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由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共同主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高峰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共40余位专家学者，共论鲁迅传统与鲁迅精神在中国与世界维度上的当代现实意义，上海社联、东方青年学社代表出席论坛。

    论坛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致欢迎辞，上海社联专职副主席、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常务副理事长刘世军致辞，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陈思和教授作主旨演讲。论坛共由四场圆桌会议，以及按既定议程发言后的自由圆桌讨论组成。

    百年前风云激变的岁月，造就了大批激进的新文化干将，鲁迅便是其中之一，然而他又是矛盾而特殊的。在历史纵向上，他的思想行为无法脱离历史洪流，但在社会横向上，他却又时刻与主流力量逆流而行；他倡导民族自强与立人，又融合在国际文化思想之中。如此与大时代纠葛、又绝然独立的个体，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陈引驰在致辞中认为，鲁迅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段定位中，是痛苦而纠结的一代人之缩影，时代的巨变和社会的裂变让鲁迅们夹在中国本土经验和西风东渐中，特别痛苦地不断找寻自身的方向和定位。刘世军在致辞中认为鲁迅传统即中国人对待文化应该持有的根本态度和立场，就是文化包容和自主自信，以此切入现时代的文化思想要害。陈思和则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鲁迅是一个在动荡时代中产生的独立个体，其超然卓绝的极端独立性，成就了他始终抗拒主流的战斗精神。

    本次论坛的关键词可谓由“拿来主义”、“文化主体性”和“鲁迅传统”构成。经过一轮轮历史演绎，鲁迅被高度抽象化和极度简化为爱国主义者的符号，本次论坛首先以开阔的全球化视野，谈论在知识和意识共同体中的鲁迅及其拿来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以及相互主体性思想，追其本源，皆是立于国际视野和精神之中。后世在探讨所继承的鲁迅思想遗产之时，偏重突出鲁迅充满民族魂魄的爱国主义者，对鲁迅的国际主义精神研究却寥寥。然而，在当今如此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并不是朽去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京华研究员进行了“后期鲁迅的国际主义”发言，以日本学者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为开篇，透过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先走近、后相离的文学与革命观点，指出长堀祐造开掘1928年以后的鲁迅基于阶级论的国际主义精神。正与本次论坛主题“拿来主义”相契合，鲁迅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世界主义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国际主义构成的关系，与今日概念和内涵之别，关乎我们能不能读懂真正的鲁迅，极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在“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意义”发言中认为，近现代东亚地区思想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当非鲁迅莫属，而能够超越国家政体、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主导意识就是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高远东从鲁迅所崇墨家兼爱联系到其立人思想，正是鲁迅相互主体性的双向思维模式。对于今人的意义则在于深入理解鲁迅相互立人的精神构造，在此基础上构建当代民主思想基础，探索世界维度上的“知识—价值—命运共同体”的进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谭桂林教授提出“用世界眼光讲述中国故事”，鲁迅对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变革有一种非常敏锐的自觉意识，他依然如同在五四时代一样以整体性的世界意识来讲述中国故事、分析中国事件，他超越政治立场的开阔胸襟值得尊敬。

    鲁迅是特立独行的一个思想侠客，然而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世界视野并非属于个体思想的，而是与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世界格局紧密相连所产生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段怀清副教授在“时代感与世界性：早期鲁迅的‘出发点’与‘焦虑’”发言中，将历史人物放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交织之上，指出鲁迅非常在意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建构一个属于当时的时代、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的个人身份。与胡适的个人思想困境和思想选择创作相对比，鲁迅则在更大的时代感和世界性的语境中建构个人思想叙述，他的国际性和世界性思想在此得以彰显。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郑家建教授以“鲁迅精神世界与俄罗斯传统再反思”为题，指出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相遇之后，存在漫长的选择、融合、对话、内化等历程，发出两者之间何以存在如此之多的典型缺失和遮蔽，这种遮蔽和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当时的语境，以及鲁迅自身内心的精神气质又存在何种联系，他在吸收外来文化资源过程采取何种接受姿态，都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的命题。同济大学文学院张文江教授则把对鲁迅的理解和认知推上了历史纵深的高度，其“一个古典研究者眼中的鲁迅”的发言，将清末民初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成就鲁迅的历史事件纵向串联，置身更加源远的历史长河中，看待处于每一个社会历史横断面中的鲁迅思想和精神。

    当鲁迅的左翼立场为世人所熟知，革命战士和“孺子牛”形象深入人心之时，其纯粹的学术成就却被政治思想锋芒所掩盖。其实，在鲁迅思想遗产的代际继承过程中，存在显性和隐形两条并行线。显而易见的是，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是从左翼思潮和文学批评层面上进行延伸和阐释，但只有徐梵澄是从学术层面回归鲁迅早年的原点，这一脉虽为世人所知甚少，却异常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发表“鲁迅•徐梵澄：现代孔学一系”发言，指出徐梵澄是鲁迅学生中唯一延续了精神哲学工作的人，在他古奥飘逸的古印度等译著中，我们得以看到鲁迅从辞章到域外文化对徐梵澄的深邃影响。复旦大学中文系栾梅健教授以“鲁迅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复杂性”为题，指出鲁迅的文学观点不应该只是教条式宣扬的启蒙性、改造国民性等特性，通过对鲁迅研究小说史著作发现，鲁迅的文学观点还有重要的一面，即审美的、艺术的、非功利、非教化的，甚至是游戏式的特性，或许这才是学问本真。

    即便在文学作品中的鲁迅思想，也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随着巨变的历史进程，难以一概而论。左翼文化是鲁迅的鲜明立场标志，但其实鲁迅思想方向却时不时与世界文化潮流背道而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杨扬教授在“党治与现代文学的应对：鲁迅1930年代对国民党的批判”中如是阐释，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从非党治时代一跃进入党治时代，因此他与这样的时代与变迁始终存在一种紧张感，对鲁迅的思想创作研究无法仅从个体角度去理解，必在党治文化的社会大背景和特殊语境才能得以进行。鲁迅是复杂的，是“两面”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刘志荣副教授谈论“鲁迅传统的两面”，指出鲁迅身上存在思想面向和学术哲人面向，体现在他诗人与哲人、文学家与政治家等同时附身交织的特性。

    对于当代乡村书写和文学创作，鲁迅的先在既给予当代乡土观察者和文学创造者丰厚的思想视角指导，但后人却在鲁迅先锋的思想之中难以跳脱。在现当代文学创作层面上，鲁迅传统在“文革”之后被提炼出反抗性质的思想武器，曾经有某些当代小说家认为鲁迅作为历史一页早已翻篇，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发表“鲁迅：当代小说家的思想资源”发言，提出久经磨练、金光内敛的鲁迅传统在张承志、莫言、余华、王朔、贾平凹等当代小说家群体中不仅是存在的，甚至影响深远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鸿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自身在写作乡村文本时，为无意中模仿鲁迅那种遥远而略带悲悯的笔端而惶恐，更认为重现百年前的鲁迅乡土村庄观念、无法超越鲁迅思想的原地踏步是一种危险。鲁迅已经深入思想者的心底，然而我们不能重复阐述鲁迅眼中的乡村世界，而应该沿着他的塑造实践，发现当下乃至未来的世界看法。

    鲁迅出于乡土中国，晚年生活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中间经历无数奔波辗转。乡村与都市的鲜明对比，以及鲁迅复杂的个人经历，使其对都市文化批判尤为深刻。复旦大学中文系倪伟副教授在“鲁迅对都市文化的观察与批判”发言中指出，上海是鲁迅最后选择生活的城市，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生活经验对其思考和写作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以鲁迅对都市媒体文化生产机制批判为例，站在抽离出当时历史语境的今日，其犀利深刻来自于片面性，然而鲁迅所批判的商业性与启蒙性并非简单对立关系，启蒙思想事业与出版商业运作存在复杂的勾连。

    在思想遗产资源的继承和运用方面，鲁迅曾经对中国和世界发出的震荡之声，对当今时代产生影响的深远程度，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争鸣。鲁迅思想传统极其复杂，理解、利用一直贯穿于不同的先后历史阶段。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教授提出“不断被改写的鲁迅传统”，并指出尤其在“文革”发生以后，鲁迅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被扩大传播，甚至影响到当代思想文化史阐释。南京大学文学院吴俊教授发表“再论鲁迅思想资源的当下性”发言，认为当下思想界和学术界对鲁迅思想存在媒体边缘化和学院过度阐释化现象。在新媒体盛行的网络时代，鲁迅思想能否为现实社会转化出新的实际价值，是一个值得深思甚至怀疑的问题。

    诞生于中国传统士文化逐渐没落的时代，在新旧中西文化更迭撞击之中，鲁迅对于中国传统中的“士”具有深刻的理解和犀利的批判。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全之教授分析了“鲁迅‘志士之祸’的内涵及现实意义”，鲁迅对“成祸”志士分为枉行者和枉祸者，这两种空有形式的虚假救国者皆是其所批判的，他针对此提出“白心”一说，强调行动的动机和手段的纯洁性，这种道德“洁癖”或许注定了鲁迅孤独的命运，正如历史不断重演的扰乱时代依然充斥高谈阔论的志士，鲁迅所批判“志士”群体在现世依然活跃值得反思，他的“白心”之说依然值得借鉴。与张全之分析“志士之祸”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金理副教授则解析了“鲁迅眼中的‘伪士’”，通过若干组对应关系，揭示了“伪士”的特殊性面貌，指出鲁迅之所以揭穿“伪士”，是因为此类人的言行多依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让我们更加感到“白心”之可贵。

    研究鲁迅需要思想厚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详实的史实考证和量化研究则提供别样的新鲜视角。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以史料和朱正先生《鲁迅的人际关系》等新近成果揭秘了“鲁迅与几个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私谊”，从历史侧面勾勒出鲁迅在文章中怒批国民政府不抵抗，实际却与李秉中、陈仪等国民党要员等私交甚好，这展现了鲁迅颇有人情味的一面。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则对鲁迅的拿来主义主体性进行了精确的量化研究。在“《人民日报》中的鲁迅”发言中，将1949年至1976年《人民日报》所展现的鲁迅形象按时序和内容予以归类和分析，相较主流的逻辑规范研究，定量研究结果充分鲜明地说明了“十七年”和“文革”两个时段主流媒体对鲁迅的报道宣传从专门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具有说服力地表明鲁迅精神和形象是如何为时代所塑造和被阐释的。

    鲁迅不仅仅是一名高扬的思潮引领者，其论说以及后世的理解也充满了亲切的在地性，即使其批判不止的言论，即使其备受争议的后世理解，都使他活在社会和人心的每个角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怡教授长期深入研究语文基础教育，探讨“鲁迅与当代基础语文教育”，近年来鲁迅作品从基础语文教材中成批撤退，引起各界热议。鲁迅的反传统、批判性被语文教育界反复提及，甚至被简化和符号化，然而在传统文化意识逐渐复苏的时代，鲁迅作品遭遗弃是极其复杂的现象，这与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现当代文化以及鲁迅思想本身，紧密相连。

    在力透纸背的研究发言之后，论坛进入了自由圆桌讨论的环节。陈引驰、孙郁等认为在关涉社会裂变的历史大变局中，如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反省，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量非常重要。高远东指出，当今我们对鲁迅传统的思想遗产继承具有两种方式或态度：一种是作为精髓经典继承，秉持求学、求真的做学问态度，还原本真；另一种是着眼于现实，利用和开发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以此重构我们所理解的鲁迅和现实社会。前者为学术属性，后者为社会属性，两者皆可以并存，只是不应混淆。张全之亦指出，鲁迅研究应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让学术回归学术，纯粹的学理研究或许更加有趣。郜元宝借鲁迅常谈及的碎片化和整体性问题，指出当今的鲁迅思想研究亦存在碎片化误区，鲁迅智慧的经世致用确实值得认真思考，然而运用的前提基础是立足于历史语境中，努力理解原本属于鲁迅的真实思想。可见，“拿来主义”并非断章取义，否则拆碎楼台不成片段，务必回归“正道”，在真实还原的基础上深化运用鲁迅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