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07-01-16
热点一：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世界研究交汇互动
入选理由： 2006年，学术界“和谐思潮”涌动，不同学科、主题各异的 “和谐”研讨会频繁召开，“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和谐”冠名的论文多达一万三千余篇，堪称本年度中国第一大学术景观。当下，“和谐社会”建设已经从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目标向着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在学术界形成“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三种思潮交汇互动之势。第一，和谐社会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并举的局面，和谐的学术涵指/意指不断拓展，主体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异质性研究渐成学术新热点。第二，“和谐文化热”与“国学热”并举，形成“国学热”与“和谐文化热”学术合流的情势。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学术合流为“和谐社会”研究提供了精神资源，进而为“复兴国学”提供了时代契机；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资源，相关问题值得深究。第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三种视界历史交汇，三种研究激荡融合。学者们指出，应该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学术主线，放到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和全球大视野中来考察研究——所谓文化大背景，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文化复兴结合起来；所谓全球大视野，就是要把社会和谐进步、国家和平发展与世界和谐共生结合起来，寻求“个人梦”、“中国梦”与“世界和谐”的统一。显然，“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崭新平台。
〔相关链接：①高静文：《社会系统论与和谐社会建构》，载《哲学研究》，2006（4）；②范建中：《建设和谐世界：不是“全球共治”，而是文明的互助与和谐——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矛盾看和谐世界的实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5）；③龚瑜：《论国际法与和谐世界》，载《现代法学》，2006（6）；④李君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培育和谐文化》，载《光明日报》，2006-07-24；⑤肖枫：《从“和平外交”到“和谐外交”》，载《当代世界》，2006（8）；⑥何萍：《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载《学术月刊》，2006（9）；⑦陆自荣：《和谐合理性：儒家文化合理性》，载《学术研究》，2006（10）；⑧丁元竹：《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其对策》，载《学术月刊》，2006（11、12）。〕
热点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回应
入选理由： 2006年，党中央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列为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就是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 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热烈回应，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性和实践性、描述性和对策性的研究与讨论。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了面对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国家宏观公共政策重心的一次调整；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公共政策议程上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农村的综合改革，增强中国农业、农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有力地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面发展。从学术界热议的问题看，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医疗制度改革、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培植新优势、培育新农民、形成新机制、塑造新风貌，将是近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目标。
〔相关链接：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载《光明日报》，2006-02-22；②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载《求是》，2006（18）；③杜青林：《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载《人民日报》，2006-04-07；④万慧进：《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制度架构》，载《理论与改革》，2006（4）；⑤霍德发、林莎：《新农村建设应从哪里突破——破解“三农”难题的路径选择及制度设计》，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4）；⑥蔡昉：《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载《新财经》，2006-05-10；⑦姜作培、陈峰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5）；⑧焦建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与政策选择》，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8）。〕
热点三：社会主义荣辱观研究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
入选理由：2006年，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所以成了各级政府、公众以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是缘于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期间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另一方面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引领。学术界通过多视角的研讨与争鸣，推进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第一，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以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主要表现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主要规范，将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相统一，由于比较注重规范的提炼和遵守，对个体内在德性就显得关注不够，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它实现了规范论与德性论的完美结合。第二，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传统道德的关系问题。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了“养民知耻”、“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从心性、修养层面深化了道德的主体精神，这也与价值多元化、个人观念张扬的时代氛围相符合。第三，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与公民道德、和谐社会、诚信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公民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可以提供正确的指导方向。第四，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方式、途径和机制问题。一些学者建议，除了加强未成年人的荣辱观教育、强化学校的荣辱观教育外，还应当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保障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施，例如可以尝试在政府部门、职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建立起荣辱观的评价体系与奖惩机制。
〔相关链接：①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载《求是》，2006（9）；②李建华：《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体层次性》，载《伦理学研究》，2006（3）；③袁振国：《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意义》，载《教育研究》，2006（4）；④余学新：《试析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统文化渊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6（4）；⑤刘建军：《先进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度内涵》，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4）；⑥袁贵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方法论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5）；⑦石国亮：《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载《当代青年研究》，2006（9）；⑧柳晓夫：《“八荣八耻”的哲学思考》，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10）。〕
热点四：物权法理论与实践互补共促
入选理由：作为调整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物权法是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准则。它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物属于谁？权利人对物享有哪些权利及他人负有怎样的义务？侵害物权要承担哪些民事责任？虽然中国《宪法》中已有“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私产入宪”原则，但要真正实现还必须依靠《物权法》这部实体法。中国《物权法》的论证、起草历经十三年，已七次审议、召开过一百多次座谈会，新修订草案将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因为此项法律事关千家万户，一条一款都涉及百姓的切身利益，而当前人们的利益诉求正趋于多元化，社会结构正处于变动期，所以，此次《物权法》的制定便成为人们眼球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不仅普通民众关心，整个法学界的学术争论也一直在持续。学者们的各抒己见推动了相关条款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坚持平等保护一切市场主体、非法财产不受保护等条款已达成共识。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举国上下合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法治中国正在大步向我们走来。
〔相关链接：①袁祥：《制定物权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载《光明日报》，2006-02-27；②蒋安杰：《物权法学界首度回应违宪质疑》，载《法制日报》，2006-02-28；③孟勤国：《物权法如何保护集体财产》，载《法学》，2006（1）；④余能斌：《我国物权立法借鉴的理性选择与反思——兼对“物权法（草案）”的回应》，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1）；⑤尹田：《物权主体论纲》，载《现代法学》，2006（2）；⑥王利明：《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之探析》，载《法学杂志 》，2006（3）；⑦吴光荣：《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相关规定》， 载《法律科学》，2006（4）；⑧邹声文、田雨：《中国物权立法充分体现宪法原则》，载《人民日报》，2006-12-26。〕
热点五：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下的社会基本保障
入选理由：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尽可能多的给国民提供均等化的服务。由于中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够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比较明显，有相当一部分群体还缺乏均等化的基本生活保障。伴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完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基本保障的均等化，就成了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之一。包括成思危、吴敬琏、高尚全、林毅夫、郑功成、魏杰在内的一大批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讨论。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已有条件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起码在财政上已可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福利体系。也有些学者指出，中国急剧的结构变化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保障问题有了特殊的历史阶段性和尖锐性，在安排经济制度来解决中国的社会基本保障问题时，要树立制度的权威性，而制度的权威性很大意义上要靠法律。另有些学者认为，在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的建立和改革中，资金来源的稳定非常重要，怎样甄别需要救济和保障的人同样重要。还有些学者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从扩大扶贫范围、保障低收入者的教育、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等方面着手，以完善社会保障。总之，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来探讨社会基本保障问题，几乎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相关链接：①高尚全：《深化改革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经济师》，2006（1）；②林毅夫：《2006年宏观经济展望和政策建议》，载《财经文摘》，2006（2）；③郑功成：《“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工作新要求》，载《中国劳动保障》，2006（4）；④赵人伟、赖德胜、魏众：《从经济转型看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载《经济学动态》，2006（4）；⑤白暴力：《缩小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载《高校理论战线》，2006（4）；⑥吴敬琏：《十一五规划与增长方式的转变》，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6（5）；⑦成思危：《建设创新型国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科技产业》，2006（7）；⑧魏杰、王韧：《结构变迁、财政转型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路径》，载《学习与实践》，2006（7）。〕
热点六：政治哲学研究呈现新气象
入选理由：在近年来持续推进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基础上，2006年的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首先，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研究继续推进，对古典政治哲学、新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随着对欧洲近代哲学政治主题意识的自觉，相应的欧洲近代哲学研究也开始走出狭义的认识论研究模式；二是对众多人物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学科，而是集中于问题及其思想（史）意义。其次，政治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这些问题包括正义（社会正义、民族正义、生态正义等）、公平、自由、民主、宪政、治理（涉及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政府治理、公司治理等）、认同、族性、宽容、团结等多个问题域；特别是由于切入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及其对相应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有力地推进了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哲学成为2006年度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点领域。国内较有影响的“马克思哲学论坛”把2006年的主题确定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一些重要的刊物也刊载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与此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译介与研究在2006年也呈明显加强之势。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将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相关链接：①欧阳英：《走近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②罗骞：《“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1）；③赵汀阳：《哲学的政治学转向》，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④吴晓明、王南湜、李德顺、侯才：《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笔谈），载《河北学刊》，2006（5）；⑤陈家琪：《如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培根与笛卡尔》，载《同济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⑥陈晏清、郁建兴、衣俊卿、孙正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6）；⑦邹诗鹏：《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载《学术月刊》，2006（12）。〕
热点七：城市空间与区位理论研究之拓展
入选理由：近年来，中国城市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开发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机制和新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空间与区位理论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2006年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一些学者指出，当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地区经济利益格局仍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优化市域经济空间结构。也有学者提出了“区域板块”概念，认为“区域板块”的形成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即一两个国际意义和以国家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类似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悠久的开发历史、依托发达的交通网络与信息等。还有学者将区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城市化理论纳入增长极范式，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增长极合成模型。从发展趋势看，城市空间与区位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产业集聚等问题的认识。
〔相关链接：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和改革措施》，载《学习与研究》，2006（4）；② 姚士谋、王成新：《区域“板块”形成演变规律及其动力源探究》，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2）；③包亚明：《消费文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载《学术月刊》，2006（5）；④刘朝明、蹇明：《区域增长极的理论模型及其应用创新研究》，载《经济学动态》，2006（6）；⑤胡彬：《长江流域板块结构分异的制度成因与区域空间结构的重组》，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6）；⑥ 向鹏：《市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演化与优化》，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6）；⑦ 吴德春等：《我国城市学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载《中国城市经济》，2006（7）；⑧ 白永秀，赵勇：《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及其模式选择》，载《改革》，2006（10）。〕
热点八：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
入选理由：近年来，中国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学者们逐渐发现，单纯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于是开始拓宽视野，将自然引入历史的考察范围。200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推动了2006年国内环境史研究的热烈展开，一些报刊为此专门推出了环境史与经济史研究的笔谈，或者开辟环境史研究专栏，或者将环境史研究作为本年度的重要选题之一。环境史研究虽然在2006年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它的形成应当归因于多年的学术积累。张德二等学者编撰的煌煌四巨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从编辑到出版历时二十年，成为环境史研究进一步拓展的重要史料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灾害史研究的成果也层出不穷，水、旱、鼠疫等灾害的自然机制及社会应对机制为学者所关注，成为当前环境史研究重要的起点。2006年6月，《光明日报》理论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联合召开了“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学术研讨会”。同时，近年来“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等疾病的流行，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历史上各种应对机制的是非成败，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并且，在一次次生态恐慌之后，人们开始追问，人与自然之间到底应当如何和谐相处？总之，环境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完全可以看作是总体史研究前进方向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相关链接：①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1）；②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③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载《山西大学学报》，2006（3）；④孙江：《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5）；⑤徐再荣：《环境史研究的人文取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7-20；⑥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载《学术研究》，2006（9）；⑦陈高华、赫治清、张建民、方志远：《总结历史经验 加强灾害史研究》，载《光明日报》，2006-09-25。〕
热点九：消费社会中的文学之出路
入选理由：消费社会是后工业时代的必然产物。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消费不仅主导了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同时也主宰了文化与精神的创造。当代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特征渐趋明显、形态渐趋完善的消费社会。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丰裕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准，新的消费观念和模式的兴起，闲暇和假日经济的出现，科学技术创造的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大众传媒的普及等，所有这一切对文学与传统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人的精神生存形式的文学，怎样与消费社会相契合，怎样在消费社会生存、发展的问题，于是就成为文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新世纪以来，各地陆续召开以相关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2006年达到高潮，讨论的文章有数百篇之多。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文学的精神价值、文学的主要特征、消费观念与消费社会的特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新技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经典的价值与意义、大众时代的文学批评、文学的大众化与意识形态、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以及当代中国文艺学的重建等方面。其中，文学是否会在消费社会终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问题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辩。
〔相关链接：①蒋述卓：《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载《学术研究》，2006（3）；②鲁弘：《想象中国与中国想象——中国想象与消费时代文学理论研讨会综述》，载《文艺争鸣》，2006（4）；③金丹元、王莹莹：《后现代消费语境下当代身体文化的审美观照与理性超越》，载《中州学刊》，2006（5）；④管宁：《当前中国文学的时载尚化倾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5）；⑤南帆：《底层与大众文化》，载《东南学术》，2006（5）；⑥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和命运》，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5）；⑦赖大仁：《当前文学面临的危机不容忽视——兼答管怀国的质疑》，载《学术月刊》，2006（6）；⑧车荣晓：《从“80后”写作看文学与市场的关系》，载《山东文学》，2006（6）。》
热点十：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多视角解读
入选理由：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主义问题日益凸显。2006年，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8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在烟台召开。来自历史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讨论和争辩，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作了多样性的解读。与此同时，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也推出了一批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学术文章，从而带动了其他学术媒体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学者们在厘清和重新界定民族主义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一是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传统华夷之辨在近代的演变、传统儒学资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等问题。其二是从微观层面细致描述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转型等领域的不同反映。其三是深入展开了对近代民族主义如何评价的讨论，大致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双刃剑说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这一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独特内涵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解读当今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并且还将关系到对当今乃至未来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重新评价和认识。
〔相关链接：①杨奎松：《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1）；②朱月白：《从朝代之国走向民族之国——辛亥革命与民族认同感的建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③李喜所：《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载《学术月刊》，2006（2）；④贾小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侧记》，载《近代史研究》，2006（2）；⑤李文海、耿云志、宋志民、郑大华：《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载《光明日报》，2006-03-29；⑥郭晓东：《民族主义观念的嬗变：系谱论与反系谱论》，载《民族研究》，2006（5）；⑦李翔海：《从文化认同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载《史学月刊》，2006（7）。〕
（责任编辑：常山客）
《学术月刊》编辑部 《光明日报》理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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