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9日，上海市世界史学会200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年会主题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上海社科院熊月之副院长到会祝贺，并发表致辞。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建华作了学会年度工作报告，学会会长潘光作了大会报告。
        复旦大学金重远作为上海世界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见证者分两个阶段谈了他个人的一些宝贵的经历。首先，他回忆了改革开放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惨淡情景，并由此总结出两点经验：1、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被一种教条主义所束缚；2、由于那种束缚，世界史研究在那个时代缺乏交流的平台。之后，金教授谈到改革开放后我国世界史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1、开始与世界接轨，走向世界；2、开辟了诸多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领域；3、青年研究力量的培养逐步得到重视。
        华东师范大学李巨廉随后谈了他对中国世界史发展分期的看法。他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世界史发展应当细分为三个时期：1、初创时期（1949年－1978年），2、奠定基础时期（1978年－二十世纪末），3、谋求独立发展时期（二十世纪末至今）。他坚信再过几十年的时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可能会到达一个繁荣时期。在谈到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展望时，李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是应当肯定的，但从开放至今我国世界史学界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师级的学者，因此今后要注重培养青年人的综合思维能力，不能仅仅满足于填补某些学术空白的基础研究，要敢于更深入的研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二战史研究一直是李教授的专长，在论及我国二战史研究现状时，李教授着重强调二战研究今后要专注的三个方面：1、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二战，研究二战；2、要从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轨迹中对二战加以宏观考察；3、要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视角去思考二战。
        上海师范大学叶书宗谈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苏联史研究的一些情况。叶教授认为学术研究是离不开国家发展的，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改革开放真正开启了中国的苏联史研究。而在这30年中，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进步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1、解放思想对于学术研究的推进作用；2、俄罗斯国家档案的逐渐公布使得苏联史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动力。
        上海大学郭长刚的发言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宗教研究”。郭教授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国际宗教复兴开始谈起，认为在“911”事件之后国际上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达到了一个顶点，但国内宗教研究总体上来看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由此他又进一步谈到宗教研究在我国国内不能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些内在原因。但郭教授认为宗教研究在中国必将发展为一门“显学”。
        之后，潘光对30年来犹太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作了简短扼要的总结。他以开封犹太人研究为例，论述了中国犹太研究是怎样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历，并由之扩展到全国各地的犹太人研究，给与会学者展示了一个中国史与世界史相结合的典范。
        在而后举行的上海市第三届世界史青年论坛上，各院校青年才俊就不同专业领域的问题纷纷提出独特见解。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张凯主要论述了中世纪大学逻辑学的发展与中世纪学术思维的转变。在他看来，逻辑学在中世纪大学产生前夕已经在拉丁欧洲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使理性主义思想在超验的社会氛围中复兴，并在学术界流行。从逻辑学在推动各科知识向高级学问发展的历史作用上看，逻辑学的发展推动了大学的诞生。新生的大学在教学中更是将逻辑学放在最基础的地位，并将对逻辑学的应用贯穿在其它各学科中。逻辑学在大学中因受到这样的重视而从古代的逻辑学向新的领域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在本学科上取得重大成就，而且给予唯名论哲学以强有力的支持。进而唯名论哲学发展出了更重视现实世界的新的理论方法，推动了中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向近代科学思想的转变。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贾敏则探讨了美国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政治思想演变及其贡献。他指出，哈茨提出的有关美国自由主义社会根源机制与论述成为讨论美国政治思想的经典范式之一。他利用哈茨身前曾公开发表的专著，演讲集稿以及部分相关引用评价其著作的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论文，以及不同时代讨论关于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演进的著作，比较完整地描绘了哈茨的思想发展历程。
        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孟钟捷论述了德国魏玛时代集体合同制的兴衰问题。他指出，集体合同制是魏玛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与革命的推动下，劳资利益团体相互认同，奠定了集体合同制的组织基础。魏玛政府颁布相关法令，构建起集体合同制的法律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劳资双方的矛盾加剧，魏玛政府不得不推动集体合同制从自愿调解模式向强制调解模式的转变。到魏玛末期，集体合同制由于政治与经济危机而无法正常运行，魏玛民主也由于同集体合同制的密切关联而受到质疑。魏玛时代集体合同制的兴衰历史反映了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成就与局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梁志则在其论文中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为例，论述了在冷战意识大行其道的美国，社会科学理论为决策者所接受乃至上升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简明普适、可操作性强、现实关怀。但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代价很可能是或多或少地牺牲社会科学理论追求真理的本义；反过来，依据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制定出来的国家对外政策必然出现偏差。这是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家与政府官员双重身份者唯一不变的宿命。
        此外，各院校青年学者还就理查德胡克的法律思想、帕麦斯顿的印度政策、美国内战前的城市化、西方的国家理性观、古罗马的希腊教仆、日内瓦会议与美韩关系问题、二战期间的英美苏关系、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尼克松主义、美国在海湾的作用、美国对台关系、美国对以援助、伊朗对以政策、非洲对外经贸关系等一系列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阅读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曹寅   汪舒明）

来源：《社联通讯》（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