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本会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区域与产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区域与产业协调发展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行。
    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中国区域与产业发展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聂清教授出席并致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赵红军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孟大文教授先后主持会议。
    研讨会上，上海交大陆铭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统一、效率与平衡-大国的城市化道路”的演讲。陆铭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关键是要为城市化“立法”，要让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划清界限。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统一的要素市场是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效率和平衡则是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但三者确实是相互矛盾的，统一、效率和平衡往往不可兼得。这是因为城市化程度越高，集聚程度越高，效率也会越高，但与此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就会出现“不平衡”。所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中，我们必然牺牲“平衡”这一目标才能使得城市化道路健康迅速地发展。当前，中国既要追求市场统一，同时又兼顾平衡，最后导致经济发展效率下降。过去十年间，中国TFP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都呈下降趋势，而地方债务呈现恶化趋势。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陆铭认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接着，复旦大学陈钊教授就城市化中的市民化问题发表演讲。第一，首位城市该多大。通过对世界各个国家首位城市规模比较发现，中国首位城市的规模相对来说还是太小。如果中国城市规模遵守齐夫规律，通过计算中国理想的首位城市规模来衡量中国当前各个城市规模发现，当前中国城市规模集聚程度仍然不够，尤其是特大城市的规模集聚程度远远小于其理想规模程度。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第二，外来移民在哪接受教育。城市化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城市化，要解决移民进城，必然要提高移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效率。陈钊通过研究发现，职业教育的学校所在地会影响受教育者的工资收入，越是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回报越高。但当前的户籍制度却阻碍了实现异地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第三，关于城市贫民窟。陈钊认为，城市发展壮大过程中不仅不会加剧贫民窟这一城市病，反而有利于减少贫民窟的发展。这是因为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效率越高，市民收入也会越高，这将有利于减少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所以，针对上述研究发现，陈钊认为应该放开劳动力的户籍限制，实现劳动力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
    赵红军教授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关于“气候冲击、美洲白银输入与社会动乱关系”实证研究的成果。赵红军认为，气候变化是外生自然冲击，海外白银则是外部世界的经济冲击，它们都通过影响一国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因素而发挥作用，这种扰动可能断送农业经济体的社会稳定。海外白银对社会动乱的影响可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从存量看应该能够扩充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商业化水平，降低了动乱的可能性，但从流通中的白银流量看，可能由于存在着白银窖藏（谨慎性货币需求）、过度投机性需求的可能，因而银价上升，物价上涨，导致了对经济体和社会动乱的严重负面影响。
    孟大文教授也介绍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进入遏制战略是市场在位者公司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在位者公司可以通过建立网络，通过网络的外部性阻止拥有更先进技术或更低成本的潜在进入公司。这项研究主要是想回答在位公司如何建立网络使得在位者具有先发制人的权力阻止新进入公司，哪些因素会影响在位者公司的先发制人的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网络外部性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通过外部性能强有力地阻止潜在进入者，同时又是脆弱的，因为存在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使得网络外部性又是不稳定的。 
    上海财经大学吴一平博士在学术报告中提出，现有工商联组织内企业政治资本是存在异质性的，我们之前的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目标企业的严谨的实证研究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工商联组织内部政治资本的异质性对企业融资贷款和企业发展是有显著影响的。

（来源：上海市经济学会  供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