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04-11-19
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2]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引下，根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理念。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国际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这一重要思想，在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外交和对外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根本依据。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复杂和深刻的变化。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深入分析了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
1.深刻揭示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科学论断。针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江泽民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3]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4]
2.正确把握世界主要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的两大发展趋势。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把握这两大发展趋势，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十分重要。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江泽民同志指出，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多极化格局使世界各种力量逐渐形成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与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追求，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但要看到，世界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5]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江泽民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制，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深入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互动。江泽民同志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6]同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确定中国国家利益的出发点。
根据“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我们在确定中国国家利益时不能仅仅向内看，还必须有世界眼光，向外看世界的发展大势。
1.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继续执行改革开放路线，加强与世界各国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体系。中国要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长期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自己。并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机遇，全面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国历史证明，闭关锁国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结果一定会落后挨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清朝1661年至1796年史称的“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迅猛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对这个世界的大变化浑然不觉，麻木不仁，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结果在仅仅一百多年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种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总的来说，全面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对我国家利益利大于弊，有利于我国的改革与发展。虽然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大多数是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有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成分。加入其中，就会受到这些机制的一定束缚和制约。但是，如果不参加这些机制，中国就会在国际社会中边缘化。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要求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加入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也有利于中国维护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2.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在与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7]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扬弃糟粕，反映人民的心声，把握时代的脉搏，同时吸收其他文明和文化中的精华，创造中国的先进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它的精髓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发扬光大“和而不同”的世界观有利于创造中国的先进文化，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实际上是中国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一部分，在这一基础上创造的中国先进文化将更是中国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使“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在实践中逐渐获得世界各国的集体认同，并且在国际上实现机制化。
3.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中国的国家利益应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代，还必须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利益。”[8]这表明，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全人类面临的跨国问题和共同威胁在增加，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毒品走私、爱滋病等，因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上升。中国将把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作为自身国家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9]
党的十六大将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三大历史任务。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近几年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的产物，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相对立的，并将在实践中在与它们的相互比较和竞争中显示其生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要通过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现普遍繁荣。包括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三）“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正确发挥作用的标准。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更积极的影响。要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把握发挥作用的平衡点和适度感，并且在其中贯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
1.观念创新。我们应该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进一步理论化，并落实于外交实践，抛弃“冷战观念”。应在进一步对“新安全观”进行充实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倡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的新的基本准则之一，主张通过各国协调合作，实现共同安全。
2.角色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或是国际体系的造反者。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发挥负责任大国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作用。中国应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在参与中逐渐改革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3.机制创新。中国应该学会更多地通过建立和参加新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有助于发展我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维护中国的安全。我国应将朝鲜核问题引起的严峻挑战转变为机遇，加快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步伐。我国还应考虑根据“新安全观”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共同体”。具体地说，应该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
（1）与美国的关系。“9·11事件”后，美国利用反恐战争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挑战国与领导国往往最终是两败俱伤，只有领导国的合作伙伴国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中国成为一个挑战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对美政策的最佳选择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国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在美未伤害我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不与美国对抗；在与美国有分歧和矛盾的领域，争取求同存异。但如果美国损害我核心利益，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也必须以两手对两手，进行坚决斗争。
（2）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仍是能否正确处理南北关系问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家独立、实现经济发展方面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应继续把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同时应避免以发展中国家的头自居，或企图成为这样的头。
（3）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大多数发达国家与美国在许多基本问题上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双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在加剧，它们在政治上的自主倾向也在发展。发达国家有与我国发展经贸合作的利益与愿望，但它们在人权等问题上与我国也存在矛盾。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可以减少它们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担心，进一步加强双方的经贸合作，并避免人权等个别问题影响双方关系的大局。我国也可以在与这些国家交往中举起民主、人权的旗帜，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社会在民主、人权领域已取得的进步，并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二、 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新理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也将是中国在国际上和平崛起的过程。当前的国际条件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中国崛起必将是长期和艰巨的，并将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为了实现和平崛起，我国应该形成一整套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新理念。
（一）“和而不同”世界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核心。
“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之一，将它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创造。早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10]“和而不同”思想对形成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有重大指导意义。将“和而不同”世界观运用于国际战略领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它应该成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二，它应该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三，它应该成为处理实现人类发展与维护地球环境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国际局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战略。这些阐述和论断表明，中国国际战略的新理念正在形成。这一新理念是以中国“和而不同”的世界观为核心的。“和而不同”世界观的精髓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应该努力使中国“和而不同”世界观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和共识，并进而使其在实践中获得世界各国的集体认同，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同时，中国应该努力运用中国“和而不同”世界观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并改造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
（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前提。
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11]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被遏制，必有一战”的观点夸大了中国面临的威胁，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观点，看不到存在的新挑战，因而也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混淆了社会发展阶段与国际关系的时代概念。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前提。同时，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与调整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
（三）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多元共存与竞争的文化价值观。以这样的价值观看待国际上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学习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根据中国国情为我所用；同时又提升中国的优秀文化，提供给世界。中国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应是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这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中国以此作为衡量国内外一切事物的标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这一文化价值观的延伸和体现。中国是维护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支持公正与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应进一步提炼和提升中华文化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用现代手段和方式包装与传播，树立中国的国际新形象。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崛起易于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利益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基础。
任何国家都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不同之处，是同时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别国的国家利益更多地相互依存，因此只有寻求中国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社会面临着许多跨国或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犯罪、毒品走私、SARS、爱滋病等，需要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也是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中国强调多种力量和谐共存，实现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超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五）新安全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保证。
近年来，针对冷战思维的存在，中国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这个新安全观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纪国际安全结构的理论基础。首先，互信是指各国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通过建立各种信任和安全措施，积极构建区域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敌视、互不猜疑。第二，互利是指各国应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第三，平等是指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第四，协作是指各国应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起来说，应该坚持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中国安全战略，努力实现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应该努力探索坚持新安全观的途径，用新安全观取代冷战思维。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应在进一步对“新安全观”进行充实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倡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的新的基本准则之一，并探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冷战思维进行斗争的新途径。当前世界上传统安全观、冷战思维还很强烈，只有用新安全观去战胜它们，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
（六）发展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动力。
中国发展观的核心是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指中国不光努力实现本国的发展，而且寻求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正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党的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根据十六大精神，我国将利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七）国际新秩序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远期目标。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再次强调这一点，而且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做了进一步阐述。国际新秩序观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法律等几个方面的内涵。在政治上，各国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在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法律上，应坚持和加强联合国这一最广泛国际组织的作用，保护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防止国际社会的强势成员搞强权政治。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应该加以区分。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不能采取先摧毁旧的再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方法，而只能在加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后，再根据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改变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
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是要挑战或用革命性的手段推翻现行国际秩序，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参加现有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作用的基础上，以中国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为标准，特别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加以改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改进和制定，并加以发展，使其趋于完善、公平、公正。在此基础上逐步使现有国际秩序过渡到目标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的需要。
用和平方式改革现有国际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脱离现有秩序建立新秩序，也不可能另搞一套秩序。只有首先融入世界体系，积极参与世界上的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机制，在它们的改善与创新中发挥作用，才能用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不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应积极参加和影响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并根据中国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努力对其加以改革，同时参与建立一些新的机制。只有加入国际体系，才能在其中发挥我国的作用，并在对现有国际体系逐渐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在国际关系体系进入向新体系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我国应更多的加入现有国际机制，如八国集团等。
三、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新理念。为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注意下述问题：
（一）中国在新形势下应以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在世界上的定位。
中国如何正确地在国际上定位，是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和国家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曾多次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自己在国际上的定位，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再到“发展中大国”等。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如果能保持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也会增加，美国少数反华势力借口“中国威胁论”加大对中国制约的力度。因此，正确地为中国在国际上定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将中国明确定位为“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支持公正与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国家”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和适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潮流，有利于我国赢得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同时，也应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具有世界影响、主要在周边地区发挥作用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是在本世纪内实现三大历史任务：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完成这三大任务，中国都必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发挥作用。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法治化和机制化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有助于为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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