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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正超越“知识化”而回归“智慧”?

发布日期:2009-03-10

        2008年12月6-7日,由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主办的“哲学变革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召开,研讨会由研究会会长杨国荣主持,复旦大学俞吾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周山、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分别作专题发言。
        杨国荣在主持发言中说,在教条化的思维模式下,不仅传统中国哲学往往被置于虚无主义的视域之下,西方哲学也在某种意义上被冷落甚至隔绝,三者之间似乎呈现出相互分离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显然开始有所改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和前提;另一方面 ,西方哲学大量的涌入、介绍、传播、回应等,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景观;与之相辅相成的是,随着“国学热”等等的兴起,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认同也在不断升温。在此背景之下,这种互动、对话背后蕴含着更为深沉的意义:一方面,它既是广义上中国哲学的一种延续,又使之获得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一种融合又展示了走向世界哲学的趋向。这可以说是近30年来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从更内在的层面看, 哲学呈现为不断向传统源头即智慧回归的趋向。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前30年中,对哲学的理解很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工具化取向,这种理解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把哲学加以知识化。这一点,分析哲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哲学分析本身是重要的,但分析哲学的末流, 往往把哲学主要理解为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这种逻辑分析推向极端,每每地趋向于一种技术化的工作,这种哲学的技术化的现象背后,实际上便隐含着一种将哲学知识化的趋向。相形之下,近3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则不断地超越对哲学的工具化、知识化的狭义理解,冯契晚年时提出“智慧说”,李泽厚最近将自己的一些体系称之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种进路,与将形而上学“分析化”、“逻辑化”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显然意味颇有不同,它内在地体现了哲学向智慧回归的自觉。
        俞吾金主要就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更新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9?11”事件等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等理论研究、反思热潮,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意识更新的现实、理论动力。其次,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须破除以下障碍:一、将马克思主义定格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语境中来表述,忽视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思想意义;二、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分割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彻底分离开来,从而体现其特殊性;三、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应避免马克思主义的两元化;四、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代化,注重方法论、认识论的解读,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意义重视不足。再次,理解马克思主义,要从存在论的角度,将之理解为实践唯物论,揭示其批判功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研究,不能仅仅将之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域,更应注意它与社会历史本身的基础之间的关系;关于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实际上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来讨论,而更多地关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增长点主要有:实践哲学转向、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沿着经济哲学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晚年马克思人类学成果的研究等方面。
        周山认为,中国哲学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因为当下中国哲学的讨论、研究,更多地向着老子、孔子等先哲回溯,而不是关注金岳霖等近现代哲人。进而,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区分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并由此提出“文化变迁论”,认为中国哲学、文化并未发生根本变革,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心转移。
        潘德荣认为,现代西方哲学重知识,但并不是完全忽视智慧。最近,现任世界哲学大会主席阿贝尔教授成立了知识研究所,提出“知识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资源”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不强调智慧,如伽达默尔的学说,其核心概念就是“实践智慧”,与以前的传统确有不同。就诠释学的引进、发展来看,八十年代初,诠释学被引入中国,而在西方,它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中国跳过了不少发展阶段,这造成对诠释学了解的片面性。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只是诠释学的一个方向,这可能反映了中国人选择的倾向性,即朝向“玄”的方向。然而,另一个强有力的方向,即关于知识论、方法论的诠释学,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得到反映。在他看来,诠释学在西方已缺乏发展动力,似乎走到了尽头,它的出路在中国。因为,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诠释经验,这是提供进一步理论思考的源头活水,从而在诠释学领域破除中西壁垒,将中、西方解释经典的经验加以整合,建立“经典诠释学”新体系。
        专题发言结束后,复旦大学刘放桐、黄松杰、谢遐龄、张庆熊,上海社会科学院何锡蓉、成素梅、余治平,华东师范大学赵修义、施炎平、李志林、郁振华,同济大学陈家琪,上海大学王天恩,上海师范大学方旭东等代表先后做了发言,会场气氛热烈。

(肖连奇)

来源:《社联通讯》(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