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市企业发展促进研究会、上海股份制证券研究会、上海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联合举办跨学会专题研讨会。研讨会由本会会长方名山主持，参加茶座的有常务副会长陈兆忠、秘书长唐宗洲、原副秘书长郑俊镗，上海股份制证券研究会秘书长韩华林，上海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秘书处陈志诚，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陶友之，市集体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康镛等十一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国家治理体系与企业社会责任探析。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家治理体系题中应有之义
    方名山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治理国家的一套制度体系，在内容上具有公共性，包括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参与等；在领域上具有全局性，包括良善的政府治理，高效的市场治理，和谐的社会治理；在形式上具有层次性，包括人民主体的基本制度，规范系统的具体制度，科学合理的体制，灵活多元的机制等；在关系上具有系统、协同等特性。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社会治理中，离不开作为社会公民——企业的积极参与，只有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明确企业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有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五位一体具体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企业员工提高民主管理能力和水平。可以说，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层次和三条边界
    陶友之认为，社会是企业之母，企业依靠社会而存在，离开了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企业。企业则是社会的经济细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没有企业，社会就会倒退，因此，谁也离不开谁。企业社会责任从萌芽、孕育、诞生到发展，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从18世纪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认为企业如果能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络购买他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有了发展，先由德国公司一位法学者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后由美国哈佛大学两教授提出异疑，从而使这个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爆发了大规模新的环境保护运动，对不负责的跨国公司提出激烈的批评，促使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深化。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从1995年—2004年的三次提议，使企业社会责任有了明确而完整的原则和内容，涵盖了四个方面、十项原则。按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层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三条边界：
    1、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层次——法律边界。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层次，即企业最起码、也是最基本应尽的责任，如果连这一层次的责任也尽不到，那就不配成为负责任的企业。这一层次的基本边界，即是法律边界。这一边界从本质上讲是在法律强制下执行的。
    2、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层次——道德边界。这个层次包括两个涵义，一是诚实守信。这是企业职业道德的基础部分，也是重要品德标准和其他标准的基础。二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不想吃、不想用的东西不要强制性给别人。不道德的企业最终必然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消费者的抛弃。这个边界是在社会舆论约束下执行的。
    3、企业社会责任的升华层次——奉献边界。这一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完全是企业自觉自愿的行为，只为付出，不图回报，高于法律边界，超越道德边界，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崇高追求，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升华。
    三、企业应从“经济人”向“经济人+社会人”转轨
    郑俊镗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把企业看成一个仅以营利为目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利润最大化是其追求的永恒主题，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完全那些本应由政府或社会完成的工作。早在数十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利曼就撰文指出：“企业负有一种并只有一种社会责任——遵守职业道德，在拒绝诡计和欺诈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资源从事公开的、自由的竞争而增加其利润。关注社会问题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责任。”早期主流经济学家受亚当•斯密自由经济观点的影响而提出“经济人”假设。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和自然相和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依法淘汰落后工艺和生产能力。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微观基础，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都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除了考虑营利之外还应考量自身的生态环境行为，减少直至消除自身生产经营活动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破坏、资源能源消耗，亦即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由“经济人”向“经济人+社会人”转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具体改革目标，对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要按照《决定》，尽快从“经济人”向“经济人+社会人”转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企业作为自主经营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保持高度的自律和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必须建立在企业高度自律、遵守道德的基础上，不然，危害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将会屡有发生。近日爆出的上海福禧有限公司极其不负责任的事件就是明证。二是在建设民主政治进程中，企业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依法治企，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扬民主，培育员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员工，让员工和企业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为已任，而不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三是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中，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对内以员工为本、对外以消费者为本的价值理念先进企业文化，把回报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先进文化的重要元素。四是在建设和谐社会中，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要自觉把自身建设成为和谐企业，破除你死我活的旧竞争观念，树立开展竞争与合作取得双赢、多赢的新观念，实现企业与用户、产品与市场、企业与环境的和谐，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树立诚信理念，着力塑造诚实守信的企业形象，使企业真正成为诚信的和谐企业，为建立和谐社会发挥基石作用。五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企业要着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企业作为技术的载体，技术的开发利用，或者滥用误用都与企业密不可分。因此，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中，企业必须自觉采用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技术，主动承担保护生态的社会责任。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五位一体具体改革目标，要求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加快从“经济人”转向“经济人+社会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
    四、合作集体企业可以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依托
    姚康镛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是合作集体企业的“本职”。长期以来，上海合作集体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就业，维护劳动者劳动和生存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成功的实践和非常显著的成效。例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1950年2月“二六”轰炸后，大批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仅手工业失业工人、半失业工人共达1.7万人，占全市手工业失业工人总数的47.57%，生活十分困难。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的“粉碎敌人封锁，救济失业工人”的号召，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配合市总工会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试办手工业合作社。当时，一面扶持手工业恢复生产，一面根据“重点试办、摸索前进”的方针，开始组织手工业合作社。当年先后办起了铁床车具生产合作社、第一衬衫缝纫生产合作社、第二服装缝纫生产合作社、装订生产合作社等四家全市第一批合作社。1953年起，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指导原则，从供销入手，从小到大，由低到高，以点带面，逐步实行合作化。上海手工业在此形势下，以手工业劳动者为主体，组织生产合作社。至1955年，全市手工针织、棉织、木壳、玉石雕刻等13个行业成片组建合作社。同年底，全市有444家手工业合作社（组），从业人员3.07万人，年产值6274万元。1955年底、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上海手工业于1月16日—19日共批准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个体手工业户32693家、71103人；划归手工业改造的工场手工业户1927家、15200人，4天内基本完成了全市手工业合作化改造，到年底，全市共有手工业合作社（组）1628家，从业人员11.62万人，产值3.44亿元。当时，合作社已经成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实现男女平等的有效路径。大跃进时期，上海家庭主妇走上社会参加里弄和街道生产合作社，成为地区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958年上海各区、郊县各镇街道的40万劳动妇女纷纷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有的从事里弄食堂、托儿所，有的从事人力运输，有的从事工业性加工协作和修旧利废。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都是为大工业生产配套服务的。街道工业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凭借简单的手工工具，充分利用社会废旧资源加工小商品，填补市场空白，而劳动报酬十分低廉，适合初步走上社会、一无技术、二无资金的家庭妇女的实际情况。为解决当时就业和经济发展需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合作集体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还成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敦煌牌乐器走进奥运会、世博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长江刻字股份合作企业云集了一批风格独特、造诣深厚、篆刻技艺高超的专业人才，这些专家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做出了贡献。闵行区莘庄镇建立的集体性质的“莘庄钩针编织坊”带动当地人们从事具有上海特色的钩针编织，起到了重要作用。莘庄钩针编织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外手工艺交流的奇葩，成为一张“海派文化”特点的名牌，为莘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解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合作集体企业还为社区服务、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创造就业岗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由三航局集体企业转制设立的“金色港湾”养老院，已成为国家民政部的先进民间企业和上海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集体，上海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实践证明，合作集体企业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优势和能力，国家应该大力扶持和支持合作集体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合作集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
    五、作为社会公民的企业应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唐宗洲认为，党的十八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应该尽最大努力，切实担负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加强国家社会治理提供扎实的微观基础。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等，但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企业必须实切履行。一是对员工、股东的责任。作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实现盈利，上交国家税收，为社会和人民提供需要的产品。但是，企业不能为了盈利而损害员工的利益，必须承担起对员工的责任，包括员工的薪酬、休假、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工作环境、技能培训等。同时，企业有责任向股东提供真实可靠的投资方面的信息，自觉履行契约和合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二是对消费者的责任。企业生产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被市场所接受。因此，企业一定要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质量上乘、安全舒适、品种多样的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消费者满意，切实担负起对消费者的责任。三是对债权人的责任。企业债权人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必须要切实履行所签订的符合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合约，承担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四是对环境资源的责任。我国资源贫乏，上海是一座资源缺失型城市，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定要消耗资源，排放污染，这就会给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甚至带来灾难性影响。社会不允许企业任意地浪费资源，也不允许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企业必须履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义务，切实对社会、对人类担负起责任，而这种责任应该是带有强制性的。五是对政府的责任。在现代社会，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服务机构，扮演着为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和实施社会公正的角色。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要求作为社会公民的企业，自觉按照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承担政府规定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依法干预。六是对社区的责任。企业是所在社区的组成部分，给社区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为社区提供慈善捐助等，但也可能给社区造成躁声、废气、生活环境污染等危害。而社区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的便利，使企业生产经营能够正常开展。因此，企业应该与所在社区建立融洽的关系，真正承担起对社区的责任，还社区一个安静的环境。
陈志诚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办社会”与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虽然都体现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但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企业办社会”是指在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内部办托儿所、幼稚园、中专，办医院、浴室、理发室等，使企业成为一个小社会。应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同化，国家一时还没有能力将所有的社会福利事业全部包下来，“企业办社会”分担了国家当时一部分的困难，肩负着历史重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也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时，社会福利事业逐步完善，许多原来由企业办的“后勤”功能也逐步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因此“企业办社会”应该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承担的内容不同，前者是兴办一些具体的后勤工作，而后者不仅仅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还与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生态文明、人民健康等有关直接的关系；二是承担的责任不同，前者是对企业职工负责，后者是对整个社会负责；三是受益的对象不同，前者是企业内部职工，后者是全体公民。
    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见诸于实践
    陈兆忠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有许多都是很细小的事情，但都与社会和老百姓非常直接。我认为，是否可以用“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八个字来概括。做好事包括对社会社区扶贫、捐款、帮助建希望小学等，都是属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做坏事，虽然很多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对人民的危害却很大，对消费者极不负责任。比如，有的商贩出售的商品斤两不准，买5斤水果回家称一下，少了1斤。有些药品价廉物美，如头痛粉原来只有三分钱一包，克感敏只有二角钱一盒，药效很好，但是生产企业由于没有利润甚至亏本，尽管老百姓十分欢迎，也不生产。有些行业没有行规、企业没有厂规，企业生产的产品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危害。如牛奶中检出三聚氰胺，由于当时国家没有检测标准，一些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大剂量，问题发生了，一些企业领导和当时人进行处理。有的老扳根本不讲卫生和道德，蒸馒头用塑料编织袋做垫布，做缺德事。有的私人老扳，雇用两个农民进行非法拆车，拆后的机油，切割的金属铁屑丢弃在农田里，造成土壤污染，庄稼被毁。有的企业请明星不负责任的代言广告，欺骗众广大民众。不少企业违反规定招用童工、做假账，不遵守法律法规，等等，这些都是在做坏事。所以企业必须重于实践，从细小的事情做起，多做好事，少做坏事，这样才能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
    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行为
    陶友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企业的大趋势，也是人类的大追求。然而，企业要自觉持续承担社会责任，并取得真正的效果，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思想先行。只有思想上认识了，才会自觉持久地行动。否则，就是拨一拨，动一动，不拨就不动，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只能是一句空话。二是从近做起。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既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求得更好工作生活的需要，其基本宗旨是造福于人类，因此，制定的标准一定站得高，看得远，按照“全球契约”十项基本原则的要求，作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目标。但是，我国是市场经济刚起步不久的国家，目前即要求所有的企业全部按照最高标准执行，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应该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企情为依据，制定一个可行性目标，分阶段逐步推进，才能收到实效。三是奖惩分明。要增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营造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受人尊重的氛围。激励可以多种形式，比如制定减税、设立奖励基金等，政府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优先贷款、优惠利率、优先采购，帮助其解决融资困难等优惠政策；反之，给予一定的批评和惩罚，以调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唐宗洲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内因固然起主要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外因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需要制定一些具体的甚至带有强制性的规定和措施，来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内容拟包括：一是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强制性要求企业承担一些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以此来监督、引导、规范、鼓励企业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二是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政府有关信息管理部门要建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信息库，运用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记录在案。定期将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上市公司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通过媒体进行披露，促使企业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项日常工作，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三是不断增强企业执行意识。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具体内容列入日常工作，将责任融入到企业管理之中，把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化、目标化，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企业在制定工作目标、生产制造、污染防治、废物处理、营销计划时，要将社会责任结合进去，以保证社会责任的落实。同时通过建立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机制和员工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的创造性，增强执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四是建立资源环境责任制。要建立健全环境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同时加强舆论监督，对环境违法行为加大曝光力度。建立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定期公布各有关企业的环境保护指标，及时发布污染事故信息，强化社会监督，促使企业履行资源环境保护的责任。五是建立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企业的灵魂，体现企业全体员工的精神追求和经营思想。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增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使之融入到全体员工的思想中，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从而保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不断推进。
    郑俊镗认为，企业能否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关键在于企业的掌舵人——企业家。只有让拥有企业决策权、经营权的企业家率先树立高度社会责任感并身体力行，方能造就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当代企业家，必须充分认识到新的外部环境、新的公众理念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考虑自身一举一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应该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承担社会责任管理的内在动力、融合、创新与持续改进的绩效体系，不仅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促进企业更好地持续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实施提供扎实的微观基础。（市企业发展促进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