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上海市伦理学会举行“中国伦理学30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2008年学术年会。来自上海市各高校、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就以下几个方面的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伦理学的进步、问题和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伦理学的发展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历程，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伦理学理论上的大讨论，朱贻庭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三大主题：一是围绕着集体主义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即公与私关系的讨论；二是关于义与利，即道义与功利关系的讨论；三是关于公平、正义的讨论。围绕着三大主题所进行的一系列讨论，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全社会应该承认、尊重个人合法的权益、尊重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也就是要确立个人权利、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为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正当性；社会分配不公唤醒了人们的公平正义意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提高了人们对社会权利义务分配及其正义性的自觉，在实践中逐渐引向公正正义问题的探讨。但是，形成共识而达到的“同归”，并没有取消“殊途”和“百虑”，在这三大主题中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对于改革开放30年伦理学发展所取得成就和进步，学者们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朱贻庭认为，我国社会变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道德的变革，道德虽然源于利益关系，但是，道德信念的形成最终又超越了利益关系，这是道德进步的基本规律和方向，道德进步的根本标志是人的解放。道德变革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革，这也是我国30年道德变革的焦点和道德进步的主要标志。苏令银认为，改革开放30年使得亿万人民的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和震荡，主流是道德的历史进步，向人们展示了道德朝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转化并使自身达到现代化水准的美好图景。主要表现在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转变、道德世俗化倾向、道德观念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等方面。邓安庆认为，30年来伦理学获得了巨大发展，无论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还是从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专家学者们在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30年伦理学发展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以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存在的危机和问题表示了担忧。朱贻庭认为，道德变革必然伴随着道德失范现象，社会的转型、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道德文化生态的复杂性给道德建设带来了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邓安庆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伦理社会的结构消失，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分化，社会精神多元维度的形成，利益冲突的明显凸显，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一次次被冲垮，我们的时代正经历着空前的道德危机。苏令银则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失范的表现：道德价值的失重与道德虚无主义的泛滥；极端利己主义的蔓延、拜金主义的狂潮、传统美德的沦丧。
        问题出在哪里？危机的根源何在？邓安庆指出，政党道德纲常、学界伦理思想和民间伦理生活之间自说自话，缺乏统一的伦理精神；缺乏形成伦理共识的社会机制；伦理社会的习俗规约力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道德建设的行政化工程使得道德偏离了其固有的规律等，是造成当前道德危机和伦理问题的根源所在。
        伦理学的未来向何处去？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何在？朱贻庭认为，道德变革对伦理学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伦理学应当、也必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就需要伦理学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进一步在解放思想中追求真理；二是要划清道德和政治、道德和经济的合理界限，保持道德的相对独立性；三是伦理学工作者要秉持良知操守，做时代精神的表达者；四是要重视加强伦理学基础理论、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和应用伦理学方面的深入研究。邓安庆认为，当下的伦理学研究承担的历史使命在于：形成普遍的伦理道义以消除政党道德纲常、学界伦理思想和民间伦理生活之间的自说自话的背离局面，凸显统一的伦理价值精神；推动伦理社会的再造；为道德自律的形成探寻成熟的文化资源。
        二、改革开放30年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人们道德状况的巨大变化，国家对道德教育也越来越重视，道德教育呈现出发展演变的特点。余玉花认为，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从运动式的道德教育到形成规范的以中央文件体现的道德教育体系；二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一直是道德教育的主线；三是从强调社会道德教育到个人品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的统一；四是道德教育从精英到普通民众；五是道德教育越来越注重各种媒体和活动的作用。针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孙抱弘认为，青少年道德建设研究要放在未来展望、历史继承与现实把握的交叉点上抓住、抓准问题来进行，要置于多学科、多科学的视野来思考，从而科学把握当代中国青少年道德建设的趋向和定位。认为当代青少年的道德建设应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应该注意于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的建树，应该以公共伦理教育为重心，将公民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青少年的道德建设的起点。陶国富则重点关注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的演变问题，认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变革使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嬗变特征，具体表现为“十大嬗变”。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综合的评价，因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嬗变的动因是多元的、碰撞的、移位的和逐步成熟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的人生智慧的魔方。
        三、改革开放30年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和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一研究首先是从对“功利主义的反思”开始的。赵修义针对20年前的功利主义反思，提出应该对功利主义再反思。认为在20年前提出的“人们的经济动机解放之后，社会的道德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到今天为止仍然一直困扰着人们，今天的中国，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有一定的必然性，主要是受到西方新个人主义成功哲学的影响，加上社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以及实践中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大量采纳功利主义所倡导的外在激励机制，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却忽视了内在制裁力的作用。周中之认为改革开放30年人们的消费伦理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享受生活成为中国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伦理观念；开始接受消费信贷的伦理观念；健康、环保的绿色消费伦理观念提升。陆晓禾则专门就改革开放30年资本与伦理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思考，认为当前资本与伦理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所导致的到底是人们“利用资本”还是“被资本所利用”？二是国内资本的统一逻辑问题；三是农村的资本问题；四是资本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她同时认为，面对资本的挑战，伦理学应该也必将有所作为。
        针对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部分学者从伦理学的视角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分析。周中之认为美国要解决自身的金融危机，必须反省自身的消费模式，从伦理观念上解决过度消费的问题。而中国在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中，扩大内需是必然的选择，伦理学也应该在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上提供理论支撑，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当然，这面临着复杂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截然不同，为了扩大内需，必须拉动消费；二是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消费伦理；三是消费伦理教育也要体现层次性和针对性。徐大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凯恩斯主义以来美国所实行的举债支出和消费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伦理学界面对这场经济危机，我们需要从伦理的视角深入地分析产生的文化价值根源，对我们消费观念的确立有什么重要的启示等。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伦理学研究中的其他领域进行了研讨。比如，徐宗良就中国应用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伦理学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能够对人类现实社会生活提供更强大的解释力。罗亚玲分析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流派及其观点，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