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等联合举办“变局时代的世界认知更新：关注全球治理中的边缘地带”圆桌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外交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线上方式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议共包括“关注全球治理中的‘边缘’” “‘第三世界’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重思关于‘世界’的知识生产”“当代全球秩序变革及其历史逻辑”四个部分。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聚焦于“‘单边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的立场对调”这一主题，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过去的经验无法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尤其是传统上推动“全球主义”的西方大国转换立场，引发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反而是中国始终在强调国际化和全球主义。因此对中国来说，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文明形态”的同时，最需要应对的乃是理论上的挑战，即如何对合乎世界新发展规律的指导性理论进行重新设定、梳理和阐释。而当且仅当，则是全球格局与规则发生变化后，个体和国家该如何做出相应的调整并有所作为。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从“边缘”“人类发展”和“美好世界秩序”三方面展开论述。陈恒教授认为，世界上本没有“中心”与“边缘”，只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且它们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所谓“边缘”是某种“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产物。人类在发展中出现了“中心-边缘”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对“发展”的理解应该是多样的和变化的。因此中国对“美好世界秩序”的构想方案不应是对全球治理的设计，不应是欧美的替代方案，它应是一种新的探索，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俞金尧研究员重点关注“边缘”的概念问题。他指出，“边缘”是一个空间概念，是由存在物的主体或中心来界定的。现代世界由多极、多层、多样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族群实体构成，中心和边缘因而都以复数的形式存在。“权力”成为界定“边缘”与“中心”的最重要依据，“权力”所在就是“中心”所在，被“权力”支配者就是边缘。但“边缘”与“中心”是相对的，其地位是流动的。而且由于“权力”的不同类型，世界存在多个“中心”。当今世界处在大变局之中，为中国提供了成为中心的机会，中国应该努力成为“中心”之一，这与我们一直倡导的世界多极化、多样化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孟钟捷教授围绕“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世界历史知识生产：常态与变革”展开阐释。中学历史教科书作为面向大众的历史知识生产的重要媒介，受到教育规律、知识传输和认同建构三方面重要因素的影响。核心问题是“边缘地带”是否、如何、为何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合理的历史书写又应是怎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于“边缘地带”有自我中心、进步论中心、国际格局中心等三种常见呈现模式，“边缘”在其中体现出不确定性、停滞性和依附性的特征。未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仅应当在编写上转向以人类命运发展的共性问题为中心，以时间的不确定性来谈论边缘地带出现的概率问题，以表现形式的二重叠加性来发现作为边缘和中心的共在态，更应从提高历史核心素养出发，孕育新一代人认识“边缘地带”的历史性和流动性，分析其相对性、结构性，并思考改变“边缘”和“中心-边缘”之间不平等不公正关系的路径与方法。

    与会学者以全球秩序中的中心-边缘体系为核心，以第三世界为主要关注点，通过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不同理论视角，围绕世界体系中边缘的特征与相对性、世界历史中的非西方经验、中国崛起的世界知识保障、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互动、全球秩序变革及其历史逻辑、人类发展与美好世界秩序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相关研讨成果后续将以不同形式呈现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和相关媒体中。

供稿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编辑 ▏许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