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上海社联组织开展了“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课题研究项目申报和立项工作，得到了社联所属学术团体的积极响应。为总结、交流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发展，社联于近日召开了所属学术团体2013年学术成果交流研讨会。40余家学术团体的课题负责人参加会议，部分学术团体的代表围绕2013年学术团体研究成果和学术团体在组织开展学术活动上的探索和创新等进行了交流发言。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沈国明向与会者通报了社联近期工作的亮点和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高度肯定了学会工作的重要性，希望学术团体紧密联系改革发展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并进一步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在学会代表交流环节，上海市哲学学会高惠珠、上海科技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才管理研究会吴德葵、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施南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阙天舒、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崔裴等课题负责人围绕课题主要内容，分别以“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野的开启”、“创新驱动的文化支撑”、“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以灾难为媒介的视角”、“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为题作了课题介绍。
        高惠珠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课题的研究成果。一是“中国梦”与群众史观理论的新拓展。人们往往认为强调阶级斗争就是强调了群众史观，这一理解自然与当时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了，当然这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当革命政党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其执政的合法性必然来自对群众利益的尊重以及为群众谋利益。中国梦的理想图景中，“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梦想成真”、“人生出彩”，二者都以承认利益的存在为前提，明确地、直言不讳地把利益作为创造历史活动中主体所追求的目的。中国梦也给“个人梦”提出了明确的价值取向：与祖国和时代一起进步 。“中国梦”与“个人梦”都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的。“中国梦”及其实现路径的提出，从宏观到微观，深度拓展了对群众史观理论的理解。二是“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的新拓展。社会公正，是中国富强梦的根本前提。“中国梦”所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理论，已超越了传统的理论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梦”思想在各种关系中阐释公正、体现公正，从而使公正为“各得其所”或“得其应得”的传统理论拓展为“追求利益的均衡与合理”，这使“公正”的践行具有更大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对公正作“所得比例相同”的传统观念，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度作为当前践行社会公正是否得力的评价标准；坚持人际差异性公正与人际同一性公正、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理论具有了鲜明的当代色彩。三是“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新拓展。众所周知，在以往的理解中，人们往往对“人民”、“群众”这些概念，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理解，而“中国梦”思想所内蕴的个体与群众、个体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新的内涵：共同体并不抹杀个体，在一个由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中，共同体为个体发展创造条件，以个体成功为共同体的目标。进而言之，这一理解表明人民群众是由一个一个“现实的个人”所组成，每一个人都具有唯一性与独一无二。在强调国家之梦时，对个人之梦的承认，也就是对个人权利之承认，这与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历史时代，把共同体视为一个整体，而无视个体存在、个体权利的整体主义理解是极为不同的。
        吴德葵介绍了课题开展的缘由和创新文化的特质、功能以及发展思路。指出上海的发展定位，上海的客观现实，发展的逻辑理路，知识的特性和价值，都指向一个结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就是把创新贯穿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着力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坚持人力资源优先开发和教育优先发展，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使城市转型发展真正建立在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创新创业活力竞相迸发的基础上。目前，上海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驱动创新，需要有坚韧的文化氛围支撑转型。创新文化具有激励创新的精神内核，先进性、求新性、求真性、开放性、人文性的鲜明特质和涵养科学情怀、凝聚创新精神、营造创新氛围、导航创新活动、规范创新行为等社会功能。创新文化的内涵、特质和功能决定：创新文化不仅是创新驱动的精神动力，更是转型发展的文化支撑。发展创新文化，打造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文化支撑条件，在宏观上，要以党政领导机关为主导，构建推进创新文化发展的协调机制；以正确的舆论为导向，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以制度创新为抓手，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强化激励创新的政策导向；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形成激励创新的机制。在微观上，要以各类创新主体为重点，以价值观建设为核心，培育勇于创新的价值理念；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促进创新文化的生成、生根；以环境整治为抓手，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条件。
        施南昌引用大量的事例，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反思了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提出人生四境界，即天然质朴的自然境界，趋利避害的功利境界，成仁赴义的道德境界，放眼大局的天地境界。施南昌借此来比喻企业经营的三个境界：第一是制度，第二是道德，即企业文化，伦理的层面，第三就是天地境界。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要反思企业的三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只见制度不见人的价值。例如一个并没有违法的富士康集团产生“十三跳”，这就是只见制度不见人的价值。第二个倾向是只见市场不见社会责任。第三个倾向是只见全球化，不见民族自主。许多企业依赖于西方市场，依附于西方的品牌而生存。最后，他提出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是要实现三个统一。第一是契约原则和伦理关怀的统一。企业当中的人与人关系都有契约的一面，就是契约原则。古代的中国企业，内部管理则是伦理道德。现在要实现道德境界和制度境界的统一，这是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重要标志。第二是企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统一。企业的员工既有功能性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自主的生命意义体。我们所创立的企业制度要对功能化的逻辑采取必要的限制，不能把每一个员工都当成是一个螺丝钉、一个齿轮，还要为他的生命意义留出空间来。所以，企业制度当中一定要包含一定范围内的员工个人发展的资源系统，不能把企业的职业培训当成是员工个人发展的资源，这还是工具化的态度，非职业化的文化教育资源要有一定的配给，看上去它毫无经济效益，但它带给员工对这个企业生活精神上的认同。第三是企业效益与社会进步的统一。要让企业的每一个员工认识到这个企业在社会生活当中的重大意义，它是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企业奋斗目标中要特别强调企业在社会生活之中的意义，进而形成这个企业的精神传统，这就是企业文化建设。
        阙天舒主要从灾难外交的形成及其特征、灾难外交的作用、灾难外交的开展与运作等方面介绍了课题成果。认为危机和灾难的发生不仅影响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核心价值，也往往成为一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契机。正是对灾难的关注为人们呵护生存环境提供了驱动，也为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契机。因此，当灾难给外交提出了挑战，考验着各国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能力时，我们需要控制、解决灾难并以灾难为媒介的国家交往方式——灾难外交。可以说，作为公共外交危机反应模式的灾难外交，其作用和价值日益凸显。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体现出了与传统外交不同的四大特点：一是内涵不同于传统的外交。是一种从“工具外交”到“价值外交”转变的尝试。二是主体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发挥作用。三是在形式上不能简单的只是国家间的合作，它是国家围绕灾难进行互动的新形式，是国家参与、具有共同合作性质的灾难治理。四是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特点。灾难给各国的外交机遇在于检视免于危机（灾难）国和危机（灾难）发生国在灾难面前的行动，并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提供了良性转变的契机。国际交往方式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化发展的过程，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更高层级的国际交往形式，它的开展方式主要包括免于危机（灾难）国的施援救治和危机（灾难）发生国的危机管理。对于危机（灾难）发生国，要主张救灾外交模式，建立灾情通报机制、吁请国际援助机制、组织自救机制、信息交流互动机制，树立透明、开放、高效和负责的国家形象，如“四川汶川地震”中的中国、“911恐怖袭击”中的美国等；对于免于危机（灾难）的国家，要主张感动外交模式，建立舆论反应机制、人道主义援助机制、经验交流机制、国际倡议机制、社会网络机制，树立富有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的国家形象，如“日本特大地震”中的美国、韩国、中国等。阙天舒还介绍了危机（灾难）发生国灾难外交的启示、免于危机（灾难）国灾难外交的启示、中国灾难外交及其实践。
        崔裴主要截取了课题成果里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作了介绍。一是均衡城市化。课题从全球城市化发展视角，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进具有一种普遍趋势——均衡城市化，即产业活动和人口从向少数的集聚点集聚（集中城市化）转为向更多的集聚点集聚（均衡城市化）。以德国经验为例，可以考证出主动均衡城市化的社会经济意义。首先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德国各类中小城镇的市政设施水平与大城市差异很小，加之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环境，使小城镇拥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从而更受德国人青睐。人口流动的分散性，使得在其他发达国家因人口向大都市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城市病，并没有在德国形成积重难返的严重问题，使德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减少了许多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其次是对城市化速度的影响。通过比较英、法、美、德、日五国的城市化速度，可发现德国快速城市化令人瞩目，比发展年代接近的法、美提前约40年。再次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一表现在供求关系上是德国均衡城市化为德国国民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定居城市，实质上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供求以及各个城市房地产的替代品，大大缓解了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其二表现在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上是，与各发达国家相比，德国是住房租赁市场最发达的国家，房地产买卖市场与租赁市场之间的规模结构关系高度平衡。二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镇文化。新的城镇文化的出现，不仅是新城镇与新城镇人之间的介质，也成为了新型城镇化本身的培养基。新型的城镇化，呼唤新型的城镇文化。而新型的城镇文化也必然对新型城镇化产生重大影响。新城镇文化可能成为有别于乡村乡土文化和城市大众文化的一种新型的中间文化形态。但是城镇建设的超前与城镇文化建设的滞后，尤其是乡土文化的灭失，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潜伏的危机。新城镇文化形态中精神文化内核的三大转变包括从熟悉的既成秩序到不确定因素下的竞争、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从语言到文字的转变。建立城镇文化，不是靠城镇文化精神内核的强制性改变，而常常是通过城市文化空间的打造，“润物细无声”地形成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城镇文化。这是一个通过文化生态空间塑造潜移默化形成城镇文化的过程。因此，城镇文化生态空间，是塑造城镇文化的抓手。
        上海市高教学会谢仁业、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包志勤分别以“学会学术活动的组织创新”、“深化法治理论研究，服务上海法治建设”为题谈了开展课题研究工作的心得体会，提出在课题研究中，要发挥学术团体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组织青年学者活动，要从现实需要出发，要求他们自我选题、自我组织、自我交流，解决青年会员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学术团体发布课题要注重问题导向、战略导向、需求导向，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注重合作，广泛开展跨学科、跨学会、跨地域的研究合作，充分发挥社科类学术团体的优势。

（徐婷婷  何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