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志∙科学分志∙人文社会科学卷（1978-2010）》

第三篇 学术研究

第四章  经济学

前言

1978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确立，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经济学及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的巨大需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上海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能级最高的大都市，进而决定了上海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在1978-2010年，上海的经济学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现行经济学门类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下又分列十五个二级学科的现状，（统计学已从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调整为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结合国内外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现实，并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合并和调整，按照十一个学科——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史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分别介绍上海经济学人在各学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集中反映这些学科在这30多年中的发展。

第一节政治经济学

上海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1978年以后，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转轨经济、资本理论、分配理论、产权理论、“三农”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体系等领域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许耀钧指出，政治经济学应全面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排除任一方面都将是错误的（《论生产关系的内容》，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洪远朋也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贯穿始终，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资本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经济研究1983年第8期）。

雍文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应该以商品分析为起点，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总过程构成，对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试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雍文远（主编）、李鸿江（副主编）、袁恩桢（副主编）的研究成果《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获得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此外，学者们还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陈其人探索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问题。作者认为，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以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和其逐步崩溃（《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理论体系探索》，经济研究1982年第5期）。蒋学模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和市场的调节。与此同时，他还对生产、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展开了分析（《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蒋学模、伍柏麟则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形式及其不断自我完善的规律，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进入90年代，上海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洪远朋、金伯富主张进行理论创新，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容包括经济制度的更迭和内部变革、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以及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张军强调“道德”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当今经济学家对道德和文化的高度重视与研究，必将再次促成社会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沟通，推动正统经济学的发展（《道德:经济活动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程恩富则探讨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指出经济哲学应全面、系统地运用哲学方法，揭示了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规律和机制,创造出新的范畴和原理，丰富和推进了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伍柏麟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10卷本）》（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价格改革的逻辑、农业组织的结构与变迁、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就业制度的变迁、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与效果、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等方面，对1978年到1997年期间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历程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探索和阶段性总结。

2000年以来，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总结和发展。蒋学模与张晖明合著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形成过程，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产权关系，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既从学说史的角度阐述了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又从经济史的角度阐明理论观点的时代背景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影响。

洪远朋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教学和普及，其编写的《通俗<资本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影响广泛。洪远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利益问题作了系统完整的论述，作为主编，编写了《新时期利益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形成了对整体利益关系、局部利益关系、个别利益关系及对外利益关系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200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之一。张建新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美国贸易政策作了深入研究，阐释了权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权利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对经典理论的讨论

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经典理论均有研究，如劳动价值论、流通理论、两重性等，研究对象也较为广泛，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内容。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海经济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成果较为丰富。蒋学模讨论了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的问题。他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说成是一个经济规律，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工人阶级的收入却一年比一年少”，这种观点，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予抛弃。（《再谈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陈敏之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住房还是商品，不能因为对住房的需求大于供给将之排除出商品领域。解决住房的根本方法在于大量新建，分配制度是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不得已的办法，采取分配制度，掩盖和歪曲了住房的商品本质。此外，在住房的租赁关系中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住房还是商品》，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丁学良指出，将具体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劳动和劳动时间,是抽象劳动的实质，也是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范畴的价值所在（《抽象劳动的实质——与彭迪先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1年第7期）。于瑞熹也指出，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是价值实体，形成价值（《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与丁学良等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丁平准、杨继良则探讨了列宁的经济核算思想。他们认为，列宁的经济核算思想至少包括利润原则、商业原则、物质利益原则、独立经营原则、货币监督原则，以及经济责任原则等内容（《对列宁经济核算思想的探讨》，经济研究1983年第11期）。陈其人分析了马克思的“自行扬弃”论与国家资本主义，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剥夺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将得以完成,发展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马克思的“自行扬弃”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研究1983年第11期）。李慧中探讨了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的相关见解。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状态下，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利润克扣是可能的，但只是例外；在供求正常状态下,对部门内一部份小资本的利润克扣也是可能的，因为平均利润规律并不排斥部门内生产力不同的企业利润率不同（《也谈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与卫兴华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

洪远朋则探索了工业品价格的形成问题。作者认为，价格形成中的成本必须是正常成本,即正常生产、合理经营条件下的成本；必须是社会成本,即不同生产者在不同生产条件下,生产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质量的某一产品的各个个别成本的加权平均数；必须是计划成本,即反映该产品再生产时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成本（《工业品价格形成中的成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陈其人对马克思“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的理论进行了探源。在分析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后，作者指出，马克思扬弃前人理论，用劳动价值学说解释，认为对外贸易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使不同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换取货币数量相同而实际花费劳动不同,使货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马克思的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理论探源》，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胡寄窗讨论了关于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错误公式。作者认为，在不专门联系流通手段职能考虑的场合,正确的表达式是：“流通中货币需要量”等于“商品价格总额”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现售商品价格总额”加上“赊售商品价格的到期支付总额”减去“相互抵销的支付总额”的结果，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则是“一般场合下流通中货币需要量”（《对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错误公式表述亟应改正》，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雍同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完全能够容纳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可通过一条需求曲线表示需求和由它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边际分析、供求关系与劳动价值理论》，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

关于“危机理论”的研究则重点关注其成因和特点。周建平则指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特点主要表现为危机发生次数参差不等，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相互交织，周期呈现缓慢而不显著的缩短倾向。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直接、更深刻、更复杂（《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的不平衡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陈其人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了变形，即周期缩短、持续时间短、起落较小。原因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化了爆发普遍危机的矛盾，抑制了普遍危机暂时调节生产与消费矛盾的作用，降低了固定资本更新作为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的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变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

90年代，上海学者对经典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更是全面开花。一方面，资本、价值、商品等范畴仍是关注的重点。胡代光实事求是、全面深刻地评述了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转型理论、贫困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危机理论等内容（《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陈敏之指出，孙冶方同志对“商品”的论述有矛盾之处，认为商品应当和社会分工相联系（《向冶方同志学习;发展商品经济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李家镐论述了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相关观点，以此对部分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并澄清了许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误解（《张闻天同志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蒋学模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他认为，资本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共有范畴,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科学论断，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讨论国家政策的文献。鞠立新探讨了列宁的晚期思想。作者指出，列宁晚期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倡导行政手段与经济政策结合，面向市场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其思想的重大转变（《论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思想的重大转变》，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赵晓雷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失误在于在人均收入极低的条件下推行高积累、追求高增长,以及在没有保证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高速增长（《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经济学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夏禹龙认为，国家在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发展战略的同时，应从各方面，特别是物质上，对贫困地区给予有力的支持（《邓小平同志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思想探讨》，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此外，谈敏指出，几乎所有重要的重农主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中国思想的印记（《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胡寄窗也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有重要影响,是现代经济学说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应与古希腊、古罗马分享荣誉（《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洲源>》，经济研究1992年第9期）。

进入新世纪，部分研究回归到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等理论。例如，谈敏从四个阶段系统论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三、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社会体制也进入变革期，增长与改革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门，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研究并重的特点。

80年代，上海学者关于体制的研究与讨论还较为保守，多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集体经济、国家职能等方面。吴贤忠、陈伯庚反驳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不起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将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或其他主观因素造成的投资不当，归咎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从而否定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不起作用吗?—与朱家祯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80年第7期）。章恒忠则指出，要保证集体经济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以及商品等价交换权,逐步缩小剪刀差（《试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集体经济中的作用和形式》，经济研究1981年第5期）。

王爱珠深入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几个问题。作者认为，政企职责分开,可以集中力量从全局上,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正确发挥国家机关管理经济的职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蒋学模指出，不论是绝对贫穷化还是相对贫穷化,都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和当前实际开展研究。“所有者缺位”的出路在于深化经济休制改革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增加各层次的受委托者与授权者之间的关系透明度《评“所有者缺位”论——兼评全民企业股份化》，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杨宜树重新审视了劳动力商品的成因。作者认为，全民企业职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正是按劳分配必然的表现形式,两者具有同一性（《劳动力商品成因的重新发现》，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张军则讨论了制度创新的问题。他认为，由政府或国家代表和体现的公有制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佳的。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含义，并提出了一种更好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企业制度假说（《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个假说》，经济研究1989年第8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90年代，上海学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关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

经济改革方面。袁恩桢、顾光青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要健康发展，需走出片面市场化倾向、片面的经济刺激导向、片面的生产力导向，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等误区（《关于经济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91年第2期）。蒋学模认为，在宏观管理上, 中国经济改革计划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微观管理上则要深化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和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张军则指出，经济改革只有不断消除计划体制的经济扭曲才算走向了成功。扭曲的消除，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自购”过程买回计划任务。（《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华民、杨桓兴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最终决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无法以TFP比例的绝对值为标准将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关于中国的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周振华认为，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包括改革目标动态化、改革选择弹性化和制度交易不完全合同化（《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所有制研究方面。朱东平论述了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他认为，混合所有制且私有企业两权未分离形态所能带来的社会剩余,无条件地大于完全的私有制（《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华民则从主体结构、产权结构、决策结构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指出重返自由市场经济是非现实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冯金华指出，应在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贯彻“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科学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企业改革方面。周振华讨论了关于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发展的认识偏差，他认为要使非国营经济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依托，即减轻税赋的经济依托、劳动力流动的就业依托、改组的市场依托（《国营企业改革与非国营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徐宝庆探讨了经济货币化关系下的国有资产产权营运模式。作者认为，从经济运行机制的目标模式看,债权运动条件下的国有资产产权理论模式比较合适（《经济货币化关系下的国有资产产权营运模式探讨》，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姜纬指出，“中层合谋”表现为企业和个人侵蚀国有资产，以及无人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作者指出，要解决股份制下委托—代理的问题,仍需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的按贡献付酬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改革与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陆铭、陈钊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再就业中心的模式，将企业对下岗职工的负担“固定化”，缩小企业内下岗人员与失业人员待遇差距，拉开企业内职工间工资差距（《就业体制转轨中的渐进改革措施——国有企业二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改进》，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韦森则认为，在生产者联合体中,有一种成员竞相偷懒的潜势（《产权非个人化条件下生产者联合体成员的劳动投入》经济科学1999年第5期）。此外，张军在本时期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具体详见微观、宏观经济学部分。

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模型，焕发了新的活力。增长与改革的研究继续深化，城乡二元结构、财政分权等问题成为热点。张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建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各种因素对改制的影响，并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杨俊一则从企业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要素变迁的影响，讨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特点（《企业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新华文摘2001年第5期）。德怀特·帕金斯、杭行认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不断增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未来10年年均增长率将在6%-8%之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与展望》，新华文摘2007年第1期）。张晖明指出，应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通过开放产业准入,深化企业改革,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治理产能过剩（《对当前“产能过剩”的剖析及治理对策》，新华文摘2010年第1期）。

城乡差距不断增大，二元结构明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本时期上海学者关注点之一。高帆讨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作者通过模型构建和经验验证，指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一个工业化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促进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的提高（《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程名望等认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就地解决”,即农村工业化、乡村小城镇化,应加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和成年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陈钊、陆铭指出，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是城乡分割政策的制度背景；城乡工资未实现均等化，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之一（《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袁志刚、解栋栋认为，协调再配置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是统筹城乡发展、开拓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动力机（《统筹城乡发展: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经济学家2010年第8期）。汪立鑫等构建了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解释模型。结果表明，政府设定的户籍门槛高低与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对本地市民征税所能达到的税率、人力资本对本地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负相关；户籍门槛与政府对当地市民福利增长的重视程度正相关；周边城市对外来劳动吸引力提高，城市政府将降低户籍门槛（《中国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解释模型:增长与民生的权衡》，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研究地方与中央政府间财政分权也是新的方向。丁菊红、邓可斌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使改革朝有利的方向前进。未来发展中，人口较多、经济较差地区分权程度提高，人口较多、经济较好地区分权程度减弱，人口较少、经济较好地区分权程度可能不变（《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李猛、沈坤荣则指出，可通过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规范地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从根本上减轻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的冲击（《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此外，关于中国发展中的现状问题，上海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提出了对策与建议。针对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左学金、胡苏云建议，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向弱势人群提供最后的保险功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洪远朋等从理论、因素、轨迹、对策等四个维度，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变化的轨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撰稿人：沈开艳、邓立丽）

第二节微观经济学

上海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企业改革的摸索，90年代主要是对市场化转型研究，2000年后，微观经济研究中实证方法广泛使用，对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分析逐渐走向深入。

一、企业改革

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遗留仍在，企业改革尚在摸索之中，企业问题自然成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80年代初期，上海关于企业改革的研究与当时的实践有更直接的联系。例如，随着当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行，统收统支变为利润留成，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1980年企业的增长率却低于1979年。朱岩和曹毅峰认为，原因在于利润留成办法在操作上存在缺陷，导致试点企业间的利润留成额不均衡。作者还以试点企业为例验证了上述假说。罗整风进一步论证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缺陷，即没有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不利于发挥企业破产制度，仍保留有环比考核企业的痕迹（《对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反思》，经济研究1986年11期）。蔡江南、符钢战、沈晗耀、林绥则通过对上海企业的调查，分析了企业劳动力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思路。他们认为，要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就要解决企业的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失衡的问题；通过企业内部消化和社会统一解决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企业劳动力总量过剩的问题；通过在就业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形成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劳动力市场，解决企业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企业劳动力面临的问题及其出路—对上海企业的调查研究报告》，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6期）。史正富分析了产业组织由独立的企业向现代公司演化的过程，涉及一系列对产权制度改革有意义的现实问题，如工商企业的自主权是否仅限于经营权，我国的财产法权所有者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法权所有者和财产实际占有者之间的关系等（《产业组织的转换与产权制度的改革》，经济研究1987年10期）。

与此同时，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国有企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企业。例如，周为尧认为，受到国家管理经营活动的个体经济符合社会主义需要，城镇个体经济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试论城镇个体经济的新特点》，经济研究1981年12期）。孙海鸣从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两方面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流向非农产业，且主要流向工业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在农村集聚形成乡镇工业的原因和乡镇工业存在的合理性（《乡村生产要素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乡镇工业的形成》，经济研究1986年9期）。

80年代中后期，企业研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目标与性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罗首初和潘振民提出，国有企业在改革前的集中管理体制以追求既定产出下要素投入极大化为目标，放松管制后则以既定劳动投入下实现劳动者收入增长为目标（《企业目标论》，经济研究1987年3期）。潘振民、罗首初和华民通过针对上述两种企业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放松管制能够使国有企业在要素利用率、生产要素配置、创新、宏观效应等方面表现较优。这为进一步改革双轨制下的控制-收益分配系统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应当减少行政干预、完善要素市场、控制企业留成比例等（《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控制—收益分配系统》，经济研究1987年7期）。陶友之、顾存伟和王捷则提供了相关的经验证据，通过对上海322个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普遍存在责、权、利相脱节的现象（《上海全民企业经营者责、权、利调查》，经济研究1988年4期）。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企业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企业改革的研究成为重点热点问题。陆德明认为，市场作为一种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是解决当时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传统行政性垄断组织已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应当撤换政府与企业间的一切主管部门，或在原有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实现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的改革，进行“条条”组织的改革和“块块”组织的改革，建立现代垄断竞争市场。但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权利与利益的矛盾、垄断与竞争的冲突（《改造产业组织建立垄断竞争市场》，经济研究1988年10期）。张军则较早从产权角度分析企业与企业改革，分析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所有制基础对企业效率和长远发展目标的影响，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含义，提出一种更好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企业制度假说，即社团制度。他认为，这是在企业财产公共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剩余索取权赋予整个成员共同体，剩余索取权和监督权合二为一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和组织、监督成本（《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个假说》，经济研究1989年8期）。

这一时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仍被大量使用，但东欧学者的经济学理论也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以新古典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开始成为一种分析工具，不再只是批判的对象。在潘振民和罗首初的著作《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及胡汝银的著作《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都强调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尽管这两本专著的书名仍包含“社会主义”一词。

90年代，由于城市的企业改革依然处于不断探索推进的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历史性负担是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冗员问题及国有企业可能的改革方向，始终是90年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国有企业的历史性负担是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冗员问题尤其受到学者的关注。

黄文灼对国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计，提出应将劳动的目标边际生产率作为判断剩余劳动的标准（《怎样估计国有企业中潜藏的剩余劳动》，经济研究1991年3期）。符钢战认为，劳动力供给的市场化趋势是必然的，由此也将带来劳动组织的变革（《论劳动供给行为市场化趋势》，经济研究1991年4期）。

胡汝银则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根源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劳动者积极性不足（《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与劳动供给行为》，经济研究1992年1期）。陆铭和陈钊借助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国有企业必须为下岗职工支付工资，且受到政府对下岗职工规模和工资差距的限制，因而降低了效率。他们提出，转轨时期要提高内部劳动力市场运作效率，逐渐实现就业体制市场化的过渡性改革（《就业体制中的渐进改革措施—国有企业二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改进》，经济研究1998年11期）。

产业组织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也开始用于分析国有企业的效率特征及其改革方向。张军提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源于政府不能退出与企业的隐性合约关系。假定国家缺乏退出，作者从博弈论角度解释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并将该理论框架扩展到对其它改革问题的思考（《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1994年9期）。张军还提出企业规模效应的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组织演变过程，是1989年以后中国国有工业大规模亏损及其亏损增长的重要原因（《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1998年6期）。

姜纬研究了在利改税、承包责任制、股份制下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人问题，发现代理人侵蚀国有财产满足个人利益总是符合个人的理性行为，而产权模糊是问题的根源。文章提出，除了企业的股份化，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发达的资本市场、高度流动的管理和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的兼并破产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11期）。费方域则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了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通过阐释内部人控制现象和问题，并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作者分析了多种防范内部人控制机制的优劣和运作条件，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治理结构还处于探索阶段（《控制内部人控制—国企改革中的治理机制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6期）。

周振华专门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共同发展的关系，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要以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依托（《国营企业改革与非国营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2年8期）。朱东平则通过双寡头古诺模型，比较了混合所有制与完全私有制下的社会剩余，认为由于政府关心整个社会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存在能起到私有企业所没有的调节作用，混合所有制下的社会福利也将更大（《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经济研究1994年5期）。华民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下，微观产业组织的政府管制和宏观经济活动、国家调节，认为在该模式下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0年代中后期，企业层面的研究也开始深入到工业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实证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例如，殷醒民利用1988-1990年中国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利润率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和资源配置效益》，经济研究1996年1期）。在另一项研究中，殷醒民发现，中国的间接融资机制和直接融资机制均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中国制造业资金主要流向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为此，他提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要以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中国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和企业融资政策导向》，经济研究1997年5期）。

2000年以后，现代经济学方法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工具，研究对象延续着现实问题的导向，企业仍是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企业绩效与效率，以及企业改革的方向。张军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利润率的变动，认为1989年以前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是整体性的，主要是大量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加剧了竞争，降低了国有部门的盈利能力。1989年以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动是结构性的，国有亏损企业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国有部门利润率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变动模式：1978—1997》，经济研究2001年3期）。袁堂军则较为系统性地分析了1999-2004年间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发现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有明显的改善，但国际竞争力与日、韩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劳动密集型行业呈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趋势（《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6期）。

在企业改革的方向上，夏纪军和张晏讨论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作者首先从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出发，理论上分析了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并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该冲突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该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公司成长速度越快，这种冲突就越强。作者也将该结论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现象，并由此提出政策建议（《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3期）。

方军雄从所有制与制度环境的角度讨论了信贷资金的配置。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的关系，并针对1996-2004年的国有工业企业和“三资”工业企业负债状况进行分析。作者发现，国有工业企业获得了更多和期限更长的贷款，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份额与国有企业贷款份额之间的差异将减少，贷款期限结构之间的差异将显著缩小（《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李科和徐龙炳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7-2007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都对公司的行业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负债对行业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对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资本结构、行业竞争与外部治理环境》，经济研究2009年6期）。

此外，在企业研究中，一些更为具体的、新的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如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安排的研究（《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年2期），贺小刚和李新春对企业家才能与企业成长的研究（《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5年10期），以及贺小刚和连燕玲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家族权威与企业价值：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4期）。

二、改革道路与市场化进程

短缺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个普遍特征。受东欧学者，特别是科尔奈经济理论的影响，早期对计划经济遗留的短缺现象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领域，这也成为后来对改革道路与向市场化的转型研究的一个起点。胡汝银从理论渊源和方法论角度剖析了科尔奈的短缺理论，深化和拓展了短缺原因的研究，指出短缺的最终原因并不是需求过度，而是供给不足，是生产率低下导致的（《短缺归因论》，经济研究1987年7期）。张军从投资需求膨胀的制度根源角度研究，探讨了短缺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如何导致低效率（《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兼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决定论》，经济研究1991年12期）。

90年代，随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微观视角出发分析转型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转型路径，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哈勒根和张军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引入不同的改革起点，比较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优劣。他们发现，中国转型的成功源于逐渐降低产出计划，以及继续保持着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且市场化了的集体部门作为竞争性边界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经济研究1996年1期）。此后，哈勒根和张军通过一个博弈模型，说明改革速度由初始条件内生决定，并实证检验了改革速度、初始条件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期望寿命较高和农业人口较多的国家，以及在政治相对自由的国家，改革速度会相对更快，且初始条件和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10期）。改革与制度创新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例如，周振华探讨了改革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作者根据中国经验，从改革目标动态化、改革选择集体化和制度交易不完全合同化等方面，探讨了改革程序的设定（《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年12期）。

与此同时，转型过程中，中国也产生了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经济学者也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袁志刚在对西方失业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我国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改革过程中农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转化为了显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失业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对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的城镇建设，另一方面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国企中的隐性失业，长远的举措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结构性失业，企业和国家要多渠道加强对职工的培训；对于周期性失业，国家可以适时进行需求管理（《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9期）。宋承先在介绍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有计划的调高某些商品的价格而造成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不是由于改革前需求过多造成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并指出1988年我国的“价格闯关”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不是决策失误（《我国的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学术月刊1993年8期）。

在市场化进程推进的研究中，陆铭、陈钊和严冀认为，市场化过程中，受地方政府目标的影响，也可能出现源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区域经济分割的现象（《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2004年1期）。方军雄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改善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作者首先借鉴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并利用中国1997-2003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该结论（《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经济研究2006年5期）。夏立军和陈信元则从公司治理结构变迁的角度，讨论了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中央政府的国企改革策略则使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的政治动机（《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经济研究2007年7期）。

2000年以后，行业垄断、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对改革的总结性讨论成为研究重点。郑杰、易卫平和郁义鸿研究了电信行业的垄断现象，指出在中国垄断现象的存在往往与政府的行政力量有关，由行业垄断而导致的不平等更是广受争议（《我国电信行业的主垄断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6期）。对改革道路的总结性讨论，较为代表性的是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对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得失的研究。作者认为，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民营化。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地区间市场分割和公共服务的公平缺失等问题（《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2007年1期）。陈宪则围绕“中国模式”对美国金融危机条件下中美两国政府行为，以及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进行了总结与讨论，认为政府主导着各种发展模式的异同和发展的成败（《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

陈钊、陆铭和佐藤宏进一步考察了决定个人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他们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都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这些不表征劳动生产率特征的因素更为重要（《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2009年10期）。陈钊、万广华和陆铭则从实证上分解了构成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各种因素，发现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主要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增大（《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3期）。

三、改革的政策评价

2000年代中期前后，对改革政策评价的研究与讨论，重点是对户籍制度改革及其影响，讨论涉及了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夏纪军从人口流动性、公共收支的角度，分析了户籍制度变迁的动因，认为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导致地方政府降低对人口流入的限制。中央政府为控制此类竞争，将增加对人口流入的限制。当中央政府试图执行地区差别政策时，也会增加对人口流入的限制来阻止居民在不同地区进行“套利”（《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10期）。汪立鑫、王彬彬和黄文佳从增长与民生的权衡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提供了一种解释。作者认为，城市政府所设定的户籍门槛，与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对市民征税税率、人力资本对本地GDP贡献率、周边城市对外来劳动力吸引力等负相关，与城市政府对当地市民福利程度的重视程度正相关；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低的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自然走向是户籍门槛的不断降低直至消失，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则是户籍门槛趋于提高并逐渐稳定在较高水平（《中国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模型解释：增长与民生的权衡》，经济研究2010年11期）。陈钊和陆铭指出，如果不只是考虑城市的利益，从全社会的角度而言，户籍制度的存在既不利于城乡整体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社会和谐（《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1期）。刘晓峰、陈钊和陆铭则认为，出于对城市内部社会和谐的考虑，城市政府最终会放松户籍门槛，让外来人口平等分享城市本地的公共服务（《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世界经济2010年6期）。此外，汪汇、陈钊和陆铭关于户籍制度对信任的不利影响（《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10期）、陈斌开、陆铭和钟宁桦关于户籍制度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0年s1期），也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随着实证方法被学者广泛使用，逐渐出现对各项改革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许庆和章元分析了农村土地调整对农民长期投资激励的影响，认为土地调整对不同类型的长期投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减人减地”政策对长期投资的影响取决于该投资是否改变特定地块的土地生产效率，但“增人增地”政策却不影响增地农户的投资（《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经济研究2005年10期）。封进和李珍珍专门分析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出治疗费用、疾病特征和治疗的机会成本等因素对治疗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仅仅补偿住院费用对减轻医疗负担和灾难性医疗支出的作用十分有限，应将补偿费用扩大到门诊费才能有效抵御健康风险（《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4期）。丁维莉和章元则针对公共政策的效果，更为一般性地讨论了局部改革的复杂性，认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城市居民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从而导致群分效应，加剧社会分层（《局部改革与公共政策效果的交互性和复杂性》，经济研究2009年6期）。

四、微观理论的创新

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知名高校开始大量引进海外留学人才，“海归”们的学术成果迅速刷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的发表记录。其中，有代表性的微观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包括孙宁和杨再福从替代品与互补品的角度对均衡和不可分割性的研究（“Equilibria and indivisibilities: Gross substitutes and complements”, “Econometrica” 2006年5期）、对分散市场的双轨调整过程的研究（“A Double-Track Adjustment Process for Discrete Markets with Substitutes and Complements”, “Econometrica”2009年3期）。微观经济学应用理论研究代表性的有：陈庆池与孙永泉研究了当媒体既能影响选民投票又能影响政党政策时，媒体将如何选择其立场（“A spatial theory of news consumption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8年3期）；Greenwood, J; Sanchez,JM和王城从信息成本这一视角出发，借助企业融资的一般均衡模型对竞争性的金融中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Financ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Co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年4期）。（撰稿人：陈钊、赵婷）

第三节宏观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至2010年，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使得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征，一些经济结构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新的宏观问题和既有分析工具的冲突催生出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上海学者不仅在引入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把握宏观经济新动向和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果。

一、短缺经济、价格改革和通货膨胀

20世纪中期前后至90年代初期，上海学者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重点关注了消费品短缺和通货膨胀现象。1985年至1987年间，成果集中在分析80年代早中期的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的事实及其形成机理。代表性的贡献者有宋承先、胡寄窗、金重仁、史正富和胡汝银等。宋承先在一个静态的宏观均衡模型框架下，讨论了储蓄对通胀的作用（《关于宏观控制论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胡寄窗从物质资源约束、劳动力约束和投资基金规模等，剖析了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对投资规模问题的理论剖析》，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金重仁以费雪和庇古等人提出的货币数量公式（费雪方程式）为基础，分析了需求拉起和成本推进两类通货膨胀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成因和形成机制，并指出了通货膨胀压力对于改革不合理价格体制所造成的阻碍（《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投资膨胀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史正富从企业和政府对计划投资需求的决定、计划实施过程中投资规模的放大，以及货币在投资需求中的作用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膨胀的内在原因，并提出通过企业和政府分担社会再投资职能的方法，治理过度投资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投资膨胀与治理》，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在分析消费品短缺引起的通胀问题时，胡汝银扬弃了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短缺原因的分析，指出短缺的原因并不是需求过度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主要是由生产率低下导致的（《短缺归因论》，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90年代初期，张军进一步探讨消费品短缺原因，指出制度性的投资需求膨胀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消费品短缺的主要原因，而非需求决定论者强调的消费需求膨胀和供给决定论者所强调的低效率（《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兼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决定论》，经济研究1991年第12期）。

二、经济增长

上海学者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的视角既包括经典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也包括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和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周振华分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从消费品需求拉动转化为城市化推动（《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周振华还梳理了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判断中国将进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准集约型增长”，并指出实现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变革要求（《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张军与威廉•哈勒根(1996、1999)讨论了经济转轨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1996年的文章用主导厂商模型讨论了计划经济的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相对优势，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初期避免了像苏联一样的工业大滑坡，但也降低了新生厂商的进入速度。1999年的文章用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说明了改革速度如何受制于一国在改革时的初始条件，并用26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估计了初始条件对改革速度的作用，以及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发现是，较好的初始条件和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改革速度的作用相当大。上述思想在张军的另一著作有更详细的阐释，其中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与过渡模式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与分析（《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华民和杨恒兴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框架，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关于中国的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从2000年开始，上海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深入研究。袁志刚和何樟勇借助于宏观经济学中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讨论了最优消费和储蓄的确定机制，并得出判断宏观经济运行动态效率的黄金定律以及修正黄金定律的标准，同时借助代际交叠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自由竞争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可能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又利用黄金定律规则考察了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指出从90 年代初起中国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状态，并认为这种动态无效实际上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导致的相对资本过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陈体标在新古典理论框架内建立了中间产品技术增长率各不相同的增长模型，以此刻画经济增长的驼峰形特征，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增长率的部门差异和经济增长率的“驼峰形”变化》，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周亚虹、朱保华和刘俐含利用中国1978年至2006 年间30个省份的人均GDP数据，采用半参数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估算了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发现中国经济仍处于加速增长的发散状态；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向收敛状态过渡，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发散现象更为明显，存在经济落后地区追赶富裕地区的趋势（《中国经济收敛速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沈凌和田国强从创新的角度考虑收入差距和城市化对增长的影响，认为高收入者对优质商品有更强的支付意愿。在此假设下，他们发现，低收入者数量减少所引致的贫富差距缩小有利于创新，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则不利于创新。因此推进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贫富差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需求因素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张军、陈诗一和Jefferson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199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但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2001 年后出现了下降；对TFP 增长进一步分解发现，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TFP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除了考虑要素积累、效率提高对总量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外，上海学者在2000年之后也研究了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张军以包含配置效率改善和动态效率改善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后在80 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似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即相对于产出增长，资本形成加快了（《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陈钊则在一个动态模型框架下分析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2期）。

城乡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特别重要。在城乡结构方面，陆铭、陈钊和万广华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有负向的作用（《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在区域结构方面，许政、陈钊、陆铭引入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并研究了中国城市的地理区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越靠近两大港口（上海和香港）和国内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城市，1990-2005年期间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 -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但是，中国存在的区域间市场分割却可能损失宏观的经济增长效率。陆铭、陈钊研究了省际商品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省级政府选择分割市场的行为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但作者也指出这一行为损害了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不利于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三、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剧烈波动，引发了上海学者这一现象的关注。陈家骝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的自动稳定说、市场失灵说和内在波动说等三种主要观点，以及对应的宏观调控手段（《市场经济与稳定政策》，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石磊（1993、1994）讨论当时的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梳理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条件，并对照中国经济波动的性质，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波动并不具有典型的经济周期的特征（《市场经济与稳定政策我国经济波动的性质辩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期》，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作者还分析了1991年至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内在机理，以及以“软着陆”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一因素对短期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陈学彬则引入宏观经济分析的AD—AS（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并以此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AD—AS模拟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进入21世纪，上海学者对经济波动的研究进入新的层次。袁志刚和何樟勇以总供给、总需求的形成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为线索，在回顾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前四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特征基础上，分析了当时经济增长中通胀并不明显的内在原因（《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孙立坚和孙立行则运用研究非对称性冲击问题的实证方法，考察和比较了在经济开放过程中，东亚四国(韩国、印尼、泰国和中国)内外金融资源的相对价格——实际利差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宏观经济(产出、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波动特征（《对外开放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检验——中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案例》，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张耿、胡海鸥指出，东亚主要经济体普遍存在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现象，原因在于各经济体的经济转型；同时，作者将我国转型期以来比较剧烈的总消费波动归因于居民消费行为的转型（《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吗？》，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胡永刚、刘方在劳动不可分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基础上，引入劳动的调整成本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较好地模拟了中国就业人数变动与产量增减无关的情况，以及消费的波动剧烈的特征（《劳动调整成本、流动性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艾春荣与王成勇(2010)运用STAR（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on）模型，对我国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3季度的季度GDP增长率数据，分别建立两机制、三机制和四机制LSTAR模型,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中国经济周期阶段的非线性平滑转换》，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四、失业理论和消费理论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的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之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和失业的现象，因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学者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到了失业理论和消费理论领域。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为袁志刚（1994），以及袁志刚、宋铮（1999）的两篇论文。前者回顾了自然失业、古典失业、凯恩斯失业，以及城乡二元经济下的失业四种情形的失业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失业的原因，进而提出治理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后者从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消费理论出发，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并指出消费的增长在短期内并不会通过降低投资率，从而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反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消费增长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因（《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除了这两篇论文之外，袁志刚还系统分析了宏观经济中的各种失业问题（《失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从2002年开始，上海学者对消费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成果。袁志刚、朱国林总结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框架下，以及存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时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并通过总结实证文献的结论指出，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提高总消费水平（《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及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朱国林、范建勇和颜燕（2002）建立了一个预防性储蓄和遗赠动机随收入水平变化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收入水平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并以之分析中国的总消费水平变动。作者指出，收入分配不均是影响我国总消费不振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樊潇彦、袁志刚与万广华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风险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发现居民“收入风险”上升明显抑制了城乡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受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影响，农村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更高 ,同时其耐用品消费也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弹性”（《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李丹与其合作者检验了1979年改革前后我国跨省消费风险分担和各省跨期消费平滑行为。他们发现，我国的省际消费风险分担程度弱于美国以及OECD国家之间的风险分担；各省的消费平滑优于OECD和EU各国之间，但要弱于美国；改革之后消费风险分担和消费平滑程度都有所降低。同时，消除消费波动能够产生巨大的福利改进，稳定消费的政策是重要的（“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and Welfare: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Development，2010，38(9)）。除了对经典理论的拓展和实证研究之外，上海学者也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对消费的作用。例如陈斌开、陆铭和钟宁桦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消费的不利影响，认为户籍制度制约移民的消费是导致近年来中国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0年S1期）。

五、宏观调控政策

随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对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上海学者开始反思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内在机理。陈湛匀通过研究凯恩斯和克鲁格曼提出的“流动性陷阱”，解析了我国利率杠杆运用的有效性，并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分析了利率杠杆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局限性（《由“流动性陷阱”看我国利率杠杆的运用》，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黄赜琳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了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以此来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蔡明超、费方域和朱保华同样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为基础，研究了转移支付、政府采购和资本税率提升等宏观调控政策对劳动、投资、消费和资本累积等经济总体行为的影响（《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王城构建了一个金融合约受到有成本的状态验证和道德风险约束的信贷市场模型。该模型中，经济体的总体行为和借贷机制是同时决定的。在这一框架下，作者分析了外生变量，包括投资项目回报和贷款供给对总产出和融资渠道类型的影响（“Equilibrium Lending Mechanism and Aggregate Activ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0, 51(3)）。除了直接考察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外，这一时期上海学者还考察了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例如，汪伟研究了由计划生育所引发的中国人口急剧转变所带来的储蓄与增长效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六、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上海学者努力探索和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不断寻找新的理论工具。宋承先编写的教材系统全面地引入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容涵盖国民收入决定的静态均衡模型、货币理论与政策、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动态宏观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等方面，成为国内宏观经济学经典教材之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著作获得了第三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符钢战、史正富和金重仁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袁志刚系统地介绍了非均衡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应用中的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用非均衡方法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模型（《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袁志刚还对非均衡经济理论领域，以及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各种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胡汝银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在分析当时中国现实上的不足，强调了结构分析、供给分析和制度分析在构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供给分析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11期；《重建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撰稿人：向宽虎、陆铭）

第四节经济史学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镇之一，1978年以来，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系统研究，人物及专题经济思想研究，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搭建和方法论等领域，均有影响深远的创新性成果。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市场发育与对外贸易，工业发展与企业史，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政府财政与国民收入，以及城市经济与上海地方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经济思想史

1978年至1989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时期，一系列奠定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内容和方法体系的古代、近代通史性著作相继完成。学界公认的代表三派学术观点与方法体系的系列专著，有两派出自上海（第三派即为北京大学赵靖的系列研究。三派的主要差别在于方法论和研究体系的建构差异。赵靖主张用中国古代通用的经济术语，如土地、地租、赋税等研究并串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一是胡寄窗，作为学科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理论，探索出一整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研究体系，首次完整而系统梳理了上起先秦，下迄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解读古人思想，正是其研究的特色（《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叶世昌等人则在方法上更强调在时代特征和具体社会背景下解读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反对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框架将“古人思想现代化”。（《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83年版）。方法论的差异引发了两派学者的争鸣，陈绍闻、叶世昌等人主张，应建立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有体系，避免以现代化及西方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古人思想（《关于中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胡寄窗则认为，运用现代经济范畴编写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传统思想，还能加强传统思想中的经济学分析成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

弘扬传统经济思想方面，胡寄窗通过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和“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8）向国内以及世界输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优秀成果，力图改变“言必称希腊”的学术认知。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及比较研究方面，胡寄窗首创性地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列入世界古代的经济思想史整体范畴进行考察（《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另外，其专著《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归纳了1870年至二战的西方经济学术演进成果，获得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的优秀奖。宋承先等则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从二战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经济学说，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学派、专题和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紧密跟踪当代经济学说发展（《当代外国经济学说》，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1985年版；《当代西方经济思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方崇桂、尹伯成主编的教材《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详尽梳理了从古希腊到新制度学派和激进经济学派的全时段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及东欧地区的经济学说，内容较为丰富。

该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题及人物研究，如胡寄窗、谈敏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叶世昌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孔繁坚的《孙冶方三十年代在农村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和《三十年代关于我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一场论战》（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通史及断代史著作方面继续深化，如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叶世昌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进行了更为丰富而系统的考察。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1992年版、1992年版）论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冲击，以及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将研究内容划分归纳为四个时期和五股经济思潮，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主流经济思想的利弊成败进行了客观分析。

胡寄窗、谈敏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1997年版）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性研究延伸至当代，以建国以来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已出版著作的统计分析、重要思想争鸣及观点演变为线索，展示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成果。另外，赵晓雷撰写的《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是本时期较为优秀的著作，获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专题研究在该时期取得了突出进展。叶世昌编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1993年版）首次系统考察了中国传统货币理论的内容和发展流变，探讨了以宏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规律、影响和启示。叶世昌、施正康合著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综述了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包括对外通商、金融建设、企业制度、农业发展、建设资金等问题的市场经济思想。

马伯煌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开放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解释了上海地区如何应对客观挑战，以及集中智力、推动开发过程的历史规律，从理论上剖析了社会各界关于上海经济开发的思想主张。另外，马伯煌等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把握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有“治国策”印记的关键特征，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思想的源流与演变，以官商制度、土地制度和失衡问题作为政策思想的核心关系，研究范围涉及农田水利、赋役征税、仓储漕运、商业钱币、人口迁徙等等。

赵晓雷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将工业化视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详尽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首次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了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当前我国银行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豆建民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 1842—199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对1842至1996年期间有关公司制、公司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试图展现其间的中国特色，为当今改革提供启迪。

钟祥财在9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专题性专著。1992年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结合近代中国历史和民族企业实际情况，对民族企业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和综合性的评价。1995年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系统考察了法币政策前后的中国货币流通情况、货币基本理论、学者的探讨及政策主张等。同年的《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1995年版）将土地思想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理论，爬梳了从先秦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与土地经济相关的思想，弥补了该领域的空白。1997年的《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全面探讨了先秦至五四运动期间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思想。同年的《对上海地区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为体例，在考察基础上指出，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1919年至1949年上海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经济学家、民族企业家具有重要地位。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及比较研究方面，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科学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有重要影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大突破。胡寄窗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1年版）系统介绍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较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经济学说、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

论文方面，该时期人物研究较为突出。具体有李家镐的《张闻天同志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夏禹龙的《邓小平同志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思想探讨》（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赵晓雷的《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经济学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以及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

世纪之交，上海学者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赵晓雷认为，西方经济学说不仅在研究方法，更在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及发展趋势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理论发展的影响》，财经研究1997年第9期）。谈敏指出，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有所区别，应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与中国传统思想，但不应拒绝汲取舶来经济学中的合理要素（《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夏业良、王欣则树立了我国不同时段优秀经济研究成果的关注主题、研究范式、技术规范与代表人物等（《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对<经济研究>刊载文章的统计分析与简略评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专题史领域出现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延续并修订了1986年出版的《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将研究时限延伸至解放战争阶段，并在史料与理论分析上有所加强。钟祥财系统归纳了中国从古代连续到当代的收入分配思想体系（《中国收入分配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王昉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以产权为核心的思想特征及制度演变，对中国古代土地进行了梳理和提炼（《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制度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程霖、王昉、张薇的《中国近代开发西部的思想与政策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是第一部梳理我国西部开发经济思想及政策的研究专著，内容贯穿晚清、民国初期与民国政府时期三阶段，涵盖西北开发和西南开发。谈敏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国内外大量一手资料，结合具体历史环境及思想背景，创新、系统地研究了1896—1916年间马克思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源流、路径、形式、内涵与特征等，并对相关代表人物、著述给予了独到而充分的评价。郭旸针对具有中国社会传统特色的水运系统，围绕其服务于中央政权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在使用和运营中的市场性特征，解读了中国古代水运制度思想（《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悖离与融合：中国古代水运制度思想的经济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断代史方面，赵晓雷全面整理分析了新中国50年和60年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发展线索、时代特征、研究方法和理论成就等（《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1949—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钟祥财按照目标导向、学理范式、体制构想、产业发展、企业治理和收入分配的体例划分，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百年回顾（《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东方中心出版社2006年版）。

中外经济思想研究方面，李超民通过翔实的史料与多方论证，首次揭示了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常平仓思想，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发展和制度建立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和卓越贡献（《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亨利·A·华莱士新政农业政策的经济思想史考察 1933—1938》，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该时期还有一批优秀的经济思想史教材问世。包括：马涛编著的《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叶世昌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赵晓雷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尹伯成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市场经济的视角，重点叙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后的内容，特别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新思想和动向。在此基础上，尹伯成编著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简明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更为简明地阐述西方经济学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

该时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深入探讨。钟祥财的一系列成果，突破以往研究大多侧重于人物、专题的思想内容整理式研究，以长时间跨度的视角，对思想流变、哲学理路、内在逻辑、方法论等经济层面的分析进行了强化（《论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大同”思想的历史维度》，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4期；《中国古代贫富差别思想述评》，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马涛、宋丹专注于考察我国特有的货币理论范畴，包括子母、轻重、虚实和称提等，分析了形成这些范畴的经济与思维形态原因（《论中国古代货币范畴的特点》，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二是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体系的探索。赵晓雷指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界定应有范式框架的识别和限制，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经济学理论研究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要求（《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程霖、毕艳峰则细致梳理了近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演变、代表人物与成果、主要成就、特点及不足等（《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财经研究2008年第10期）。

三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层面的经济思想。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和王昉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分别从近代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争鸣，以及国外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运用角度出发，考察了近代经济学术在方法论层面的发展和突破。

其四是对外国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韦森阐述了制度的含义、产生原因及其在市场中的作用，并对当今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三大流派开展了理论评述（《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评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此外，韦森还在西方有关货币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基础上，从货币总量和实体经济总量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反思了货币的本质（《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二、经济史

1978年至80年代末，上海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主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性质、特点等。徐新吾考辨了1833年广东佛山织造业的史料，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则史料的辨误》，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随后，他对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社会分工、商人资本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还比较研究了中日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特点（《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在此基础上，徐新吾、韦特孚分析对比了中日缫丝业中在两国“开关”前后的情况（《中日两国缫丝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通过与西欧的比较，胡寄窗探讨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及其瓦解过程（《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1年第6期）。丁日初、沈祖炜提出，早期中国资本主义，包括晚清洋务企业和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经办的企业，都是民族资本主义（《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姜铎认为，洋务企业的性质应属于早期官僚资本主义（《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徐雪筠等人通过五期《海关十年报告》反映了1882—1931年间同海关业务有关的贸易、关税、工业、农业、政治、财政金融等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所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黄逸峰、姜铎对洋务运动、旧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问题和资料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徐新吾分析了中国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凝固性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关于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凝固性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他还探讨了中国近代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及其特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商品经济与市场发育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徐新吾系统研究了明清至近代的缫丝、丝绸与丝织业，以及江南土布业的兴衰过程（《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徐鼎新、钱小明则阐述了上海总商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忠民指出，“小生产—大流通”的并存构成了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模式及特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小生产—大流通”—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郭庠林、张立英从诸多侧面考察了近代中国市场的发育过程（《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同时，系统研究了1840—1936年间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杜恂诚论述了北洋时期的新式银行在推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曹均伟等则考察了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事实和演变过程（《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经1991年版；《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上海学术界历来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工业政策、工业资本积累等问题比较关注。1990年以来，关于近代企业与企业制度的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杜恂诚以民族工业为核心，全面论述了1840—1937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徐鼎新^[23]则独辟蹊径地研究了科技在近代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李一翔全面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工业化等方面的关系（《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沈祖炜则概述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并着重分析了各项法律、规章对企业制度和企业发展的影响（《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金融、财政与国民收入方面，吴景平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金融中心的四次区域变迁（《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杜恂诚则阐述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周育民系统考察了晚清时期的政府财政及其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对中国绅士的收入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估算和研究近代国民收入和GDP的基础。该研究最初在国外发表，1991年国内翻译出版（《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侧重金融领域的研究是上海经济史学21世纪以来的突出特征。李一翔研究了近代钱庄与新式银行合作与替代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陈曾年通过对上海钱庄、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金融势力的考察，展现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张徐乐则探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道路及转型原因（《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1949—19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一翔通过研究银行、钱庄、银行家等，探讨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转型（《近代中国金融业的转型与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时期出版的《中国金融通史》，上海学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叶世昌、杜恂诚、洪葭管分别撰写了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和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

金融制度方面，杜恂诚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探讨了1927年至1935年前后中国信用制度的发展及特点，系统研究了中国近代金融制度、中外金融制度的变迁特征，阐述了近代上海钱业公会、钱业的行业规范和钱业习惯法的形成及其对钱业市场的保障作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信用制度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上海学者围绕近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和标金市场，以及上海金融市场上发生的历次金融风潮等均有丰硕成果。朱荫贵分析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特点及其难以正常发展的原因（《试论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宋佩玉则探讨了对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对上海外汇市场状况、作用，以及外汇统制政策与效（《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万立明系统研究了1933—1951年间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组织和制度变迁（《上海票据交换所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此外，吴景平全面考察了近代上海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及其与政府的相关关系（《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研究 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贺水金则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与金融的融合过程，货币改革、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建国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等问题（《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工业发展与企业史也向更深层次的迈进。张忠民详细论述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迁的社会环境、公司制度变迁与演进的过程等内容（《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朱荫贵探讨了近代股份制企业资本组织、运行方式的发展演变状况和脉络，以及资金运行中的本土化特点。张忠民、朱婷则系统研究了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荫贵考察了近代航运业，特别是轮船招商局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忠民、陆兴龙、李一翔的著作则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市场发育方面，樊卫国考察剖析了1870—1941间上海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历史过程（《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樊树志则对江南市镇发展过程、分布、结构、网络，专业化市镇的形成，以及市场运行机制做了系统研究（《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政府财政与国民收入方面，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也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程念祺从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变革等角度探讨了财政、赋税制度及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刘逖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除了以上有一定侧重的研究，2005年朱伯康、施正康出版了通史性著作《中国经济史》（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是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基础上，进一步增补修改而成，考察跨越了从新、旧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发展全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论为前提，不仅理清了各个时期重要的经济事实、制度等，更力求把握并提炼中国经济发展在全时段和具体时期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撰稿人：程霖、燕红忠、张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