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08-02-03
2007年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深入发展的一年,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党的十七大为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对2007年的学术状况进行回顾、梳理和推介,忠实记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充分反映新时期学术研究的趋向,对于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从而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继成功举办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之后,市社联主办的《学术月刊》编辑部与《光明日报》理论部再度合作,经过读者调查、学者推荐、专家评议等多轮严格评审,评选出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并在2008年第一期《学术月刊》和2008年1月15日《光明日报》向全社会发布。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进一步深化
2007年,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热潮涌动,大型的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多达百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此为关键词的条目近千篇,百度、谷歌搜索引擎上的条目达百万多条。学术界的讨论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多学科地展开、互动与交叉,并且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专家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范畴体系、逻辑结构、本质特征,以及它的内涵、功能、目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要求,它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等重要课题,结合具体实际展开研究,涌现出众多创新成果。
2、对“生态文明”的多元解读
“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个新型文明形态,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构成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随着2007年“生态文明”首次被纳入国家未来的战略布局,以往学术界关注“生态文明”的热情再度高涨,追求生存本位的智慧表达、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体验和深层觉悟成为学者们的共同心声。学者们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将会持续成为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普遍的感受是,科学发展观对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兼顾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科技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是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理性回归;有学者指出,必须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由低质优效向高质高效转化;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增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优势,创造各种条件促使科技创新在全社会扩散,进一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4、“社会建设”概念在理论层面的拓展
随着“四位一体”战略的确定,社会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纷纷就“社会建设”问题撰写文章发表见解。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建设”理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研究及其历史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作了深刻解读,追溯了“社会建设”理论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开展了与“社会建设”有关的、涉及社会建设基础的各类民生问题的研究,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研究,以及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城乡社会管理、社会事业建设制度研究等,这些研究大多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理性思考;三是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认同、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重要概念勾连起来,探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重建等重大理论问题。
5、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与“中国马克思学”问题
2007年,“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研讨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国际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成功举办,德国、日本的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这些都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能会促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一些学者进而提出,现在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时候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马克思学”是“冷战”时期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应该坚守“历史科学”的基本研究立场,而不应该步西方“马克思学”的后尘。而赞同建立“中国马克思学”的学者则答辩说,“马克思学”是指“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并非西方意识形态的专利,苏联学者梁赞诺夫才是“马克思学”的真正奠基人,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自主创新,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
6、儒学的当代转型
面对社会结构之转变、市场经济之渗透、民主自由之诉求、精神家园之安顿,儒学究竟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当代转型,成为2007年度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分歧亦在所难免,但就实现儒学的当代转型的基本前提达成了不少共识:首先,应当认真研读和诠释儒家经典,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儒学;其次,既要反对“以西释中”,也要反对儒学原教旨主义,要融合西学,开展文明对话与交流。此外,不少学者还呼吁,儒学应面向生活,因时损益,使自身与现代社会相兼容,只有面对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儒学才能保持生命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探究儒学的普遍性与超越性,发掘儒学的普适价值。还有不少学者在探讨千年儒学沉浮的同时,指出了儒学复兴与转型的诸多困境。
7、经济学视野中的快乐和幸福
2007年,快乐、幸福指数、主观幸福感、经济发展与国民快乐以及幸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呈现出多学科研究并举的格局。中国学术界在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幸福之间的研究已经接近国际前沿水平,幸福指数研究也在包括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多个研究小组的工作下获得进展,“幸福指数”、“主观幸福感”甚至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纳入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性指标。在经济与快乐问题受到重点关注的同时,一些经济学学者对快乐的主客观性问题、快乐与艰苦奋斗以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它只能以经济为核心,而不可能以快乐为核心,可以有快乐产业的经济学,但不需要有快乐经济学;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恢复快乐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地位将为体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8、新公共管理研究的新收获
2007年,关于新公共管理的讨论再度成为政治学界、行政学界、管理学界的热点话题,学者们在此问题上有着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旨在提高政府绩效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为解决政府行政效率不高的问题提供一种方法和制度上的视野,对中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实践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强调微观组织效益的经营方法而不是国家治理的方法,不能拿来与国家管理理论相提并论,新公共管理中的企业家型政府、公共部门私有化等理念有可能导致公共领域的一些道德和价值问题,可能会削弱国家的政府职能甚至使国家能力下降。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中“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内容,摒弃它的“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的理念。总的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政府运作模式,新公共管理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学术界还在探讨和争论之中。
9、都市化进程的学术镜像
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今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因此也成为近年来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对象。2007年,相关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一是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异军突起,国内首个“都市化进程报告”正式亮相;二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成为学术热点;三是作为新型都市经济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文化产业备受学术界瞩目,城市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基础与应用研究迅速升温;四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文化都市”的提出与理论研究,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战略框架。
10、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与走向
2007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热点纷呈。一方面,学者们讨论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学科之间的融通问题。另一方面,在思想史学科内部,学者们就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多数学者认为,它不仅包括经学思想、诸子思想、宗教思想,而且也包括科技思想等;也有学者指出,还应该注意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问题。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学者们认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既关注现实问题,又立足于思想史研究,关注它与哲学学科任务的不同。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很多学者认为,应注意思想与社会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