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市经济学会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上海资深经济学者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会长袁恩桢教授、名誉会长张薰华教授和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应邀出席的资深学者还有张淑智、葛寿昌、许学武、晁钢令、黄文忠、朱荣林、吴绍中、杨宇、陈伯庚等30多位。田国强教授致辞，学会顾问，财经大学张淑智教授作了专题发言。
        上海财经大学葛寿昌教授认为我国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要统筹协调不同群体的保障利益，特别是让参保人员有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有自己利益的代表部门和代表人；要落实两补偿两增长，要有资金来源的保障。总之，社保改革任重而道远。
        上海市产权交易所原副所长许学武研究员认为市场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起点、高标准的大市场体系。综观30年，这个目标现在基本实现了。目前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的、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的、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综合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相结合的、批发和零售相结合的、全面开放的商品市场体系。现代化软硬件的实施，采用了竞价制度交易的、规范化、法制化的完备的要素市场。
        上海已建成了为国内市场配套服务的多个专业服务大市场，土地市场（如土地批租、国家招投标等）、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人才市场、航运市场、黄金交易所、专业服务市场等。上海大市场现在的流通额为36900亿，比1992年增长了18.9倍，在全国是领先的。其中批发销售是17100亿、零售额是3847亿。上海大市场的建设靠改革靠按市场规律办事，这是上海大市场建设的基本经验。
        朱荣林教授对经济学会建言，期望在三大问题的研究上寻求突破，一是当前全球性经济失衡是常态，还是具有阶段的性质？从中可以窥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二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水土不服”的根源是什么？其判断所折射的深层次命题正在昭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时代内涵；三是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在调和人类需求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稀缺性之间冲突的同时，扭曲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未来的三大关系。这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其理论适用性的缺陷。对经济理论研究，朱教授也提出三句箴言，以资共勉。一是人生的价值在于延续而非拥有；二是学术的生命在于经典而非流行；三是人格的尊严在于民族而非国籍。
        在后面的补充发言中又谈了就业问题，他认为发达国家1000个人中有50个微型企业，发展中国家1000个人中有20个微型企业，我们多少呢？根据工商局分别统计，5到7个（虽然统计的口径不一样，得出的数据也不一样），太低了，人家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比我们低得多。所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降低民营经济进入市场的门槛，发展民营微型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华东师大陈伯庚教授认为，房地产问题很多，它的发展，就是在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究竟是市场化之过还是市场化不足引起的呢？我们想一想，改革以前我们造了多少房，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造了多少房？差不多我们上海有200多万户都买了新房，就算没买新房的，住房条件也大有改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市场化之过而是不足，比如说，房地产市场体系是不完善的，这个不完善带来市场秩序混乱，造成哄抬房价，还有一些不法中介在里面不规范操作。这还要靠市场体系来解决。
        财经大学晁钢令教授从两个方面进行回顾总结。第一是流通领域，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这26年中间我们社会的零售总额增长4倍多。但是我们从1979年到2004年这后26年，我们社会的零售总额名义增长了33倍。我们居民消费，前26年增长了3倍多，后26年大概增长32倍。从这个角度来讲，流通改革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流通改革中所隐藏着一些问题已经出现，比如说我们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流通组织成本过高以及外资进入后对市场的控制问题，也就是对流通资源重组和整合的问题。这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持市场秩序，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社会流通效率。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可能会对整个经济改革的发展带来很大问题。
        第二个要提出的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是先进的生产方式还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当它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应不应该再向前跨一步？在什么时候该跨？世界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整个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这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农村还是牛耕地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市场化做得太少的缘故。农村问题实际就是土地问题，不敢把它市场化。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实质就是产业资源配置的问题。在劳动生产率那么滞后、成本那么高的情况下，农业类产业必然滞后。这个问题是不是制约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应不应该在路径选择上有新的突破，在以后改革的路上很值得积极探索。
        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首先从经典理论的高度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而后谈到，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提出小农经济是封建的基础，除了增加人口，对发展人以外没有其他好处，因为小农经济靠的是劳动力而不是机械化，主要靠男劳动力，男劳动力我们每年增加1000万，而且在总数上男的比女的多4000多万，男女比例失调，这4000多万的农民，又没有文化，又不懂技术，又讨不到老婆成不了家，就可能成为闹乱子的根源，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所以日后我们应该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小农经济。这也是比较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有地租的问题，马克思一直在讲，如果土地出租而不收地租，就等于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在我们国家，土地是国有的，可是把这个权放在地方上所有，地方上滥用这个权利，乱搞土地，结果公家的财政收入收不上来，都被地方搞去了，弄得一塌糊涂。
        袁恩桢教授做最后总结，他认为，今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以往经济粗放式、扩张式的增长方式可能难以为继。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路该怎么走？与此相关的是，30年改革过程当中有许多问题和矛盾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解决。会上很多建议还是很好的。改革开放的成绩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就上海来说，从开发浦东开始的20年，上海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主要是靠开放。上海的几个国有大企业现在的收益情况比较好，其中相当一部分除了垄断以外，主要靠与外资的合作。
        在此过程中，我们确实要肯定成绩，同时也要看到矛盾和问题。这几年理论争论相当激烈，对渐进式改革要充分肯定。会上还有裘逸娟、金德意等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

（耿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