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钱币学会主办的“近代上海货币流通”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1月27日召开。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对论文《中、中、交三行上海地名券上的暗记－－兼述民国时期的领券制度》的要点作了说明：在民国时期的许多银行券上加盖有意义暗指的特定记号，这些特定的记号与当时发生的领券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暗记的分类、组合和加盖位置、颜色等深入分析，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三行上海地名券上的研究。对民国时期领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领券制度经历了滥觞、初步发展、成熟和衰退等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可以交通银行所订立的三个领券办法为标尺；提出了民国时期领券活动的三种形式，指出领券制度建立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推广纸币发行，法币政策实施后则成为了国民政府集中货币发行和现银的一种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潘连贵的《上海解放前夕中央银行大量金银偷运台湾的来龙去脉》，通过详实的资料，论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自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的五个多月时间内，中央银行置放上海的国库金银，先后被窃运台湾的黄金有２７６９３８８．２４９两、银元２９４６．９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于英辉主任对此作了点评，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廷洽对论文《论孙中山的货币银行思想》作了简要论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新颖的、符合时代精神和中国国情的货币银行观点。它包括将钱币界定为“中准”，提倡发行纸币、国债和契券，其前提则要预备充分的准备金，同时主张实行金本位制，以准备随时的兑换，以确保纸币、国债和契券的信用；主张把铸币和印钞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要建设国库，为资本界定概念等。孙中山的货币银行思想一旦完全实现，则可建成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一劳永逸的货币银行制度。可是由于在辛亥革命到孙中山逝世的十四年内，让位袁世凯，讨袁战争，护法战争，筹措北伐，大规模的社会建设，大故迭起，前债未清，后贷续起，导致他的主张未能实现，他所希望建立的一劳永逸的货币银行制度也未能实现。
        学会秘书处沈鸣镝谈了《寿泉会随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钱币研究进入了历史上又一个高潮时期。1940年5月，以丁福保、罗伯昭为正副社长的中国泉币学社在上海成立。《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一批很有影响的著作先后问世；《泉币》杂志印行出版了３２期，汇集了当时的研究成果，上海已成为钱币研究的中心。他从钱币学研究及钱币实物的收集保护角度，谈了老一辈钱币学家的功绩：目前上海博物馆及国内其他大型博物馆的钱币藏品，基本上是老一辈钱币学家捐献的，他们为当代的钱币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研讨会还集中讨论了清代光绪年间上海“江南制造局”的铸钱问题。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叶世昌教授的论文《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学会理事余榴梁、王炜的论文《江南制造局与近代铸币》、《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铸钱记》，分别对江南制造局的铸钱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对江南制造局曾经铸钱的史实统一了认识。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戴志强、上海社联学会处处长郝德良等领导到会并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