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7-28日，由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师大等单位主办的“禁毒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本市举行，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主持开幕式。
        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在致词中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禁毒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是中国的毒品问题形势依然严峻，仍需要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到清末鸦片在中国流行不过一百年，鸦片烟毒泛滥成灾，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禁烟对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也特别强调了万国禁烟会议的历史意义，“100年前的禁烟会是历史解读的范本。”传教士的历史形象一直是被定格在“宣传宗教的鸦片”这一概念上，但是在禁烟方面，熊教授认为，传教士在助华禁烟、筹备国际禁烟会议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更能客观地解说传教士的历史作用。最后，他指出，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地方史研究方面，对1909年万国禁烟会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周伟航系统介绍了今年2月26日“万国禁烟会”百年纪念大会的盛况。他说，百年纪念大会通过的《上海宣言》是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同时也彰显了当今世界国际合作禁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指出尽管人们对禁毒重要性的认识较之前有较大的提高，但是与现实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毒品泛滥的严峻形势以及禁毒工作的长期性，以保证禁毒任务的圆满完成。因此，禁毒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还需要人们的共同关注。
        会议第一场报告主题为“万国禁烟会纪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朱敏彦指出，上海的吸毒人群正日益蔓延，数量越来越庞大，迄今为止，上海吸毒人数已达到了4万多人。尽管上海万国禁烟会已过百年，但是对于当今的禁毒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相关的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苏智良作了题为《全球禁毒自中国始——纪念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百年》的发言。他以一组珍贵的老照片展示了鸦片自流入中国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传教士是同鸦片一起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来华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福音”，其教规中也有规定，不允许有瘾之人入教，因此在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大大受挫，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了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因此，他们积极主动地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展开禁烟。苏教授还对中国代表中的两位要员——端方和唐国安进行了新的历史评价。他还比较完整地评价了万国禁烟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复旦大学戴鞍钢和上海师范大学周育民相继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论述。王宏斌从清末中英就禁烟问题展开谈判的视角出发，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中英禁烟条件》签订的背景、内容以及历史意义，将当时的历史细节还原；戴鞍钢以地方史的角度切入，专门探讨了清末产烟大省云南的种植及运销情况，从古论今，他指出，当今云南部分地区鸦片依然种植泛滥，这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周育民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专门研究了清代鸦片厘金税的沿革，他指出，洋药厘金始于1854年，之后烟税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的一大财源，清末达到了顶峰，可以说，1909年即烟税税收达到顶峰时实行禁烟，压力很大，但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对清廷的政府行为起了一个约束的作用，同时，他对清廷如何抵补丧失的烟税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第二场报告会主题为“上海与禁毒”。上海市档案馆马长林作了有关万国禁烟会议之后上海公共租界禁烟情况的报告。他指出会议之后随着华界禁烟的顺利结束，租界内也开始禁烟，尽管烟馆被关闭，烟土行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这便引起了传教士和侨民的强烈不满，他还特别指出，李德立便是积极主张禁烟的西方人之一。上海师范大学邵雍在题为《万国禁烟大会前的上海禁烟斗争》的报告中对万国禁烟会会址之所以选在上海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这与当时上海禁烟运动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他还对烟馆老板的籍贯问题、实行禁烟之后如何安抚相关人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彭善民、胡海英和上海档案馆张姚俊分别就清末、建国后和当代的上海禁毒问题进行阐述。
        第三场报告会主题为“近代中国的毒品与禁毒”。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在演讲中着重指出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的毒品问题源于西方资本殖民主义；二是民族自尊和生存危机交织。他指出，要彻底清除毒患，必须结束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人民当家作主人，才能实现全面禁毒。山西财经大学王金香分阶段地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进行了分析，她总结道：“年年种烟，年年禁烟，年年产烟，年年收烟，年年因禁烟而杀人，年年因种烟而获利”，国民政府的阶级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禁烟。上海师范大学苗青具体分析了近代贵州鸦片种贩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他指出，尽管贵州地处偏僻，但是罂粟在这里的种植却十分成功，罂粟的广泛种植相应地破坏了贵州农村副业和其他手工业的发展，他以赴贵州支教的亲身体会为例，指出即使在今天，贵州有些地区仍在种植罂粟，这就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最后，苏智良指出，通过这次会议上的探讨与交流，使得老、中、青三代学者齐集一堂，对于学术的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认为，禁毒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远离毒品”，不是一个空口号，要落实到实际中去。深入进行毒品史和禁毒史的研究，也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