年、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晓明、俞吾金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这些研究成果强调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把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德国古典哲学水平的退化解读,视为当代中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任务;澄清马克思在存在论中所实现的根本变革及其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在重新清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过程中,发掘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整体定向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成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中具有理论深度的一支力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阐发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

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式微,上海学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2008年,方松华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0期发表《30年来上海关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述要》。2010年,余源培在《河北学刊》第1期发表《论意识形态研究中的四个基本问题》,呼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需要搞清楚意识形态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防止各种片面性;马克思着重批判意识形态“虚幻”性,针对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将其普泛到马克思主义;列宁批判伯恩施坦制造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分界”,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这是一个重要贡献;西方某些学者制造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别有用心的当代神话;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现时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理论界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其中,从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入手,提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不是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事求是研究的新的路径。

关于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1978年蒋学模在《复旦学报》第1期发表了《谈谈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不是经济规律,而是经济危机和经济停滞时期间断出现的经济现象,把绝对贫困化说成是经济规律,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热烈讨论。1979年蒋学模在《复旦学报》第2期上发表《再谈再谈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进一步展开对该问题的阐述。由于他提出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的新见解,获得了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和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问题。1978年初上海市经济学会举行“坚持实践标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讨论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40余人参加了讨论会。1978年11月11日蒋学模在《文汇报》发表《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结合苏联和我国经济发生过的危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破坏的结果,在国内产生很大反响和热烈讨论。1979年2月23日蒋学模在《文汇报》发表《再谈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经济危机问题》,指出大可不必回避经济危机的提法;2月《经济研究》发表洪远朋的《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几个问题》,认为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

关于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问题。1978年12月上海市经济学会召开上海经济学界理论工作者和经济部门实际工作者共2000多人的大会,传达北京第四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精神和主要内容。1979年蒋学模在《财贸战线》第7期发表文章《国营企业岂能“自负盈亏”》,认为“自负盈亏”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虽然也是商品生产单位,但已不是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如果硬要实行自负盈亏,实际上是改变全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这个名称,对于国营企业来说,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完全不相容的。但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理论界普遍接受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应自负盈亏的论点。

关于价值规律的问题。1978年《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的卓炯《价值规律与四个现代化》,对价值规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新的认识。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李鸿江、张问敏的《价值·价格·市场——谈谈价值规律》、《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下册》,总结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建设中在对待价值规律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揭示了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中的调节作用和重要性。

此外,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进行了研究。1979年11月至1980年7月,上海社联及所属经济、哲学、财政、世界经济、会计等协会围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组织上海理论界和实际经济工作者,先后联合或单独召开了七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深入进展。1979年《学术月刊》第12期同时刊发了计瑗澄的《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几点意见》和洪远朋的《应该恢复马克思的定义——也谈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文章,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上海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相关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本范式。

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理论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198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蒋学模的著《政治经济学教材》,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由此展开对生产、交换、分配各环节的分析,适时地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为依据,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创新。该书在第一版之后,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诸多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展,不断地进行修订。截至2005年已经修订再版了13次,印数超过1800万册,是新时期得到广泛好评的优秀教材。该书对于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1981年《财经研究》第1期发表巢峰《消费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该更加重视对消费关系的研究。1982年蒋学模在《东岳论丛》第4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几个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最基本的条件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1983年3月,王志平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劳动的社会形式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分析》,对政治经济学始点范畴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该从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劳动的社会形式开始,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1984年《世界经济导报》第10期发表熊映梧的《创立“建设新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应以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从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出发,比较研究多种社会主义模式,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198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雍文远、李鸿江、袁恩桢的《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在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主体经济范畴和基本经济范畴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资金循环、周转和核算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论述,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或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是“社会必要产品”的新见解,该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1996年度)著作奖。

同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奠定了后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范式。1981年《学术月刊》第1期发表陈钟的《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1982年,《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罗宗的《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

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分别围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了探索。在前期国有企业可以“自负盈亏”的问题解决后,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就成为关注的重点。1980年,《学术月刊》第6期发表贺力平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必然要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不能说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成熟形式,国家所有制不利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实行更为紧密的直接结合。第4期发表曹思源的《试论国家所有制的改革和企业的民主管理》,认为国家所有制可改革为以企业所有为基础的“国家所有、部门所有”分级所有制。

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20世纪80年代初,集体所有制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集体所有制的两权分离理论进行,在理论上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1980年,《学术月刊》等5期发表侯雨夫《论城市集体经济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及目前城市集体企业的性质》,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全社会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还是间接结合要作具体分析,城镇集体所有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条件下仍然保留着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地租的观点是否开展了创新性的、超前性的研究,198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薰华的《<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针对社会主义不存在级差地租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土地所有权,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因而土地产品仍然存在一个超额利润问题,仍然存在这个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问题。”这为以后的土地批租、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初尝试。

同时,对产权划分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50-60年代对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四权”分离的探讨,80年代逐渐转向对“两权”分离的探讨。1981年《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蒋学模《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论述了“四权”的含义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特殊性,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等关系。此后,又有一些学者提出所有制权属中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可合并为经营权,因此“四权”统一或分离的理论演变为“两权统一”或“两权分离”。1987年沈建新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关系的基本结构及其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也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研究的重要方面。1982年《上海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沈智的《对改革工资制度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综合了工资制度为什么要改革、工资结构问题、工资分配体制等问题的不同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学术月刊》第12期发表詹继生的《试论我国国营经济中按劳分配的三层次性》提出了按劳分配的三个不同层次。同时探讨了按劳分配以外的一些分配原则,如按价值分配、按生产条件分配等。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发表钱世明、童源轼的《论两层次按劳分配》,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不宜按职工提供的个人劳动量,由社会直接对劳动者个人进行单一层次的分配,而必须分成两个分配层次:一是由社会对企业劳动者集体提供的社会劳动量进行分配,二是在企业劳动者集体内部把分配到手的工资总额称之为商品经济型的按劳分配。两层次的按劳分配理论成为当时上海经济学界的较权威的观点,对我国按劳分配理论的深入化发展作出了贡献。12月《上海经济研究》发表他们的《论完善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认为,完善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的关键在于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加强企业工资总额的管理;妥善处理工资与物价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原则。1986年,徐节文在《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按劳分配与按价值分配》,林广瑞、王宪锋在《学术月刊》第10期撰文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按生产条件分配的规律问题。1987年,《中国劳动科学》第7期发表钱世明的《关于企业工资改革目标的两点思考》认为,工资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所决定。《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何伟的《论商品经济下按劳分配和劳动力商品的一致性》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是商品,要求按劳分配。

80年代中期前后,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成为上海学界研究的重点。1985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发表洪远朋的《试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读<资本论>的体会》,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包括十个内容:价值实体即抽象人类劳动,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或价格,价值本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规律即价值决定、交换和实现的规律,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劳动力的价值,价值转形理论即生产价格理论,关于虚假的社会价值的理论,价值构成即W=C+v+m的理论。1986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卢和泰“按质论价”与劳动价值论》认为两者是不矛盾的。《世界经济研究》第12期发表张荣喜《机器人的使用和劳动价值论——对机器人能创造价值见解的异议》认为,机器人不论其性能如何先进,由于不能提供任何劳动,因而不能创造价值,更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使用机器人所带来的高额利润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劳动。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的另一个重大前沿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与研究重新得到恢复和展开。80年代初,《世界经济导报》认为社会主义还广泛地存在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但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之后,上海理论界对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看法逐渐转变。尤其是80年代间,围绕着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直接控制机制和间接调节机制以及计划或市场的管理模式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赞同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可以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结合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1981年3月,《社会科学》发表王惟中、洪大璘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较早地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进行了论述。张薰华1981年的著作《<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问世后,在1984年的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又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阐释“地租”在改革开放中城市建设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杂志1984年第8期,并迅速引起学术界和有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1985年初,上海市委研究室专门派员访问张薰华,并请他再写一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室《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印发)。文章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再论》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载于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这就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张薰华被誉为“‘土地批租’制度的理论奠基人”。1984年袁恩桢在《经济学术资料》第2期发表《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一种重要形式》,提出要从现实经济出发正确运用指令性计划形式;在《财经研究》第4期发表《经济细胞和经济改革》,认为把社会主义经济细胞称为特殊商品、社会主义商品或社会产品都是可以的,但严格说来,应该是商品—产品。这些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起到了理论铺垫的作用。

1984年底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后,上海理论界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具体问题展开:第一,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讨论的关键是要与传统的、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观念划清界限。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怎样的特殊性质和历史地位?关键是要与传统的、主要是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观念划清界限。

1984年,《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李鸿江的《孙冶方价值理论析》对孙冶方的价值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7期发表雍文远的《试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问题》,指出“唯一能够起社会主义经济运转核心作用的,是从社会产品中扣除C以后与V+M相对应的那部分产品”。王志平在上海《社会科学》第12期上发表《公商品经济简论》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商品经济”,公有制基础和有计划发展是公商品经济的两大主要特点。

1985年《学术月刊》第1期发表了宋养琰的《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调节》等文章,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不存在像有些人所说的“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问题。蒋学模的《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认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包含着公有制、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三个相互联结着的命题,“统一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中,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第2期发表袁恩桢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涵和历史地位》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带有直接社会产品某些属性的商品经济。11月《复旦大学学报》发表蒋学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认为市场机制有自发起作用的和被人们自觉利用的两种作用形式,受国家计划控制的市场机制仍然是市场机制。《上海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的马家驹《社会主义间接的调节机制和计划与市场》,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机制的最一般的特征是两种不完全形态的机制同时存在和相互结合。第6期发表袁恩桢、顾光青《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理论的几点思考》一文,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内涵、地位、运行机制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袁恩桢、朱耀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简论》、苏星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对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分配机制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社会科学家》第2期发表陈伯庚的《论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对市场、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计划和市场的结合点、按有计划市场调节的模式改革计划体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1988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发表周振华的《中国市场发育的特点、阶段和步骤》,认为中国的市场发育并不是单纯地“开放”市场、组织交易机构、制定有关商业法规的问题,而是最根本的利益结构变动问题。中国的市场发育要经历一个传统体制“松动”,新旧模式的基本转换和确立新的经济体制、市场主体的真正独立等三个阶段 。

20世纪80年代,上海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载体《资本论》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198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薰华的《〈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系统分析了《资本论》第二卷。1983年《社会科学》第7期刊登熊映梧的《用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在肯定《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的同时,对《资本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和重要规律提出了六个问题的怀疑:资本积累规律和贫困化理论已不适用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把资本主义劳动力供求规律和一般人口规律混淆了,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和地租论不够严密,对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估计“过早”、“过快”,关于未来社会没有商品和货币的设想是错误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分析”。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一场学术风波。一些海外媒体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并加以转载,称之为“中国三十多年来第一篇批评《资本论》的文章”。学术性的争鸣和政治性的批判,倏然而至。一场自文革结束以来少见的规模广泛的清除精神污染“活动”在全国展开,熊映梧先生的文章,也就成了整个学术界清除精神污染的“靶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惟中、洪大璘的《〈资本论〉专题研究》分别论述了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劳动力理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等14个专题,每个专题都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或讨论一些流行观点,是一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密切联系实际的学术专著。1984年,张薰华在《学术月刊》第1期发表《用怎样的观点发展〈资本论〉》评论熊映梧的观点,指出要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的创作史,不要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资本论》混为一谈。1985年,熊映梧在《社会科学》第7期撰文《再谈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重申《资本论》的历史局限性是由辩证法的本质所决定,发展意味着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修正、完善已有结论。人民出版社1985、1986、1988年,先后出版了漆琪生的《〈资本论〉大纲》第(1)(2)(3)卷,较为深入地阐述《资本论》重要原理和历史背景,对重要原理的阐述有其创造性。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洪远朋《〈资本论〉难题探索》,广泛搜集《资本论》中疑难问题,较全面地分析了有关这些问题的不同争论意见,最后提出作者本人具有创造性的见解。1986年,《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陈思的《也谈对待<资本论>的根本态度——与熊映梧同志商榷》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是科学的,应注意防止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较轻率的态度。同时刊登了杨永华的《关于坚持和发展〈资本论〉基本原理的争鸣》对前一段时期的争论观点作了全面的评述。1987年,程恩富在《世界经济文汇》第7期撰文《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从《资本论》研究的发展观、多维性、辐射面、纵深度、新方法、新全体等6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资本论》研究的状况。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薰华的《〈资本论〉脉络》系统阐述了《资本论》逻辑方法,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和研究具有导读作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收集了上海28名学者撰写的23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资本论》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规律、再生产等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989年,出版洪远朋、程恩富的三卷本《新编〈资本论〉教程》,吸收了国内外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既对《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又通过“典故和难句解释”、“值得探讨的问题”等栏目帮助读者解惑释疑,启发思考,还密切联系当代经济生活实际和理论发展动向,作出一些新的解释和评价。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孙承叔、王东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从《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历史命运、贯穿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主线、生产力系统理论等层面,对《资本论》的历史观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上海理论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仍有持续研究力量和成果显得有些薄弱,年轻的研究学者比较少。1990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王惟中、洪大璘《〈资本论〉专题研究及其运用》是作者1983年《〈资本论〉专题研究》的续篇,针对《资本论》研究中争论较多或理解较难的问题,系统地阐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理论,还对学术界某些怀疑或否定《资本论》基本原理的观点进行评析。宋承先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西方经济学界《资本论》研究的现状,包括西方学者怎样看待《资本论》的方法、对劳动价值论的非难、对剩余价值论的议论以及关于狭义转型问题的争论等,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薰华的《〈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在科学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的分析、《资本论》是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典范,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前沿性,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资本论》数量分析方法的力作。1993年 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余志英的《资本论的整体方法探讨》专门探讨《资本论》的整体性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上海理论界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深入推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关于计划与计划经济、关于市场化与私有化、计划与市场的合理结合和私有经济等问题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经济理论学科的发展。一方面,着眼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充分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有计划商 品经济的内在联系和根本差别;另一方面,着力阐发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尤其是公有制之间的相容性,并在此基础上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与实现环节作了积极探索。

1989年,《探索与争鸣》第2期发表谢遐龄《认清社会发展阶段研究商品经济前提》一文,对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进行研究。1990年,《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了袁恩桢、顾光青的《中国经济调节机制十年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从理论的争论与实践的曲折、关于计划与计划经济、关于市场化与私有化、计划与市场的合理结合等4个方面对改革进行了回顾。《财经研究》第2期发表张继光、张道根的《市场取向改革的回顾与反思》。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雍文远、李鸿江、袁恩桢的《双重运行机制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从考察传统的运行机制的弊端以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双重运行机制的特点与规律性,分析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调节体系、运行史等。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克忠的《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探索》回答了在进行了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为什么又产生了私营经济,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经济有什么区别,它的性质究竟怎样认定,怎样看待私营经济的剥削及其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它的利和弊在哪里,私营企业主利益集团形成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私营经济将何去何从等问题,成为上海经济学界研究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中较为权威的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陈宝荣的《中国个体经济》从改革的角度回顾了10年来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变化,也详细论述了个体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经营方式、收益分配、发展趋势及管理等内容,在上海学术界引起注目。《上海经济研究》第5期上发表王国刚的《价格改革与企业机理的选择》通过对企业机理类型及其对价格的反应、企业机理紊乱与价格改革困境的分析,提出了企业机理的调整与价格改革的推进措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樊纲、张曙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运用理论实证和矛盾分析方法,从理论上再现了公有制经济的矛盾运动过程。

1991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指出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在反驳“计划取向派”的文章中较有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薰华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卷》,总结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先后发生的三次较大波动严峻局面,就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经济危机及其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争论。胡汝银在《经济研究》第7期上发表《再论短缺的供给方面的原因》把短缺归因于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无效率和低效率问题,提出了“短缺的供给决定论”。张军在第12期发表《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认为供给决定论不认为没有东西是特定制度结构的产物,需求决定论从未考虑需求的制度结构,在传统体制下,投资的需求永远大于供给,这完全是个供给问题与消费需求无关。雍文远、袁恩桢所著《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着重对社会主义市场和市场体系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上海学者在讨论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时,大多数学者同意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形态或高级阶段的提法,而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关系而言,则存在着意见分歧。1993年,杨宇在《探索与争鸣》第2期发表《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 —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李运福和鲍秀春在《学术月刊》第7期发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别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更确切,更符合国际通用的表达习惯。而伍柏麟在《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发表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选择》、陈伯庚在《探索与争鸣》第1期发表的《市场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 —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则强调二者在基本性质上的根本差异。

这一时期,上海部分学者已经开始直接运用西方学者或者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来讨论什么是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实现市场化。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仲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围绕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利润率与工资、再生产、经济危机和资本积累等问题,较详细地整理和阐述西方学者的观点。1992年,裘毅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研究中心和本刊联合召开研讨会》、1993年石磊分别在《上海经济研究》第8期、《学术月刊》第12期发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什么?》、《市场经济本体论》。同时,1992年李克清发表于《财经研究》第9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1993年李运福和鲍秀春发表在《学术月刊》第7期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则认为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还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前期,上海理论界明确地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认定为国有产权制度的股份制改革。1993年,赵晓雷在《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创新》,石磊在《学术月刊》第12期发表的《市场经济本体论》,蒋学模在《学术月刊》1994 年第3期发表《实现全民所有制经济同市场经济的融合》等。1993年3月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与上海市经济学会联合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体系”研讨会。张淑智传达了全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讨会情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上海理论界率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经济腐败”、“道德滑坡”等问题进行反思,在全国发起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1994年6月至1996年底,以《探索与争鸣》杂志为主要学术平台,在“圆桌会议”、“文化与社会”、“东方观察”等栏目中开展了和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关联的诸多主题的学术探讨。1994年程恩富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认为,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之间是共生互动的关系。赵修义分别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5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发表《试论市场之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认为,市场需德,市场也有德,并提出所谓“市场十德”。谢遐龄在《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0期发表《精神滑坡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吗》,也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是发展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包含着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而且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1995年,上海市经济学会编辑、文汇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将市场经济理论从商品经济理论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分析和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融合度、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控等较新的理论问题。此后,上海经济学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了共识,并从市场体系(尤其是要素市场)、现代企业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稳定等多方面来深化、细化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教科书也相继出版,特别是伍伯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成为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必读书之一。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海学界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走向深入。1994年程恩富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并在1995 年创立海派经济学论坛,主张“马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建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深入思考。1995年,《学术月刊》第7期辟出专刊探讨有关劳动价值论。袁恩桢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价值决定是一条制约收入公平分配的中轴线,能有效地消除分配不公;是调节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基础线,能平衡供求关系、合理化产业结构;是防止泡沫经济的一条警戒线。

1996年,蒋学模在《经济学动态》第4期发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创造价值的劳动应包括物质生产部门的直接劳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如科研、教育等部门中的某些非生产性劳动,但不能把表现为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物化劳动和死劳动也看作像活劳动一样是创造价值的。《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方华《劳动价值论新探》认为劳动价值论隐含着按劳取酬的原理,隐含着不劳而获必是剥削的原理,为国民收入的科学概念及现代劳动统计、现代收入统计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胡雄飞的《应当重视西方学者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成果》,认为研讨价值理论特别应重视西方学者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发表汪青松《列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发》: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生产者的经营权利,使他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

1999年,《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沈建新的《知识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与突破》,认为知识经济为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和突破带来了机遇和条件,把创造性劳动理解为通过各种创新活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人类智力活动,其评判与衡量是以它的成果的有用性为依据的,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走向有机结合的探索。9月《上海劳动工资信息》汇编出版了90年代中期后上海理论界有关建立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利益均衡机制,建立具有内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利润分享制度,在企业内部深化企业工资的科学管理,实行高、中、低收入相协调的宏观调控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问题使得重新认识、评价“劳动价值论”成为上海学者重要研究重点。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应包括物质生产部门的直接劳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如科研、教育等部门中的某些非生产性劳动,研讨价值理论特别应重视西方学者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成果。认为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等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认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一是要深化对价值源泉的认识,核心是从理论上论证人的活劳动是新价值的惟一源泉,二是要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关键是要把握创造价值的劳动向“总体工人”和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三是要深化对价值分配的认识,核心是把握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把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

2000年,《学术月刊》第7期发表李运福、金晓钟的《浅谈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问题》认为,以往对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没有取得进展,原因主要出在方法论上,应该高度重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劳动带来的影响的原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经济层面的理论支持。《财经研究》第11期发表程恩富的《科学地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兼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主张确立一种“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认为不能把整个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都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离开活劳动的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 ,以及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 同期发表漆光瑛《坚持用劳动价值论研究生产要素分配问题》,认为应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分析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3期发表汪青松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全国范围出现了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热潮,有力的推动了对劳动价值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发展。

2001年,程恩富、施锡铨、朱富强在《经济学动态》第4期发表《经营者收入的博弈分析—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拓展》,认为否认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中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也创造价值的逻辑难以自圆其说。2002年1月《世界经济文汇》发表李洁明、王岩的《科技学术与劳动价值论:一个探索》,认为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中的“劳动”和“价值”的内涵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因素差别是关键。科学技术因素是通过融入劳动力之中影响劳动耗费量来影响价值量的,它本身不创造价值,也不通过包含着科学技术因素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史正富在《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劳动、价值和企业所有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拓展》一文认为,现代“管理革命”和“资本革命”改变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得以孕育的客观条件。在出资、创业、管理三种职能分离的当代大型企业中,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包含创业者、管理者及专业资本经营者在内的组合劳动。剩余价值也由过去的资本独占演变成了由资本与劳动分享。而两者的分享比例则受创业必要资本量和劳动的人力资本特征等变量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2期发表程恩富的《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创新》,认为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等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生产力变化,可能引起劳动复杂程度和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教学与研究》第12期发表顾钰民的《深化对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认识》认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一是要深化对价值源泉的认识。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要从理论上论证人的活劳动是新价值的惟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包括科学技术本身和物化劳动都不创造价值。二是要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向“总体工人”和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三是要深化对价值分配的认识,正确把握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没有内在的联系,价值分配方式是由社会基本产权关系决定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原则和社会原则是价值分配应该遵循的两大基本原则。2003年杨卫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6期发表《生产力运行中的生态价值问题探析》沿着马克思关于价值与生产力以及有关生态环境的思路,对生态价值与使用价值进行了质与量的探讨。认为生态具有价值,正确的生态价值之涵义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循环过程中再生产生态环境能够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功能和能力所需要的一般社会劳动。生态的使用价值对生产力的作用是整体的、持续的、双效应的,生态的使用价值关系到全球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态价值与生产力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应当建立包含生态代价的国民收入绿色账户。

此外,上海学者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创新研究。2005年顾钰民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和体系,这一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伍柏麟的《伍柏麟文集》,他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要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他指出,资本社会化而出现大企业,少数大企业追求利润形成垄断,从而代替自由竞争,代替小资本之间的外在形式,而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是说明这种转变的逻辑起点,追逐高额利润和竞争是这一过渡的动力。因此,“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要从资本社会化人手”。2010年汪青松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发表《两个转变的互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实现》,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变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提出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经济体制转变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展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经济体制转变为支撑等。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上海理论界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从反思什么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入手。首先是对列宁、斯大林及苏联早期政策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分析其不恰当地突出党的个别领导人的作用、某些事件的叙述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宣传了一些左倾理论,造成不良影响等。有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研究,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结构必须从文化、制度、程序和政策诸方面入手,多数学者不赞成全面加以否定,认为斯大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失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1980年,叶书宗在《世界历史》第2期发表《关于国际共运史上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指出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产生个人迷信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不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通过无产阶级主观努力是可以办到的。《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周亿良的《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改变》,《文汇报》8月25日发表周尚文的《对列宁关于接班人思想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0期发表姜琦周尚文的《党的领导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是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严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1981年,《复旦学报》第1期刊载姜义华的《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文章,《国际问题资料》2月发表张月明的《从“波兹南事件”到“十月事件”》。1982年,《书林》第1期发表姜琦、周尚文的文章《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几点看法》,重新评价《教程》,分析其不足和缺陷:不恰当地突出党的个别领导人的作用、某些事件的叙述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宣传了一些左倾理论,造成不良影响等。姜琦分别在《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期发表《论南斯拉夫在国际斗争中的独特作用》、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关于苏南冲突》,认为实践证明南斯拉夫尽管国家弱小,但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国家,是国际公认的颇具影响力的国家。《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叶书宗、王斯德的《也论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1983年,叶书宗的《正确地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札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130多年的历史是正确地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历史。1984年,姜琦在《国际问题资料》第4期、《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第7期、《今日苏联东欧》第10期分别发表《苏南冲突与情报局事件》、《匈牙利改革中的对苏关系》、《南斯拉夫与不结盟运动》、《试论阿尔巴尼亚的孤立政策》等文章,研究匈牙利改革、南斯拉夫与不结盟运动、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逐步深入反思苏东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刊载余伟良的《论1918年春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这些文章认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宜做笼统的肯定或否定,这个政策一方面为战争环境、经济环境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列宁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直接过渡思想。也有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表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重大转折过程。有一些文章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探讨,如王斯德、金仁芳在《世界经济政治内参》1982年第1期的《对20年代末苏联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再认识》,周尚文在《社联通讯》1984年第11期的《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几点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8期的《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的历史考察》。这些作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但其评价却有不同,多数学者不赞成全面加以否定,斯大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失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1986年,姜琦、张月明撰写的国内第一本研究东欧社会主义道路的专著《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点分析了这些国家试图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得失成败。同年上海市社联出版叶书宗的《苏联的革命和建设》。1987 年姜琦、张月明、周尚文主编的国内第一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直至20世纪80 年代的四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各个方面改革进行了评述。1987 年王斯德在《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发表《苏联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僵化》。1989年,百家出版社出版周尚文的《列宁晚年思想研究两题》、《科学社会主义新探》,对列宁晚年的思想展开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界开始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展开了一些综合性研究。

1985年,汪青松在《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第一国际从潜在向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认为第一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初期的纲领和组织成分等呈现着很大的复杂性,是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尔后才逐步发展为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夏征农主编的《社会主义辞典》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辞典工具书。朱宁远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出版的这类著作还有: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戴清亮和李思温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编》、198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震廷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等。这些著作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反映了这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

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和政治体制成为研究重点。1987年、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先后出版蓝瑛、谢宗范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文集》和《社会主义流派政治思想述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无政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俄国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13个流派的政治学说作了历史的考察,概述了各个流派的发展沿革、理论特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评析了若干代表人物思想发展轨迹。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章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比较》,对各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从宏观上进行了比较分析。周尚文连续发表论著再次展开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重新评价,1988年在《书林》第2期发表《一部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教科书》,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从传统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和《十年社科新论》等,认为《教程》把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肯定下来,并把它当作经典和样板广泛推行,造成严重后果。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问题。1988桑玉成在《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立足于现实条件,放眼于长远目标,重点抓好五个方面: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强化公民的平等观念,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通过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通过完善选举制度培养公民的政治热情,通过加强法律监督确立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等。他又在《政治学研究》第4期发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结构》,认为民主政治是在民主原则支配下的包括文化、制度、程序和政策诸环节的系统结构、有机结合和文互作用,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结构必须从文化、制度、程序和政策诸方面入手。并于1989年在《社会主义研究》第3期发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一般特征的动态分析》,将初级阶段政治的一般特征归纳为重建的、新型的、不平衡的和发展中的政治动态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上海理论界着重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演进、社会主义思想等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研究。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尚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座》、1991年叶书宗在《苏联历史问题》第1期发表《斯大林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改革》、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的《苏联兴亡史》,1994年学林出版社版王邦佐、柳振铎的《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从经济体制视角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主要是扭曲了马克思计划经济的构想和理论,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完全对立起来,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探讨了苏联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解体的经验教训。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和学说的研究。1990年,桑玉成在《党政论坛》第6期发表《民主政治与规范政治——对去年政治风波的反思兼评用非民主手段提出民主要求的悖谬》,指出民主是人民的统治,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让全体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民主政治必定要有一套政治运作过程的规范体系,民主政治就是规范政治,遵循规范是基本要求。1992年王沪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发表《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马克思的构想》指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于没有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推动政治发展,建立起适应社会快速进步要求的政治调控机制,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突发性的失控;政治发展是我们党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政治发展应当与经济发展同步并成为其推动力量,担当起组织新社会的职能,政治发展的总目标是不断完善和丰富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推进全社会的民主。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蓝瑛《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记述从16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介绍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120余人,是国内当时最为齐全的一部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专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蓝瑛和吴耀辉的《非洲社会主义小辞典》,是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必要的基础资料。1993年桑玉成在《探索与争鸣》第5期发表《通过党政“合一”的途径实现党政分开》一文。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方法论的研究。199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余源培等作者的《社会主义历史辩证法》专著。不仅澄清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和误解,而且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1993年《复旦学报》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唯物史观的四个里程碑——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了4个里程碑的观点,认为邓小平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一中心思想出发,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第四个里程碑。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1990年,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徐永祥的《发展与现代化: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国华、袁秉达的《当代大趋势与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纲要》;199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周正藏的《大趋势、大时代、大战略,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学习与思考》。1993年4月28日《光明日报》刊载吕会霖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从社会主义模式的角度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的观点。 1994年周尚文发表《社会主义发展上的第三次飞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史最有影响的有3次,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一国模式”到“本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1995年孙承叔在《复旦学报》第4期发表《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四次大飞跃——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从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提出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飞跃的观点。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尚文、陈鸿寿的《社会主义150年》,1999年出版徐觉哉的《社会主义流派史》,考察了几百年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梳理出 25 个“社会主义”流派的演变及影响,填补了几十年来国内对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的空白。

2000年以后,“三个代表”理论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成为上海学界的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政绩,更是党内民主制度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的先进性通过执政实践有效地转化为党的执政能力。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从而使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政党。是践行“三个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2001年,姜琦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几点思考》,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问题。2002年,周尚文在《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发表《百年老党一朝倾覆——从苏共败亡看坚持“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指出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始终没有深人思考过诸如执政党自身建设、党内民主、党与国家、社会关系、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合法性等等一系列问题,苏共丧失政权与其缺乏正确的执政党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孙力在《社会科学》第9期发表《“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现了一种新政治观的产生,这种新政治观认为政党建设是人类社会长期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经验教训的必然总结。胡伟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4期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意义和范畴思考》,认为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政绩,更是党内民主制度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林尚立在《党政论坛》9月号撰文《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四条建议: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基础,重构党的领导体制即在党、国家和社会三者各自相对独立的架构下进行领导,解决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问题,构建新时期党建的行动框架应对全新的时代、全新的挑战和全新的任务。

2004年,丁晓强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发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党内民主的经验总结》指出,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党内民主的经验,首先需要澄清党内民主的有关历史和理论问题,其次需要注意发展党内民主的若干关键点,也要注意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设计、建设速度和配套改革等。袁秉达在《党政论坛》9月号发表《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更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等重大问题;执政党建设,包括完善党的执政体系、更新党的执政理念、制定党的执政方略、革新党的执政体制、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整合党的执政资源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等等,归根到底,最根本的是执政能力建设。

2005年,曹泳鑫在《政治学研究》第1期发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理论认识的发展》,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论断、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认识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政治文明建设认识的突破。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1期发表《先锋队性质和群众路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提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胡伟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2期的文章《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变——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强调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2006年,丁晓强发表《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重构及其内涵》(《黑龙江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民主建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理论内涵的重要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概念的提出,符合这一学科发展的现实和方向,拓展了视野,有助于推动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在《党建研究》第3期发表《发展党内民主要重视制度建设》,指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从具体的制度建设做起,并重视操作的程序性,提出要规范常委会、全委会、党代会的关系。强化常委会作为全委会日常执行机构的功能,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例会制、票决制。强化全委会作为日常权力机构的功能,实行季会制,需要时有三分之一委员动议即可召开全委等政策建议。奚洁人在《求是》第15期发表文章《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本质特点、基本特征和时代要求》,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当务之急,并对如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的先进性通过执政实践有效地转化为党的执政能力,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基础和核心,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和关键,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统一起来,相互促进,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2008年郝宇青在《探索与争鸣》第8期发表《再论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政治后果》,强调增强党的合法性资源问题,从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转向构建法理型合法性模式。周尚文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第5期撰文《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标识》,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科学性与实践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完美结合。

2009年,丁晓强11月24日的《文汇报》发表《以民主建设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认为党的民主建设是党的先进性的基本保证,是党实行民主执政的基本前提,是贯通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两大建设的关键。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富有深意。胡伟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1期发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视野出发,以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为主线,分别论证了以科学发展观构建科学党建观、以学习型党组织引领党建的改革创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周尚文在《解放日报》10月19日撰文《切实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2010年奚洁人在《党政干部参考》第8期的《拓宽学习型政党的视野》、郝宇青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5期的《苏共缘何不能成为学习型政党?》、袁秉达在《上海党史与党建》第1期的《理论创新视阈中的学习型政党价值取向——兼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都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新高度,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也体现了我们党在学习理论创新上的世界眼光和宽阔胸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从而使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政党。

同时,上海学者还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2003年浦兴祖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发表《试论努力开发中国政党制度中党际“互相监督”的政治资源》,认为从宏观理论设计和基本制度安排来看,我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内涵着执政党与参政党的互相监督,是避免执政党权力失监的一项政治资源,并对于如何充分开发这一资源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他2006年9月29日《联合时报》刊发《有关“协商民主”的三个关系》较早提出和研究了“协商民主”,主张发挥人民政协、人大制度的民主优势。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上海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起步比中国社科院晚一些,但做为全国开放高地的上海,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义展开的研究后,上海学者较早开始对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翻译、介绍、研究和传播,形成了以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和基地。

这一时期,上海理论界主要是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著作,介绍相关重要理论,重点进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研究。1980 年,《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朱庆祚、欧力同的《实践的观点和唯物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谈起》,第6期发表楼培敏、魏敦庸的《西方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彭漪涟、赵修义和王天厚等在1980年初系统地翻译介绍苏联“认识论学派”的哲学家柯普宁的著作如《辩证法、逻辑、科学》等。1982年,吴晓明在《复旦学报》第4期发表《存在主义历史观简评》、在《学术月刊》1983年第5期发表《实践观即马克思的统一观——论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解决方法》等文章,从马克思主义领域逐步拓展到对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84年,王克干在《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背后——兼评萨特哲学的认识论》,楼培敏在《编辑之友》第4期发表《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欧力同在《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赵修义、王天厚的译著《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1988年,俞吾金的专著《弗洛姆的<寻找自我>》、《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分别由工人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对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讨论“主体性”、“实践”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 年,陈学明在《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马尔库塞的‘艺术革命’论》,在《湖北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其专著《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的思想库·马尔库塞的六本书》分别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欧力同在《学术月刊》第3期发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体一客体’学说》,张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发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综合说’评析》,在《现代哲学》第3期发表《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伦理观探析》等。整个8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定性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展开批判。

1982年,上海社科院情报所国际政治室编译了《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内部出版)。该书选择涉及20多个国家有关情况的28篇参考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社会主义在第三世界》,开创了国内研究亚非拉民族社会主义的先河。

20世纪90年代,上海理论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机构、学者队伍进一步壮大,成果卓著。在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上,上升到整体性和专题性的层面。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流派,或者对其代表人物及其对辩证法、认识论、实践论、自然观、社会观乃至文化观进行专题性的介绍、研究和批判。

1990年代,复旦大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室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方向的专业设置和培养计划,在俞吾金、陈学明、吴晓明等中坚力量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充实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研究队伍之中。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的研究。1990年陈学明在《现代哲学》第1期发表《哪些思想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与俞吾金的合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这些成果不同于一般教科书的范式,而是在直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个流派进行了清晰的介绍。其他成果还有,吴晓明在《复旦学报》年第6期发表《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兼评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朱庆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发表《试论路易·阿尔都塞》。欧力同分别在《求索》第2期、《人文杂志》第5期发表《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认识论’》、《评法兰克福学派对辩证法的新解》。欧力同与张伟合著《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由重庆出版社8月出版,与吴仲坊合译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弗洛姆著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童世骏与赵修义的合著《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哲学家的理论成就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为充分认识这些哲学家,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参照比较,得到一幅层次分明、色彩丰富的历史画面。本书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形式、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用18章分别讨论哲学观、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论等五个占据19世纪中下期西方哲学家头脑的主要问题,并在每篇小结中对这些问题上的各派观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观点进行集中的比较研究,以求从一个融历史与理论于一体的视角出发对双方作更好的理解,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被称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断代哲学史”,获 1995—1996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 1998年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9年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荣誉,2000年重印。

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思想研究在这一时期较为集中,1993年,陈学明的专著《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童世骏分别在《华东师范范大学学报》第2期、《哲学动态》第2期发表《非理性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者——波晋和哈贝马斯合理性观之比较》、《哈贝马斯怎样看待理性的‘危机’与‘乌托邦’的终结》。欧力同分别在《探索与争鸣》第2期、《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第4期发表《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的解释学’》、《交往的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1994年,童世骏在《中国书评》第2期发表《‘填补空区’从‘人学’到‘法学’——读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研究了哲学与政治、民主与法治、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重要问题。陈学明著《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由台北扬智出版公司6月出版,并于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1998年,其专著《通向理解之路·哈贝马斯论交往》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视角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思想。

此外,陈学明也研究了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如199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社会水泥,阿多诺论大众文化》《爱是一门艺术·弗洛姆论爱情》《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论日常生活》《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论消费主义》等。

关于社会主义形态的研究。1990 年朱棣在《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联合生产与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评西方经济学界在剩余价值学说上的一场争论》,张伟在《社会科学》第9期发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观剖视》等。徐觉哉在《科学社会主义》第5期、《探索与争鸣》第3期分别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是怎样一种思潮》、《瑞典基金社会主义模式》。1995年,陈学明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发表《评国外马克思思主义对苏东剧变原因的探讨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分析》,俞吾金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发表《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评>评析》,童世骏在《欧洲》第1、2、3、4期分别发表《第三种政治——难分‘左一右’的认同政治》、《第三条道路?——欧洲大陆的‘资’‘社’之争》、《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历史的终结?’——关于乌托邦的新争论》四篇文章,徐觉哉在《学术季刊》第4期发表《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同年,陈学明的两部著作《新左派》和《性革命》由台北扬智出版公司出版。深入探讨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态的问题。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1991年王凤才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2期发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通过研究阿多尔诺的思想,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在1994年第1期发表《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与发展》。1994年,欧力同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6期发表《主体一客体辩证法分析》。这些文章深入研究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来源、形成、发展及其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的地位。

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1992年俞吾金在《学术月刊》第6期、《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社会科学》第9期分别发表文章《曼海姆与霍克海默关于新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学说剖析》等。1993年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分别由重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欧力同在《人文杂志》第5期发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1995年吴晓明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意义》,1999年王凤才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论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理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那里加以系统化的发展。

关于人道主义的研究。1994年,张伟在《社会科学》第6期和《学术季刊》第3期发表《拯世救人的乌托邦——评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刍议》。1995年他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辨析》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源和流上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另一方面也集中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左翼理论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当代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也在学术和思想层面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人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也由此得到极大的拓展。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90 年代较为真实和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到国内时,便在学术层面逐渐演变成主导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已经成为人们重新“回到马克思”和继续“推进马克思”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和学术中介。

进入21世纪,上海理论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规模,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显学”,形成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轴心,统摄 “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社会主义”和其他左翼哲学和社会思潮的理论格局,是人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理论起源,也开始成为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

这一时期,上海理论界开始高度重视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解答中国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文本和理论的介绍推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拉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大幕,童世骏、俞吾金、陈学明、吴晓明、王凤才等上海学者成为全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军人物。

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际的当代价值。2000年,陈学明分别在《江海学刊》第5期、《教学与研究》第1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5期、《哲学研究》第6期发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为马克思辩护——读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功能——兼评亚当·沙夫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论证论》等文章。童世骏《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社会主义》。2001年,陈学明在《教学与研究》第8期、《求是学刊》第4期分别发表《马克思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论证》、《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2001年,童世骏的文章《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当代西方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观》刊载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中。2005年陈学明在《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分别发表《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2006年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当代解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思人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为了更好的解答中国现实问题,上海理论界更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介绍。2001年陈学明的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徐觉哉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5期发表《西方学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王凤才在《济南市委党校学报》第2期发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几个问题》,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达 80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他们的观点、侧重点都在不断变化之中,没有形成观点一致的思想体系,不仅不同思潮的理论家之间缺乏交流,而且甚至属于同一倾向的理论家之间还发生着不同意见的争论。并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发展历程和共同特征。2004年,俞吾金的著作《重新理解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凤才在《学习时报》发表系列文章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代表人物和未来走向等问题。2005年,陈学明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10、12期发表系列文章,介绍和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2006年他的《永远的马克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2000年吴晓明的著作《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俞吾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学术月刊》第8期分别发表《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比较研究》、《从外在的对峙到内在的对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关系的新思考》;童世骏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5期、《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第1期分别发表《批判与实践——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和英文论文《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性讨论》,郑忆石的专著《阿尔都塞哲学研究》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陈学明在《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向——重读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文章。吴晓明的著作《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俞吾金的著作《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吴晓明在《河北学刊》第5期发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初始定向》。这些研究成果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近代现代西方哲学深入对话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实践诠释学的角度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

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反思现代性问题。2002年,吴晓明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卢卡奇与现代性批判——<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分析定向及存在论基础》。2004年俞吾金在《求是学刊》第6期、《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理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四个向度——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说起》、《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新探》。2004年陈学明在《求是学刊》第4期《辩证地对待现代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吴晓明在《求是学刊》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分别发表《现代性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抨击及其存在论视域》, 2008年俞吾金分别在《江海学刊》第5期《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这些论著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促发了学界对现代化的反思和实践改革。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审视。2005年陈学明在《红旗文稿》第8期发表《哈贝马斯怎样看当代资本主义?》等文章。2008年他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红旗文稿》第18期分别发表《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批判与超越——‘西马’学者及西方左翼思想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启示》、《库尔茨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论述》等文章,探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认知。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沿的追踪研究。2000年童世骏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徐觉哉著的《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凤才在《人民日报》2008年6月18日发表《拓展和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学术月刊2009年第11期发表《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点》等文章。从2007年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撰每年一度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好评,已成为中国学界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向的最为重要的窗口。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具体思想的研究。童世骏对哈贝马斯具体思想的研究,2000年他在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第三卷第2期发表《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几个方法论问题》,2002年在《复旦学报》第5期发表《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2005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发表《正义基础上的团结、妥协和宽容——哈贝马斯视野中的‘和而不同’》,2008年在《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发表《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等。王凤才对霍耐特具体思想的研究,2006年在《哲学动态》第4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分别发表《霍耐特承认理论思想渊源探析》、《霍耐特承认理论发生学探源》等文章;2008年他分别在《哲学研究》第3期、《哲学动态》第10期发表《论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说》、《“作为公平的正义”到多元正义——罗尔斯、沃尔泽的正义理论评析》;2009年又分别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8期发表《黑格尔法哲学:作为规范的正义理论——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诠释与重构》、《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构想》等;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发表《“社会病理学”:霍耐特视阈中的社会哲学》等文章。对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的研究。2002年,俞吾金分别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河北学刊》第6期发表《解读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一个批判的忏悔’:晚年阿尔都塞的生活和思想》;2008年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第3期发表《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2009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哲学动态》第5期、《江淮论坛》第6期、《社会科学战线》第12期发表《向主观世界回归——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述要》、《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贝克莱的命题esseispercipi》、《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思考》、《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理论及其启示》等文章。2010年俞吾金分别在《哲学动态》第2期、《哲学研究》等8期、《学术月刊》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报》等5期发表《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葛兰西的重要术语:organicintellectual》、《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理性的狡计’》、《塞尔:一个批评性的考察》、《作为假问题的‘哲学的终结’》等。他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度对话,重新反思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

2010年,陈学明在《社会科学》第8期发表《布什政府强烈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评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人类究竟为什么要实现性爱?——评威廉·赖希对’性革命’意义的论述》、《当今人类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家庭?——对赖希的‘性革命’思想之研究》等文章。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具体思想的研究,来回答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性革命”、社会价值观重塑等重大现实问题。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在上海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广为流传,他的哲学小册子《辩证唯物论》也引起上海理论界的极大兴趣。新中国建立初期上海理论界开始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撰写论文,有些论文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现象渐趋严重,至“文化大革命”在“立竿见影”的口号下,这一学科遭到极大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理论领域里开展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根据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原则,系统地深入地对毛泽东思想开展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清算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开始逐步启动。1978年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始恢复,上海社科院成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筹)。这一时期关于如何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一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学者撰文从实事求是角度来研究和探讨毛泽东思想。如胡曲园在《红旗》1979年第一期发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周抗在1979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等文。也有学者对毛泽东提出过的一些观点展开讨论1980年1月11日,张天飞在《文汇报》发表《关于世界观的一种提法》。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划清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上海也出现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研究热潮。

1982年以后,上海理论界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从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广泛展开。1983年1月,周抗、傅季重主编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论文集,从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方面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1985年1月,周抗《求是论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论文集收集了作者30年来有关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35篇文章。1986年6月,陈爱蓉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动态》第二期发表《毛泽东的系统科学思想初探》,认为毛泽东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九期刊载李君如《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功能,是在方法论。

1990年1月,蒋照义、李君如合著《〈矛盾论〉与中国革命》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角度对《矛盾论》的形成,及其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作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年第六期发表李君如《毛泽东对改革的探索及其哲学思路》,论述研究毛泽东改革思想的3种方法,以及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改革的4点哲学思路。这一时期,有些学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毛泽东的生平、功过,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晚年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代表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是李君如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一书。该书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阐述。作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分析了毛泽东在理论观点上和决策上的错误。

1993年前后,围绕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上海毛泽东思想研究再次掀起热潮。仅1993年上海学者出版了20多本专著,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召开了多次全市性的学术研讨会。较为深入地系统地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并拓宽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毛泽东的理论、实践与上海,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等,这些成果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综合性和体系化方面有进一步发展。

1993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巢峰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大辞典》。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多角度、多层次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并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巢峰、李君如主编的“总论卷”,从总体上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理论内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指出这两个理论都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上篇”和“下篇”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认识上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

此后,李君如在他的著述中多次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1995年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一期发表的《邓小平是怎样处理“坚持”和“发展”辩证关系的?》一文中,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概括为:坚持和发展。认为,坚持就是拨乱反正,发展就是开拓创新。把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联接起来,使两者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上下篇。“实事求是”是“坚持”和“发展”的逻辑纽带。1997年4月李君如在《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针对有些人把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深入地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关系,抓住两位伟人在倡导和发扬实事求是这一结合点关键性线索,阐明了真正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上海学术界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还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述评。1993年后,上海理论界在充分积累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取得了突破。发表的专著主要有李君如、钱宏鸣、张彩云合著的《毛泽东在海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陈葆华、陆支彬、刘利华合著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等。这些专著基本理顺了国外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的大致发展脉络,指出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研究特点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此外,钱宏鸣撰《评“心理历史”分析——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种偏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二期),认为心理历史分析是国外学者企图从心理机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发生、发展进行研究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同时,上海学术界根据上海的地方特点,开拓了毛泽东的理论、实践与上海这一研究领域。1993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在上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发表有一些文章,如沪生撰《关于建国前后毛泽东来上海一些线索及补充情况》(《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三期)、王致冰撰《毛泽东与上海战役》(《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四期)、任武雄撰(《毛泽东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大事年表》)《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等。

此外,上海学术界对毛泽东的具体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钟家栋著《毛泽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三次思考的现实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年第二期)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如何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问题,进行较集中的思考,在1942年12月、1956年4月、1966年3月20日三次思考是要改变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弊病。余源培撰《学习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性思想——兼论超前认识的主、客体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二期),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毛泽东一系列科学预见指导实践、变成现实的过程,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关于科学预见的丰富思想,对于领导好中国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蒋学模著《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毛泽东经济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六期),认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如果忽略了这份谈话记录,那将是非常不全面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作一个整体剖析,包括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正确的理论和他晚年的错误观点。齐卫平著《论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五期),论述了创新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8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以及毛泽东历史功绩等方面。

2008年,李君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一期),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伟大实践是由毛泽东提出和开拓的,是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坚持和发展起来的,经过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检验,已经被证明是正确可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及其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总概括,它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都培炎的《论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四期),认为在探索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儒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中国农民运动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大众化三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石,这对当前学习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富有启迪意义。樊建政的《晚年毛泽东政治行为动因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四期),认为晚年毛泽东的政治行为,思想上总体趋向“左”倾,付诸实践则有冒进、粗暴之嫌,究其原因,基本源于五个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语境;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传统的误导;中华文化传统的浸润;毛泽东思想性格偏好以及民众素质复杂。周建明的《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兼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五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走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提出了重要观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至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研究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进入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1984年、1987年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增订本出版。上海同全国一样也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探讨研究。这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宣传讨论阐发邓小平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主要有:生产力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科技革命、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制等。围绕这些观点的讨论,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出了一些书籍。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林子力的《论联产承包制——兼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1984年出版肖前、卢之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哲学思想》,马洪的《探索经济建设之路》,1986年出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改革时代的理论探索》等。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个论述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明确这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后,学术界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形成一个热潮,上海学术界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部署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工作,并且成立了初级阶段研究机构,成为我国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研究机构之一,还创办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内刊)》(刊后改为《上海理论》)。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初步勾画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推动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1988年12月,丁祯彦等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上海学者较早撰写的一本从较完整体系上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著。1989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杨国宇、陈斐琴等编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是关于邓小平从1938—1965年战斗历程的回忆文集,对研究邓小平及其思想有较大的参考价值,1990年和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分别出了《二十八年间》一书的续编、三编。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体内容,认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9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想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3月2日、3月22日《解放日报》又发了皇甫平的两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进一步强调“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三篇短文实际上透露了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精神,也进一步宣传和阐述了邓小平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也引起了争论,促进了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此后上海学者继续阐述和宣传邓小平的理论,6月5日,李君如《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放日报》),认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为一体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构想,是由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与实现途径等多重形态综合结构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并探讨了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认为党和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上篇”,邓小平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下篇”的正确构想,该文获中央宣传部1991年度“五个一工程奖”。

1992年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发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上海的新闻界理论界积极报道、认真学习、热烈讨论。《解放日报》、《文汇报》接连不断刊登学习南方谈话的理论文章,其中,《解放日报》4月16~18日连载龚育之长篇论文《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文汇报》发表冷榕的《邓小平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形成》等起到了引领作用。

1992年7、8月起,学习讨论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7月15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文汇等报刊纷纷发表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访谈录,以及有关理论文章。其间,也有文章发表了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后,理论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1992年,中共十四大郑重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确认这个理论为党的基本理论后,上海理论界形成了宣传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热潮。1992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武装全党——热烈祝贺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宣传和理论界人士纷纷撰文宣传邓小平理论。《文汇报》于10月31日、11月1日、5日、9日、13日,连续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前进的旗帜》为题发了“本报‘首都理论界学习十四大报告座谈会’发言摘要”。上海社科院召开了邓小平理论的系列讨论会,并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的基础上,于1993年2月13日在全国率先建立起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不久,该中心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五大基地之一。

1993年6月15~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讨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上海工作》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龚育之作了《线索和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学习宣传研究邓小平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日报》3日发表社论《掌握强大的理论武器》,同时刊登马洪文章《系统地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理论》。同日,市委书记吴邦国在上海市部署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会上发出号召:“我们要通过认真学习小平文选三卷进一步统一认识,坚定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推动上海的两个文明建设,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同志殷切期望,为把上海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而努力奋斗!”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抓好根本性的大事》。12日,施芝鸿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贯穿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四个搞清楚》提出,一搞清楚当代世界的主题,为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三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为我们打破自我封闭,实行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四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拓展新思路、提出新办法、制定新政策、开创新局面,提供了理论武装。自11月14日起《解放日报》辟《认真学习〈邓选〉第三卷》专栏,陆续刊登了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和著名学者的体会文章。与此同时,《文汇报》也辟《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专栏,发表了刘吉(《什么是社会主义?》)、苏星(《关键在于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等专家学者的论文。1994年1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全市理论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交流会。

1994年4月30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双月刊)创刊。这是国内第一份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以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宗旨的专业性理论刊物。它由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合办。其前身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创刊号上刊登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的文章《关于一九九四年的理论学习》。文章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认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研读原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工作,提出理论要进课堂、进教材,并强调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贯通整个宣传思想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文章《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此期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相继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机构。1994年6月底,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正式成立。全市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的网络。

1994年6月3日,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如何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举行专题研讨会。有的专家认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派生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的专家分析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三个特点:(1)特有的复杂性,各阶级、阶层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先富者与后富者之间的矛盾,交叉结合在一起;(2)特有的物质利益性,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分配领域;(3)特有的群众性,它们直接关系着城乡亿万劳动者的命运和主人翁的地位。还有的专家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及其产生和突出的原因。与会者并就如何全面地评价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邓小平是怎样看待两类矛盾学说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进行了探讨。

1994年10月,《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编委会主任陈至立,副主任金炳华、尹继佐、夏禹龙。这套丛书共10本:《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俞新天著;《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时代特征与国际战略》,周尚文、陈锡喜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种新理论的创造》,龚金国、张道根、顾光青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科技革命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王淼洋、周林东著;《农业改革发展要有两个飞跃——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适度规模经营》,莫建备著;《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中国地区发展战略与布局》,夏禹龙著;《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适应的政治体制》,桑玉成、周罗庚著;《两手都要硬——交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份答卷》,程伟礼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沈荣华、吴国耀等著;《企业改革主要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宝山钢铁(集团)公司的探索》,黎明、朱尔沛、莫臻著。这套丛书获1994年度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1994年11月24~25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联合召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上海改革开放”理论研讨会。王沪宁、夏禹龙、赵修义、沈建新、张道根、黄仁伟、周锦蔚等7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其中,赵修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提出从伦理观、价值观上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正当性,引起人们的注意。该文被选入中宣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邓小平理论研讨会,并获1994年度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994年12月,《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其中,由龚育之、石仲泉写的领头条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为名出了单行本。1994年上海还出版了一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7月出版王珏等著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8月出版俞吾金著的《邓小平:在历史的天平上》,9月出版周毅之著《邓小平的思维艺术》,12月出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邓小平与上海改革开放》;上海社科院出版社8月出版上海教育杂志社编的《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学习与实践》,9月出版刘凤瑞主编的《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概述》;学林出版社12月出版孙殿林、周纪良、顾荣福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此外,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与思考》(学林出版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普及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识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这一年有不少文章对邓小平的价值观展开了研究。2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沈铭贤《论社会的价值导向》,该文区分了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提出社会舆论和奖励系统是价值导向的两大环节。不久,《解放日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员的价值观”栏目,连续发表了尹继佐的一组(4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值体系内容的表述做了探讨。提出:价值目标——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共同富裕;价值标准——义利并举、义利统一;价值主体——遵循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利益主体;价值手段——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之后又有不少文章论述了这一问题,如赵修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文汇报》5月28日)等。

1995年起,上海高校将邓小平理论课确定为大学生必修课。上海市教委从1993年底开始组织编写有关教材,1995年3月出版了《邓小平理论教程(教学大纲)》在几所高校试用,7月正式出版《邓小平理论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该书是全国最早出版的关于邓小平理论的高校系统教材,随后又出版5种各具特色的类似教材。1996年3月,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举办“邓小平理论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社科院研究生部开学,这在全国是首次尝试。1995年11月和1996年4月同济大学研究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分别成立

1996年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成为上海学者讨论的重点。1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联合举行第三次全市性的邓小平理论研讨会,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赵修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方式初探》,从精神生产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机制,及其所提出的理论与对策问题作了探索。丁水木的《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陈根法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生长点》,讨论了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观和道德生长点问题。曹建明、郝铁川在《精神文明建设要法制化》一文中呼吁,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执法工作的力度,使上海精神文明建设再上一个台阶。此后,上海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召开一系列讨论会,进行深入探讨,并发表大量论著,从各个学科领域的不同角度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问题,《解放日报》1996年10月23日发表李君如的《深刻理解和认真实践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11月12日发表尹继佐、李君如的《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等文章,认为邓小平把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目标,把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构想,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并提出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国内、国际大局中,提到战略地位上来考察。关于科学文化建设,沈铭贤的《科学意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解放日报》1996年1月31日)提出,用科学意识反对迷信,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朱寄萍的《科学技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文汇报》1996年7月20日)论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邱明正从邓小平文艺理论角度进行了探讨他在《邓小平文艺理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三期)一文中提出: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由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定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体现了文艺自身的本性、特征和规律。邓小平提出文艺不从属政治又不脱离政治的口号,是对文艺同政治关系的科学界定,也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中的独特地位的科学界定。俞新天在《文化的命运》(《解放日报》1996年10月16日)一文中对现代化过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华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儒家文化,它包括56个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华文化传统新的思想文化因素。

这一时期上海学者在全国最早开始研究探索社区建设问题。1996年初,上海社联、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文汇报等单位召开了“现代文明与社区发展”研讨会;6月底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黄浦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展开了“建设具有上海特点的精神文明”理论讨论会,对社区建设及上海这样特大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思路做了探讨。徐中振在1996年第十二期《学术月刊》上撰文《社区建设是创造现代城市文明的载体和依托》,探讨了社区建设的内容、途径及其在社会整合、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夏禹龙、程伟礼、朱坚劲就大都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凝聚功能、传播功能及对周边地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进行了探索,出版了《大都市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思考与上海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此外,对社会主义本质论问题也有较多的讨论。孙殿林在1996年第一期《党政论坛》上撰文《正确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认为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应包含在他的思想中,但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而是改革了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其实现形式与已往也有很大区别。大多数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5句话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做的概括,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个统一整体,没有必要强调哪一层次是核心,是本质的本质。周尚文、周锦蔚、陈锡善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并认为新时期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部分、核心部分。1996年《学术月刊》第九期发表余源培、邵腾的《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探讨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认识史,并认为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是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的第三次飞跃。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并确定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理论界围绕这一主体展开了广泛的研究。金炳华的《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解放日报》10月22日)、王邦佐、桑玉成的《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的光辉里程碑》(《文汇报》9月27日)等文章阐述了中共十五大的历史意义。卢良梅、马德邻的《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是十五大的最大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4期)一文认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是中共十五大的最大贡献;并认为江泽民作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在理论上有许多新的内容,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一些文章专门分析了中共十五大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阐述。如浦在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文汇报》11月25日)和《公有制理论:突破与发展》(《党政论坛》1997年第十二期)等文章,指出中共十五大关于公有制问题在内涵、主体地位及结构变动三个方面有重大突破。

这一时期,有大量文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阐述与探讨。李君如的《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解放日报》1997年10月8日),阐明了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背景及理论与现实依据,并指出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全部理论的立论依据及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尹继佐的《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意义》(《文汇报》10月27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做了分析,认为初级阶段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由不清晰到清晰的巨大飞跃,并强调这也是制定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依据。江丹林的《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意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十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并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发达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从1997年6月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第二辑12本开始陆续出版,其中包括卢良梅、杨元华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吴修艺、李炼忠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王邦佐、王关兴的《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杨德广、杨慧如等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龚浩成、戴国强等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夏禹龙、周良毅、谭大骏的《发展高科技、实现现代化》,林尚立、刘建军、陈玉刚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

1997年4月16日,中共上海市市委、市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在上海市第四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把本市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进一步引向深入》的讲话,其中,金炳华提出三点意见:一、高举旗帜,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是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二、发挥理论研究基地作用,加强理论队伍建设,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进一步引向深入;三、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使理论工作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召开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此后,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比如,余源培的《邓小平理论的内在逻辑探究》(《学术月刊》1997年十一期),认为唯物辩证法对于邓小平同志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理论是历史理性的体现,反思的历史对象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破除的思维定势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建构邓小平理论的基础范畴,也是逻辑起点,它不仅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且这一范畴所内涵的矛盾,包含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切矛盾的萌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一逻辑的多向度、全方位的系统展开,体现了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科学把握,这一理论的特征是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充满自觉的矛盾意识,认识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姜琦的《苏联东欧剧变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三期),认为苏东剧变的事实告诉人们原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很不成熟,怎么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各国的国情,重新探索,这里既包括对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反思和苏联东欧剧变深层次原因的研究,更包括对邓小平说的要“一步步走,一步步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摸着石子过河”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形象化、通俗化表述的理解。宋进的《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机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年第五期),认为科学理论的创新有其内在的机制,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从四个方面即“新境界”、“新的科学水平”、“新的科学判断”和“新的科学体系”作了科学的论证,其实,这“四新”也正是邓小平理论具有创新品格的四个重要机制。

上海学术界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不断体系化和深化,涌现了不少高质量的著作和论文。著作主要有:李君如的《图说邓小平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宋进的《邓小平理论的品格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邓小平理论研究论文集2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余源培的《邓小平理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等。论文主要有:齐卫平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关联》(《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四期);郭定平的《论邓小平民主理论中的辩证思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五期);胡振平的《时代的跨越——试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伟大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五期);余玉花的《论邓小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本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六期)等。

 2004年8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办上海市社联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会议共收到征文157篇,最终由专家们评审推荐了39篇制作成论文集《上海市社联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会议资料汇编》,其中主要有丁荣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贺世友的《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周一平的《论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地位》,姜德福、孙道同的《人民领袖与人民儿子的完美统一》,周瑞金的《邓小平中国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等。此外,2005年第十一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发表了宋佩玉、唐洲雁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邓小平理论研究综述》,文章对围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回顾:一、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二、科学总结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和指导意义;三、深入探讨了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四、集中研究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五、以《邓小平年谱(1975一1997)》为重点,深化了对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六、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联系;七、初步探讨了科学发展观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另外,上海学者对邓小平的具体思想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比如,刘学礼的《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理论体系》(《兰州学刊》2008年第七期),认为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立论支点,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基础理论部分,包括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基本性质、内在结构的论述,二是核心理论部分,包括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论述,三是外围理论部分,包括邓小平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和政策的论述,这三部分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理论体系。倪世雄的《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五期),着重概述了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所作出的四大历史贡献:第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遗愿,推动中美两国建交,实现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第二,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第三,在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时,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泰然处之,力挽狂澜,拯救了濒于破裂的中美关系;第四,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卫平的《论制度比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优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思想析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三期),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比较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跨越卡夫丁峡谷"遗留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邓小平从制度比较的视角突出阐述了社会主义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发展民主、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有利于团结合作的制度优势,相对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体现了邓小平进行制度比较的思维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的运用。浦兴祖的《依据·蓝图·原则——重温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四期),认为30年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一系列论述,充分表达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邓小平从官僚主义、过分集权等五大现象着手,剖析了我国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缺陷与弊端,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主要内容设计了蓝图,还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多项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于评价已有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与时俱进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21世纪初的几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体内容。2000 年初,江泽民在广东指导高州市“三讲”教育,发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的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 年的“七一”重要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理论内涵等做了深入阐发。2002 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了党章。在这一时期,上海理论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至2003 年,上海学者撰写出版相关专著三十多部。其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沪上专家集体攻关完成的《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从10个方面探讨了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成为当时一大学术亮点。

此外,上海学者还发表相关论文上百篇,集中研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理论体系、理论品质、哲学意蕴、实践基础和指导意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2000 年,奚洁人发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5期),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纪之交,在世界发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入新阶段的重大历史关头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2000年8月28 日《文汇报》发表尹继佐《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认为尽管“三个代表”所蕴含的基本思想,我们党都分别作过强调和论述,“三个代表”思想完整、系统的表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涵盖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2000 年,胡伟在《探索与争鸣》第10期发表《“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12月18日在《文汇报》发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回答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完善其“合法性”的关键问题,深刻理解 “三个代表”的论断,应当从新世纪开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来探讨党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代表赖以实现的制度化途径。2001年第4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发表朱敏彦《三个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地位和意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又一次成功的结合,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飞跃。2001 年第6期《学术月刊》发表施岳群《治党与兴邦的有机统一—“三个代表”与三大执政考验》,认为“‘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近80 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21世纪新的执政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这一伟大纲领鲜明特色是:经受三大考验,实现治党与兴邦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2003 年第4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发表曹泳鑫、陈祥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了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内在统一》,认为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的关键。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现代化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党在自身建设、政治角色、执政任务的定位上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内在统一起来。2003 年 7月16日《文汇报》发表余源培《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主题》一文,认为要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必须自觉地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精髓和主题,实质上是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它的基本要求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主题是发展,把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实现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

2003年10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上海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共收到应征论文106篇,这些论文内容涉及广泛,有深入系统的理论阐述,有紧密联系实际的对策研究,反映了上海理论界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的体会和认识,最终由专家评审选定34篇论文汇编成论文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上海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会议资料汇编》。其中包括陈锡喜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要求”到“系统的科学理论”——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定位》,陈章亮的《从巩固发展执政党的高度认识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性》,姜德福、孙道同的《深入学习、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齐卫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等。

此后,上海学者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齐卫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定位和品性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二期),陈锡喜的《论“三个代表”要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四期),黄凯峰、胡振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六期)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科学》2004年第五期)等。

四、科学发展观研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后,上海理论界围绕“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理论体系、具体内涵和如何贯彻落实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

2004 年 4月12日《文汇报》发表周振华《科学发展观与经济结构调整》,2004 年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张幼文《和平发展道路与科学发展观》,2005 年《世界经济研究》第8期发表张幼文《对外开放效益评估的主题与思路——以科学发展观对“新开放观”的探索》,2006 年 9月11日《文汇报》发表权衡《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分配观》等文章,就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开放观”、“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科学分配观”等具体的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

2004 年《上海经济研究》第7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以科学的制度促进科学的发展》,认为“实施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是政府行为的合理性”。2004 年《社会科学》第10期发表邓伟志《科学发展观刍议》一文,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有四点:一是人本,二是全面,三是协调,四是持续”,其中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持续是由人本派生出来的,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是发展的动力系统、工作系统、控制系统和检测系统,以人为本是以多数人为本,是以平等的全体人为本,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享受权为本,以人为本是要给各个不同的阶层都能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就是以各个阶层的人的全面进步为本。2005 年《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邢邦志《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与实践要求》,认为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为理论基石,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经济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吸收了综合发展现、可持续发展观等新发展观的科学合理元素,构建出来的一个含义充盈的立体发展观。2005 年 11月15日《文汇报》发表程伟礼《科学发展观—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成创新》,认为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发展的目标上,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发展的内涵上,充分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在发展的道路上,体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在发展的动力上,体现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要求。2005年12月22日《社会科学报》发表童世骏《多维角度思考科学发展观》,认为十六大以启,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关键”之为“关键”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什么样的发展”代替了“要不要发展”成为全党、全国甚至国际舆论的中心话题。科学发展观就是用来解决“什么样的发展”这个大问题的大智慧,因为:(1)“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一种“正确发展观”,而且是既要有创新意识又要有忧患意识的一种反省意识;(2)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发展观”,而且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3)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这个“硬道理”的深化和展开,这同时也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现实的条件。2006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朱贻庭《“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认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它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论的高度回答了“发展为谁”、“发展靠谁”以及“发展成果由谁分享”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从而确立了“发展”的价值目标,同时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怎样发展”的方法选择问题。同期,还发表了赵修义《“发展”:从“要务”到“观”——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一文,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对“发展”问题的把握已经从一个具体的目标和方法提升到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的高度。其核心是摆脱“为了发展而发展”的“发展主义”。2006 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6期发表程伟礼《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研究》,把科学发展观定位为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诠释,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是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途径和新思路是“协同治理”,经济上的“协同治理”是“城市群”与新农村建设并举,政治上的“协同治理”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举,文化上的“协同治理”是共同理想与共同道德并举,社会上的“协同治理”是社区与社团并举,总体“协同治理”则需要“综合改革”的路径和制度安排。2006 年6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程伟礼《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意义》,认为科学发展观阐明了中国发展的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中国发展战略思维的转变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2006 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0期发表余源培、郭友聪、陈宝的《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强化四种意识》,即总结的意识、改革的意识、忧患的意识、系统的意识。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童世骏主编的“科学发展的社会工程”丛书(共 10 卷),丛书认为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即“统筹兼顾”这样一个主题。强调“社会工程”这个概念的意义就在于要高度重视理论转入实践、理想变为现实。2007 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方松华、张志宏《论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内涵与人文意蕴》一文,从中西人文精神融合的高度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其不但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与文化意义,向且还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和人文意蕴。

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讨论进一步深化。2008 年 2月18日《文汇报》发表俞吾金《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张力》一文,着重探讨了“科学发展观”中“科学”、“发展”概念以及“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问题。他认为,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重要的发展理论,其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论端点,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容和迥然不同的实践方向,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反思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张力,以便做到统筹兼顾。他建议建立一门“发展现象学”,以便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背景下的“发展”现象做出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对科学发展观做出准确的、完整的阐释。2008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鲁品越的一篇长文《科学思想变迁对科学发展观的贡献》,讨论“科学思想”的变迁与“发展观”的内在关联,认为传统科学思想原则——直观本体论导致对物质世界的机械化,在资本力量驱动下成为旧发展观的科学基础,而建立在相对论、量子论、当代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基础上的当代新科学思想原则全面突破了直观本体论,建立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联系,将整个世界看成不断生成的“过程的集合体”,从而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基础。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此后,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开始从多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研究。有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如1987年,陈卫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哲学研究》第五期);1989年,李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第二期)。有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如1991年,杨奎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近代史研究》第四期)。有从人物角度进行研究,如1994年,张翼星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包括(一)与(二),(分别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一期与第三期)。有从文本角度进行研究,如2000年,雍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实践论><矛盾论>的深远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一期)。有从方法论角度进行研究,如2005年,郭建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方法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五期)等。

200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成为一门新设立的学科,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进一步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本琦、汪青松、余精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论》一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次历史性飞跃,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定位,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如何实现?”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立足发展着的中国国情,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内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作了创建性的划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界定为文化精神的相通,合理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次原因。2008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汪青松、焦少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十二观》,主要内容包括: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等。

2010年左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讨论引发了一定的热点。上海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宋进的《坚持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四期),认为坚持时代精神,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显示了鲜明的特点,涉及多种内涵,包含多重向度,从世界观的角度看,它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光芒,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表达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齐卫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之关系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六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是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中国化”与“大众化”不能机械地分割开来,也不能相等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科学和普及两种取向的逻辑关系决定了首先要实现中国化,其次才是大众化,“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在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然伴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两者是内在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不是目的,“中国化”是为了“大众化”,“中国化”只有在“大众化”上结果才具有其实际的意义。冯俊的《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一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化进程中不断中国化,在中国化的前提下时代化,中国化中有时代化,时代化中有中国化,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前提,中国化使它富有特色,时代化使它充满活力。顾钰民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认为当代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经济矛盾和问题发展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基础,阐释时代发展中各种新问题新现象,得出科学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在中国化基础上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要求,同时也进一步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时代化具有丰富的中国内涵,更多地注重中国发展的世界眼光。等等。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任务。此后,上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重点对改变思想政治工作涣散软弱现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1981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王林《试论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第4期),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改变思想政治工作涣散软弱现象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点要放在调动人的积极性上面,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业务相结合,深入到业务领域中去。1982年《上海高教研究》第2期刊登《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概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共九章,分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科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环节;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要针对如何改革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为保证高等教育适应突飞猛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董天华、悉立龙、肖云、施云华利用学校开设的社会调查课程,在上海及杭州等地的十几所高校进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及改革的调查,写成文章《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发表在1986年《上海高教研究》第1期上。1986年吕会霞发表《培养和提高政治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上海党校学报》第2期)。1987年张闻飞发表《专业知识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上海高教研究》第1期),认为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开好德育课,侧重于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对于大学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益的,但是专业知识教学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更为重要。1989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谈松华主编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简史》一书,分建国前、建国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六个时期,搜集了大量史料,对各个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20世纪90年代,上海学者开始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涉及高校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怎样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等。1990年《上海高教研究》发表黄文林《必须重新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第1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高校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了正确的教育目标去谈教育的内容、方法只能是本末倒置。1993年《复旦教育》发表秦绍德、姜良斌、董雅华《关于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第3期),探讨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时期,针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景如何、怎样适应、怎样改进、怎样加强等一系列的问题。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刘新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特点》(第1期),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往往集中表现为方法上的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必将给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带来一个新的飞跃,教育实施的手段、教育运行的方式和途径都将按照新型社会体制的制约和要求,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21世纪以来,上海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也引起了争论。在思想政治研究领域谁是主体的问题讨论中,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主体论》,认为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组织、实施、调控等角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者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有效性集中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对教育主体主体性的要求,这种主体性体现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但它却决定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素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应具有的主体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人格素质、理论素质和能力素质四个方面。2005年《探索》第1期发表石书臣《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过于强调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激发和发展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越来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职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性主要表现在双向互动的引导性、以人为本的促进性和德才兼备的示范性等方面。上海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与价值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2003年《探索》第3期发表石书臣《论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认为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两重特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既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方向,突出其主导地位,又应重视其非意识形态性,以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要求。2007年《教学与研究》第6期发表石书臣《论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新发展》,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在内容和领域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在内容方面由导向向主导、由激励向转化、由塑造向开发、由调控向协调等方面发展,在领域方面开始向网络、生活、心理、环境等领域延伸。2007年《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第10期发表邱柏生《论意识形态功能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关系》,认为无论对意识形态作广义或狭义的理解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这种功能规定与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方向和价值目标,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及其基本属性对意识形态功能需求的满足状况也会影响到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表征属性、教育属性和转化属性在满足意识形态功能需求方面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2008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期发表项久雨《利益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认为价值主体利益的实现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关键所在。此外,上海学者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模式、环境、制度、创新等进行了研究。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贺才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及其研究价值》,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形式和手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成为可能与必要。2003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李梁《浅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及其模式》,认为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是教育者有意识、有目的的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彼此共享、互动、共识的社会行为、活动和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及其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分析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简明、直观、有效的方法和途径。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余亚平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新探》一书,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要求和原则,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载体、主客体的内涵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2006年《思想教育研究》第4期发表邱柏生《从政治沟通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从政治沟通的层面、政治沟通的内容表现方式以及沟通障碍及其克服等几方面,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 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石书臣《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优良传统及其特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优良传统,主要特点是在主导目标上强调统一性和长远性,在主导内容上具有思想批判性和民族性,在主导方法上重视继承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等。2007年《思想理论教育》第5期发表彭纪春《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思考》,认为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结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这个复杂的大系统应包含思想教育环境、政治教育环境、道德教育环境和法治教育环境四个既有独立性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要切实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凸现的实效性问题,应努力改善这四个子系统。2007年《思想理论教育》第9期发表丁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创新及其途径》,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变迁推动者之间的逻辑区分和关联的基础上指出,把握好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功能定位,激发制度创新主体的活力,推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规律性的探索,设计一套有效的传导连接机制和遴选筛定机制,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变迁的效率和质量的关键所在。2007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1期发表胡凯《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生活话语》,认为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目的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现实的生活实践,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源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任何审视都不能偏离了这一基本的界域。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界从生活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种种探讨,正是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的这种不可分割的本体性关系的思考。2009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发表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把握》,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主要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必须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与思想政治教育一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的关系。2009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6期发表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论析》,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客观性、普遍性、复杂性等特点。2009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11期发表王贤卿《论传播学受众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过程,选择传播过程的终点——受众作为研究的载体,通过运用传播学领域中的受众相关理论,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这一受众的特性、动机、需求及其接受机制的独有特征的基础上,探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创新路径。2009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9期发表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育人机理探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意义内在地决定了它与人文关怀在构建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生命发展和提升人的生命价值上有着深层次的契合,从两者的内在关联出发,把握关系特征、探析相互作用机制、优化结构功能,对于提高教育者的人文特质,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发挥整体育人效应起着重要作用,必然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关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2003年《复旦教育论坛》第1期发表邱柏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及谋求自身品质的提升等要求出发,需要重视与研究如下三个问题:在实践推进的同时必须加强经验总结和理论抽象,在理论研究中必须注意不断拓展理论视野和丰富研究课题,克服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态势,在素质内容研究中加强有关素质功能的研究,要看到素质培养的兼容性与有条件性。2006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邱柏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五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8年,学科理论体系初步确立和专业建设的初始期。第二阶段:1989-1993年,巩固提高已有成果,全面开展专业建设,形成学科群。第三阶段:1993-1996年,蕴涵新发展机会的阶段。第四阶段:1997-2003年,高速发展与不平衡状态相间杂的阶段。第五阶段:2003年以来,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面临新任务、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理性发展阶段。2006年《思想理论教育》第7期发表邱柏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若干问题》,指出为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厘清关于学科归属与理论研究的定位问题,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及学科的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研究方式方法与学科研究的关系问题等。2007年《教学与研究》第5期发表顾钰民《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研究》,指出要下功夫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实现学术水平提高和教学方法创新的有机结合。2007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1期发表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大学生现实生活的若干问题辨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贴近大学生现实生活,需要认真考量紧密相连的三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要“贴近”,以及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和要求特征能不能“贴近”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第二是“贴近”什么,即大学生现实生活有哪些具体内容和表现?第三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和做好“贴近”大学生的现实生活?2008年《思想教育研究》第8期发表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学科梳理和探讨》,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才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指广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来把握。2008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10期发表邱柏生《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特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坚持不断创新,这种创新有着丰富的层次和类型表现,并通过理论内容创新体系、理论传播创新体系和理论应用创新体系三大方面表现出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有其社会共性与高校个性相结合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创新的社会制约性、创新的周期性、创新的多样性和创新的延展性。2008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5期发表邱柏生《充分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关系》,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关系涉及到三方面的生态系统,即社会环境大生态、教育系统生态环境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又协调契合的关系,还可以从个体或群体所经历的全部社会活动场所的不同,将以上生态系统的内部关系区分成家庭、社区、学校、职业活动领域(工作单位)、社会公共活动场所等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各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课题。2008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7期发表顾钰民《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三大建设”》,认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各个环节中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当前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观念建设、教学能力建设、科研能力建设。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邱柏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分析》,本书受上海市德育研究精品出版计划资助出版,共分为十一章,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生态环境、社会意识形态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心理环境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生产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关联、高等教育功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2009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期发表胡涵锦《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明显改善的目标关键在教师》,认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组织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研能力、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培训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讨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2009年《理论探讨》第3期发表邱柏生《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是指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形态转变和发展状态,考察这种历史转型,主要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本体特征两大方面展开,前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的特征,后者包括指导思想、教育内容特征、方式方法特征等。2010年《思想理论教育》第1期发表李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媒体形态的演变进程和基本经验》,基于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辩证思维,确立了教学媒体建设的目标,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基于对教学过程中教学媒体要素地位的重新审视,揭示了建设教学媒体的重要性,把握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规律;基于对媒体特性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强化了教学媒体建设的针对性,提升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基于对教学媒体与教学方法的密切关注,推进了教学媒体创新的步伐,找准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基于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及时把握,拓展了教学媒体建设的空间,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2010年《思想理论教育》第5期发表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学中若干理论难点探微》,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学中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一些有较大内涵拓展空间的内容方面,指出并分析了这些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与行为特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构成及规律表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