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办2014年第12期鸿儒论道论坛。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以“土地财政与中国新型城镇化”为题阐述了中国土地财政模式的起源、作用与改进的方向。同时，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问题，各位嘉宾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城市的本质是什么？赵燕菁提出了他自己的定义：城市就是交易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共服务的水平，决定了城市化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的本质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因此不应该把政府看作是市场的对立面，而是市场的一部分。

        城市化的启动，离不开原始资本的积累。原始资本的积累，需要信用经济支撑，因此如何获取信用便是关键。赵燕菁认为，土地财政是一种基于未来收益贴现的制度创新。土地财政基于信用的积累，使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源源不断的大规模、长周期融资成为可能。离开土地财政，政府这个特殊的“企业”，将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1994年，中国进行了税制改革，这是中央政府对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及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一方面解决了中央财政此前的经费匮乏危机；另一方面，也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启了土地财政之路。赵燕菁认为，土地财政解决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税收财政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土地为信用基础获取了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所必需的原始资本。

        从1996年开始，中国货币发行M2开始超过了GDP。到了2013年，中国货币M2与同期GDP之比将近是二。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都发生在1996年之前；而1996年之后，尽管货币超发越来越明显，长期的CPI平均涨幅却基本保持在一个温和的范围内。赵燕菁认为，实际上，房价的上涨抵消了部分货币超发的影响，实现了低通胀。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的大规模公共服务，其价值具有高度的正外部性，并会显著的外溢到土地上。不同于税收财政，土地财政实际上是对城市公共服务进行信用融资。因此，房产是具有升值功能的资本品。公共服务的价值，转移到了土地和房产中。房价中，其实包含了对公共服务未来价值的贴现。

        对于近20年土地财政的实践过程，赵燕菁认为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土地财政使得房价居高不下，国民的贫富差距也不断地加大。由于城市公共服务基建是一个大规模、长期的行为，必定要占有大量的资源，也带来了潜在的金融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

        尽管如此，赵燕菁认为不可因噎废食，完全抛弃土地财政这一高效率的公共服务融资模式，是既不现实又带有较大风险的。中国国民目前的税负负担虽然较重，但绝大多数是以间接税的形式体现的。如果抛弃土地财政，公共服务的提供就必须依赖于税收的进一步加强才能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巨大缺口。而纵观世界历史，凡是公共服务无法做到产权明晰的，最终都不可避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对于土地财政未来的改进方向，赵燕菁认为，土地财政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保障，而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城市化。要做到这点，就要将城市的外来劳动力凝聚在城市中。解决方法，可以依靠“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一方面，提高了住宅持有率；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新增人口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通过保障房这种形式的财富转移支付，中国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阶层对立，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本次活动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一百多位业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嘉宾还就土地财政收入使用的透明化、土地财政产生的邻避现象、保障房的分配机制、土地财政与其他融资平台的关系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