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学术论坛

    2014年4月10日，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杂志社、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共同举办了主题为“重绘世界政治的知识图景”的学术论坛。
    中国的成长会对未来世界政治之形态与秩序发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展开探索：首先，对西方传统与现有世界秩序的生成与演变予以重新清理；其次对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及其世界图景的变化提出深入阐述；最后，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介入其中的未来世界秩序做出前瞻性的勾勒。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致力于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并与学界同道一起开始了初步的努力。《学术月刊》杂志社一直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创性研究，充分肯定此课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决定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相关研究的发展。为了总结预备阶段的初步成果，开启后续的系列研究，两机构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的研讨交流，联合举行“重绘世界政治的知识图景”学术论坛，论坛分四个议题，通过8个发言展开研讨。
    第一个议题为“现代政治的兴起”。这一议题由周林刚和周保巍发表了两篇主题演讲，分别是：“（对）表象的统治：马基雅维里的新君主及其约束”和“创造必然、管理激情与操纵认知 ——透过福柯思考马基雅维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现代政治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两位演讲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马基雅维利作为研究对象来阐释现代政治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对于世界政治的相似认知。
    周林刚的演讲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置于现代政治的背景下，试图探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在哪些方面和角度体现出了现代性，在演讲者看来这种现代性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体现，例如基于恐怖的统治，或者是基于理性操作的统治等等，这些都能展示出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开端之初的思想家的特征。周林刚的演讲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尝试，是试图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现代性作为完成自1919年以来中国革命和发展实践的理论化问题的工具。这种尝试无疑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周保巍的演讲基于演讲者本人对于马基雅维利的一个研究解释框架的认识，这个解释框架主要聚焦在马基雅维利的一个治理术。演讲者试图从福柯这个角度，从治理这样一个角度，管理人的行为，规制人的行为来研究马基雅维利。周保巍将这种研究置于两个背景之下：第一个背景就是马基雅维利，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有一个分裂，马基雅维利本身是不是有一个分裂，贯穿马基雅维利所有的文本，包括参考同时代的作家，包括像他的好朋友，把他们的文本综合起来，文本的背后能不能有一个基础性的结构，关于现代政治，关于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基础结构，可以支撑那两个分裂；另外一个背景是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治理学说，周保巍希望把它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背景下研究，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长时段，在西方现代早期，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成长很重要的时段，从这样一个背景下，马基雅维利在何种意义上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
    第二个议题为“革命、战争与近代世界秩序”。在近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革命和战争是无法回避的两个主题。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有两位在这方面研究的青年翘楚，崇明对于法国大革命和托克维尔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有良好的学术声誉，而林国华对战争学说史的研究功力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在国内堪称罕有。在这一议题下，崇明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和暴力——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的主题演讲，尚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林国华则提交了书面发言——“‘正义战争’学说的兴衰演变”。
    崇明的演讲试图揭示托克维尔在讨论革命和帝国的时候，究竟是以什么为问题命题？讨论是什么？和大革命又是一个什么关联？崇明认为，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主要的起源就是这个制度的国家，自我摧毁的结果。社会断裂带来的社会的不稳定，造成了革命的起源；托克维尔对帝国的论述正是对前述过程的展开，对帝国的论述是对革命结局的论述；托克维尔对革命和帝国的论述核心的问题是一致的，即为什么法国会通过这样一个追求自由的革命，最终却导致了更强大的集权和专制，为什么法国人没有把握住自由，而是最终仍然走上一个专政？崇明认为，这样一个路径的追朔和研究，不仅有助于解读法国政治的发展，对于欧洲政治的发展、演变，乃至世界秩序形成的研究都是有重要有意义的。
    林国华的书面发言从“正义战争”学说切入，他意识到几乎所有战争都渴望被标识为正义的，没有哪个君主和国家会打着“不义”的旗帜开战，也没有哪个理论家敢为“不义战争”提供字面论证，即使是否定“正义战争”学说的近代“国家理由”支持者也会诉诸一种经过高度加工过了的自然正义学说为自己提出论证。这是正义战争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开战双方都会声称自己一方是正义的。所以，关于战争的研究几乎不可避免会走向对正义论的研究。正义战争学说的演变历史，西方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了。林国华试图另辟蹊径，首先包含了一个学说发展史概览，后面主体部分是解释一些相关的文史、哲学、神学等经典，所以还是在做经典解读的工作，直接作用是可以启发学术同仁从国际法角度进入西洋经典，学会用战争法、国际法、国际关系的思维和概念对相关西洋知识遗产进行塑形和提炼。具体到“正义战争”这个问题，林国华希望能够在未来把着力点放在亚洲，通过战争和战争法这一路径研究西方力量侵入后的亚洲秩序变迁及其塑造过程。当然，这些在已经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还未能展开，主要呈现的是他整体研究规划中的“学说史”部分。
    第三个议题为“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世界图景”。进入清季以来，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面，在面对业已形成的近代世界政治格局与秩序，老大帝国轰然坍塌，重新建设近代国家与融入近代世界格局成为了双重一体的任务。在这一议题下，李永晶发表了“甲午战争与日本的世界认识”的主题演讲，另一位演讲者邱立波的题目则是“从湘军到党军——中国国家建构的艰难一页”
    在李永晶看来，甲午中日战争以及日本的世界认识恰好是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的一个映射。他认为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我们一个无以回避的终极任务，我们的视角会把这个问题放到历史当中，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形成的一种健康的良性的世界的互动，对世界的认识是在后来的民族主义，和世界的关系，那种关系一直受到正向的激励，但是这种态势被腰斩恰好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作为视角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的面向，一场战争打开之后，有着完全超出当事者预料的各种各样的结果，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历史？这是李永晶论文的基本的一个出发点。李永晶认为，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近代化起点，从那时起，日本一直是处于一个两种秩序的架构当中，通过对中国的战争胜利日本证明它是一个欧洲的国家，进入这样一种秩序；但同时，日本以同样的心理认知开始面对另外一种世界，这当中有一个日本对自身文明的膨胀，发展到最后它试图扮演一个同样能够和领导东洋文化圈，对抗西洋从而转入另一种秩序架构。李永晶的演讲实际上对中国而言同样重要，今日的中国和日本乃至整个东亚都有历史包袱，这个包袱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两方面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从演讲中，我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启示，面对曾经发生过的悲惨的历史，我们需要重新构筑我们的世界观，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之法。
    邱立波认为战争和国家建构的这样一个问题，属于中国在现代情况下所遇到的问题，时间上又非常巧合，1850年到1950年，是100年的时间，但是100年的时间，有大量的历史过程，每个历史过程有每个历史过程独到的追求，这一历史过程的文明特质是中体西用，政治的主潮是各种各样的思想运动，文化精英从湘军一直到北洋军阀为止，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文明的特质是新文化运动，它的政治特质是政党在国家生活当中的核心作用。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文明精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邱立波认为这两个阶段可以涵盖中国在这100年当中的一个态势。邱立波还指出，从事军事斗争，以及组织军事斗争，决定国家性格的这样一个转变，可以把前一个过程定义为“绅军国”阶段，是士绅们建立了自己的军队，用这个军队来建成一个国家，这一阶段随着“二次北伐”的胜利而彻底结束；实际上在文明追求上，1919年就已经发生变革，就是“党军国”的阶段：党组织自己的军队建设自己的国家。而这两种“党军”建国模式的竞争与演变，实际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国家的构建模式与方向。
    第四个议题为“天下观与世界主义”。这个议题主要是讨论在中国成长背景下，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如何与世界相处，又如何自处？这一议题下，有两个主题发言，分别是许纪霖的“共享的普遍性：新天下主义论纲”，和刘擎的“超越民族性：遭遇论视野中的新世界主义”。
    许纪霖的演讲中认为，当下的中国，内外都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而产生这些危机根本原因之一就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至上的思维，面对这种思维，缺乏一种对冲机制，对冲的思维。许纪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来自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但是又可以用现代性重新解释的轴心的智慧，叫新天下主义。在演讲中，许纪霖结合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对“新天下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阐释。他认为，新天下主义需要在一个现代性里面重新建构，建构成一个和现代世界文明秩序接轨的普遍性，从而建立一套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相和谐的秩序，这个内部和外部的秩序有一个同心圆的网络，第一个网络是在我们说的中国的核心地区，就是中国的东部，黑河这条线；在第二个圈里面在边疆实现一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第三个在港澳台地区，要实现一个文明不同制度；第四个是指东亚社会成为一个地方不同的利益；而一个世界不同的文明，则是构成新天下主义的五个圈。以中国为核心考虑的五个同心圈，这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宏大的思路。
    相较于许纪霖从传统中国的理念中探寻世界主义的路径，刘擎的演讲则试图用“遭遇论”来探讨这一问题。在演讲中，刘擎试图引入一种关于文化及其变迁的社会理论，它能够更深入地解释文明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文化演变的动力，同时要求以政治经济过程的实证分析来判断文化间互动的各种结果的可能性。通过初步的理论探讨，他提出“民族精神的政治自觉”的主张，这是对民族主义封闭性的克服，是重返一度受挫的开放性，并以新的政治想象与反应方式来面对“异己的”外部。刘擎还提出在今天的时代，中国已经无法在民族性的意义上来回答“认同问题”——“在政治意义上我们是谁？我们想要成为谁？”的问题。这个答案必须在世界性的遭遇情景中去寻求，或者生成。
    除了上述演讲者，《学术月刊》、世纪出版集团的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思勉高等研究院的青年教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数十人也出席论坛并参加了讨论。
    通过此次论坛的研讨，有助于 “中国的成长对未来世界政治之形态与秩序的影响”这一复杂而宏大的命题研究的推进，4个议题，8篇演讲反映了对这一课题初步研究的成果。同时，这次论坛也开启了《学术月刊》这样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同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原创性研究，共同支持青年研究者原创性探索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