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与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会共同主办“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社科院哲学所的三十多位学者和科研人员参加。
        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以来，学者们在中西哲学不同的形态特征以及比较哲学的方法等方面已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谢遐龄教授的报告“直感判断力与儒学研究”，从批判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概念的误用入手，结合阳明与朱子学说之分别，分析了中国哲学中的“直觉”是感性（直“感”）还是智性的问题。报告还提出：建构一种“普遍哲学”是困难的，比较的方法不必单一化；在“就经”和“寻我”这两种哲学研究的基本趋向上，中西哲学既有共通之处，也各有短长。
        会上，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解说中国哲学的做法屡屡引发争议，观点的分歧不仅显示了对哲学有无国别、有无“普遍哲学”的不同理解，也带出了比较哲学需要解答的一个重要论题，即语言和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性。张汝伦教授的报告“概念是否具有普遍性”指出，在看待中西哲学关系问题上，肯定概念具有普遍性的看法存在着两个基本预设：其一，将语言视为可任意使用的外在符号工具的语言观；其二，语言与所指对象一一对应的指称观。然而，正如蒯因的译不准理论所表明的那样，语言和经验事实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对应关系。语言和概念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哲学概念的意义与所指也是随语境而流变的。如果抛弃了西方哲学概念的历史规定性，不管其源流，将它们等同于抽象名词或普适概念，并反向格义中国传统哲学，其结果就会产生自以为是的“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没有意义固定的普遍概念，然而存在着人类共同关心的普遍问题。不同形态的哲学对共同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言说，虽不能提供终极的答案，但在进入问题的过程中丰富了言所不尽的意义世界。现在的比较哲学研究“求异”尚未深入，对中西哲学中的一些概念还有必要做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以明察其语义的来路和问题的发生。要掌握异质哲学中的概念、思想，必须进入到其历史语境和生活世界当中。
        杨国荣教授谈到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两种层次：一种是对中西哲学关系的平面、静态的考察；另一种是在互动的考察中，中西哲学为解决对方存在的问题提供参照，最终对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理论的思考和建构。他认为，在中西哲学的相遇和互动中，“世界哲学”的视域将逐渐开展。从背景方面看，“世界哲学”的走向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相关；在通向“世界历史”的道路上，“世界哲学”体现出了哲学超越知识界限，追寻智慧的本源性特征，也为人们理解整个存在提供了途径。从普遍的人类价值来看，“世界哲学”立足于对人的理解，它的建立以人类存在的共同价值前提为基础。“世界哲学”不是某个单一的哲学形态，它包含多重智慧，将以多种方式推进人们对世界的思考以及对哲学本身的理解。
        在“中西哲学和普遍主义问题”的报告中，俞宣孟研究员从普遍主义的含义、中国哲学对此问题而言的意义等方面方阐释了中西哲学不同的形态特征。追溯“普遍”一词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产生和演化，可发现其特有的意义和用法：首先，普遍之物代表着真理和本质，要对之进行把握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意识，也就是思想；其次，“普遍”和“必然”密切关联，不能由经验概括而来，它是用来描述一种理论或知识的性质的。普遍主义赞成存在着普遍的、超时空的知识，过分抬高了普遍知识的地位。实际上，普遍知识并不能覆盖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无法解决如伦理、审美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在西方，反对普遍主义往往和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反对“知识”的专政。反普遍主义不是反对某种知识形态，主要是反对西方哲学的片面性。若仅从认识或知识上反普遍主义，则又容易成为自拆台脚的相对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这种特征和状况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不以追求普遍知识为主要目标，没有深陷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紧张对立之中。随着中西哲学交流的深入，将来的哲学不会只是以概念思维、理论思维的形式呈现。生存的世界毕竟大于哲学的世界，中西哲学在目标和形态方面的差异皆可以返回到人的生存状态上寻找根源；而促成生存状态之转换，恰是哲学之“学”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四场主题报告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其中，“普遍”以及“世界哲学”这两个有着内在关联的话题较受关注。前一话题虽衍生出名和概念的关系、中西分类法之异、“心之所同然”之所“同”、哲学比较中的误解等具体问题的争论，但在肯定中西哲学形态差异并探寻进行比较的现实源泉上，与会者有较多共识。以往停留于文本层面找异同的机械比较，已让位于以人的生存状态、生活世界、实际生存中的共同问题和价值前提为出发点的比较研究。“世界哲学”则作为目标性的或调节性的观念，描画出了比较哲学可能的发展方向，其包容度和前瞻性也要求比较哲学研究者需具有相应的胸怀和眼界。

（韦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