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初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和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任何一个新的思想、新的理论要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深刻理解，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当人们还未能深刻理解其内涵和深远的意义时，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甚至某些思想上的困惑，是不足为怪的。问题是我们对群众中存在的认识上的疑虑、困惑要有足够的重视，绝不可以采取回避态度，绕开“问题”走。当前，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兴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就要破除思想认识上的一些“误区”，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三个代表”这一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一、不在提出时间有多长，要看指导作用有多大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此后，江泽民在上海、长春等地考察工作时，一再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在2002年“七一”重要讲话、“5·31”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伟大意义。由于江泽民的广东讲话到目前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有的同志就心存疑虑，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间尚短”，怎么能和发展了上百年的已经形成了庞大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的指导作用，不是要看理论“存放”了多长时期，主要是看理论提出当时的指导作用有多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固然有历史继承的长期性，但最主要还是指导了当时的工人斗争和革命运动。同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现阶段我们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此外，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指导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任何一个新的理论的形成，都有一个提出和发展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某些方面提出一些个别的观点和思想，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就是作为一个理论形态的东西提出后，也仍然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成熟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必须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间问题，就是要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的“时间观”。江泽民自己也说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经过“长时间考虑”才提出来的。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比如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2]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所作的深刻阐述，也是我们考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遵循“时间轨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从两大阵营到两极世界，主要是围绕美苏对立展开的。这一格局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最为严重的挫折。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并不太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更为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使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能不能顶住压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并且实现祖国的统一。这确实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最为严峻的考验。过去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丧失领导权的惨痛教训进一步告诉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如果落后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落后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就不仅仅是挨打不挨打的问题了，而是要落伍、被淘汰出局，就要垮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就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和深远的历史背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刻思考的结果。我们党成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包括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前28年是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时期。后50多年，是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履行执政职能、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期。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一个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不能不对党员和干部队伍带来深刻的影响。江泽民曾深刻指出：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十分警惕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3]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党确实面临着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党执政时间长了，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容易滋生和积蓄既得利益，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现象，与党新生期相比，容易失去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执政的共产党仍然面临着当年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政权得而复失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怎么解决这样一个历史难题和时代课题？江泽民经过深思熟虑后明确地指出：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2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13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分析思考和深刻总结的结果。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任务极其艰巨。现在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出现和信息革命的兴起，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这就是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利益分配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这些深刻变化，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正如江泽民所说：“面对新世纪，我们再次站到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前列，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加快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新世纪取得全面胜利。”[4]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根据。

二、不只单纯三句话，创新发展成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可是，党内有的同志认为继承可以理解，而“发展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利益”这些话，“老祖宗”早就讲过，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中都能找到。据此认为“三个代表”没有什么“新意”，没有超出邓小平理论的“范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我们的革命导师在不同的年代，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和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都有过不少论述，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更多、更丰富，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丢掉老祖宗”，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象江泽民这样，把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提出来，并以此对共产党的先进性做出本质规定和理论概括，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无论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都是第一次。从这一点上说，这就是创新，就是新发展。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讲党的先进性时，只讲“一个代表”，到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时，也还是提“一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一个代表”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适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要充分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新发展，特别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必然结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十多年来在理论上致力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努力丰富和充实邓小平理论，建构了邓小平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为在两个千年的世纪之交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理论，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任何创新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前人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列宁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的创新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样的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它不是“终极真理”，需要随着科学技术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邓小平理论，又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这也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正如2001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新创造”。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发展毛泽东思想一样，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众多的领域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崭新的理论体系。诚然，“三个代表”的字面表述只有“三句话”，但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三句话”，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最普遍的原理、最核心的观点、最本质的理论相一致；它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而又科学的体系。比如，“三个代表”中关于“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并形成了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强调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强调要形成“发达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强调“第一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强调深化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途径，通过坚持和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三个代表”中“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应，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先进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并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强调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强调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我们的文化建设；强调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极为重要的任务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的思想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再如，“三个代表”中“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工人阶级政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并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集中表现在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江泽民从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江泽民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强调党执政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一系列创新思想、新观点，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宝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提出并阐明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系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理论体系。这个新的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成功的理论创新，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

三、治党治国相统一，具有普遍指导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开始是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提出来的，一直到纪念建党80周年时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也是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角度加以阐述的。应该说，许多同志对这样一个作用范围的定位，思想上是接受的。从江泽民的“五三一”讲话开始到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作用，范围扩大了，内容拓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而且也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5]对此有的同志产生了一些疑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究竟是“党建”理论还是“社建”理论、指导“治党”还是指导“治国”，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提出了一个应该如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作用正确定位的问题。

首先，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党的崇高使命来看，我们党是领导13亿人民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治党”和“治国”之所以能统一，就因为我们党不是一般普通的党，而是执政的党。统一就统在“执政”这两个字上。“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治党”是为了更好地“治国”。江泽民说过，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这就必须花大力气把党建设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然是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和途径。然而，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本身并不是目的。由于我们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⑥[6]，在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增强党的活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所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绝不是随意附加上去的。

其次，是“文中已有之义”。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来看，反映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发展，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显著提高，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和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创造，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验、政治和文化利益，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本质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体现了上述根本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民族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三个代表”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中已有之义”，已经把“治党”和“治国”内在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再次，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所当然地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党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的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乃至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就象邓小平理论不只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包含着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一样；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只是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同样也包含着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指导思想的普遍指导意义，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走不同于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才会有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正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指出实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政策，才成功地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同样，如果不是江泽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一系列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我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这样一条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7]正因为如此，江泽民一再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只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也只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意志集中起来、统一起来。这是衡量一种理论能否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具不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唯一标准。 

（姜德福：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道同：第二军医大学教授，本文由上海市党史学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