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市社联、市哲学学会、市委党校哲学部和市崇明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于4月25日在崇明举行，来自本市高校、社科院、市委党校等单位的50余名哲学工作者参加，市哲学学会会长陈章亮主持了研讨会。
        与会者研讨的内容有：（1）对金融危机成因问题的“宏观决策错误与微观评估扭曲说”、“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说”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新发展说”的评述；（2）马克思《资本论》的启示；（3）我国对金融危机认识的变化，科学发展观及其显示的辩证逻辑在克服金融危机影响的重大作用等。现将会议情况作一综述。
        一、金融危机特征与成因的分析
        有学者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肇始的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来势凶猛，这是继1929年世界范围经济危机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危机，而且目前也没有呈现见底的迹象。不过，我们不必盲目悲观，依据有两方面：一是经济危机的内在规律中蕴涵着经济运行状态一种自我修复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会得到逐渐的发挥；二是危机是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关键在于人为。有学者将当今危机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作了对比分析：一是本次危机国际社会已经组织起来，协调行动，其修复力要比1929年危机大得多；二是面对本次危机，全世界开始整合成整体力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参与修复，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发挥积极作用，而1929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局部力量；三是新科技革命是近几十年的事，1929年的危机尚没有这种因素和力量，新科技革命使人从本能化向智能化转变，把物本经济转变为意识性经济，也可称之为意识经济学，强调意识的创意。他指出：要注意研究虚拟经济、虚拟社会的本质。当今搞哲学的人，一方面要读《资本论》，另一方面还要读意识论，精神的张力非常厉害。法国学者波德里亚认为，生产型的社会已经转化为消费型的社会，身处智能化社会时代的人类有哪些新特点？这位学者不同意伦理学界的一种观点，即把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华尔街老板的伦理道德出了问题。
        有学者在发言中表示，这场金融危机是由国际化的金融寡头造成的，尤其是贸易逆差战略。金融寡头的运作手法是通过战前战后的贷款，制造泡沫，在低处“长羊毛”，在高处“剪羊毛”，大肆印钞，将危机转嫁至它国从中渔利。控制石油，就是控制各国；控制粮食，就是控制人口；控制资本和货币，就是控制世界。如果这三种控制受阻，就动用军事手段相威胁，《货币战争》、《金融帝国》等书籍对此作了阐述和揭露。经济危机对理论界的信号就在于，说明经济学的繁荣和哲学的贫乏已经出现拐点，哲学要由此积极发挥四个功能，即批判功能、综合功能、创造功能和前瞻功能。
        有学者认为，由于情况不明，对金融危机的演变趋势很难作出判断。但从直观感觉而言，即使没有国际因素，我国GDP长时期来两位数的增长也潜伏着危险，经济过热过快迟早要出问题。在当今社会，资本借贷方式和信用这两点到底怎么样，我们要客观冷静地分析。信用在互联网时代有哪些基本方式，要搞清楚，否则就要出问题。也有学者接着表示，虚拟经济在资本膨胀的情况下出现金融危机具有必然性，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敲起警钟，我们虽然理论和观念上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但经济生活及经济领域的运作并不简单。经济领域中信用问题、求真务实问题非常重要。没有信用，何谈信心。
        二、金融危机与坚持科学发展
        有学者在发言中梳理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研判的若干观点，认为，这场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而且是社会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涉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体系的种种弊端，如果就金融论金融则是一种皮相之见。这位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其研究也不可能结束，但可以作出假设，如果这场危机被界定为社会危机，那马克思的论述则更为有效。
        有学者陈述了金融危机所提供的启示：一是再一次检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证明该书是超越时代的，尤其是《资本论》的第三卷，更适合我们以此为指导来分析当前的情况，丹尼尔?贝尔就曾指出，马克思其实已经看到了精神和知识的相对性问题；二是西方那种以为自由市场制度+资本+因特网+理性化工具=理想化社会的梦想因危机的发生而告破灭。金融危机已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而科学发展观与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把一切凝聚在资本的概念上，这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紧张，而前者的根本是人民意识，充分注意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和谐。
        有学者在发言中引用列宁关于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但是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的论述，说明对于金融危机乃至不断发展中的种种社会现象的分析，不可能到经典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的结论，只能创造性地运用经典著作中的逻辑，即分析与研究的辩证思维和具体实践及事物相结合。概言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才能有效地剖析当今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问题。首先必须立足经济规律自身的研究，再研究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交互作用。要把物质动因放在首位、作为基础，再考察思想动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在研究中不能先下结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只能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的，在事实真相没有彻底搞清楚前先套上帽子，容易进入简单化、表浅化的误区。不利于我们对金融危机的细节把握，更无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教训。
        有学者在发言中谈到，金融危机向理论界提出一个问题，怎样认识并概括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我们对此并没有足够的研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倒是做了不少工作。由于理论的研究跟不上实际需要，我们要意识到挑战的严峻，由此增强理论研究的紧迫感。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并没有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与时俱进是中国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和光荣职责。面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我们首先要作出理论的回应，其次是制度的回应，而这又首先是技术的回应。从指导思想层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运用，高屋建瓴，但在操作层面尚需不断地探索。有青年学者指出，马克思的著作是从广义唯物主义转为狭义唯物主义，其实，人们往往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制度如果没有设计好，社会主义也同样会出现危机，而且一旦有危机出现，社会影响则会更大。这位学者表示，中国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中国的语境中谈论和研究。另有青年学者认为，在当今中国，要处理好几个辩证关系：一是扩大内需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尽管目前银行储蓄率已达21%，但是保障制度没有跟上，照样拉动消费难；二是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关系；三是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这一点万万不可低估。
        有学者提出，本次会议的主题尚值得推敲，不是“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而应表述为“金融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确切。我国经济学界有人热衷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公然搬出经济学帝国主义，主张用自由经济学来培训干部，可见问题之大。发展到底依靠什么？当今世界不能没有资本，也不能没有精英，但是在资本与劳动、精英与大众、强势与弱势的关系中，如果一味依靠前者，还能是社会主义吗？要化解危机、走出危机，固然需要保增长、保就业，但社会公平不能忽视，当年美国罗斯福的高明就在于田纳西工程决不仅仅是水利工程，而是把当时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给缩小了，这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有学者提出：企业永远是效率优先，而政府则永远是公平优先，各司其责，不能错位。人性总是有善有恶，政府应该设计出扬善抑恶的制度，这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