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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四章 经济学

发布日期:2017-06-26

《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四章  经济学

  

本章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 陈宪

          

(何雄就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编务工作。周振华、袁志刚与各节撰稿人共同讨论本章框架结构和编写要求。
 

 

前言

 

1978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确立,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经济学及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的巨大需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上海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能级最高的大都市,进而决定了上海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在1978-2010年,上海的经济学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现行经济学门类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下又分列十五个二级学科的现状,(统计学已从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调整为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结合国内外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现实,并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合并和调整,按照十一个学科——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史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分别介绍上海经济学人在各学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集中反映这些学科在这30多年中的发展。


 

第一节政治经济学

上海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1978年以后,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转轨经济、资本理论、分配理论、产权理论、三农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体系等领域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许耀钧指出,政治经济学应全面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排除任一方面都将是错误的(《论生产关系的内容》,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洪远朋也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贯穿始终,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资本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经济研究1983年第8期)。

雍文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应该以商品分析为起点,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总过程构成,对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试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雍文远(主编)、李鸿江(副主编)、袁恩桢(副主编)的研究成果《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获得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此外,学者们还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陈其人探索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问题。作者认为,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以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和其逐步崩溃(《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理论体系探索》,经济研究1982年第5期)。蒋学模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和市场的调节。与此同时,他还对生产、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展开了分析(《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蒋学模、伍柏麟则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形式及其不断自我完善的规律,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进入90年代,上海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洪远朋、金伯富主张进行理论创新,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容包括经济制度的更迭和内部变革、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以及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张军强调“道德”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当今经济学家对道德和文化的高度重视与研究,必将再次促成社会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沟通,推动正统经济学的发展(《道德:经济活动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程恩富则探讨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指出经济哲学应全面、系统地运用哲学方法,揭示了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规律和机制,创造出新的范畴和原理,丰富和推进了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伍柏麟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10卷本)》(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价格改革的逻辑、农业组织的结构与变迁、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就业制度的变迁、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与效果、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等方面,对1978年到1997年期间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历程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探索和阶段性总结。

2000年以来,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总结和发展。蒋学模与张晖明合著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形成过程,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产权关系,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既从学说史的角度阐述了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又从经济史的角度阐明理论观点的时代背景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影响。

洪远朋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教学和普及,其编写的《通俗<资本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影响广泛。洪远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利益问题作了系统完整的论述,作为主编,编写了《新时期利益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形成了对整体利益关系、局部利益关系、个别利益关系及对外利益关系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200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之一。张建新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美国贸易政策作了深入研究,阐释了权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权利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对经典理论的讨论

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经典理论均有研究,如劳动价值论、流通理论、两重性等,研究对象也较为广泛,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内容。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海经济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成果较为丰富。蒋学模讨论了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的问题。他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说成是一个经济规律,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工人阶级的收入却一年比一年少”,这种观点,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予抛弃。(《再谈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陈敏之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住房还是商品,不能因为对住房的需求大于供给将之排除出商品领域。解决住房的根本方法在于大量新建,分配制度是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不得已的办法,采取分配制度,掩盖和歪曲了住房的商品本质。此外,在住房的租赁关系中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住房还是商品》,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丁学良指出,将具体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劳动和劳动时间,是抽象劳动的实质,也是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范畴的价值所在(《抽象劳动的实质——与彭迪先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1年第7期)。于瑞熹也指出,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是价值实体,形成价值(《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与丁学良等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丁平准、杨继良则探讨了列宁的经济核算思想。他们认为,列宁的经济核算思想至少包括利润原则、商业原则、物质利益原则、独立经营原则、货币监督原则,以及经济责任原则等内容(《对列宁经济核算思想的探讨》,经济研究1983年第11期)。陈其人分析了马克思的“自行扬弃”论与国家资本主义,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剥夺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将得以完成,发展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马克思的“自行扬弃”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研究1983年第11期)。李慧中探讨了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的相关见解。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状态下,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利润克扣是可能的,但只是例外;在供求正常状态下,对部门内一部份小资本的利润克扣也是可能的,因为平均利润规律并不排斥部门内生产力不同的企业利润率不同(《也谈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与卫兴华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

洪远朋则探索了工业品价格的形成问题。作者认为,价格形成中的成本必须是正常成本,即正常生产、合理经营条件下的成本;必须是社会成本,即不同生产者在不同生产条件下,生产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质量的某一产品的各个个别成本的加权平均数;必须是计划成本,即反映该产品再生产时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成本(《工业品价格形成中的成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陈其人对马克思“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的理论进行了探源。在分析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后,作者指出,马克思扬弃前人理论,用劳动价值学说解释,认为对外贸易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使不同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换取货币数量相同而实际花费劳动不同,使货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马克思的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理论探源》,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胡寄窗讨论了关于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错误公式。作者认为,在不专门联系流通手段职能考虑的场合,正确的表达式是:“流通中货币需要量”等于商品价格总额”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现售商品价格总额”加上“赊售商品价格的到期支付总额”减去“相互抵销的支付总额”的结果,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则是“一般场合下流通中货币需要量”(《对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错误公式表述亟应改正》,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雍同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完全能够容纳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可通过一条需求曲线表示需求和由它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边际分析、供求关系与劳动价值理论》,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

关于“危机理论”的研究则重点关注其成因和特点。周建平则指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特点主要表现为危机发生次数参差不等,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相互交织,周期呈现缓慢而不显著的缩短倾向。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直接、更深刻、更复杂(《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的不平衡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陈其人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了变形,即周期缩短、持续时间短、起落较小。原因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化了爆发普遍危机的矛盾,抑制了普遍危机暂时调节生产与消费矛盾的作用,降低了固定资本更新作为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的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变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

90年代,上海学者对经典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更是全面开花。一方面,资本、价值、商品等范畴仍是关注的重点。胡代光实事求是、全面深刻地评述了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转型理论、贫困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危机理论等内容(《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陈敏之指出,孙冶方同志对商品的论述有矛盾之处,认为商品应当和社会分工相联系(《向冶方同志学习;发展商品经济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李家镐论述了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相关观点,以此对部分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并澄清了许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误解(《张闻天同志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蒋学模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他认为,资本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共有范畴,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科学论断,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讨论国家政策的文献。鞠立新探讨了列宁的晚期思想。作者指出,列宁晚期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倡导行政手段与经济政策结合,面向市场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其思想的重大转变(《论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思想的重大转变》,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赵晓雷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失误在于在人均收入极低的条件下推行高积累、追求高增长,以及在没有保证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高速增长(《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经济学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夏禹龙认为,国家在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发展战略的同时,应从各方面,特别是物质上,对贫困地区给予有力的支持(《邓小平同志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思想探讨》,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此外,谈敏指出,几乎所有重要的重农主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中国思想的印记(《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胡寄窗也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有重要影响,是现代经济学说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应与古希腊、古罗马分享荣誉(《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洲源>》,经济研究1992年第9期)。

进入新世纪,部分研究回归到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等理论。例如,谈敏从四个阶段系统论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三、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社会体制也进入变革期,增长与改革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门,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研究并重的特点。

80年代,上海学者关于体制的研究与讨论还较为保守,多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集体经济、国家职能等方面。吴贤忠、陈伯庚反驳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不起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将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或其他主观因素造成的投资不当,归咎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从而否定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不起作用吗?—与朱家祯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0年第7期)。章恒忠则指出,要保证集体经济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以及商品等价交换权,逐步缩小剪刀差(《试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集体经济中的作用和形式》,经济研究1981年第5期)。

王爱珠深入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几个问题。作者认为,政企职责分开,可以集中力量从全局上,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正确发挥国家机关管理经济的职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蒋学模指出,不论是绝对贫穷化还是相对贫穷化,都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和当前实际开展研究。所有者缺位的出路在于深化经济休制改革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增加各层次的受委托者与授权者之间的关系透明度《评“所有者缺位”论——兼评全民企业股份化》,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杨宜树重新审视了劳动力商品的成因。作者认为,全民企业职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正是按劳分配必然的表现形式,两者具有同一性(《劳动力商品成因的重新发现》,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张军则讨论了制度创新的问题。他认为,由政府或国家代表和体现的公有制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佳的。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含义,并提出了一种更好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企业制度假说(《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个假说》,经济研究1989年第8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90年代,上海学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关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

经济改革方面。袁恩桢、顾光青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要健康发展,需走出片面市场化倾向、片面的经济刺激导向、片面的生产力导向,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等误区(《关于经济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91年第2期)。蒋学模认为,在宏观管理上, 中国经济改革计划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微观管理上则要深化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和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张军则指出,经济改革只有不断消除计划体制的经济扭曲才算走向了成功。扭曲的消除,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自购过程买回计划任务。(《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华民、杨桓兴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最终决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无法以TFP比例的绝对值为标准将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关于中国的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周振华认为,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包括改革目标动态化、改革选择弹性化和制度交易不完全合同化(《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所有制研究方面。朱东平论述了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他认为,混合所有制且私有企业两权未分离形态所能带来的社会剩余,无条件地大于完全的私有制(《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华民则从主体结构、产权结构、决策结构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指出重返自由市场经济是非现实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冯金华指出,应在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贯彻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科学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企业改革方面。周振华讨论了关于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发展的认识偏差,他认为要使非国营经济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依托,即减轻税赋的经济依托、劳动力流动的就业依托、改组的市场依托(《国营企业改革与非国营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徐宝庆探讨了经济货币化关系下的国有资产产权营运模式。作者认为,从经济运行机制的目标模式看,债权运动条件下的国有资产产权理论模式比较合适(《经济货币化关系下的国有资产产权营运模式探讨》,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姜纬指出,中层合谋表现为企业和个人侵蚀国有资产,以及无人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作者指出,要解决股份制下委托代理的问题,仍需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的按贡献付酬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改革与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陆铭、陈钊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再就业中心的模式,将企业对下岗职工的负担固定化,缩小企业内下岗人员与失业人员待遇差距,拉开企业内职工间工资差距(《就业体制转轨中的渐进改革措施——国有企业二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改进》,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韦森则认为,在生产者联合体中,有一种成员竞相偷懒的潜势(《产权非个人化条件下生产者联合体成员的劳动投入》经济科学1999年第5期)。此外,张军在本时期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具体详见微观、宏观经济学部分。

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模型,焕发了新的活力。增长与改革的研究继续深化,城乡二元结构、财政分权等问题成为热点。张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建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各种因素对改制的影响,并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杨俊一则从企业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要素变迁的影响,讨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特点(《企业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新华文摘2001年第5期)。德怀特·帕金斯、杭行认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不断增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未来10年年均增长率将在6%-8%之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与展望》,新华文摘2007年第1期)。张晖明指出,应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通过开放产业准入,深化企业改革,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治理产能过剩(《对当前“产能过剩”的剖析及治理对策》,新华文摘2010年第1期)。

城乡差距不断增大,二元结构明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本时期上海学者关注点之一。高帆讨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作者通过模型构建和经验验证,指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一个工业化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促进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的提高(《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程名望等认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就地解决”,即农村工业化、乡村小城镇化,应加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和成年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陈钊、陆铭指出,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是城乡分割政策的制度背景;城乡工资未实现均等化,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之一(《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袁志刚、解栋栋认为,协调再配置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是统筹城乡发展、开拓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动力机(《统筹城乡发展: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经济学家2010年第8期)。汪立鑫等构建了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解释模型。结果表明,政府设定的户籍门槛高低与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对本地市民征税所能达到的税率、人力资本对本地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负相关;户籍门槛与政府对当地市民福利增长的重视程度正相关;周边城市对外来劳动吸引力提高,城市政府将降低户籍门槛(《中国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解释模型:增长与民生的权衡》,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研究地方与中央政府间财政分权也是新的方向。丁菊红、邓可斌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使改革朝有利的方向前进。未来发展中,人口较多、经济较差地区分权程度提高,人口较多、经济较好地区分权程度减弱,人口较少、经济较好地区分权程度可能不变(《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李猛、沈坤荣则指出,可通过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规范地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从根本上减轻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的冲击(《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此外,关于中国发展中的现状问题,上海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提出了对策与建议。针对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左学金、胡苏云建议,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向弱势人群提供最后的保险功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洪远朋等从理论、因素、轨迹、对策等四个维度,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变化的轨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撰稿人:沈开艳、邓立丽)


 

第二节微观经济学

上海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企业改革的摸索,90年代主要是对市场化转型研究,2000年后,微观经济研究中实证方法广泛使用,对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分析逐渐走向深入。

一、企业改革

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遗留仍在,企业改革尚在摸索之中,企业问题自然成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80年代初期,上海关于企业改革的研究与当时的实践有更直接的联系。例如,随着当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行,统收统支变为利润留成,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1980年企业的增长率却低于1979年。朱岩和曹毅峰认为,原因在于利润留成办法在操作上存在缺陷,导致试点企业间的利润留成额不均衡。作者还以试点企业为例验证了上述假说。罗整风进一步论证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缺陷,即没有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不利于发挥企业破产制度,仍保留有环比考核企业的痕迹(《对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反思》,经济研究198611期)。蔡江南、符钢战、沈晗耀、林绥则通过对上海企业的调查,分析了企业劳动力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思路。他们认为,要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就要解决企业的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失衡的问题;通过企业内部消化和社会统一解决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企业劳动力总量过剩的问题;通过在就业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形成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劳动力市场,解决企业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企业劳动力面临的问题及其出路—对上海企业的调查研究报告》,上海经济研究19876期)。史正富分析了产业组织由独立的企业向现代公司演化的过程,涉及一系列对产权制度改革有意义的现实问题,如工商企业的自主权是否仅限于经营权,我国的财产法权所有者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法权所有者和财产实际占有者之间的关系等(《产业组织的转换与产权制度的改革》,经济研究198710期)。

与此同时,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国有企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企业。例如,周为尧认为,受到国家管理经营活动的个体经济符合社会主义需要,城镇个体经济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试论城镇个体经济的新特点》,经济研究198112期)。孙海鸣从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两方面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流向非农产业,且主要流向工业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在农村集聚形成乡镇工业的原因和乡镇工业存在的合理性(《乡村生产要素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乡镇工业的形成》,经济研究19869期)。

80年代中后期,企业研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目标与性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罗首初和潘振民提出,国有企业在改革前的集中管理体制以追求既定产出下要素投入极大化为目标,放松管制后则以既定劳动投入下实现劳动者收入增长为目标(《企业目标论》,经济研究19873期)。潘振民、罗首初和华民通过针对上述两种企业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放松管制能够使国有企业在要素利用率、生产要素配置、创新、宏观效应等方面表现较优。这为进一步改革双轨制下的控制-收益分配系统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应当减少行政干预、完善要素市场、控制企业留成比例等(《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控制—收益分配系统》,经济研究19877期)。陶友之、顾存伟和王捷则提供了相关的经验证据,通过对上海322个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普遍存在责、权、利相脱节的现象(《上海全民企业经营者责、权、利调查》,经济研究19884期)。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企业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企业改革的研究成为重点热点问题。陆德明认为,市场作为一种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是解决当时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传统行政性垄断组织已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应当撤换政府与企业间的一切主管部门,或在原有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实现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的改革,进行条条组织的改革和块块组织的改革,建立现代垄断竞争市场。但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权利与利益的矛盾、垄断与竞争的冲突(《改造产业组织建立垄断竞争市场》,经济研究198810期)。张军则较早从产权角度分析企业与企业改革,分析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所有制基础对企业效率和长远发展目标的影响,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含义,提出一种更好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企业制度假说,即社团制度。他认为,这是在企业财产公共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剩余索取权赋予整个成员共同体,剩余索取权和监督权合二为一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和组织、监督成本(《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个假说》,经济研究19898期)。

这一时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仍被大量使用,但东欧学者的经济学理论也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以新古典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开始成为一种分析工具,不再只是批判的对象。在潘振民和罗首初的著作《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及胡汝银的著作《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都强调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尽管这两本专著的书名仍包含社会主义一词。

90年代,由于城市的企业改革依然处于不断探索推进的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历史性负担是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冗员问题及国有企业可能的改革方向,始终是90年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国有企业的历史性负担是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冗员问题尤其受到学者的关注。

黄文灼对国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计,提出应将劳动的目标边际生产率作为判断剩余劳动的标准(《怎样估计国有企业中潜藏的剩余劳动》,经济研究19913期)。符钢战认为,劳动力供给的市场化趋势是必然的,由此也将带来劳动组织的变革(《论劳动供给行为市场化趋势》,经济研究19914期)。

胡汝银则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根源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劳动者积极性不足(《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与劳动供给行为》,经济研究19921期)。陆铭和陈钊借助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国有企业必须为下岗职工支付工资,且受到政府对下岗职工规模和工资差距的限制,因而降低了效率。他们提出,转轨时期要提高内部劳动力市场运作效率,逐渐实现就业体制市场化的过渡性改革(《就业体制中的渐进改革措施—国有企业二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改进》,经济研究199811期)。

产业组织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也开始用于分析国有企业的效率特征及其改革方向。张军提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源于政府不能退出与企业的隐性合约关系。假定国家缺乏退出,作者从博弈论角度解释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并将该理论框架扩展到对其它改革问题的思考(《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19949期)。张军还提出企业规模效应的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组织演变过程,是1989年以后中国国有工业大规模亏损及其亏损增长的重要原因(《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19986期)。

姜纬研究了在利改税、承包责任制、股份制下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人问题,发现代理人侵蚀国有财产满足个人利益总是符合个人的理性行为,而产权模糊是问题的根源。文章提出,除了企业的股份化,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发达的资本市场、高度流动的管理和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的兼并破产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经济研究199411期)。费方域则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了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通过阐释内部人控制现象和问题,并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作者分析了多种防范内部人控制机制的优劣和运作条件,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治理结构还处于探索阶段(《控制内部人控制—国企改革中的治理机制研究》,经济研究19966期)。

周振华专门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共同发展的关系,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要以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依托(《国营企业改革与非国营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28期)。朱东平则通过双寡头古诺模型,比较了混合所有制与完全私有制下的社会剩余,认为由于政府关心整个社会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存在能起到私有企业所没有的调节作用,混合所有制下的社会福利也将更大(《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经济研究19945期)。华民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下,微观产业组织的政府管制和宏观经济活动、国家调节,认为在该模式下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0年代中后期,企业层面的研究也开始深入到工业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实证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例如,殷醒民利用1988-1990年中国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利润率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和资源配置效益》,经济研究19961期)。在另一项研究中,殷醒民发现,中国的间接融资机制和直接融资机制均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中国制造业资金主要流向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为此,他提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要以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中国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和企业融资政策导向》,经济研究19975期)。

2000年以后,现代经济学方法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工具,研究对象延续着现实问题的导向,企业仍是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企业绩效与效率,以及企业改革的方向。张军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利润率的变动,认为1989年以前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是整体性的,主要是大量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加剧了竞争,降低了国有部门的盈利能力。1989年以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动是结构性的,国有亏损企业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国有部门利润率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变动模式:19781997》,经济研究20013期)。袁堂军则较为系统性地分析了1999-2004年间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发现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有明显的改善,但国际竞争力与日、韩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劳动密集型行业呈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趋势(《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研究》,经济研究20096期)。

在企业改革的方向上,夏纪军和张晏讨论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作者首先从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出发,理论上分析了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并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该冲突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该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公司成长速度越快,这种冲突就越强。作者也将该结论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现象,并由此提出政策建议(《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3期)。

方军雄从所有制与制度环境的角度讨论了信贷资金的配置。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的关系,并针对1996-2004年的国有工业企业和三资工业企业负债状况进行分析。作者发现,国有工业企业获得了更多和期限更长的贷款,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份额与国有企业贷款份额之间的差异将减少,贷款期限结构之间的差异将显著缩小(《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经济研究200712期)。

李科和徐龙炳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7-2007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都对公司的行业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负债对行业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对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资本结构、行业竞争与外部治理环境》,经济研究20096期)。

此外,在企业研究中,一些更为具体的、新的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如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安排的研究(《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2期),贺小刚和李新春对企业家才能与企业成长的研究(《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510期),以及贺小刚和连燕玲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家族权威与企业价值: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94期)。

二、改革道路与市场化进程

短缺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个普遍特征。受东欧学者,特别是科尔奈经济理论的影响,早期对计划经济遗留的短缺现象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领域,这也成为后来对改革道路与向市场化的转型研究的一个起点。胡汝银从理论渊源和方法论角度剖析了科尔奈的短缺理论,深化和拓展了短缺原因的研究,指出短缺的最终原因并不是需求过度,而是供给不足,是生产率低下导致的(《短缺归因论》,经济研究19877期)。张军从投资需求膨胀的制度根源角度研究,探讨了短缺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如何导致低效率(《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兼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决定论》,经济研究199112期)。

90年代,随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微观视角出发分析转型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转型路径,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哈勒根和张军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引入不同的改革起点,比较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优劣。他们发现,中国转型的成功源于逐渐降低产出计划,以及继续保持着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且市场化了的集体部门作为竞争性边界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经济研究19961期)。此后,哈勒根和张军通过一个博弈模型,说明改革速度由初始条件内生决定,并实证检验了改革速度、初始条件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期望寿命较高和农业人口较多的国家,以及在政治相对自由的国家,改革速度会相对更快,且初始条件和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10期)。改革与制度创新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例如,周振华探讨了改革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作者根据中国经验,从改革目标动态化、改革选择集体化和制度交易不完全合同化等方面,探讨了改革程序的设定(《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12期)。

与此同时,转型过程中,中国也产生了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经济学者也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袁志刚在对西方失业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我国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改革过程中农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转化为了显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失业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对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的城镇建设,另一方面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国企中的隐性失业,长远的举措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结构性失业,企业和国家要多渠道加强对职工的培训;对于周期性失业,国家可以适时进行需求管理(《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经济研究19949期)。宋承先在介绍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有计划的调高某些商品的价格而造成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不是由于改革前需求过多造成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并指出1988年我国的“价格闯关”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不是决策失误(《我国的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学术月刊19938期)。

在市场化进程推进的研究中,陆铭、陈钊和严冀认为,市场化过程中,受地方政府目标的影响,也可能出现源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区域经济分割的现象(《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20041期)。方军雄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改善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作者首先借鉴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并利用中国1997-2003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该结论(《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经济研究20065期)。夏立军和陈信元则从公司治理结构变迁的角度,讨论了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中央政府的国企改革策略则使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的政治动机(《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经济研究20077期)。

2000年以后,行业垄断、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对改革的总结性讨论成为研究重点。郑杰、易卫平和郁义鸿研究了电信行业的垄断现象,指出在中国垄断现象的存在往往与政府的行政力量有关,由行业垄断而导致的不平等更是广受争议(《我国电信行业的主垄断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016期)。对改革道路的总结性讨论,较为代表性的是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对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得失的研究。作者认为,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民营化。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地区间市场分割和公共服务的公平缺失等问题(《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20071期)。陈宪则围绕中国模式对美国金融危机条件下中美两国政府行为,以及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进行了总结与讨论,认为政府主导着各种发展模式的异同和发展的成败(《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期)。

陈钊、陆铭和佐藤宏进一步考察了决定个人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他们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都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这些不表征劳动生产率特征的因素更为重要(《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200910期)。陈钊、万广华和陆铭则从实证上分解了构成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各种因素,发现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主要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增大(《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103期)。

三、改革的政策评价

2000年代中期前后,对改革政策评价的研究与讨论,重点是对户籍制度改革及其影响,讨论涉及了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夏纪军从人口流动性、公共收支的角度,分析了户籍制度变迁的动因,认为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导致地方政府降低对人口流入的限制。中央政府为控制此类竞争,将增加对人口流入的限制。当中央政府试图执行地区差别政策时,也会增加对人口流入的限制来阻止居民在不同地区进行套利(《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经济研究200410期)。汪立鑫、王彬彬和黄文佳从增长与民生的权衡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提供了一种解释。作者认为,城市政府所设定的户籍门槛,与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对市民征税税率、人力资本对本地GDP贡献率、周边城市对外来劳动力吸引力等负相关,与城市政府对当地市民福利程度的重视程度正相关;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低的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自然走向是户籍门槛的不断降低直至消失,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则是户籍门槛趋于提高并逐渐稳定在较高水平(《中国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模型解释:增长与民生的权衡》,经济研究201011期)。陈钊和陆铭指出,如果不只是考虑城市的利益,从全社会的角度而言,户籍制度的存在既不利于城乡整体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社会和谐(《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1期)。刘晓峰、陈钊和陆铭则认为,出于对城市内部社会和谐的考虑,城市政府最终会放松户籍门槛,让外来人口平等分享城市本地的公共服务(《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世界经济20106期)。此外,汪汇、陈钊和陆铭关于户籍制度对信任的不利影响(《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910期)、陈斌开、陆铭和钟宁桦关于户籍制度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0s1期),也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随着实证方法被学者广泛使用,逐渐出现对各项改革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许庆和章元分析了农村土地调整对农民长期投资激励的影响,认为土地调整对不同类型的长期投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减人减地政策对长期投资的影响取决于该投资是否改变特定地块的土地生产效率,但增人增地政策却不影响增地农户的投资(《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经济研究200510期)。封进和李珍珍专门分析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出治疗费用、疾病特征和治疗的机会成本等因素对治疗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仅仅补偿住院费用对减轻医疗负担和灾难性医疗支出的作用十分有限,应将补偿费用扩大到门诊费才能有效抵御健康风险(《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94期)。丁维莉和章元则针对公共政策的效果,更为一般性地讨论了局部改革的复杂性,认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城市居民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从而导致群分效应,加剧社会分层(《局部改革与公共政策效果的交互性和复杂性》,经济研究20096期)。

四、微观理论的创新

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知名高校开始大量引进海外留学人才,海归们的学术成果迅速刷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的发表记录。其中,有代表性的微观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包括孙宁和杨再福从替代品与互补品的角度对均衡和不可分割性的研究(“Equilibria and indivisibilities: Gross substitutes and complements”, “Econometrica” 20065期)、对分散市场的双轨调整过程的研究(“A Double-Track Adjustment Process for Discrete Markets with Substitutes and Complements”, “Econometrica”20093期)。微观经济学应用理论研究代表性的有:陈庆池与孙永泉研究了当媒体既能影响选民投票又能影响政党政策时,媒体将如何选择其立场(“A spatial theory of news consumption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83期);Greenwood, J; Sanchez,JM和王城从信息成本这一视角出发,借助企业融资的一般均衡模型对竞争性的金融中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Financ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Co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4期)。(撰稿人:陈钊、赵婷)


 

第三节宏观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至2010年,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使得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征,一些经济结构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新的宏观问题和既有分析工具的冲突催生出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上海学者不仅在引入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把握宏观经济新动向和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果。

一、短缺经济、价格改革和通货膨胀

20世纪中期前后至90年代初期,上海学者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重点关注了消费品短缺和通货膨胀现象。1985年至1987年间,成果集中在分析80年代早中期的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的事实及其形成机理。代表性的贡献者有宋承先、胡寄窗、金重仁、史正富和胡汝银等。宋承先在一个静态的宏观均衡模型框架下,讨论了储蓄对通胀的作用(《关于宏观控制论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胡寄窗从物质资源约束、劳动力约束和投资基金规模等,剖析了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对投资规模问题的理论剖析》,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金重仁以费雪和庇古等人提出的货币数量公式(费雪方程式)为基础,分析了需求拉起和成本推进两类通货膨胀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成因和形成机制,并指出了通货膨胀压力对于改革不合理价格体制所造成的阻碍(《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投资膨胀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史正富从企业和政府对计划投资需求的决定、计划实施过程中投资规模的放大,以及货币在投资需求中的作用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膨胀的内在原因,并提出通过企业和政府分担社会再投资职能的方法,治理过度投资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投资膨胀与治理》,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在分析消费品短缺引起的通胀问题时,胡汝银扬弃了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短缺原因的分析,指出短缺的原因并不是需求过度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主要是由生产率低下导致的(《短缺归因论》,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90年代初期,张军进一步探讨消费品短缺原因,指出制度性的投资需求膨胀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消费品短缺的主要原因,而非需求决定论者强调的消费需求膨胀和供给决定论者所强调的低效率(《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兼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决定论》,经济研究1991年第12期)。

二、经济增长

上海学者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的视角既包括经典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也包括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和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周振华分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从消费品需求拉动转化为城市化推动(《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周振华还梳理了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判断中国将进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准集约型增长,并指出实现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变革要求(《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张军与威廉哈勒根(19961999)讨论了经济转轨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1996年的文章用主导厂商模型讨论了计划经济的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相对优势,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初期避免了像苏联一样的工业大滑坡,但也降低了新生厂商的进入速度。1999年的文章用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说明了改革速度如何受制于一国在改革时的初始条件,并用26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估计了初始条件对改革速度的作用,以及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发现是,较好的初始条件和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改革速度的作用相当大。上述思想在张军的另一著作有更详细的阐释,其中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与过渡模式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与分析(《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华民和杨恒兴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框架,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关于中国的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2000年开始,上海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深入研究。袁志刚和何樟勇借助于宏观经济学中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讨论了最优消费和储蓄的确定机制,并得出判断宏观经济运行动态效率的黄金定律以及修正黄金定律的标准,同时借助代际交叠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自由竞争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可能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又利用黄金定律规则考察了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指出从90 年代初起中国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状态,并认为这种动态无效实际上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导致的相对资本过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陈体标在新古典理论框架内建立了中间产品技术增长率各不相同的增长模型,以此刻画经济增长的驼峰形特征,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增长率的部门差异和经济增长率的“驼峰形”变化》,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周亚虹、朱保华和刘俐含利用中国1978年至2006 年间30个省份的人均GDP数据,采用半参数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估算了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发现中国经济仍处于加速增长的发散状态;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向收敛状态过渡,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发散现象更为明显,存在经济落后地区追赶富裕地区的趋势(《中国经济收敛速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沈凌和田国强从创新的角度考虑收入差距和城市化对增长的影响,认为高收入者对优质商品有更强的支付意愿。在此假设下,他们发现,低收入者数量减少所引致的贫富差距缩小有利于创新,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则不利于创新。因此推进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贫富差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需求因素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张军、陈诗一和Jefferson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199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但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2001 年后出现了下降;对TFP 增长进一步分解发现,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TFP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除了考虑要素积累、效率提高对总量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外,上海学者在2000年之后也研究了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张军以包含配置效率改善和动态效率改善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后在80 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似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即相对于产出增长,资本形成加快了(《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陈钊则在一个动态模型框架下分析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2期)。

城乡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特别重要。在城乡结构方面,陆铭、陈钊和万广华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有负向的作用(《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在区域结构方面,许政、陈钊、陆铭引入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并研究了中国城市的地理区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越靠近两大港口(上海和香港)和国内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城市,1990-2005年期间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 -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但是,中国存在的区域间市场分割却可能损失宏观的经济增长效率。陆铭、陈钊研究了省际商品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省级政府选择分割市场的行为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但作者也指出这一行为损害了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不利于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三、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剧烈波动,引发了上海学者这一现象的关注。陈家骝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的自动稳定说、市场失灵说和内在波动说等三种主要观点,以及对应的宏观调控手段(《市场经济与稳定政策》,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石磊(19931994)讨论当时的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梳理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条件,并对照中国经济波动的性质,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波动并不具有典型的经济周期的特征(《市场经济与稳定政策我国经济波动的性质辩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期》,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作者还分析了1991年至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内在机理,以及以软着陆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一因素对短期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陈学彬则引入宏观经济分析的AD—AS(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并以此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ADAS模拟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进入21世纪,上海学者对经济波动的研究进入新的层次。袁志刚和何樟勇以总供给、总需求的形成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为线索,在回顾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前四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特征基础上,分析了当时经济增长中通胀并不明显的内在原因(《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孙立坚和孙立行则运用研究非对称性冲击问题的实证方法,考察和比较了在经济开放过程中,东亚四国(韩国、印尼、泰国和中国)内外金融资源的相对价格——实际利差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宏观经济(产出、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波动特征(《对外开放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检验——中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案例》,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张耿、胡海鸥指出,东亚主要经济体普遍存在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现象,原因在于各经济体的经济转型;同时,作者将我国转型期以来比较剧烈的总消费波动归因于居民消费行为的转型(《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吗?》,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胡永刚、刘方在劳动不可分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基础上,引入劳动的调整成本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较好地模拟了中国就业人数变动与产量增减无关的情况,以及消费的波动剧烈的特征(《劳动调整成本、流动性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艾春荣与王成勇(2010)运用STAR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on)模型,对我国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3季度的季度GDP增长率数据,分别建立两机制、三机制和四机制LSTAR模型,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中国经济周期阶段的非线性平滑转换》,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四、失业理论和消费理论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的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之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和失业的现象,因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学者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到了失业理论和消费理论领域。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为袁志刚(1994),以及袁志刚、宋铮(1999)的两篇论文。前者回顾了自然失业、古典失业、凯恩斯失业,以及城乡二元经济下的失业四种情形的失业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失业的原因,进而提出治理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后者从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消费理论出发,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并指出消费的增长在短期内并不会通过降低投资率,从而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反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消费增长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因(《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除了这两篇论文之外,袁志刚还系统分析了宏观经济中的各种失业问题(《失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02年开始,上海学者对消费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成果。袁志刚、朱国林总结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框架下,以及存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时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并通过总结实证文献的结论指出,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提高总消费水平(《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及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朱国林、范建勇和颜燕(2002)建立了一个预防性储蓄和遗赠动机随收入水平变化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收入水平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并以之分析中国的总消费水平变动。作者指出,收入分配不均是影响我国总消费不振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樊潇彦、袁志刚与万广华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风险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发现居民收入风险上升明显抑制了城乡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受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影响,农村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更高 ,同时其耐用品消费也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弹性”(《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李丹与其合作者检验了1979年改革前后我国跨省消费风险分担和各省跨期消费平滑行为。他们发现,我国的省际消费风险分担程度弱于美国以及OECD国家之间的风险分担;各省的消费平滑优于OECDEU各国之间,但要弱于美国;改革之后消费风险分担和消费平滑程度都有所降低。同时,消除消费波动能够产生巨大的福利改进,稳定消费的政策是重要的(“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and Welfare: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Development201038(9))。除了对经典理论的拓展和实证研究之外,上海学者也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对消费的作用。例如陈斌开、陆铭和钟宁桦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消费的不利影响,认为户籍制度制约移民的消费是导致近年来中国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0S1期)。

五、宏观调控政策

随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对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上海学者开始反思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内在机理。陈湛匀通过研究凯恩斯和克鲁格曼提出的流动性陷阱,解析了我国利率杠杆运用的有效性,并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分析了利率杠杆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局限性(《由“流动性陷阱”看我国利率杠杆的运用》,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黄赜琳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了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以此来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蔡明超、费方域和朱保华同样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为基础,研究了转移支付、政府采购和资本税率提升等宏观调控政策对劳动、投资、消费和资本累积等经济总体行为的影响(《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王城构建了一个金融合约受到有成本的状态验证和道德风险约束的信贷市场模型。该模型中,经济体的总体行为和借贷机制是同时决定的。在这一框架下,作者分析了外生变量,包括投资项目回报和贷款供给对总产出和融资渠道类型的影响(“Equilibrium Lending Mechanism and Aggregate Activ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0, 51(3))。除了直接考察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外,这一时期上海学者还考察了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例如,汪伟研究了由计划生育所引发的中国人口急剧转变所带来的储蓄与增长效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六、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努力探索和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不断寻找新的理论工具。宋承先编写的教材系统全面地引入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容涵盖国民收入决定的静态均衡模型、货币理论与政策、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动态宏观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等方面,成为国内宏观经济学经典教材之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著作获得了第三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符钢战、史正富和金重仁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袁志刚系统地介绍了非均衡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应用中的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用非均衡方法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模型(《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袁志刚还对非均衡经济理论领域,以及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各种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胡汝银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在分析当时中国现实上的不足,强调了结构分析、供给分析和制度分析在构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供给分析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11期;《重建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撰稿人:向宽虎、陆铭)


 

第四节经济史学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镇之一,1978年以来,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系统研究,人物及专题经济思想研究,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搭建和方法论等领域,均有影响深远的创新性成果。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市场发育与对外贸易,工业发展与企业史,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政府财政与国民收入,以及城市经济与上海地方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经济思想史

1978年至1989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时期,一系列奠定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内容和方法体系的古代、近代通史性著作相继完成。学界公认的代表三派学术观点与方法体系的系列专著,有两派出自上海(第三派即为北京大学赵靖的系列研究。三派的主要差别在于方法论和研究体系的建构差异。赵靖主张用中国古代通用的经济术语,如土地、地租、赋税等研究并串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一是胡寄窗,作为学科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理论,探索出一整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研究体系,首次完整而系统梳理了上起先秦,下迄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解读古人思想,正是其研究的特色(《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叶世昌等人则在方法上更强调在时代特征和具体社会背景下解读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反对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框架将“古人思想现代化”。(《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83年版)。方法论的差异引发了两派学者的争鸣,陈绍闻、叶世昌等人主张,应建立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有体系,避免以现代化及西方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古人思想(《关于中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胡寄窗则认为,运用现代经济范畴编写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传统思想,还能加强传统思想中的经济学分析成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

弘扬传统经济思想方面,胡寄窗通过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和“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8)向国内以及世界输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优秀成果,力图改变“言必称希腊”的学术认知。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及比较研究方面,胡寄窗首创性地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列入世界古代的经济思想史整体范畴进行考察(《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另外,其专著《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归纳了1870年至二战的西方经济学术演进成果,获得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的优秀奖。宋承先等则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从二战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经济学说,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学派、专题和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紧密跟踪当代经济学说发展(《当代外国经济学说》,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1985年版;《当代西方经济思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方崇桂、尹伯成主编的教材《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详尽梳理了从古希腊到新制度学派和激进经济学派的全时段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及东欧地区的经济学说,内容较为丰富。

该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题及人物研究,如胡寄窗、谈敏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叶世昌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孔繁坚的《孙冶方三十年代在农村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和《三十年代关于我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一场论战》(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通史及断代史著作方面继续深化,如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叶世昌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进行了更为丰富而系统的考察。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1992年版、1992年版)论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冲击,以及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将研究内容划分归纳为四个时期和五股经济思潮,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主流经济思想的利弊成败进行了客观分析。

胡寄窗、谈敏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1997年版)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性研究延伸至当代,以建国以来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已出版著作的统计分析、重要思想争鸣及观点演变为线索,展示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成果。另外,赵晓雷撰写的《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是本时期较为优秀的著作,获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专题研究在该时期取得了突出进展。叶世昌编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1993年版)首次系统考察了中国传统货币理论的内容和发展流变,探讨了以宏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规律、影响和启示。叶世昌、施正康合著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综述了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包括对外通商、金融建设、企业制度、农业发展、建设资金等问题的市场经济思想。

马伯煌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开放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解释了上海地区如何应对客观挑战,以及集中智力、推动开发过程的历史规律,从理论上剖析了社会各界关于上海经济开发的思想主张。另外,马伯煌等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把握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有“治国策”印记的关键特征,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思想的源流与演变,以官商制度、土地制度和失衡问题作为政策思想的核心关系,研究范围涉及农田水利、赋役征税、仓储漕运、商业钱币、人口迁徙等等。

赵晓雷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将工业化视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详尽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首次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了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当前我国银行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豆建民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 1842—199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对18421996年期间有关公司制、公司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试图展现其间的中国特色,为当今改革提供启迪。

钟祥财在9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专题性专著。1992年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结合近代中国历史和民族企业实际情况,对民族企业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和综合性的评价。1995年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系统考察了法币政策前后的中国货币流通情况、货币基本理论、学者的探讨及政策主张等。同年的《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1995年版)将土地思想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理论,爬梳了从先秦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与土地经济相关的思想,弥补了该领域的空白。1997年的《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全面探讨了先秦至五四运动期间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思想。同年的《对上海地区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为体例,在考察基础上指出,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1919年至1949年上海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经济学家、民族企业家具有重要地位。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及比较研究方面,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科学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有重要影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大突破。胡寄窗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1年版)系统介绍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较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经济学说、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

论文方面,该时期人物研究较为突出。具体有李家镐的《张闻天同志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夏禹龙的《邓小平同志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思想探讨》(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赵晓雷的《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经济学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以及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

世纪之交,上海学者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赵晓雷认为,西方经济学说不仅在研究方法,更在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及发展趋势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理论发展的影响》,财经研究1997年第9期)。谈敏指出,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有所区别,应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与中国传统思想,但不应拒绝汲取舶来经济学中的合理要素(《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夏业良、王欣则树立了我国不同时段优秀经济研究成果的关注主题、研究范式、技术规范与代表人物等(《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对<经济研究>刊载文章的统计分析与简略评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专题史领域出现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延续并修订了1986年出版的《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将研究时限延伸至解放战争阶段,并在史料与理论分析上有所加强。钟祥财系统归纳了中国从古代连续到当代的收入分配思想体系(《中国收入分配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王昉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以产权为核心的思想特征及制度演变,对中国古代土地进行了梳理和提炼(《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制度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程霖、王昉、张薇的《中国近代开发西部的思想与政策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是第一部梳理我国西部开发经济思想及政策的研究专著,内容贯穿晚清、民国初期与民国政府时期三阶段,涵盖西北开发和西南开发。谈敏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国内外大量一手资料,结合具体历史环境及思想背景,创新、系统地研究了1896—1916年间马克思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源流、路径、形式、内涵与特征等,并对相关代表人物、著述给予了独到而充分的评价。郭旸针对具有中国社会传统特色的水运系统,围绕其服务于中央政权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在使用和运营中的市场性特征,解读了中国古代水运制度思想(《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悖离与融合:中国古代水运制度思想的经济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断代史方面,赵晓雷全面整理分析了新中国50年和60年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发展线索、时代特征、研究方法和理论成就等(《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1949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钟祥财按照目标导向、学理范式、体制构想、产业发展、企业治理和收入分配的体例划分,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百年回顾(《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东方中心出版社2006年版)。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方面,李超民通过翔实的史料与多方论证,首次揭示了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常平仓思想,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发展和制度建立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和卓越贡献(《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亨利·A·华莱士新政农业政策的经济思想史考察 19331938》,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该时期还有一批优秀的经济思想史教材问世。包括:马涛编著的《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叶世昌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赵晓雷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尹伯成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市场经济的视角,重点叙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后的内容,特别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新思想和动向。在此基础上,尹伯成编著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简明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更为简明地阐述西方经济学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

该时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深入探讨。钟祥财的一系列成果,突破以往研究大多侧重于人物、专题的思想内容整理式研究,以长时间跨度的视角,对思想流变、哲学理路、内在逻辑、方法论等经济层面的分析进行了强化(《论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大同”思想的历史维度》,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4期;《中国古代贫富差别思想述评》,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马涛、宋丹专注于考察我国特有的货币理论范畴,包括子母、轻重、虚实和称提等,分析了形成这些范畴的经济与思维形态原因(《论中国古代货币范畴的特点》,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二是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体系的探索。赵晓雷指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界定应有范式框架的识别和限制,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经济学理论研究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要求(《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程霖、毕艳峰则细致梳理了近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演变、代表人物与成果、主要成就、特点及不足等(《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财经研究2008年第10期)。

三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层面的经济思想。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和王昉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分别从近代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争鸣,以及国外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运用角度出发,考察了近代经济学术在方法论层面的发展和突破。

其四是对外国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韦森阐述了制度的含义、产生原因及其在市场中的作用,并对当今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三大流派开展了理论评述(《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评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此外,韦森还在西方有关货币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基础上,从货币总量和实体经济总量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反思了货币的本质(《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二、经济史

1978年至80年代末,上海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主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性质、特点等。徐新吾考辨了1833年广东佛山织造业的史料,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则史料的辨误》,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随后,他对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社会分工、商人资本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还比较研究了中日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特点(《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在此基础上,徐新吾、韦特孚分析对比了中日缫丝业中在两国“开关”前后的情况(《中日两国缫丝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通过与西欧的比较,胡寄窗探讨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及其瓦解过程(《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1年第6期)。丁日初、沈祖炜提出,早期中国资本主义,包括晚清洋务企业和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经办的企业,都是民族资本主义(《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姜铎认为,洋务企业的性质应属于早期官僚资本主义(《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徐雪筠等人通过五期《海关十年报告》反映了1882—1931年间同海关业务有关的贸易、关税、工业、农业、政治、财政金融等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所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黄逸峰、姜铎对洋务运动、旧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问题和资料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徐新吾分析了中国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凝固性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关于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凝固性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他还探讨了中国近代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及其特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商品经济与市场发育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徐新吾系统研究了明清至近代的缫丝、丝绸与丝织业,以及江南土布业的兴衰过程(《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徐鼎新、钱小明则阐述了上海总商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忠民指出,“小生产大流通”的并存构成了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模式及特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小生产大流通”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郭庠林、张立英从诸多侧面考察了近代中国市场的发育过程(《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同时,系统研究了1840—1936年间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杜恂诚论述了北洋时期的新式银行在推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曹均伟等则考察了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事实和演变过程(《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经1991年版;《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上海学术界历来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工业政策、工业资本积累等问题比较关注。1990年以来,关于近代企业与企业制度的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杜恂诚以民族工业为核心,全面论述了1840—1937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徐鼎新[23]则独辟蹊径地研究了科技在近代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李一翔全面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工业化等方面的关系(《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沈祖炜则概述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并着重分析了各项法律、规章对企业制度和企业发展的影响(《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金融、财政与国民收入方面,吴景平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金融中心的四次区域变迁(《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杜恂诚则阐述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周育民系统考察了晚清时期的政府财政及其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对中国绅士的收入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估算和研究近代国民收入和GDP的基础。该研究最初在国外发表,1991年国内翻译出版(《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侧重金融领域的研究是上海经济史学21世纪以来的突出特征。李一翔研究了近代钱庄与新式银行合作与替代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陈曾年通过对上海钱庄、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金融势力的考察,展现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张徐乐则探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道路及转型原因(《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1949—19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一翔通过研究银行、钱庄、银行家等,探讨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转型(《近代中国金融业的转型与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时期出版的《中国金融通史》,上海学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叶世昌、杜恂诚、洪葭管分别撰写了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和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

金融制度方面,杜恂诚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探讨了1927年至1935年前后中国信用制度的发展及特点,系统研究了中国近代金融制度、中外金融制度的变迁特征,阐述了近代上海钱业公会、钱业的行业规范和钱业习惯法的形成及其对钱业市场的保障作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信用制度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上海学者围绕近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和标金市场,以及上海金融市场上发生的历次金融风潮等均有丰硕成果。朱荫贵分析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特点及其难以正常发展的原因(《试论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宋佩玉则探讨了对19377月至194112月对上海外汇市场状况、作用,以及外汇统制政策与效(《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万立明系统研究了1933—1951年间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组织和制度变迁(《上海票据交换所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此外,吴景平全面考察了近代上海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及其与政府的相关关系(《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研究 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贺水金则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与金融的融合过程,货币改革、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建国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等问题(《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工业发展与企业史也向更深层次的迈进。张忠民详细论述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迁的社会环境、公司制度变迁与演进的过程等内容(《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朱荫贵探讨了近代股份制企业资本组织、运行方式的发展演变状况和脉络,以及资金运行中的本土化特点。张忠民、朱婷则系统研究了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荫贵考察了近代航运业,特别是轮船招商局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忠民、陆兴龙、李一翔的著作则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市场发育方面,樊卫国考察剖析了18701941间上海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历史过程(《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樊树志则对江南市镇发展过程、分布、结构、网络,专业化市镇的形成,以及市场运行机制做了系统研究(《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政府财政与国民收入方面,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也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程念祺从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变革等角度探讨了财政、赋税制度及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刘逖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除了以上有一定侧重的研究,2005年朱伯康、施正康出版了通史性著作《中国经济史》(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是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基础上,进一步增补修改而成,考察跨越了从新、旧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发展全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论为前提,不仅理清了各个时期重要的经济事实、制度等,更力求把握并提炼中国经济发展在全时段和具体时期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撰稿人:程霖、燕红忠、张申)

 

 


 

第五节产业经济学

1978年以前我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科,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经济学科的发展是弃西方经济学科,学习前苏联的经济学科建设经验,甚至完全照搬。而今天看来前苏联的经济学科设置是按照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部门管理的需要设置的,基本结构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区域经济学。通常是在综合性大学设置政治经济学学科与专业,为国家与社会培养经济专家和学者,而财经类学院设置部门经济学科和区域经济学科,为政府部门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至于各省市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则有专门的部门经济研究所,从事当地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被改革,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经济发展成为主要的任务。我国的高等教育面向改革开放、面向国民经济需要,迎来了改革发展的大机遇,各个学科都开始积极了解发达国家相同学科的发展状况,学习吸收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加上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经济问题,新产业发展的问题等等,直接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科在我国逐步形成与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稍有不同的产业经济学科,其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偏微观的产业组织,还包括比较中观的个体产业发展和偏宏观的产业体系与结构,形成了既能够与国际衔接又有我国特色的现代产业经济学学科,上海学者为此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一、产业体系与结构研究

现代意义下的产业体系与结构研究在80年代尚未展开,当时还是遵循前苏联学科的分类状况,当时关注的是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工业生产与技术体系、农业生产与技术体系、商业经济与体系,最初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新编的教材方面,如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复旦大学科学管理系的史景星、苏东水等编撰的教材《工业经济管理》。该教材从政府宏观管理的角度,叙述工业部门划分、部门联系、资源组织、工业管理等,成为当时许多高校工业经济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的教材。1987年教育部首次启动全国重点学科评审选拔,复旦大学的工业经济博士点因为研究力量与成果突出,被选拔为本专业领域全国三家重点学科之一,是上海唯一的工业经济后为产业经济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为我国与上海本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期,姚锡棠、金行仁分析和探讨了能源政策如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相关问题(《能源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财经研究1982年第6期)。

(一)产业结构研究

进入90年代,随着年轻学者的成长,现代意义下的产业体系与结构研究全面展开。周振华在理论上论述了产业结构平衡的若干组重要关系(短期与长期、短线与长线、绝对与相对),用以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就是改善部门之间的耦合状态,从而提高产业关联的整体性功能(《论产业结构平衡的几组关系》,经济研究1991年第5期)。

石磊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到1996年产业结构变动的历史过程,并对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主要变量进行分析,探讨其之间的联动机制以及结构调整失效的根源。著作的创新点是在比较系统的对我国产业结构多年的变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分析与原因探讨,方法上也有新意(《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著作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著作类二等奖。

上海财经大学杨公朴、王玉、陈忠发等一方面开展了产业经济理论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的范式,另一方面研究了“九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现状与目标定位,并进一步给出转移方向和优化目标,阐述了优化和转移的几个重要问题(《“九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移研究》,《财经研究》1998年第11期)。该论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五届论文类二等奖。

周振华则从信息化进程中,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行业产业融合的现状分析中得出产业融合是产业和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动力,进而推导出产业融合对新产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以及产业融合的可能机会。该文开拓了产业融合的研究新领域(《产业融合: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4期)。陈宪、黄建锋从分工视角考察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关系随着时间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分析和验证了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作用关系(《分工、互动与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演进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0期)。

刘明宇、芮明杰根据金融危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提出我国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的模型与路径。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模式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发展路径。作者认为,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中国必须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通过知识积累,实现禀赋的升级,形成新比较优势,是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关键;市场空间对产业升级的技术空间有着决定作用,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实现价值链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跳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消除市场分割,实现市场的一体化,并且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在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维度实现协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模式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5)。

另外,张军、陈诗一、加里等研究了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回归分析显示,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趋势以及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的差异(《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中国经济学第7期)张晖明剖析了当前产能过剩的原因以及相应治理对策。介绍判断产能过剩的方法,可以从“产能过剩”的主体结构行为和时序分析,进而提出产能过剩的治理对策思路(《对当前“产能过剩”的剖析及治理对策》,新华文摘2010年第17)。

(二)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演化研究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在这方面有比较重要的成果。殷醒民围绕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取向和相关政策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前瞻性的解释和建议。该著作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七届著作类二等奖(《中国工业与技术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范剑勇从需求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中的极化效应。该研究方法,正是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代表,强调市场规模的累积循环与内生形成。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假定下,生产厂商总是倾向于接近高收入市场的区位投资设厂,以达到节省运输成本之目的;反过来,已有的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总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企业入驻,从而使市场规模发生螺旋向上的扩大效应。成果最终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届著作类二等奖(《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芮明杰、张琰在产业创新方面研究成果的创新之处:第一,提出模块化分工条件下的网络状产业链的形成与基本构造,提出基于知识的关联是网络状产业链的实质。因而,深入分析知识的运行规律就等于把握了网络状产业链的本质。第二,基于演化博奔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网络状产业链的演化发展模型。通过模型分析,阐述了网络状产业链的演化发展阶段,并对不同演化阶段上企业的发展速度和数量规模进行了数理模型分析。第三,提出了网络状产业链中知识创新模型——网络主导式独立创新模型,为分析模块化时代的知识创新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第四,借助相关领域中的模型与方法,提出了知识创新平台的构造,运用模型分析了创新平台上的R&D协作和技术标准化联盟的运行机制;提出了产业创新支撑体系,即以知识产权交易为核心的契约机制,以信誉和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以及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的激励机制;并揭示了知识创新支撑体系的内在机理。本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届著作类二等奖,后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中属经济学原创著作(2012.3)(《产业创新战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二、产业分类与发展研究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民经济中重要个体产业发展演化的规律,发展中实际问题的结局,是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如对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纺织产业、农业、商业等研究,但较少成果运用现代经济学与产业分析方法研究。进入21世纪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产业分析研究成果就相对增多,对现实中我国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通常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将经济活动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一)农业产业研究

谢自奋、洪民荣指出,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方式需要进行重大变革,同时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一方面应该推动农业技术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农业技术扩散和内在化发展(《技术进步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2期)。

(二)汽车产业研究

顾新建、陈子辰、熊励等比较早的研究了我国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他们分析了国外汽车行业大规模定制生产现状,以及我国汽车制造业面临的形势,指出了我国汽车制造业面临的选择,以及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的方法(《我国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6)。

干春晖、李素荣分析了国外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厂商协作组织关系,我国汽车产业整零厂商组织关系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组织结构合理化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建议(《国际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厂商协作关系及我国汽车业发展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12)。

白让让以中国轿车产业为背景,设计的理论模型表明,一个成长产业中,产品线延伸可以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而资企业在取得产品线扩展先动优势时,还获得了品牌价值的升水,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产品线的重叠和趋同。该论文的通过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理论假设的存在,并提出了本土企业优化产品线的策略性建议(《中国轿车产业中的产品线扩展——模型分析与经验考察》,中国工业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7)。

此外,白让让还研究了中国轿车产业的部分所有权安排和跨国公司纵向控制现象,提出了差异化产品价格竞争下的纵向约束模型,以分析和解决跨国公司过度纵向控制的问题。该研究认为,政府应对自主研发的投入和产品实施一定的不对称性激励政策,引导大型国企逐渐摆脱对跨国公司的长期依赖。并基于“大型国企”自主产品开发行为进行了经验分析(《纵向所有权安排与跨国公司的纵向市场圈定——基于轿车产业的模型分析和案例考察》,财经研究2009年第12)。

(三)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厉无畏、王慧敏认为,文化创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应与科技创新相提并论。尽管创意产业作为正式概念出现在文献中只有短短几年,但作为新兴产业,其在实践中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极力推崇和大力发展的产业部门。该论文在分析创意产业兴起的背景基础上,探讨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内涵的关系,分析了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模式和路径(《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模式•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1)。

之后,厉无畏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价值挖掘、产业化模式,及其对其他产业创新的影响,还分析了创意如何多重使用的问题,以及文化创意与产业创新的内在关系,对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文化创意的产业化与产业创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001)。

芮明杰、巫景飞、何大军等开创了音乐产业的研究。他们从美国音乐产业的研究开始,在MP3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兴盛对传统音乐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背景下,以美国音乐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研究与多个案研究等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产业与企业两个层面对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音乐产业变革过程,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MP3技术与美国音乐产业演化》,中国工业经济200502)。

巫景飞、芮明杰还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对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现象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他们指出,版权集体管理是诸多版权交易模式中的一种,其适应了某些约束条件,避免了版权直接交易定价的高昂成本,本质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合约安排。当约束条件变化后,交易费用就可能发生变化,最优的合约模式也会重新选择,版权交易的合约模式选择和演变是一个不断适应约束条件变化的动态过程。该研究实证考察了美国音乐产业中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微观运行机制,初步验证了上述推论,并对中国的歌厅娱乐行业版权收费争论作了启示性评述(《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美国音乐产业的考察——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2期)。

(四)房地产研究

房地产行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上海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袁志刚、樊潇彦认为,发展房地产行业对经济整体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应该防止房价过热。作者根据“泡沫”理论,构建了房地产市场的均衡模型,总结了理性泡沫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以及导致泡沫破裂的相应条件,例如行为人预期、银行信贷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房地产市场理性泡沫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芮明杰、詹文静、陈杰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跨区域发展程度越高,绩效越好,尤其当在一二三线城市之间分散布局时,同时跨区域发展和专业化发展兼顾经营效果更好(《跨区域发展战略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邵挺、范剑勇采用Helpman-Hanson模型中的居民实际工资决定方程分析认为,长三角大型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是制造业分散化布局的主要原因(《房价水平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10期)。张泓铭探讨了如何完善我国城镇住房保证制度,提出应准确认识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对象和深度,同时从保障方法和手段入手进行完善(《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探讨》,城市开发2000年第11期)。

三、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研究

梅森(Edward S. Mason)与他的弟子贝恩(Joe S. Bain)于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其核心内容就是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SCP),奠定了现代意义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然而,直至谢勒(F.M. Scherer)(1970)才有效地对此进行了论述,最终完整地表达这一理论范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组织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形成,其标志是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的著作《产业组织》。新产业组织理论(NIO)则是20 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以分析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为主的与以前不同的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静态博弈理论、重复博弈和寡占理论、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与进入阻止、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动态演化、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引申到产业规制理论等。我国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研究起步比较晚,基本上是在本世纪初,上海的学者这方面贡献也作出了一定重要的贡献。

(一)市场结构与竞争

市场结构与竞争是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主要研究方向,上海学者成果也较为丰硕。周振华指出,在产业融合中,随着融合产品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大大增强,市场边界发生重大游移。这不仅给市场界定带来了新的问题,并使以其为基础的产业集中度的衡量变得更为复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市场结构的形态,增强了竞争效应,并促使企业的市场行为有较大的改变(《产业融合中的市场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2)。

史东辉则全面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大型民用飞机产业从诞生、成长到成熟的历史,通过对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战略地位和诸多固有特性的深入剖析,对该产业的市场结构变迁、寡头竞争与垄断、政府扶持及其广泛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历史透视和实证分析,并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就成功进入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可行性和基本策略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对我国大飞机产业发展有重要借鉴(《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全球市场结构与竞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陈剑、夏大慰认为,假设电信运营商能实行“基于行为的价格歧视”,在两期动态霍特林(Hotelling)模型框架下,政府规制部门针对电信市场实施的“单向携号转网”不对称规制政策的效果依赖于消费者和运营商对这项规制政策是否有正确的预期。只有在消费者与运营商没有预期到未来此规制政策的实施时,它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强势运营商的利润与市场份额下降,弱势运营商的利润与市场份额增加,消费者福利也将增加(《价格歧视、不对称竞争与不对称规制——以电信市场“单向携号转网”规制政策为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6)。

(二)产业模块化分工与集成

此为国际产业组织学的新研究领域,上海学者也迅速进行响应。胡晓鹏认为,产业模块化不仅是产业标准化的升级,也是产业标准化的整合。作者通过剖析产业标准化和模块化形成机理,全面比较了技术标准和功能标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并阐释了产业标准化和产业模块化的相互关系(《模块化整合标准化:产业模块化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9)。

余东华、芮明杰则认为,模块化价值链中,不同企业的价值模块在共同的界面标准内交叉连接、融合贯通, 形成企业价值网络。企业价值网络集聚各成员企业的优势资源, 将各能力要素协同在一个无形的网络平台上,通过不同组织模块间的协作、创新和竞争, 从而产生新的竞争优势,使成员企业共享模块化经济、增强自生能力。企业价值网络的形成和拓展推动了企业边界的渗透和融合,导致企业有形与无形边界的分离(《模块化、企业价值网络与企业边界变动》,中国工业经济200510)。他们还指出,模块化网络组织是在价值模块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价值创造的组织形式,其内部价值流动过程包括价值的创造、转移、实现和分配四个阶段。引导价值的合理有序流动,既是模块化网络组织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形成网络协同效应和增强模块化网络组织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模块化网络组织能够通过知识创新实现价值创新,网络组织内部成员企业以自身核心能力要素参与模块化分工和模块化网络组织的价值创新,能够形成网络组织整体竞争优势,共同创造和分享网络租金(《基于模块化网络组织的价值流动与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12)。

(三)产业链组织整合

00年代中期后,针对产业链及其治理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成为产业经济学科最新研究方向。芮明杰、刘明宇提出了网络状产业链的概念,认为资产关联服从于知识的关联, 知识整合是网络状产业链整合的实质。作者认为,企业组织间的SECI过程构成了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平台,网络状产业链由知识冲突引发SECI 过程, “在其中有重要的作用(《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

芮明杰、刘明宇、任红波的著作《论产业链整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九届著作类二等奖、教育部全国高校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经济学著作三等奖。该著作创新有五个创新之处:第一,揭示分工从工艺分工发展到功能性分工以后,产业链形态、产业链关联方式、整合方式、整合主体发生的变化。第二,在一个基于分工演进的报酬递增框架下,将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融合起来,综合分析了产业链整合分化的微观机理,从知识共享的视角,研究产业链的整合。第三,在对产业链、企业集群的价值创造方式深入细分的基础上,对基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模块化经济,网络效应的价值创造过程和知识共享的内容进行比较,揭示了不同类型产业链价值创造和知识整合的差异。第四、提出了产业链的知识整合、价值模块整合与产品整合的三维度模型,并在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动态价值链,构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创新模型、深化了对模块化体系中产业链知识整合机制的认识。第五、将产业链理解为一个知识体,从知识角度研究了产业链分化整合的机理,探讨了产业链整合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动力机制、模块创新机制、知识创造机制,以及产业链整合的组织模式,并分析了具有创新外部性的模块化产业链的政策规则要点。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网络状产业链中的协同创新行为,姚凯、刘明宇、芮明杰认为在网络状产业链中,创新由分散的模块生产商和互补品生产商独立进行,传统的一体化组织模式不再适用,需要新的创新组织形式。平台领导者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协调网络状产业链各参与主体的价值创新行为。平台领导企业通过模块规则的知识产权策略、互补品创新的横向兼容决策、标准升级的纵向兼容决策等,形成封闭策略组合和开放策略组合,协同模块生产商、互补品生产商的行为,实现价值创新协同,通过最终顾客价值的创造,吸引消费者购买新产品,实现标准的升级(《网络状产业链的价值创新协同与平台领导》,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2)。

四、产业规制与政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与网络产业的发展使得现有的产业体系与产业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产业融合与发展理论、产业链整合理论、产业模块化发展的理论、产业发展中的知识共享、产业政策等,其中产业规制的理论研究、政策导向与机制设计日益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市场竞争维护、反垄断的关键。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研究外,基本上在21世纪才开始。

(一)产业政策研究

产业政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究竟是否有效用,一直是产业经济学界争论的问题。早在90年代初,周振华就从自然偏差和人为偏差两个方面研究我国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即产业政策实施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偏离。采用理论和实证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偏离的内容、前提条件、主要现实问题以及具体表现,最后总结了深层次的形成原因(《我国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分析》,经济研究1990年第11)。

夏大慰、罗云辉认为,当前中国产业市场过度竞争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产权特性、产品的非差异化、行政垄断、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高交易费用。过度竞争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福利水平,并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中的过度竞争现象,应进行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创新、放松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管制。除此之外,还应制定一定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改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中国经济过度竞争的原因及治理》,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1)。

(二)产业规制研究

产业规制是对市场竞争的保护,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十分重要,上海的学者在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罗云辉、夏大慰分析了自然垄断理论的进展,重新理解成本曲线,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然垄断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部分修正,剔除了新自然垄断理论中“进入无障碍、企业无承受力”情况下管制的必要性。为当前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自然垄断产业进一步放松规制的理论依据--基于对成本曲线的重新理解》,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8)。

白让让利用“芝加哥”学派利益集团理论的基本假设,对我国电力产业内部人势力的形成、强化及其行为对市场交易的扭曲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为当前电力产业规制困境的发生提出了一个基于制度偏好和企业行为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在缺乏有效规制的背景下,对自然垄断产业实施等同于一般产业的“放权让利”式改革,为利益集团的成长提供了制度条件和资金支持。由于管制权力分散在诸多的“条块”之间,“厂网分开”后也没有建立权威性的专业机构,不同利益取向的参与者之间的博弈使电力产业的规制放松陷入困境(《制度偏好差异与电力产业规制放松的困境——“厂网分开”引发的深层思考》,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3)。白让让还分析了行政垄断对我国产业市场化进程和管制效率的影响机制。他认为“行政性垄断”是我国垄断或寡头垄断产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区别。在缺乏有效规制和监管的条件下,“行政性垄断”与市场势力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市场化进程,突出表现就是垄断企业依托行政性权力,通过市场进入、产权安排、价格制定、技术标准和市场划分等诸多手段来限制有效竞争的形成,即通过市场圈定将潜在的进入者从市场中排斥出去,以创造和维持非经济意义上的垄断势力。基于行政权力的纵向约束也是管制低效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化管制者的独立性和权威是管制重建的重要环节(《行政权力、纵向约束与管制困境》,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9期)。

石涛则研究了自然垄断产业规制重构的问题。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有形要素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无形要素的相对比重不断提高,两者所起的作用日渐此消彼长。对有形要素主导型自然垄断产业而言,应以限制性规制为主,避免因无序竞争而带来资源浪费、负外部性扩大,确保有限的有形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同时针对规制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要建立规制风险预警机制来加以防范。对无形要素主导型自然垄断产业而言,应以激励型规制为主,放大其本身具有的正外部性,并引入竞争机制推动无形要素自身向高级化演进(《自然垄断产业规制重构:基于要素演化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10期)。

此外,仰炬、王新奎、耿洪洲对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针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问题,提出了国内外市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是政府市场管制有效性的前提的命题,并运用经济理论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以20033月至20079月国内外小麦市场每日及19936月至20073月国内外小麦现、期货月度数据实证证明。由此为政府实行管制前评估管制有效性提供一个判断的依据,避免类似“国储铜事件”等盲目的管制决策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该方法也能被推广运用于其他大宗商品的政府管制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及实际应用价值(《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基于小麦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撰稿人:芮明杰、刘勰)


 

 

 

第六节财政学

1978年至2010年,中国正处于财税体制大变革时期,上海学者主要围绕财政理论体系、财政经济效应和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财政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初起,为顺应我国改革开放教学需要,上海财经大学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一批老教授,引进市场经济国家较为成熟的财税理论和学术思想。席克正先后发表了《试论资本主义财政的实质和作用》(财经研究1981年第1期)、《从威廉·配第到大卫·李嘉图的古典学派财政学说》(财经研究1986年第9期)、《比较财政学》(财经研究1989年第3期)等论文,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研究比较财政学的文献。曹立瀛、席克正、王传曾等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问题进行了研究;曹立瀛发表了《关于财政科学体系的一个设想》(财经研究1986年第4期),出版了《西方财政理论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发展中国家财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我国财政学科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系列西方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成果,引领了我国该时期现代财政学科研究。徐日清发表和出版了《综合财政初探》(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指出综合财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一个地区为范围的宏观财政,徐日清还出版《社会主义城市财政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和《社会主义财政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0年版)对社会主义财税理论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徐日清、邓子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有计划地利用价值形式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再论财政收支矛盾与财政收支平衡》,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苏挺则提出了综合财政平衡理论(《财政赤字的几个问题》(财政研究1981年第1期),并于1994年出版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葛惟熹先后出版了《国际税收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和《国际税收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开创了国际税收学科和教材体系,该著作获得了第二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优秀奖。

80年代中期后,上海一批80年代完成学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从各个方面对财税学科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编写了一系列通用性和专著性教材,系统地介绍、分析和研究了财政与税收学的基本理论、政策、制度和管理问题,充实和完善了我国财税学科理论体系。杨君昌的《财政金融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系统地介绍了财政金融方面的基本理沦和基本知识,大量地介绍了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西方财政金融理论和实践;丛树海、蒋洪的《财政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与丛树海的《中国财政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公共支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探索了我国财政理论和政策实践,对财政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蒋洪的《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获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到现在仍然是很多高校财政学专业的重要教材;胡怡建的《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获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是现在很多高校税收学专业的重点教材,此外,胡怡建的《税收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税收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按逻辑顺序分为税收原则、税收效率、税收公平、最优税收、税收与经济稳定、税收与经济增长、税负转嫁与归宿,税收负担、税制结构,税收体制,逃税治理,国际贸易税收,国际投资税收,教材内容基本涵盖了税收理论和政策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方面。;马国贤的《中国公共支出与预算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政府预算理论与绩效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是我国预算领域的重要书籍,对政府与公共财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董勤发的《国际财政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国际经济中的税收理论与政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对经济全球化下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毛程连的《财政学整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对经济整合发表自己见解的基础上,对迄今为止的财政理论作一整合的初步尝试,理清了目前各种财政理论思想的脉络;毛程连的《西方财政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以专题方式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对于我国当时经济和财政实践有重大影响的西方财政思想,对各理论流派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现实意义、优缺点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朱为群的《税法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年版)采用通俗与归纳的写作方式介绍和解释当时中国税法的具体条款;陶勇的《地方财政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立足于中国地方政府,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介绍和分析了地方财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我国地方财政运行的特征和问题。同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中国、一般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地方财政问题的对比研究,分析我国与其他国家地方财政的共性与区别。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寻找自己的不足之处,改革我国的地方财政;刘小川的《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对中国政府采购现行政策的分析与评估基础之上,结合国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对中国政府采购政策体系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与定位,并提出了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的思路及框架;曾军平的《公共定价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就公共定价目标做出探讨之后,围绕“应该如何来定价”这一中心问题,就相关的研究做出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主体由三大部分组成:“目标导向分析”、“问题解决分析”与“实证演绎分析”。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上海学者对财政史和财政思想史的研究,独树一帜。胡寄窗和谈敏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对中国的财政思想发展的相关脉络进行了梳理;谈敏的《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介绍了中国财政思想的相关理论与发展;黄天华的《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则分别介绍了我国财政与税收的发展历史。杜恂诚则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体制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这一体制运作的实际情况(《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90年代中期以后,为顺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需求,上海学者从财政收入、支出、预算、体制和管理等方面,研究、探讨了财政、税收理论和实践问题,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例如,杨君昌的《企业税制优化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了税制优化的问题;杨君昌的《财税体制改革研究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介绍了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国有资产、社会保障、预算管理和财政收入等相关内容;杨君昌的《公共预算:政府改革的钥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则介绍了公共预算体系建设、公共预算的复式方法和整合、公共预算的赤字问题、我国的部门预算改革进程、公共预算改革的国际背景、公共预算编制模式等内容;丛树海的《中国宏观财政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介绍了“九五”后三年和“十五”时期我国基本财政政策研究、我国国债负担和“九五”后三年国债政策研究、支出结构的调整和支出研究等内容;丛树海的中国预算体制重构: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从研究预算制度的角度切入,探讨了我国财政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丛树海的《财政扩张风险与控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引用大量的中外数据以及中外经济学者的论点,对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风险进行实证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我国财政的整体运行情况,并对财政风险给予及时观测,为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蒋洪的《公共财政决策与监督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介绍了财政透明度、立法部门与财政信息披露、公众与财政信息披露、民主与财政决策、财政支出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制度建设、预算资金的监督、社会保障基金与国有企业的监督等内容;胡怡建的《转轨经济中的间接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主要介绍了转轨经济中的间接税的理论分析和制度设计、间接税效率分析和间接税公平分析;胡怡建的《上海财政经济运行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从财源结构上理清了上海政府运行资金的来源;胡怡建、许文的《税收逃逸的形成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分析了税收逃逸行为的经济模型,重点介绍了税收逃逸经验研究的相关结论,并结合理论模型的结论推论出影响税收逃逸的主要因素,进一步从行为学和社会学角度解释了税收逃逸行为的形成机理;刘小川的《经济全球化的政府采购》(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展望经济全球化中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介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采购制度,描述政府采购制度的框架、体系和类型,分析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阐述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对策和建议;刘小川的《中国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2008年版)主要阐述了有关税收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体制改革、税式支出管理体制改革、国库集中支付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采购管理体制改革等有关方面的知识;朱为群的《消费课税的经济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论述了消费税的内涵和外延、消费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讨论了消费税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实施消费税的政策选择和操作问题以及开放经济中消费税的表现、效果和国际协调等问题;刘小兵的《中国财政政策分析:1998-2007》(中国财经出版社2008年版)主要内容包括:对1999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分析,对2000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分析,对2001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分析,对2002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分析,对2004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分析,对2005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分析,十年(1996-2005)财政政策总结与展望等;刘守刚的《中国公共生产探源与政策选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从经济理论、社会哲学及财政发展史等多个层面探寻中国当代公共生产的起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公共生产未来发展的政策选择提出了独到的建议;刘守刚的《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从财政转型的视角,来透视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成长,力图通过对历史的描摹和总结,发现中国国家转型的规律与特征;于洪的《中国税负归宿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展开,在对税负理论进行概述的同时,分析了影响税负归宿研究的几个重要方法论问题,并对我国税制中最为重要的课税的税负归宿展开探讨,在实证的基础上,就我国税负归宿研究方面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徐曙娜的《公共支出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制度约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认为克服公共支出过程中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可以采用不同的四种方式,归纳起来无非就是激励和监督;徐曙娜的《走向绩效导向型人大预算监督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认为我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所采用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流于形式型、投入导向型和绩效导向型。大部分地方停留在流于形式型,少数地方已开始进行投入导向型改革,很少一部分地方尝试进行绩效导向型改革;曾军平的《公共选择与政治立宪》(上海财经大学2008年版)认为公共选择是以公共决策机制实际运行——公共决策机制是如何运行的——为研究课题的一门科学,它所分析的是给定公共决策结构下集体选择的结果,而政治立宪所考虑的则是,为了实现理想的目标,比如,为了使得好的政策能够从政治决策程序中产生出来,应该如何去改革公共决策的基本程序?也正因为如此,前者可以被理解成实证的公共选择理论,而政治立宪则可以被界定为规范的公共选择理论。。

此外,2003年至2016年,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连续13年出版《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从不同视角跟踪我国财政运行、改革发展研究,在国内财政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财政经济效应

财税经济作用、经济效应、经济效率和宏观政策等研究是财政经济效应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财政经济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关注财政经济的作用问题。徐日清探究了财力分配对调节经济的作用(《正确分配财力,促进经济振兴》,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葛惟熹讨论了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税收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研究了市场经济下分配差距的形成,以及如何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加强社会主义税收杠杆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财贸经济1985年第11期)。储敏伟等则分析了财税政策与物价改革的相互影响(《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财政效应与财政对策》,财贸经济1987年第1期)。丛树海、胡怡建分别探讨了税收对调节产业结构的意义(《进一步发挥产品税在产业调整中的作用》,财贸经济1990年第2期、《税收分配和产业结构调整》,财贸经济1990年第7期)。杨君昌则讨论了流转税与商品价格的关系(《论流转税在价格调整中的作用》,财经研究1992年第1期)。董勤发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财政问题(《市场经济下分配差距的形成与税收调节》,财贸经济1993年第8期)。詹亮宇、吴云飞探讨了税收政策与我国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与税收政策》,税务研究1994年第6期、《社会收入分配与税收调控》,税务研究1999年第10期)。陈飞翔等研究了我国的关税问题(《论适度保护关税税率》,财贸经济2003年第6期)。丁晓锋则提出了不应频繁变动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要寻找长期有效的解决途径(《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分析和选择》,税务研究2004年第10期)。

(二)财政经济效应0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较为深入研究了财政经济的效应问题。黄赜琳发现,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蒋洪、于洪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各大类商品的税负归宿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居民消费结构与商品课税归宿问题分析》,财贸经济2004年第6期)。张阳、刘慧运用我国各省、市和地区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因素,结论是税收因素对FDI作用不明显(《税收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税务研究2006年第4期)。钟炜、胡怡建发现,税收优惠政策是影响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但影响程度小于劳动力成本和市场需求(《税收优惠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性程度研究——一项问卷调查》,财贸经济2007年第1期)。袁志刚、汤玉刚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减税政策组合,能在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国内产业间和产业内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值、减税、抑通胀: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财贸经济2008年第12期)。丛树海、郑春荣则指出,既要大力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要应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储蓄资金充裕有利条件,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财税政策选择》,税务研究2009年第7期)。陈烨、张欣、寇恩惠、刘明认为,在中国国情下无歧视减税政策比增值税转型更优,增值税转型对实际GDP的刺激非常有限,却可能造成新增多达444万人的失业(《增值税转型对就业负面影响的CGE模拟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三)财政经济效率。胡怡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出发,分析了税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市场经济与税收效率》,税务研究1994年第2期)。葛惟熹从税收中性的角度,讨论了税收与效率的关系(《税收中性理论与实践》,财政研究1995年第9期)。钟晓敏、庄序莹研究了提高经济效率的税收手段,以及如何使税收带来的效率损失最小化(《论税收与效率》,财贸经济1995年第6期)。刘小兵发现,通过制度的合理设计有促进公共品成功提供的可能(《个人合作提供公共品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2期)。谷永芬等讨论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财政研究2005年第11期)。赵迎春、肖刚梳理了财政运行绩效的理论问题(《公共财政运行绩效的理论思考》,财政研究2006年第12期)。王莹、刘社建、李振明和王克强等从效率角度出发,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发挥财政在某项公共事业的作用(《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基于财政公平视角的分析》,财政研究2006年第12期;《促进积极就业政策完善的财政政策探讨》,财政研究2007年第10期;《论我国水利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财政研究2008年第10期)。丁维莉、陆铭认为,基础教育财政的分权体制不失为激励地方政府提高教育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机制(《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陈诗一、张军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西部地区则较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四)财政宏观政策。储敏伟从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两方面,深入揭示了经济监督软化的表现与原因,以及改革监督机制的紧迫性、可行性和基本目标模式(《宏观失控与经济监督机制的反思》,管理世界1990年第3期)。席克正、丛树海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将成为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宏观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财经研究1993年第5期)。蒋洪认为,消费者主权与家长式主义、效率与平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以及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哲学观(《市场经济的哲学与财政政策》,财政研究1994年第2期)。丛树海研究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试论我国经济启动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财贸经济1999年第11期),朱萍则讨论了我国的财政宏观调控是否应从单一措施向复合措施转化(《论财政宏观调控的单一措施与复合措施》,财政研究2003年第4期)。丛树海、李生祥探讨了我国财政风险的预警办法(《我国财政风险指数预警方法的研究》,财贸研究2004年第6期)。金洪飞讨论了我国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与货币危机的关系(《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与货币危机》,财政研究2004年第2期)。马国贤通过分析各均等化的基本模式的利弊,考量了我国均等化路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财政研究2007年第10期)。余显才认为,应将增长总体区分为实增和虚增两大部分(《税收超常增长的再认识》,财贸经济2005年第8期)。胡怡建、潘雷驰发现,税收政策变动可以较好地解释税收增长率的变动(《19782006年我国税收增长率变动成因探索》,税务研究2007年第3期)。刘新利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成因,得出经济周期对税收周期具有决定性影响(《论我国宏观税负的发展趋势》,税务研究2007年第12期、《税收与GDP周期关系分析》,税务研究2009年第10期)。蔡明超、费方域、朱保华研究得出,政府公布的转移支付并没有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政府采购导致了劳动、投资、消费、资本累积等经济变量的下降,资本税率的上升对消费的动态影响为负。田素华、虞亚庆研究了我国巨额财政刺激计划可能引发的银行信贷违约风险(《巨额财政刺激计划引发的物价上涨压力与银行信贷违约风险控制》,财贸研究2010年第10期)。

三、财政体制改革

1978年至2010年,上海学者在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围绕80年代利改税90年代分税制和本世纪新税制改革,分别从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着手,引领着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国家与企业财税体制改革。周士健探讨并力求准确地阐明了财政、财政管理与国营企业的关系(《国家财政与国营企业的分配》,财贸经济1985年第4期)。葛惟熹讨论了利改税问题(《我国税制改革的出路何在》,财经研究1987年第12期),胡怡建则讨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改革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制度》,财经研究1987年第8期)。梁无瑕使用国家分配论解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和发展"国家分配论"——对社会主义财政本质的阐释》,财政研究1992年第2期),杨君昌讨论了企业所得税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关系(《论我国企业的税收制度改革》,财经研究1992年第7期)。

(二)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朱炎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了地方财政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关于改革地方财政体制的探讨》,财政研究1985年第3期)。徐日清研究了地方财政包干中所存在的问题(《关于地方财政包干的若干思索》,财贸经济1988年第11期)。储敏伟认为,分税制既是包干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化而日益激化的必然选择(《分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财经经济1993年第12期)。钟晓敏、樊小钢讨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问题(《财政职能的结构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职能》,财政研究1995年第4期)。丛树海指出,要加强对分税制理论研究,使分税制构造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分税制策略》,财政研究1988年第10期)。丁菊红、邓可斌解释了中国分权改革进程及最优分权程度的决定问题(《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方红生、张军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部政府支出还是基于分类支出,中国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在衰退期比繁荣期更为积极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预算软约束与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范子英、张军验证了转移支付能带来显著的国内市场整合,并且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最显著也最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作用并不明显(《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傅勇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且可观地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减少了城市公用设施的供给(《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三)政府与市场财税体制改革。00年之后,基于我国市场化改革方向,分别从我国现行税制存在问题、功能定位、改革方向、政策优惠等方面,对深化我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环境税改革进行深入研究。朱为群和徐后能的《关于将增值税起征点改为免征额的探讨》(税务研究2004年第9期)认为起提高起征点未解决起征点制度本身的固有缺陷,损害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建议将增值税的起征点改为免征额,并阐述了该建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严才明的《增值税收入与经济政策依存分析》(税务研究2004年第7期)认为相对于GDP而言,制造业的增值税与工业用电相关程度更高,税制改革进入成熟阶段后,增值税收入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依存度逐年增加;张欣、陈烨的《增值税理论探讨:为什么说生产型增值税才是中性的》(财政研究2009年第4期)对哪种类型的增值税更加中性进行了讨论。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毛程连的《金融企业所得税征管中的问题与对策》(税务研究2003年第6期)对金融企业呆账税前扣除的管理、金融企业收回和处置抵债资产的税收管理、金融企业账外经营、偷逃所得税的管理、金融企业汇总纳税的管理等问题作了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朱为群《企业所得税制的若干政策规范问题探讨》(财政研究2005年第3期)认为当时企业所得税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复杂难懂和不透明,补充规定不断出台,数量日益庞大,相同事项的税收政策差别大,某些企业所得税税法条款文字晦涩、语言不流畅,不仅难以使人;王延明、李韬《不同地区上市公司所得税优惠的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3年第4期)认为我国地区性所得税的优惠力度很大,但与之不相符的是在所得税优惠大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财政贡献却很低,认为应适当减少地区性优惠政策,而辅之其他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措施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胡怡建、许文《企业所得税改革中的地区横向财政关系研究——总分机构纳税模式选择和制度设计》(财政研究2006年第11期)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将涉及四大财政关系:国家与企业财政关系、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企业与企业财政关系、地方与地方财政关系;郭宏震的《改革和统一企业所得税的思考》(财政研究2006年第6期)认为企业所得税征收应当体现公平原则,并符合世贸组织成员国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市场机制的发展要求;张阳、胡怡建《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转嫁与归宿的动态分析》(财政研究2006年第2期)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问题进行了研究;罗秦《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与WTO规则从冲突走向协调》(税务研究2008年第2期)从公平竞争原则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原企业所得税法与WTO规则之间存在的冲突及后果,阐述了新《企业所得税法》与WTO规则的协调之处。

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葛惟熹《改革个人所得税制问题的争议》(财经研究2001年第10期)认为应该适当提高而不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辅之以轻税重罚,反而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应该均衡地调节不同层次人群的收入,而不是一味加大调节力度,可以做到既缓和社会矛盾,又不致挫伤劳动积极性,导致人才外流;于洪《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归宿与劳动力供给的研究》(财经研究2004年第4期)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Logit统计回归方法,从不同的社会学变量角度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弹性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对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总体以及社会学归宿状况进行了阐述;刘小川、汪冲《个人所得税公平功能的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8年第1期)认为应在保持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税制公平功能基础上,加大财产性与经营性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力度,并强化征管,凸显其公平功能。

资源环境税改革方面,饶立新、李建新《建议确立资源环境税为我国税制的第三主体税种》(税务研究2005年第9期)基于和谐社会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入思考,本文提出构建商品劳务税、所得税、资源环境税三主体税制结构的主张;刘红梅等《环境税双重红利研究综述》(税务研究2007年第7期)利用CGE模型模拟我国的现实经济情况,考察了我国"双重红利"的存在性以及该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魏陆《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税制绿化分析》(税务研究2008年第3期)认为应着手研究在中期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可行性方案,近期资源税税率的改革和调整应考虑不同能源燃烧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异,尽快开征燃油税,制定针对促进个人节能减排的税收优惠措施;孔晏的《汽车消费领域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对策》(税务研究2008年第3期)认为税收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汽车消费的负外部性,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汤玉刚、关凤利在高度抽象的层面论证了税权交易形成的原因,税权交易的税收负担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税权交易与财政分权指标度量的关系,以及税权交易衰落的趋势(《税权的跨区跨期交易与税收制度规范化》,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撰稿人:胡怡建、田志伟)


 

 

 

第七节金融学

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困境,物价急剧上升,汇率波动不已,货币体系一派混乱。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自己的货币问题。陈伟恕分析了黄金非货币化的客观过程及其必然性,认为正如黄金的货币化曾经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样,黄金的非货币化,即黄金逐渐丧失货币职能,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黄金非货币化是历史的必然》,经济研究1982年第7期)。

80年代起,上海学者开始引进和介绍国外的货币金融理论,并开始编写相关教材。刘絜敖的《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自重商主义以来西方主要的货币金融学说,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的专著(《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王学青组织编写了《货币银行学原理》,第一次将货币需求理论与货币供给理论完整地纳入货币银行学的教学(《货币银行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盛松成、施兵超、陈建安的《现代货币经济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西方货币经济理论的著作(《现代货币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陈观烈首次提出金融霸权的概念,并指出美国享有着国际金融霸权,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应高度警惕国际金融霸权,维护国家金融主权,防备国际投机资本的袭击(《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世纪90年代,以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学者们对货币理论及政策的进一步研究。薛万祥提出,中国公众的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并构造了准理性预期的表达式。此外,作者还通过引入Barro-Gordon模型,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无效的结论仍然不能成立(《预期、博弈与货币政策》,经济研究199512期)。姚以明指出,阐述货币、信用、银行,以及金融市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应以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理论为基础。同时,作者联系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际,按照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货币金融运行规律,介绍货币金融理论和实务,以及西方国家金融理论与业务的创新(《货币银行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戴国强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为指导,运用当代有关货币需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多个角度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我国货币需求行为及货币需求函数中的规模变量问题,填补了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货币需求分析:货币需求函数中的规模变量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学彬发现,在完全信息假定下,利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宏观货币政策,可以得到央行实施相机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内生的通胀倾向的结果。作者认为,央行应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建立良好信誉,消除公众的通胀预期,从而消除货币政策的通胀倾向(《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完全信息博弈分析》,经济研究19967期)。此外,陈学彬提出,利用博弈论方法,通过非对称信息与提前部分披露政策信息,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行为与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央行拥有非对称信息优势下,为提高货币政策效应,央行有必要在公众预期形成前披露政策信息,提高政策透明度,更好地引导公众预期,但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必然政策主动性的降低(《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199712期)。

吴培新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他们利用19981月到20066月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存在两个中介目标,即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M2),并且信贷规模用于调控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用于调控金融市场(《由“流动性陷阱”看我国利率杠杆的运用》,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20世纪7080年代初,电子化是国际银行业务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陈琦伟分析了这种发展趋势的原因,认为这是工业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收支方式逐渐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以及银行业本身的竞争,现代科技进步也为银行业务技术电子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银行业务技术的电子化将改变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并对银行的信息、数据表达方式的国际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提出更高的要求(《银行业务技术正在进入电子化时代》,金融研究1984年第2期)。

随着经济与金融改革的起步,盛慕杰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股票与债券的发行、作用及影响,论证了股票、债券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通过股票、债券筹集资金,减轻银行的负担。作者呼吁政府建立正规的股票制度,设立中国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论股票、债券的发行》,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我国证券市场正式开启大幕,同时各类金融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兴事物必然吸引学者的目光。

龚浩成认为,发展上海金融市场需要从银行、证券、外汇三个方面入手。发展贴现和拆借市场,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调控作用;创造法律环境,循序渐进,规范化的发展证券市场;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吸引外资,满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并通过改革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制度和发展外汇平行市场,最终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思路与前景》,金融研究199010期)。顾铭德提出,经济证券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层次阶段的标志,扩大了宏观经济的总需求、总供给,提高了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使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于高层次水平。通过融资方式证券化,社会筛选企业经营者的机制进入高层次阶段。经济证券化后,企业内在动力和外在活力大为增强,生存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论经济证券化与商品经济高层次阶段的关系》,经济研究19928期)。王华庆梳理了上海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通过与国外发达股票市场进行比较,总结了上海股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上海股票市场的运作与发展》,经济研究19936期)。殷醒民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资金流向有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部门和小规模的企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规模较小,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实际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同时,作者就进一步发展企业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中国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和企业融资政策导向》,经济研究19975期)。陈学彬认为,可以采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了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关系,结果表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的上升,提升了经济的金融风险,央行被迫增加基础货币降低大的金融波动的概率,通胀加剧,从而陷入两难困境。避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博弈分析》,经济研究19977期)。陈学彬提出,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较为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的决定问题(《宏观金融博弈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姜波克指出,以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内外平衡作为分析的核心,研究我国在走向开放经济的过程中,现实和潜在的各种目标矛盾的性质和原因,探索了达到内外平衡目标的政策搭配方法,特别是深入分析了宏观调控工具创新对增强政策搭配有效性的作用(《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外,连平认为,沪港在金融中心的功能上正好互补,即资金供求关系方面的互补。上海在发展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需要引进国际先进的金融市场机制,金融中心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金融技术设施和高级管理人才。沪港能够在直接投资领域、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以及离岸金融市场展开全方面、多层次的合作,达成互惠互利、相互促进的关系(《2000年沪港金融关系展望》,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12期)。

进入21世纪,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多样化发展。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上海学者较深入地探讨了利率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问题。王国松分析了中国的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问题。作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存款利率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阐述了中国实施利率完全市场化所面临的众多约束(《中国的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戴国强研究了中国货币市场发展的目标和途径,认为中国货币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应包括扩充四个子市场、提升三类市场效率以及深化两种市场功能,并提出了形成有效的同业拆借利率、深化再贴现机制、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等意见(《论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目标及路径》,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2001219日,证监会宣布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吴文锋、朱云、吴冲锋、芮萌从信息流动的角度,研究了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前后的AB市场间分割程度。实证结果显示,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之前,AB股市场之间基本上处于完全分割状态,开放后两个市场则趋于半分割状态。投资主体的不同是造成AB股市场分割的关键因素(《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对AB股市场分割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潘英丽指出,中国加入WTO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我国大都市崛起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作者还探讨了中国崛起为亚洲时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沪港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与分工、沪港金融中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促进沪港金融中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沪港的目标定位与分工》,世界经济2003年第8期)。范龙振则探讨了我国由于市场分割造成的债券回购市场利率差异现象。作者认为,在银行间回购市场与交易所回购市场并存的情况下,交易所回购市场利率有时会显著高于银行间回购市场利率。原因是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的另类投资机会以及回购利率波动性存在差异(“Beyond segmentation: The case of China's repo market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731期)。

金融机构和机融机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刘莉亚从实证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共生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存在明显的共生关系;银行危机更趋向于货币危机的同步或预警指标,反之则不然(《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共生性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胡奕明、林文雄、李思琦、谢诗蕾研究了作为大贷款人的商业银行是否发挥了监督作用。他们发现,贷款利率与借款人财务状况之间有正向压力传导效应,即业绩越好,贷款利率越低,说明监督作用存在。贷款续新与借款人财务状况的情况则相反,业绩较差,获得续贷的可能性更高,不具备监督作用(《大贷款人角色:我国银行具有监督作用吗?》,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王城研究了存在高价查证成本和道德风险的信贷市场里,总体经济活动与均衡信贷机制是如何被同时决定的。通过建立模型,作者分析了经济项目收益率和贷款供给等外生变量如何影响经济总产出,以及投资资金的筹集方式("Equilibrium Lending Mechanism and Aggregate Activit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108月)。王城探讨了金融中介状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创新地将CSV模型(costly-state verification framework)嵌入标准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产生了关于公司均衡规模分布的金融基础理论。该理论可用于分析经济活动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之间的关系("Financ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Cos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9月)。

这一时期,金融制度史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杜恂诚指出,可以对中国近代以来两种金融制度(自由和垄断),就其特征,制度推进的速度、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及制度产生的约束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2期)。杜恂诚的著作将中国近百年金融制度分为四个阶段和四个模式,颇具原创性。作者探讨和联系了上海近代金融史研究和同时段的金融改革问题,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月版)。

金融机构的发展理论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田晓军对银行再造这一变革现象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流程银行等重要观点(《银行再造》,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9月版)。

三、证券投资与资产定价

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学者开始运用现代投资理论,对证券投资定价进行实证分析。

施东晖指出,可以从现代证券组合理论出发,对上海股市的投资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上海股市总风险中,系统风险占比非常大,与其预期收益间存在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非系统风险在股票的定价行为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上海股票市场风险性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10期)。张人骥、朱平方和王怀芳发现,通过模型分析检验,结果拒绝接受过度反应的假设,但考虑到交易制度等因素,不能断定上海证券市场是否存在过度投机,不存在过度反应也不意味着市场是有效的(《上海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的实证检验》,经济研究19975期)。魏刚通过分析认为,我国的股票市场并非有效的市场,股票市场还很不成熟;投资者在某些方面有点理性,开始有长期投资的趋势;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对公司股票价格有较强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6期)。戴国强和陆蓉通过逐步统计检验发现,深圳股市股票报酬存在周末效应,而上海股市则不存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周末效应检验》,金融研究19994期)。陈信元和张田余指出,运用方差模型检验的结果证明,在重组公告日公司股票的价格确实出现了波动,说明市场对资产重组有一定反应。方差模型只证明了反应的存在,并没有证明公司价值的变动(《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1997 年沪市资产重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99期)。赵宇龙和王志台通过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只是机械地对名义EPS做出价格上的反应,不能辨别EPS中永久盈余成份的经济含义。我国证券市场不符合半强式效率假说,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9期)。宋剑峰发现,借助Edwards-Bell-Ohlson模型阐述P/BP/E的含义,说明P/B能更好地预示公司未来成长性。结论基本得到中国股市经验数据的支持,表明中国股市已经具有一定的使用会计数据和进行理性预期的能力(《净资产倍率、市盈率与公司的成长性——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08期)。

20019月,我国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发行,基金引起学界的关注。汪光成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基金缺乏市场时机把握能力,但具有一定的证券选择能力,不过对基金收益的贡献并不显著(《基金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研究》,经济研究20021期)。陆蓉、徐龙炳、谢新厚分析了中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异常现象,发现中国开放式基金的业绩及资金流动的关系与成熟市场不同,呈现负相关且为凹形,说明投资者的选择未能发挥优胜劣汰机制。面临赎回压力较大的是业绩良好的基金,而不是业绩较差的基金(《基金业绩与投资者的选择——中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异常现象的研究》,经济研究20076期)。

行为金融方面,宋军、吴冲锋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研究了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结果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在市场收益率极低时程度远高于在市场收益率极高时(《基于分散度的金融市场的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200111期)。李心丹、王冀宁、傅浩则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实证检验了我国个体投资者的政策依赖性心理过度自信心理过度交易是否损害个人财富等方面内容。结果表明,我国的个体投资者确实存在上述认知偏差(《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211期)。Fenghua Wang探讨了股票收益、交易指令失衡与共性(commonality)之间的关系。作者利用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独有数据优势,研究了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自营投资者的交易指令失衡对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与自营投资者的交易指令失衡对股市价格具有较大影响,但只能解释日常价格的小部分波动。个人投资者比机构与自营投资者则具有更强的共性("Stock Returns, Order Imbalances, and Commonality: Evidence on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Proprietary Investors in China""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633期)。

股票市场价格大幅度的波动为股市泡沫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刘熀松首先改进了股票内在投资价值模型(F-O模型),测算了中国股市2004年的内在投资价值以及中国股市泡沫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计算表明,与20016月份股市高峰期相比,2004年底中国股市泡沫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已大幅度下降(《股票内在投资价值理论与中国股市泡沫问题》,经济研究20052期)。蒋志强、周炜星则运用对数周期性幂律模型(LPPL model),研究中国股市在20055月至20097月发生的两次泡沫,以及其随后的市场崩溃事件。对于这两次事件,该模型均成功进行了事前预测("Bubble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the 2005-2007 and 2008-2009 Chinese stock market bubbl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 20106月)。

此外,陈保华检验了交易机制对股价行为的影响。作者发现,在开盘交易采用集合竞价,收盘交易采用连续竞价的条件下,开盘收益比收盘收益具有较大的离差(方差),更偏离于正态分布。在序列自相关上,开盘收益表现为负,而收盘收益表现为正,交易机制对股价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交易机制对股价行为的影响——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检验》,经济研究20015期)。Lihui Zheng在萨缪尔森的最优投资组合与消费决策模型里引入一个新的元素,以该元素来捕捉资产收益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解决了股权溢价之谜与消费敏感性之谜。该分析框架还可用于解释状态变量对总体消费变动的重要影响,该影响在持久收入假说中是不可预测的("Equity premium and consumption sensitivity when the consumer-investor allows for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226期)。Jianping Mei采用新搜集到的数据,深入研究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股市操纵案“股票池”事件。作者通过检验反常的换手率与收益率以及二者的关系,以及被选中股票的长期表现,发现该事件是内幕交易事件,而非股价操纵事件("Market manipulati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tock pool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77期)。

朱书尚运用稳健的条件在险价值(CVaR)方法,研究了涉及最终退出时间不确定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作者认为,在难以获得有关退出时间的信息的情况下,运用条件在险价值方法能将问题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而得到有效解决("Portfolio selection wiht uncertain exit time: A robust CVaR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8年)。范龙振则分析了中国债券收益率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建立模型,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状态变量,一年期市场利率与一年期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作为解释因子,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模型用官方利率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债券收益率的变动("China's Official Rates and Bond Yield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0年)。孙谦运用GARCH模型检验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一月效应,发现样本数据中一月份股市的波动性并未显著高于其他月份。作者指出,一月效应并非对风险本身的补偿,而是对一月份风险的补偿要高于其他月份("Risk and the January Effect""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0年)。何众志则利用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提取动态因子,构造出动态因子定价模型(DFPM)。通过对该模型进行资产定价的实证检验,发现事前因子在资产定价及预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将事前因子引入该模型,能对传统的定价模型起到明显的改进作用("Dynamic Factors and Asset Pricing""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06月)。朱宁研究了个人投资者与本地偏差,以验证个人投资者是否拥有本地公司股票价值的相关信息。结果表明,持有本地公司股票并不能带来超额收益,而买进本地股票的收益显著低于卖出本地股票的收益,同时个体投资者不能促进股价反映价值信息("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Local Bias""Journal of Finance"201010月)。

四、公司金融

(一)政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上海学者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管及所得税税率进行了相关研究。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推出,一些公司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股票,我国证券市场初步建立并平稳发展。唐萍认为,当务之急是改变不对等竞争状态,创造完善的竞争环境是财务总监委派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财务总监委派制要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财务总监委派制的可行性研究——兼论国有企业监督机制的设计》,经济研究19991期)。王fang发现,525家上市公司1993—1997年平均实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16.07%,远低于名义税负33%。从上市公司本身来看,16.07%的所得税税收负担并不重,原因可能在于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作者认为,需要制定合理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减免税权限,加强所得税征收监管力度(《中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税收负担问题研究》,经济研究19995期)。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企业所得税面临改革。王延明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1994-2000年执行的法定所得税税率的现状,检测了法定税率变化对实际税率的影响,解答了所得税调整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上市公司所得税率变化的敏感性分析》,经济研究20029期)。

(二)企业并购、重组与破产

梁国勇认为,西方学者对购并动机提出过诸多理论,但大多都存在一定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作者从行为、经济学等角度出发,以更广阔的视角进行解释(《企业购并动机和购并行为研究》,经济研究19978期)。陈信元、叶鹏飞、陈冬华研究了199719981999年的重组井喷现象,指出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由过热转向软着陆,但对于上市公司的配股管制,监管部门仍采用经济过热时期制订的标准。由于管制标准偏离了实际经济情况和投资者的机会成本,许多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资产重组的策略来规避。该发现是否定我国替代性管制的又一证据(《机会主义资产重组与刚性管制》,经济研究20035期)。李增泉则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受到控股股东或地方政府的影响,西方传统并购理论,可能并不适合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作者主张用掏空与支持理论进行解释,分析了地方政府和控股股东支持或掏空上市公司的两种不同手段和目的(《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1期)。

(三)资本结构

进入21世纪后,上海学者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行业特征和与发达国家的差异。,郭鹏飞、孙培源指出,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最优资本结构,行业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同一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资本结构的行业特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5期)。赵蒲从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全面回顾1980年以来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主要学术成果,充分阐述了产业竞争、非理性行为、公司治理和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并展望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竞争、非理性行为、公司治理与最优资本结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发展趋势及理论前沿综述》,经济研究20036期)。汪辉就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以及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但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作用并不显著。文章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不大,并对此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经济研究20038期)。

孙铮、刘凤委、李增泉以产权经济学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制度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研究秉承新制度经济学的替代思想,指出在司法体系尚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因政府关系能降低贷款人对借款人事后违约的预期成本,会对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产生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假设(《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5期)。李科、徐龙炳检验制造业资本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行业竞争的影响,探究了负债水平、融资约束等条件对公司行业竞争的影响(《资本结构、行业竞争与外部治理环境》,经济研究20096期)。张春、于晓筠在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中,引入流动性溢价和营运效率的提升,研究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二级市场上股价的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and Liquidity Premium as 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06月)。

(四)公司治理

费方域认为,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最好方案是博采众长,包括以英美为代表的所谓外部体系和以德日为代表的所谓内部体系。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仍在摸索过程之中,唯一明确的是要控制内部人控制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论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组建与发展》,经济研究19966期)。魏刚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货币收入低,报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零报酬零持股现象严重,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建议设计有效的报酬绩效契约(《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3期)。

周建波等通过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公司治理特征、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升的关系。作者针对处于经营者激励机制变革阶段的上市公司,提出了股权激励的形式和董事会构成等方面的建议(《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35期)。刘乃全应用终极产权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重新分类,明确界定中国上市公司终极产权者。按照新控股主体分类标准,作者对不同控股类型进行了绩效筛选比较,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密切相关,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与理论启示(《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经济研究20034期)。通过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经验比较,田国强以政府和银行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具体说明了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的政银关系、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和处理办法,以及银行治理结构的内容,得出了引进外资推进国有银行的改革的结论(《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经济研究200411期)。

夏立军、方轶强在终极产权论的基础上,将上市公司进一步细分,利用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了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5期)。贺小刚确定了测量中国企业家能力的四个维度,即战略能力、管理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力,并分析了企业家能力差异性之根源,以及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作者认为,企业家能力发挥受到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尤为显著。相对于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其主要功能在于培育组织能力(《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510期)。薛爽则通过研究亏损上市公司,深入探究了上市公司面临的风险,亏损过程中大股东扮演的角色,以及亏损公司使用何种手段达到扭亏的目的。作者从投资者理性的角度,研究了亏损公司的股票价格节节攀升的原因,以期使投资者对市场风险有更好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分析了监管部门对亏损公司的管制措施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为监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实证支持(《亏损上市公司实证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月)。

夏纪军、张晏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的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冲突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较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3期)。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选取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高管的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了高管政府背景、中央和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合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探讨了在高管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中政府干预的作用,并实证研究了高管政府背景带来的贷款融资便利性(《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20087期)。陈工孟则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类型、所有制结构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分析了不同类型大股东的目的及其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Does the type of owne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companie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1月)。

周亚虹讨论了工资刚性是否对职工努力程度产生影响,并通过工资刚性理论进行了解释(《职工激励、工资刚性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非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07期)。王能则运用动态模型描述了不完全市场情况下,不可分散风险对创业企业的投资、融资、业务退出等决策的影响("Entrepreneurial Finance and Nondiversifiable Risk""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11月)。

(五)股利与股利政策

唐宗明、蒋位以上市公司大宗股权转让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为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增强相关法律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24期)。李康、杨兴君、杨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出发,探讨了配股、增发对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的财富效应,以及再发行价格高低对不同股东利益的影响。研究还分析了再发行中非流通股股东、原流通股股东、新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均衡,并进一步讨论适合我国国情的再发行方式及其政策门槛的制定(《配股和增发的相关者利益分析和政策研究》,经济研究20033期)。

赵俊强、廖士光、李湛推导研究了股改过程中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利益分配状况,并对比两类股东股权价值变化量,探讨对价水平的合理区间,同时利用实施股改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探讨影响股改实际对股价水平的深层次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利益分配研究》,经济研究200611期)。俞红海、徐龙炳则以投资行为视角,研究了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通过动态模型和实证研究,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低效率投资现象,也为控股股东侵占提供了新的证据(《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经济研究20108期)。

(六)行为公司金融

针对中国上市公司企业造假,以及盲目通过股东资本增长支撑利润的问题,从树海提出采用创值而非创利的方式评估企业绩效,并从企业绩效评估的角度出发分析股市过度投机的原因,对国有股减持提出了政策建议(《创值论及其对企业绩效的评估》,经济研究20027期)。于晓筠则检验了上市公司商业欺诈与公众对行业前景预期的关系,发现投资者监督和高管薪酬结构对两者的关系起关键性作用。作者还探讨了风险投资与承销商监督动机的区别并对监管和审计部门提出了建议("Corporate Fraud and Business Conditions :Evidence from IPOs""Journal of Finance"201011月)。

五、保险

80年代初,我国恢复保险业务。唐雄俊指出,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四个现代化应适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要引进就得要有充分的外汇资金。我国现在的经济特点是底子薄、经济落后,一时无法筹措大量外汇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保险业务来开辟取得外汇的新途径(《进一步开展国外保险业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保险研究1980年第2期)。

19916月份,国务院发布《关干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许瑾良撰文阐述了美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认为补充养老保险不属于社会保险,不应该强制执行。我国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与保险公司携手合作,共同研讨逐步建立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策略(《美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及其可供借鉴的经验》,保险研究1994年第1期)。

应世昌分析了通货膨胀对人寿保险的不利影响,认为通胀将使未来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金的价值缩水,因此人寿保险在通胀严重时期会失去吸引力;并介绍了各国寿险行业通行的反通胀的具体手段(《各国寿险业摆脱通货膨胀影响的对策》,保险研究1996年第5期)。

1997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九五’期间要基本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许瑾良从空间因素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的两大障碍,并提出了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可以实施的几个险种(《对开拓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几点看法》,保险研究1999年第3期)。

邓敏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认为二元经济型的国家占据优势地位,理性的国家为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推动保险制度变迁。当国家垄断性保险安排逐步退让,其他产权形式的谈判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保险制度安排就成为各种产权形态博弈的均衡解。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既存在保险上层结构比较落后、保险企业的个体效用函数受制于国家效用函数的制度约束,同时也存在西部开发中的经济市场化、加入WTO 后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制度激励(《中国保险业的历史与未来:一个制度变迁视角》,金融研究2000年第6期)。

袁志刚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现收现付制和部分个人积累制相结合的混合制以及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个人积累制过渡的成本问题。并分析了在九十年代末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转轨的过程中,从现收现付制向混合制的目标模式过渡中可能遇到的若干问题(《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封进利用一个福利经济学框架推导出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优混合比率,显示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或者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改善。并认为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体系可以作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许瑾良认为,在医疗责任风险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实行强制性医疗职业责任保险很有必要,但强制保险只要求大中型公立医院参加的政策是本末倒置的,应当首先要求中小医疗机构强制参保。同时,应当高度重视强制保险带来的适当性和有效性约束的问题,并强化医疗责任保险实施中的医疗纠纷调解职能,但期望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来明显减少和缓解医疗纠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确保医院的赔偿能力可以采用包括强制保险在内的多种途径(《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基本问题研究》,保险研究2008年第6期)。(撰稿人:戴国强、武鹏飞)

 


 

 

 

第八节农业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部门经济学涉及经济学、农学和社会学的内容,主要研究农业经济运行和农村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宏观政策,以及农业生产者的微观抉择等领域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中国的三农领域研究国民产业的基础,与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等过程紧密相关。因此,探索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内涵,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在农业经济学研究中,上海学者针对农业、农村与农民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实证研究、数据调研等成果。

 

一、农业经营制度与农业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中国农业经济学主要发展方向是结合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其中,上海学者主要关注农业经营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等问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周环论述了合作制经济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的分配方式。他指出,合作制经济维护了社员的经济利益,社员在合作社得到了切实的好处(《试论合作经济分配方式的性质》,中国农村经济1986年第10期)。王志华回顾了我国十年经济改革过程,他认为体制的每次变动总是先涉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牵动各阶层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更和重新调整,进而改变由收入分配利益引导的行为法则和各种传导机制(《我国近十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结构变动》,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

90年代中期后,随着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区集中,上海学者比较关注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以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重视农民的利益问题。周振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轴心发生转移,形成了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把握住这一基本线索,有助于分析宏观经济走势(《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顾吾浩以上海市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讨了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应如何保障农民利益的问题(《农村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利益问题》,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6期)。

顾海英针对投资问题困扰农业产业化,分析了上海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借鉴国外农村产业结构的模式和结构控制机制,提出上海农业投资项目的政策建议(《21世纪上海农业投资项目的政策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8期)。周兆生则指出,各地政府在降低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不确定性方面采取了很多促进合作的措施(《农业产业化中投资因素的理论和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9期)。

进入21世纪后,上海学者比较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因资源配置而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史清华、张改清指出,对于推进农村共同富裕和降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费改税的政策效果不甚明显(《试行费改税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以山西省农村203个农户的调查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8期)。陆铭、陈钊和严冀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可以促使落后地区加入分工体系,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高帆等通过研究1978-2006年间中国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敛性,发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表现出东部领先下的有限收敛,劳动生产率绝对值则是东部占优条件下的相对发散(《中国各省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管理世界2009年第1期)。

随着新农村发展的进程不断推进,上海学者围绕乡镇企业发展、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建设、都市农业和农业示范园区等进行了研究。张军、冯曲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并得出了帕累托最优改制区间(《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田国强以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两者的内在一致性问题(《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于冷、吕新业通过分析上海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及问题,探索科技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现实差距,明确了政府干预的重点和方向(《上海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现状、问题和方向》,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为解决中国农村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的弊端,上海学者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农村城市化与工业化、土地需求等领域进行了探讨。张薰华运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结合改革开放实际,在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地租的政策建议(《经济规律的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顾海英、赵德余认为,有效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问题,关键要从法律制度及管理上强化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行为能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与产权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10期)。史清华等发现,农地经营仍是中国农民就业的主要形式,但离土离乡外出就业越发成为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途径,(《农民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0期)。史清华还基于征地谈判讨价还价博弈模型,提出现行征地程序安排的不公导致失地农民的天然不利地位(《谈判权、程序公平与征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12期)。

围绕中国农业在加入WTO后面临的严峻挑战,上海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吴方卫等分析证实,日本运用绿色壁垒限制中国菠菜,并提出避免触发贸易保护与化解贸易纠纷的一系列战略对策(《国际贸易中战略性贸易保护的博弈分析——兼谈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和绿色壁垒》,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10期)。顾海英等在讨论中日蔬菜贸易的基本格局、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中日蔬菜贸易融合的基础和融合对策(《中日蔬菜贸易的格局、特征及融合》,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期)。

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上海学者也开展了一些研究。伍山林研究了中国各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比例,发现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与非农产业就业拉力是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顾海英等从产业链管理理论出发,分析了大中城市蔬菜产销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大中城市蔬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大中城市蔬菜产业链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6期)。仰炬等运用经济理论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国内外小麦现、期货月度数据,证明国内外市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是政府市场管制有效性的前提条件(《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基于小麦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在食用农产品的安全事件、禽流感疫情等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上海学者结合我国农业标准化的现实,探讨了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价值。于冷指出,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并不相同,应将工作重心转向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管理,降低农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7期)。作者还通过对政府干预农业标准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提出我国农业标准化发展中政府定位、工作重点和实施对策(《对政府推进实施农业标准化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9期)。

这一时期,还探讨了农业保险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问题。顾海英等探讨了粮食订单的缔约条件及其长期稳定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在发展粮食订单的过程中,国有粮食企业和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粮食订单的缔约难题及其合约改进》,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4期)。顾海英还认为,由于自然灾害较少及政府补贴等因素,上海这种较为特殊的都市农业的保险业务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6期)。此外,顾海英、史清华等在回顾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研究过程与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障碍因素(《1935年以来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6期)。

二、城乡发展与劳动力转移

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这也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城乡要素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等重要问题。农业经济学的学者不但研究了城乡结构变化及经济增长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还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变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围绕乡镇工业,上海学者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冯剑松、杨宜树和朱卫平认为,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向题(《无锡乡镇工业超高速增长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86年第4期)。孙海鸣指出我国乡镇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实质是该生产领域内大量生产要素的聚集和变化。为此,作者通过研究乡村生存要素的流动规律,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乡镇工业的形成原因(《乡村生产要素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乡镇工业的形成》,经济研究1986年第9期)。

这一时期,针对城市对劳动需求增加,城乡分割体制逐步松动。上海学者讨论了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障碍,以及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张兆安等指出,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就已经存在外省劳力流入上海市近郊的现象(《外省劳动力流入上海市郊区浅析》,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第10期)。罗首初则认为,传统体制对微观当事者行为的扭曲是劳动力不流动与配置不经济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制度改革刍议》,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90年代,上海学者主要讨论了城乡二元劳动供给主体的劳动供给特征、以及劳动力供求与收入的关系。奚正秋等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九十年代上海农村劳动力合理配置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8期)。王振探讨了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认为在乡镇企业的工资变动中,劳动力供求的调节效果非常显著(《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供求与工资决定》,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

2000年后,上海学者深入研究了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消除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选择转化的路径等。顾海英认为,必须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着手,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城乡一体化(《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9期)。陆铭、陈钊则基于1987—2001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算结果表明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不平等、户籍制度等领域也备受关注。程名望、史清华和徐剑侠指出,加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深远的意义,性别、家庭收入水平和区位等因素的差异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明显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陈钊、陆铭认为,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演变是倾向城市居民利益的决策结果(《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他们还指出,要控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需采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罗长远、张军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通向变动,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三、农户行为、福利与农村贫困

(一)农户行为

农户行为是农业经济学当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是指农户在农村经济活动和生活中进行的各种选择决策。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比较关注农户的生产和消费等方面的微观抉择,以及这些行为对农户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

2000年以后,上海学者在微观层面上以实证研究等方法探讨了农户消费、储蓄、借贷、生育等行为。袁志刚、宋铮解释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作者采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叠代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朱国林、范建勇和严燕根据消费理论中对收入分配与总需求关系的最新理论认识,建立了一个用于解释中国消费不振的理论框(《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史清华等指出,农村借贷活动逐渐频繁,生存性消费借贷向发展性生产借贷转化,传统道义金融向市场契约金融转变(《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史清华等还发现,收入水平的增长、农户家庭的储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收入增长,储蓄面、借贷水平的变化则相反(《沿海与内地农户家庭储蓄借贷行为比较研究——以晋浙两省1986—2000年固定跟踪观察的农户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史清华分析了农户家庭组织和世代演变,家庭经济结构变迁和形成根源,以及农地流转及根源,探讨了农户储蓄与借贷行为的变迁、消费行为、农村就业结构等问题(《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浙江十村千户变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该著作获得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奖。

史清华等分析了全国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粮作经营行为,发现2003年夏秋之际的粮价上涨风波是正常的价格反映,有效减缓农户粮作经营中要素利用效率的持续恶化(《农户家庭粮食经营行为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4期)。在分析农民生育行为现状和生育动机的基础上,史清华等认为,要改变农民的生育行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占有资源的方式,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农村家庭生育行为的博弈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

朱喜发现,土地面积、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史清华等通过长三角地区的农户样本资料分析农户消费行为指出,农户家庭生活类消费份额持续下降、服务消费份额快速上升(《长三角农户服务消费行为的变迁:1986—2005》,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3期)。

史清华利用全国百村几十年的调研资料和对典型性区域村庄农户调查资料,侧重对农家经济结构、农民就业行为、农业生产要素流转、农户金融行为、新农政效应、农户保障行为、农民法律意识等进行重点研究剖析(《中国农家行为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该著作获得第六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

李丹等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各省消费风险分担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省际风险分担程度低于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更加恶化(“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and Welfare: Evidence from China”World Development 2010年第38期)。陆铭等则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14.6个百分点(《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0年第S1期)。

(二)农村医疗、社会保障与教育

农业经济学的学者关注的农户福利,主要从农村医疗、社会保障与教育等角度入手,反映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这些领域也成为上海学者2000年以后关注的重点之一。在农村医疗的研究方面,左学金、胡苏云认为,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封进等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发现治疗费用、疾病特征和治疗的机会成本等因素对治疗方式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此外,封进等采用倍差法估计表明,新农合对村诊所的价格没有明显影响,但会导致县医院价格上涨。同时,报销比率越高,价格上涨幅度越高,价格上涨幅度和报销比率基本相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县村两级医疗价格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方面,袁志刚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的运行机制,并就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转轨及其均衡运行提出了几点思考(《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封进指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可以选择现收现付制为主的体系。(《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何立新等研究表明,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该效应在不同家庭有明显差异(《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杨发祥认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模式峰存在诸多约束性条件,需要在制度整合策略、农保基金征管与养老待遇提升等方面实施优化创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模式及其优化策略》,新华文摘2010年第20期)。

在农村教育的研究方面,陆铭等认为,应设计适当的补充机制,适度引入中央政府干预,缓解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群分现象对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Chan Jimmy等分析了更加多元化的高校招生规则的分配影响,探讨了公众对大学录取规则的态度,研究了不同人员对征收不公平成本的态度差别。认为高收入人群较为认同更多元化的规则,低收入人群则比较反对(“The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Diversity-Enhancing University Admissions Rule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2007年第25期)。周亚虹等发现,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有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基本与国际一致(《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三)收入差距与贫困问题

中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程中,经济转型带来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并结合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交叉学科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成果极为丰富。上海学者也对此开展了一些研究。

陆铭等的《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荣获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