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2月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后，人们对它的理论定位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2000年初“三个代表”作为党的建设的三个根本“要求”，到2001年“七一讲话”后成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纲领”，再到2002年“5．31”讲话和十六大报告形成“重要思想”，成为立党治国的纲领和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后，人们在继续探索，已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科学体系呢？

    2003年6月中宣部发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并对此作了详尽论证。这表明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新的理论定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一、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提出 

    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三个代表”要求是他“经过了长时期的思考”才提出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提出了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加强党的建设来加强党的领导的战略思想。鉴于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党的建设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如在学潮中反映出来的党在思想上、路线上和领导上的统一，以及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等问题，党的自身改革和建设逐步成为上层建筑变革中最为敏感的核心问题。

随着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平息，邓小平在决定自己“全退”时，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政治交代”，其主要内容，一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二就是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取信于民。从5月31日起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反复强调这一“政治交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之一，是“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邓小平还认为，党的建设的关键在领导核心，这个领导集体应该“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 [3] 班子，是“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的班子[4]。可见，如何领导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并在这一过程中抵御腐败，是邓小平交代的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必须解决的课题。可见，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要求的历史起点。而这一历史起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代表运动的未来”。为此，他们确定了党的建设的主要原则：组织上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思想上排除机会主义派别的影响，策略上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同时“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这些原则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然而，由于他们没有经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没有社会主义发展长期性的思想，因而不可能在理论上论证共产党如果将长期执政该如何执政并进行建设的问题。

    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时代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国情条件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组织上由职业革命家构成核心，同时建立广泛的地方组织网络；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思想上要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应对这一地位的变化，列宁进一步阐述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建立健全党的监督制度，不断纯洁党的队伍等思想。但是，由于所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对于在将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条件下，如何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来建设的问题，同样不可能作出详尽的论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了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开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化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内纪律，加强学风、党风、文风等作风建设，等等，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具有重大创新的执政思想：继续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实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仅是照顾历史的需要，更是通过民主党派的监督来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并实现人民利益的现实需要。然而，从1958年起，由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向“左”转，毛泽东忽视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地位和任务的转变，为党的领导和建设确立了“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的性质和“一元化领导”的方针等党建的基本思路，无法应对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党的执政基础被动摇了。

    至此，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留下的历史性课题是：在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处的条件下，共产党将如何长期执政和加强自身建设，这就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要求的逻辑起点。

二、对“三个代表”要求科学内涵及其统一性的阐述：

中国共产党治党纲领的构建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七一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三个方面的科学内涵及其统一性，论述了按“三个代表”“要求”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必须解决的课题、措施和意义。“三个代表”“要求”因此而作为整体，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发展了党建理论，从而成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纲领。

    第一，“三个代表”要求本身的丰富内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解放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最终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确立的奋斗目标，并在实践上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在发展生产力、推进科学文化事业进步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实践结果上，出现严重挫折。这些挫折从根本上反映了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握上的缺陷。而江泽民对“三个代表”的论述，正是深刻地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才不仅强调“始终代表”，而且对每一个“代表”强调它的“发展要求”、“前进方向”和“根本利益”，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于生产力问题，“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5]究其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实践地位、发展生产力的依靠力量和现实途径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失误。致使在实践中，没能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科学技术排斥在生产力之外，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通过群众运动甚至政治运动来“促生产”。这些失误的根源，客观上在于当年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课题，主观上则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趋势和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缺乏敏锐的把握。正是总结上述经验教训，江泽民在阐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发展生产力的依靠力量作出了新的判断，强调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从而体现了对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深刻把握。

    关于文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较长时间里，持续发动了政治批判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造成了文化的大倒退。究其原因，在于对文化在社会进步中地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容和途径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失误。致使在实践中，文化成为只是为政治任务服务的工具，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各个文化领域都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横扫封、资、修”，发展文化的方针事实上成了“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即“大批判开路”。这些失误的根源，在于对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缺乏敏锐的把握，基本上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经验水平。正是总结了上述经验教训，江泽民在阐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时，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使文化在社会进步中有了“本体”的地位；强调文化建设要把传统和未来、民族和世界、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要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要树立自立、竞争、效率、民主法制和开拓创新意识，使文化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强调繁荣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建设有了切实的途径。这一切，都体现了对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深刻把握。

    关于人民利益，“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6]（第10—11页）究其原因，在于对人民服务和实现人民利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以及整体利益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失误。致使在实践中，从1958年开始，没有很好地探索实现人民利益的体制和机制，相对忽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否定了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利益竞争，最终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失误的根源，客观上在于受到外部压力和自然灾害侵扰，而主观上则是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解过于肤浅和简单，对在长期和平建设环境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缺乏深刻的把握。正是总结了上述经验教训，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要求时，强调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以不断引导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要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等等。这一切，都体现了对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深刻把握。

    可见，“三个代表”的三句话对“发展要求”、“前进方向”和“根本利益”的强调，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成果，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把“三个代表”作为整体来构建党建纲领，发展了党建理论。

由于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地位，再加上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长期来是立足于领导人民革命和继续革命来体现党的先进性的，因而始终把党看成是带领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先锋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整体，同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的高度，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形成了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以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党的纲领和任务以鲜明的时代特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归根到底体现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中。这不仅提出了判断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而且揭示了如何认识党的先进性的方法论原则：在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统一中，来考察党的先进性。今天，党的先进性就应该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在社会阶层结构乃至工人队伍本身出现了新的变化，而党的地位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转变为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的今天，必然要求党奠定自己同所领导对象之间新的共同目标基础，并以此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不仅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扩大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阶段，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强调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这为中国共产党朝着共产主义前进指明了现实途径，从而深化了对党的纲领的认识。

    总之，“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所包含的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把“三个代表”要求作为整体构建党建纲领，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三个代表”从“要求”到“重要思想”：

立党治国纲领的形成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 

    治党为了治国，治国必先治党。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为十六大作准备的重要讲话中，论述了“三个代表”形成的历史条件、精神实质及其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11月召开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的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现实依据、精神实质、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5．31”讲话和十六大报告，把治党和治国结合了起来，把党的建设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统一了起来，“三个代表”因此从治党的纲领发展为立党治国的纲领，从“要求”发展为“重要思想”而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一，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

“5．31”讲话和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此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必须团结一切为了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鼓励他们的创业精神；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须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些思想，把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民富国强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党的命运同民族和人民命运的一致性。

    第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思想。

    “5．31”讲话和十六大报告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明确了在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条件下加强党的领导的新思路：党的领导不是“代替一切”，而是“代表根本”；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要立足于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要从“一元化”的“领导一切”转变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致力于形成“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发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这些思想，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党的命运同人类文明进步命运的一致性。

    总之，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党作为“代表”与依靠力量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把党建目标与三大文明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党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立党治国的纲领。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2003年6月中宣部发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则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提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作了论证：“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和《学习纲要》，提升并拓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定位，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它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这一重要思想集中概括的“三个代表”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构建、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所作的贡献来认识这一“理论定位”：

    第一，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构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为今后施政确定了“坚定不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为了提高全党贯彻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他开始着手把基本路线得以形成的理论依据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江泽民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第一次论述了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最基本的要素。1992年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第一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条件和科学内涵作了系统阐述，使这一理论初步形成了科学体系。1997年十五大，正式形成“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体系、指导意义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从而完成了对邓小平理论的建构及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进程。

    第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实现了邓小平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飞跃，并且在实践中丰富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过程经历两次飞跃：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并且认为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它既是实现精神向物质转化的过程，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和发展真理的过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提出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环节改革国有企业的战略；作出了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决策；制定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三大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内容和具体方针；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具体化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基本纲领；制定了新形势下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斗争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和高度重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要求；在港澳实现了一国两制，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完成的新主张；在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通过抓反腐败斗争和“三讲”教育，以及在组织、制度、作风建设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新举措，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三，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展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是关系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我们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论者，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先进文化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中国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促进祖国统一；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等等。

    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涉及改革发展稳定，覆盖内政外交国防，贯通治党治国治军，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又集中到党能否建设成符合“三个代表”要求，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因此，“三个代表”“要求”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上抓住党如何保持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尊重历史客观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任务的统一，体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从而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其理论成果，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三个代表”“要求”为核心的“系统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