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邹韬奋同志诞辰120周年。为弘扬韬奋精神，纪念其在抗战时期新闻出版活动中的卓越贡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韬奋纪念馆、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余江县委宣传部于10月24日在复旦大学共同举办“韬奋与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业”学术讨论会。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周桂发、上海韬奋纪念馆常务副馆长上官消波、中共余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桂峰与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大理大学、解放日报、上海社科院、上海韬奋纪念馆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韬奋生平及其著述、韬奋与抗战、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出版业、生活书店出版物及店史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蒋含平分别以《邹韬奋创办抗日报刊的杰出贡献和当代价值》、《邹韬奋倡导的新闻报道“研究化”述评》和《阅读•表达•互动：<大众生活>“一二九运动”报道新探》作了主题演讲。

    陈挥主要讨论了韬奋的抗战思想和实践的当代价值，指出邹韬奋自1930年代初就参与抗日活动，先后创办了《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和《全民抗战》等影响力极大的报刊杂志。此外邹韬奋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和社论，影响深远，也是最全面最真实的抗战资料。邹韬奋后来被周恩来称为国统区威望最高的知识分子。1936年，刘少奇以“莫文华”为化名，给《生活日报》写了两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指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邹韬奋予以全文发表，大大扩展了民族联合阵线的影响力，韬奋反对投降，勇敢战斗在民族解放第一线。力争取国际援助，坚持国际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黄瑚指出新闻报道“研究化”，就是邹韬奋在主办《生活日报》期间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法。所谓新闻报道“研究化”，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报告新闻事件的基本事实，而且还要揭示事实的前因后果；“不独是记述各种各色的生活现象，还想做到科学地解释这些现象，求出这复杂现象的底子是什么，和它的发展线索。”新闻报道“研究化”作为一种新闻报道的新方法，韬奋在主办《生活日报》期间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创造了三种主要表现手法。一是精编；二是解释；三是配合报道。

    蒋含平试图引入的阅读史视角，与新文化史中的阅读史略有不同，并非直接讨论当时的报刊阅读活动，而是通过对《大众生活》“一二九运动”的报道和“大众信箱”读者来信的文本分析，解读报刊舆论中的阅读和报刊舆论对阅读的呈现，从而将静态的新闻纸研究，看成一个“编者编辑-读者阅读”的动态过程，丰富对邹韬奋及其报刊研究中的观察视野。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新闻报道影响着读者群体的心态变化，而读者群体的心态变化又影响着新闻报道的文本选择和文风取向，二者就是在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中相互影响，共同演绎出了《大众生活》对于“一二九运动”的持续报道。

    韬奋与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  

    南京大学刘火雄《国民性关怀与批判——邹韬奋新闻出版思想探究》一文认为，邹韬奋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其国民性关怀与批判尤为明显，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介入姿态和批判立场。他对于国民性的关怀与批判主要体现为以下议题：关注民生，介入公共事务，为大众代言；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反省，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同时揭批吏治腐败，体现媒介监督功能。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时代，面对民族存亡等现实问题，邹韬奋试图以言论报国，对整顿吏治等政治生态进行针砭，更体现出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孟晖在《论邹韬奋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思想》一文通过勾勒史实，认为韬奋先生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从事进步新闻出版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总结出抗战时期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主要有：新闻出版等文化工作重在造成正确的舆论，唤起国民团结御侮的意识、坚定国民奋斗的信念；为大众办报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且将服务精神与战斗性相结合；提倡民主政治、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制度。

    上海静安区党史研究室杨晔《论“孤岛”时期中共在上海新闻出版领域的抗战宣传工作》一文指出上海作为远东新闻出版中心，自1937年11月12日沦陷后，便受到日军严苛管控，各种报刊、出版物的抗日宣传都遭疯狂摧残和野蛮镇压。面对这一险恶情势，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刚恢复重建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充分利用“孤岛”独特政治格局促生的机遇与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新闻出版宣传重镇，与日伪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血肉淋漓”的对决战，不仅将抗日宣传的主动权、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使“抗日救亡”始终压倒各种杂音，成为唱响“孤岛”的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史上，留下了十分光灿的一页。

    上海韬奋纪念馆高明在《“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中的新闻报道》把新闻媒体对七君子事件的报道分为被捕至提起诉讼阶段、提起诉讼至开庭、庭辩至出狱三个阶段，详细介绍了各个阶段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当时，包括国共两党的机关报、民营报刊、外埠报刊、图片报道、西文媒体等等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爱国无罪”是所有媒体的共识。

    韬奋生平与著述研究：

    解放日报高级记者李文祺则讲述了《鞠躬尽瘁，奋斗不屈——记著名记者、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邹韬奋先生》的成文过程，表达了一位老新闻人对韬奋精神的理解与继承。

    以往韬奋研究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他的著述、他的新闻观和出版管理理念上，中西书局毕晓燕《翻译、评介、引导等多重角色——浅析邹韬奋进步思想在翻译出版中之体现》一文则对他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研究，认为邹韬奋不仅是一名革命文豪、大政论家、卓越的出版家、一流的记者和编辑，还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的进步思想，不但通过散文、专著、时评、工作通讯等表达，而且通过翻译作品传达给读者。

    上海艺术研究所周锡山独辟蹊径，认为邹韬奋《我的母亲》一文回忆的当年景象，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于是在《邹韬奋<我的母亲>中的社会文化意蕴略论》中结合其他文化大家的有关回忆和论述、文艺名著中的有关描写，梳理此文的丰富社会文化意蕴，分析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的婚姻状况、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妇女的教育和文化、儿童教育的成败真相、古近代官员的经济生活的一种真相：贫穷、女主人和女仆的关系七个社会文化问题。

    兰州大学李晓灵在《延安<解放日报>中的邹韬奋传播逻辑：褒扬与纪念、改写与保留》一文以延安《解放日报》做为一个典型的文本，统计出从1944年10月7日到1946年8月5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延安《解放日报》一共发表有关邹韬奋的稿件80余篇，表达了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对邹韬奋的极度彰显。延安《解放日报》用空前的规模对其进行了热情褒扬和深情追念，显示了特殊的传播策略。延安《解放日报》将表层的褒扬和纪念与深层的改化和保留结合起来，表达了政治至上、组织为本的政党传播思维。

    生活书店同人研究

    徐伯昕是邹韬奋先生编纂《生活》周刊的重要助手，同时也是生活书店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更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但是徐伯昕先生的早年身世仍有许多不甚清晰之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叶舟在《徐伯昕早年生平考》一文中利用《小留徐氏宗谱》，并对徐伯昕先生的故地进行了走访，从而对徐伯昕先生的早年生平作出一些补充和纠正。认为徐伯昕先生虽然生于乡间普通家庭，然而其成功也非偶然。近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加速了新兴家族的发展。晚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的背景下，一些有从商经验，处事相对较理性务实的中下市民群体适应时代的要求迅速崛起，进入政治文化舞台，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徐伯昕先生便是类似的典型个案，其之后在生活书店所表现出的经营和管理才华，究其原因，均可追溯至此。

    徐伯昕先生外孙女徐虹在《浅谈生活书店的核心价值观兼及践行者徐伯昕》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生活书店核心价值观——“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着重讨论了徐伯昕在经营管理中的创新内容，从而始终贯穿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核心价值观。     

    韬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在《<世纪人物>数据库韬奋传记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以<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为中心》一文中，对韬奋传记文献资料，按照传记（含自传、画传、年谱、遗嘱等）方面的文章、新闻出版的文章、抗战与解放战争方面的文章、人际交往方面文章、纪念性方面的文章进行了分类，分析了这些传记文献的学术价值，进而提出了韬奋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问题。

    韬奋纪念馆原馆长雷群明作为韬奋研究的专家，在《韬奋纪念、研究70年》中对韬奋去世后的纪念形式、韬奋研究进行了全面述评，并对今后韬奋研究的问题和前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与会学者能够在这些方面加强研究。（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