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0—11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改革2008：宏观调控与经济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大召开，来自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中银国际、香港城市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本次研讨会为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主要立足于08年开始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探讨其成因、影响、中国面临的困境以及转型道路等数个议题。
        一、金融海啸的直接冲击
        在金融海啸爆发后，经济理论界就发现传统的理论对于本次危机解释力度上的不足，尤其是宏观经济理论这一块，将在危机过程中进行比较大的变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中，动态随机最优理论和周期理论对市场有效性假设过于严格，这次危机的爆发后，宏观经济理论将重回凯恩斯时期，强调心理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基础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将会更多地走进宏观经济学的体系。
        除了对理论的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更明显。香港城市大学张仁良总结了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冲击，归纳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共同的对策；他认为香港抗危机经验可以被中国大陆所借鉴；最后他强调创新与监管的权衡必须抓好。
        二、金融海啸下中国面临的机遇
        中银国际曹远征认为世界格局的调整是必然的，中国要抓住这个机遇，未来的政策组合应该集中在以下方面：1、创造需求最重要，为打破我国的需求约束，收入政策的安排最为重要；2、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要素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非常重要；3、要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现实中已经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几大有利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曙光同样也认为本次危机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而要抓住机遇，就必须要解决好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冲突，不能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体制改革要更进一步，提高内需是现在的必要，也是长期发展的根本，特别是大国发展的根本。启动内需的关键是城市化；投资方面，要改变现在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财政分配上，要从强国向富民转变；经济环境上，要从强政府转变成强社会和强市场。
        三、政府在危机应对中的角色
        危机之下，政府应该如何作为？在理论上，各种流派对于管与不管一直存在着争议，但现实中，危机面前任何一个政府都会有所作为，只是长短期利益平衡点的选择存在差异，在这场“凯恩斯的盛宴”中，政府如何在全局和战略上进行把握，在短期缓解危机冲击，是对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和力度的一个巨大考验。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叶航指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历次的出台时机和效果来看，都误判了经济形势，忽视了政策时滞，造成了经济周期更大的波动，这次“四万亿”政策出台时机已经晚了，经济是百分之百的下行的，沿袭政府一贯的政策。叶航认为09年货币政策还要大力度的扩张，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将创历史新低，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会出台一系列的财政扩张政策，导致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政府手中，对整个投资产生严重的紧缩效应，都会在这一轮调控当中留下隐患。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聂日明主要就“四万亿”批判了本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指出“四万亿”政策重点依然集中在非民生领域，希望借助投资来保住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政策非常短视，而且无助于经济发展，由此，也可以看到政府在危机中角色的扭曲。
        全世界都在救市，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也在救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陆一着重解释了金融市场救市的本质。美国救市的本质就是挽救信用体系，技术性的、工程性层面的干预和创新必然会忽视社会性的整体风险、为社会转型埋下体制障碍。谈及中国的股市，陆一以大小非的产生和发展为例，指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解决体制中的问题来救股市，否则，股市预支的政府政治信用和社会信用将会决堤崩溃。
        四、中国社会的转型之路
        08年是中国改革30年，中国经济这30年的发展是否是一个奇迹还有待评说，而用什么指标去评价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陈宇峰指出了现行GDP增长指标的缺陷，提出了用经济竞争力来替代，具体地，将各个子指标综合构成一个模糊评价体系，用这样的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具有稳定且高水平的竞争力。通过指标分解，他认为生产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对于转型国家的长期经济绩效是至关重要的，而其中投资水平最为重要，但同时，也要积极融入国际市场的竞争之中，增强其贸易能力。
        下一个三十年又该怎么走？这就是中国转型之路要回答的。
        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认为改革30年，体制改革很不彻底，经济体制有些是分权了，但在其他方面依然是高度集权，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强化了财政中央集权，从而造成了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匹配，民间无权的情况非常严重，增值税、燃油税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依然是脆弱的。因此，根本上来看，中国未来会怎样取决于体制的分权状况。
        环境问题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因此政府环境监管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首先只有把监管的激励约束搞对，监管的成效才能显现。马英娟从分析环境管理体制与整体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逻辑关系入手，通过回顾和展望中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与改革趋势，透视中国环境管理体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举措，使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融入整个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而且凸显其特殊性、前瞻性。
        居者有其屋，是全世界的难题，余南平等主要从法律角度探讨了住房保障是否有法律保障的问题，从学理上论证其必要性，同时结合各国的情况，指出中国住房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作为。
        改革的成果有没有惠及大众？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考虑到公正对经济的反作用，追问这样的分配问题非常重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指出，改革30年，中国经济呈现的特点是：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过于偏重经济增长，忽视收入均等和公共服务；城乡分割下，城乡二元社会正在形成；中国作为传统的关系社会，权力嵌入市场，加剧社会不公。在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走向公平竞争的背景下，下一个三十年，经济增长一定要发挥来自民间的力量；继续坚持“改革”与“开放”，增加“权力”的可竞争性。
        下一轮经济增长落脚点在哪里？陆铭认为中国这一轮的经济衰退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是中长期的问题，反观现在的增长模式，要素积累的速度将会变得越来越慢，人口红利的时期很快就要结束，未来增长的依托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布局的调整将成为推动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乡间、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将推动经济增长。
        最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李步云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