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市社联举行第七届学会学术活动月开幕式。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致开幕词并主持随后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桑玉成也参加了会议。市社联所属170多家社会科学学术团体以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本届学会学术活动月各项活动将于10月20日至11月20日举办。期间，市社联所属的多家学会和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将联合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及党政机关等单位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论坛和学术年会等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近170项。
        沈国明在致辞中指出，“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是上海市社联主办的品牌学术交流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7届，共举办学术活动近900场。7年来，在参与度、广泛性、青年学者培养力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展现了我市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的蓬勃生机，使学术团体的价值得到专家学者的承认、社会的承认、党政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承认。也展现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在随后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上海新学科学会理事长、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分别以“关于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思考”、“大数据时代对社会科学的新挑战”、“为什么重启《上海通史》的修订”、“生态文明与上海发展”为题作了学术报告。
        王战在演讲中回顾了上海制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发展战略和将“四个中心”建设作为工作主线的历史，提出在新形势下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来加快“四个中心”建设，需要注重如下两方面。首先是要借助营改增试点和自贸区建设推动另外三个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他指出，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上海经济发展具有四方面直接效应，一是传统上内化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剥离；二是总集成总承包型企业税负显著下降；三是同等条件下企业将越来越倾向于从市场中购买各种专业生产性服务；四是服务贸易企业实行零税率政策将极大地促进离岸外包企业的发展，增强服务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述直接效应还会进一步产生相对间接的波及效应，如企业分工细化；生产性服务企业得到明显改善；各种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兴起；中小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服务贸易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减负后的企业投资意愿会有所增强等等，这类效应影响深远，是营改增改革的重要结果。王战分别围绕“三个中心”谈了广泛关注的自贸区建设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自贸区建设对上海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更加直接地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互动将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带来金融交易的进一步扩大，形成贸易与金融开放的互动。自贸区建设对贸易中心建设将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尤其在服务贸易方面，将会成为自贸区一大亮点。自贸区内将推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和外资审批，大大加快服务贸易和离岸贸易的发展，促进上海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自贸区还将大力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原先受到较多管制行业将获得很大的创新和发展机会。自贸区建设对上海航运中心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税收体制、合理的港口收费制度、便捷高效的海关监管制度、宽松可控的金融监管体系、灵活的制度管理机构和规范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
        其次是要抓住新产业革命契机加强经济中心建设。王战认为，在以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新产业革命形势下，上海的实体经济发展应当以平台经济、健康经济、绿色经济以及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具体来说，平台经济是以新一代信息网络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支撑的新业态、新模式。要充分利用上海对外开放的优势和长三角地区的腹地优势，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中培育出更大规模和更强影响力的信息服务业。健康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促进医疗服务的业态与模式变革而形成的新经济门类，是本次新产业革命中的引领性发展领域。上海要大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规模，同时以信息技术和医疗服务带动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保健养老等产业发展，形成具有完整产业链和国际竞争力的健康经济。绿色经济方面，上海要充分发挥科技和经济两大优势，争取在智能电网的研发、示范和产业化方面先行一步，加快突破新能源核心关键技术，积极推动分布式新能源推广应用，培育若干集智能电网研发、制造、服务为一体的骨干企业，为未来以智能电网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大发展早打基础，早就实力。智能制造方面，未来上海要从四点进行发展：一是以突破关键智能基础技术为支撑，推进智能测试装置与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二是提升重大智能制造装备集成创新能力为重点，三是加快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四是大力推进智能成套设备、智能化车间等示范应用。
        陈燮君从三方面探讨了大数据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挑战。首先是大数据时代的“生活、工作与思想的大变革”。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它已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被视为一种“机器学习”，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人们不再依赖随机采样，而是分析更多的数据，有时候甚至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大数据时代，将把人们的关注点移到信息上，而不是现在强调的技术。其次，大数据时代应确立新的“学习观”和研究科学方法论。大数据时代，应强调学习，要善于学习、观念创新，更应在学习中研究科学方法论。大数据时代，新的学习观和科学方法论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考点。例如，从模糊到精确，再到新的模糊，人类思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精确”和“模糊”有了新的认识，不再热衷于追求一般意义上的精确度，“模糊数学”是应对模糊世界的“精确”工具。再如从模糊问题引出“容错技术”问题。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容错技术”的研究和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电子计算机的不断发展及其系统的推进成为可能。再如节奏问题。节奏在科技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关键词。节奏一旦和音乐、诗歌连接以后，就提升了科技文化的新亮点。在新闻版面设计和场馆设计中，也有节奏问题，节奏还能引申出节奏美学。又如线性思维碰到非线性思维，对称美学碰到非对称美学，都是新问题。人们还从空间变形引申到时空变形，有的现代雕塑原来追求静态的变形，后来引进四维空间，加入时间概念，成了四维动态变形，在方法论上就是从“三维”提升到了“四维”。他指出，讲思维，讲方法，很多问题还是要回归到自然，回归到原点，回归到本体，回归到简单。时代不断发展，从原来混沌到分析，走向系统，系统程度越来越高，走向系统综合，但是在方法论上还是要回归自然。最后，陈燮君探讨了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迎接上海城市面临的新挑战。他认为，当今，不确定和变化将是一种常态，要学会适应并驾驭，要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看问题，以自己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习惯。回顾这几年来，特别是“十一五”后期到“十二五”城市发展，在发展模式上已经由外延发展型规划转变为内在的增长型规划，在价值取向上已经由经济导向的传统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本质属性上已经由规定性技术文件转变为战略性的空间政策，在思维方式上已经由愿景式终极目标思维转变为底线型的过渡控制形成思维。他提出，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中，要重视水系城市的出现，要关注历史文化名城的延续，要聚焦平安城市的建设。他还认为，自贸区的挂牌，在国家层面立法授权上提出了要处理好法律的阶段性与改革开放前瞻性的关系，处理好法律的稳定性与改革开放可变性的关系，处理好法律的普遍适应性与改革开放需求的特殊性的关系。
        熊月之围绕《上海通史》重修问题作了演讲。他认为重修《上海通史》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一，原书叙事下限为1997年，需要下延到2010年。这几十年，是上海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十几年，是上海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几年，是上海城市面貌、城市精神变化最快的十几年，也是上海历史上最亮丽的时段之一。《通史》迫切需要反映这十几年的内容。其二，原书当代部分需要充实。当代部分即1949年以后至1997年的部分，编写时由于资料限制，当时很多档案没有公开，或者查阅困难，写得比较简略，不少历史演变线索，社会组织、行业、企业的演变过程，展示得不够翔实。现在资料已大量公布，完全有条件写得更为细致丰满。其三，原书郊县部分需要充实。上海10个市区、10个郊县的格局是1958年以后确立的，延续了很多年。上海城市的内涵发生了实际性的巨大的变化，现在新修通史，是以今天行政意义上的上海市为对象的。第二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就史料开发来说，最近十多年，学术界对上海历史研究有重要推进。英国、日本都有大批上海史资料被发现、整理、发布。尤其是上海档案馆，现在开放的资料，远比十多年前丰富。就研究成果来说，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都对上海史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比如上海学术界，随着《上海大辞典》、《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上海外国文化地图》等项目的完成，随着《外语文献中的上海》项目的进行，上海史研究成果空前丰富。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撰写的关于上海史研究的论文，涉及租界史、城区史、行业史及许多其他专题史，也提供了新的专题研究。就历史问题的深层次研究来说，上海史研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化。例如上海城市文明问题，上海文化与江南文化关系问题，上海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关系问题，近代上海文化与当代上海文化关系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三是指导实际工作的需要。重修《上海通史》不是作为一般的社科项目，而是作为政府项目，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熊月之还介绍了新修《上海通史》的框架结构。新编上海通史较之原书，重点修订部分：一是古代部分，加强历史连贯性，同时充实松江、嘉定等方面内容；二是近代部分，分段更细；三是当代部分，加大改革开放以后的内容，将此时段单独出来；四是加强人物部分。在中国传统史书中，人物占的比重都很大，因为人物在历史演变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且可读性较高，现加大人物传的比重。近代上海人物中，外侨是很重要部分，以前的史书中对此重视不够，现适当加大近代外侨的比重。《上海通史(新编）》全书30卷，按事件排列的16卷，传记8卷，总论1卷，图表5卷。30卷中，古代上海占了5卷。这样的体例，将中国传统的纪传体，与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通史体例结合起来。现在的主要卷目，实际是用传统史书中“纪”的体例，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内容编织进去。总体上来说《上海通史》反映几个特点，一是专业，二是范围更广，三是线索更明显，四是内容更翔实，五是特色更明显。
        诸大建在演讲中，用数据阐述了应该以及如何提高上海的城市质量。他首先对比了上海在全球主要城市的经济地位排名与城市质量排名，上海经济地位排名靠前，城市质量排名不容乐观，因此他提出上海未来发展，要关注两个力，一个是正向的，具有引导性，例如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世界全球金融竞争，都是正面引导；另一个是负向的，则需要通过创新、转型来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容易开展招商引资，到了升级阶段，就要围绕人才进行城市发展。人才需要提供好的城市质量，包括好的公共教育，好的公共卫生，好的城市环境，这是吸引人才的关键，也是城市深化发展的关键。通过对比35个中国的省会城市及主要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数据，可以看到，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很高，但是资源环境消耗也很大，因此，诸大建提出，上海未来10年、20年发展应该从发展生活质量方面来支撑四个中心建设。他认为，生态文明不能只讨论一根线，只讨论资源问题，比如PM2.5，这是结果，它的源头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现在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是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另外一条经济社会质量体系，生态文明要把这两条线分开，既要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经济社会质量。这就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是产业结构的由重到轻，上海制造业要继续发展，但是应该进一步区别，制造业里面传统的制造业必须要剥离；第二是销售，纽约、伦敦、东京基本是销售城市，城市消耗服务业转型后主要面对生活，上海现在人均资源环境消耗还达不到世界基本需求的水平；第三是人口，上海现在人口还在上升，过去10年人口净增600-700万，现在是2300多万，下一个十年人口会冲到3000万。如何解决上述三个难题，诸大建提出，第一步要提高效益，提高产业结构的效益。以上海各产业园区为例，平均每平方公里产生的GDP都偏低，没有达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反观大阪、神户、东京、纽约等，则比上海高的多。因而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低附加值的产业，这是上海的第二次创业。第二步是人均物质消费。从资源能源消耗看，上海还是生产型、工业型、制造型城市，没有实现转型。他认为，应该把工业和能源的消费让位于建筑和交通，控制住碳排放总量。第三步是控制上海的人口规模。200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是1080万，现在将近2400万。他认为，总体上控制上海人口规模，需要依赖于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中小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减缓上海的外来人口压力。诸大建还谈了对于上海轨道交通建设的一点看法。他认为，地铁属于城市里面的中心线，主要是为了应对大客流。但是地铁线延伸到郊区后，造成了郊区和主城区在功能划分上的分离，城区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客观上消耗了更多的土地和其他物质资源。他认为，上海的郊区应该像苏州、无锡一样建设城际铁路甚至高铁，而在外环线内则要加大地铁建设的投入。
        在学术报告会后半段，演讲嘉宾围绕大数据时代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海的文物保护、新修《上海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东京与上海相比在生态文明发展上的经验、人均GDP和地区人口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和与会听众作了探讨交流。
        沈国明在最后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学术团体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所取得的成绩。他要求各学术团体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中心工作。在当前以及未来一个阶段，开展学术活动要着眼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着眼于上海“十三五”规划的制定，着眼于积极参与“第四次大讨论”，并对今后3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 沈国明希望上海社联所属学术团体共同努力，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为繁荣社会科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