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推进自身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些文明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政治文明来说，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或承认与否，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生态的文明成果在总体上是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展开交流和对话的，它们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就体现在此种对话和交流的广度、深度和频度上的差异。可以说，没有政治发展的历程，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就无法泛出政治文明的美丽浪花；没有政治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政治发展也就失去相应的动力资源。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曾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1]在党的十六大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演进的逻辑说明了它们在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应“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也就是文明间应展开对话而不是同化和征服。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交往技术的进步和导向合作的制度安排的出现，人类政治交往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其效度同传统社会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政治文明间的对话在现代社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本文在厘清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关系的基础上，着重从政治发展的相关维度分析了现代政治文明对话的生成要素。

一、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

尽管探讨政治发展的路径、动力和方法等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学家的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思想家并没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过政治发展的概念。真正明确地提出政治发展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地论述是在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政治学者由于视角的不同导致了对政治发展的不同理解，比较著名的有亨廷顿（Samuel P.Huntingdo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和派伊（Lucian W.Pye）等人。亨廷顿将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三个方面。[3]艾森斯塔特也从现代化的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的强化以及广大阶层对政治中心的参与、支持和民主化[4]。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归纳了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论述，在政治学界有着广泛地影响，共有10个方面，即（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的政治形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4）政治发展是独立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5）政治发展是行政管理和法治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过程；（7）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化过程；（9）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能力增强的过程，其中主要是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及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10）政治发展是多维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派伊自己把政治发展中的共同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的运动，即在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中，个人的平等地位提高了；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政治体制的能力提高了；在政治体制内部，制度和结构的差异提高了。[5]

以上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发展的某些内在的要求，但并没有完全穷尽政治发展的逻辑。无论是派伊还是亨廷顿，他们对政治发展的论述在西方国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在对政治发展进行论述时，往往是从其固有的价值观出发，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的固有模式为原型，来衡量和裁剪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将他们已有的政治发展模式作为样本向其他国家推销，因此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任意的、偶然和盲目的，它往往是有着普遍的规律可循，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就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6]对政治发展来说，同样是如此。尽管我们不能同意政治发展上“西方中心论”，但并没有否认政治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7]在政治发展的统一性上，意味着各国的政治发展，尽管时间、地点不同，表现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却共同受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支配。政治发展的统一性还意味着政治发展特征上的趋同，即任何社会的政治形态，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总的趋向是与更高的经济形态相适应，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而政治发展的多样性，意味着政治发展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和在过程上的多样性，没有单一永恒的政治发展模式，因为“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它的统一。”[8]所以，在政治发展模式上，我们认为，尽管可能五彩斑斓、光怪陆离，但并非杂乱无章、毫无头绪，政治发展还是遵循着某些一般的规律，但这个规律并非是唯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马首是瞻”。真正的政治发展，对民族国家来是说，是要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和文化内涵的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是“意味着建立适应一定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9]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文明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进步过程，它既是静态的发展成果，包括政治思想成果、制度成果等[10]，也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从传统向现代、从不文明到文明的发展历程；而政治发展则是指由不发达的政治系统向发达的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它是社会发展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从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上说，政治发展所追求的是人本身的全面进步和自由，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政治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过程。因之，从过程论的角度来看，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是具有某种同一性，它们都意味着向更进步的、更制度化的政治体系迈进，否则就意味着“政治不发展”、“政治不文明”。但是，政治文明不仅包含着动态的进步过程，同时还意味着一种进步状态；而政治发展并不具有固定的形态特征，它只能在动态的过程中去认识和理解，况且，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能导致某种不文明的政治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又不是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说，从过程论的角度上看，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有一定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无论是对规范的理论研究还是对政治发展或政治文明推进的具体实践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规范的理论研究上看，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彼此构成了对方深入探讨的理论资源，为各自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实践层面上看，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异域政治文明的示范和传统政治文明的延续直接影响到政治发展的路径、方式甚至结果，因而，从事实层面上讲，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政治文明为政治发展提供一定的动力机制和相应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只不过人们要对异域或传统的政治文明成果要进行价值评判，看它们是否是人类普遍的文明成果，只有在此基础上，政治文明才能真正成为一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因为生长在一定文化土壤之上的政治文明并不一定都具有“普适性”。

由于政治发展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从统一性的角度上观之，政治发展至少包含着以下方面的内容：首先，从政治文化上说，政治发展意味着世俗化和合理化程度的加深；其次，从政治结构上来说，政治发展意味着分化和专业化的加剧；再次，从政治过程上来说，政治发展意味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最后，从政治系统的功能来说，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体系功能的增强。这几个方面反映了现代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来讲，以上衡量政治发展的诸指标，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无论是世俗化和合理化的程度、政治结构上的分化和专业化的程度，还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状况，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最起码，它们都不可能表现出相同的水平或规模，所以在政治发展水平上，各国才会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由于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的逻辑关联，政治发展的诸要素会影响政治文明建设过程的展开，它们也会影响到政治文明间关系特征的形成。政治发展的多样性进一步阐释了政治文明模式的多样性，完全一样的政治文明模式在世界上并不存在。如，即使同样是西方的政治文明模式，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异，更不用说中西方的政治文明模式了。也正是由于政治文明模式的多样性，在政治交往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话”才能成为各政治文明间的关系特征。在现代社会，从政治发展的层面上讲，有诸多因素促进了政治文明间的“对话”，下面分别从政治文化、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功能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二、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对话”

“当代的观念越来越倾向于承认：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有自己特定的物质和精神生态环境，那么也就必然会形成与之相符合、相平衡的政治文化。”[11]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了政治现象的内在的本质层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政治关系、政治过程、进而对政治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政治文化的表现形态上分析，它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思想、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等等。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两个层面。政治价值取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看法，是指社会成员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它包括政治思想、政治理想信念和政治评价标准；政治心理是隐形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因素，它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政治环境的长期作用的产物，包括政治认知倾向、政治情感倾向和政治态度倾向，它蕴涵着政治文化的遗传机制和再生功能。同政治价值取向相比，政治心理倾向有较多的直观、情感的因素在内；而政治价值取向具有更多的理性和显性的特点。正是由于此，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它一般通过人们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等去影响政治主体的外在行为，影响政治关系和政治过程，从而影响到政治绩效。也就是说，政治文化要发挥作用，它需要有一定的载体，通过影响在政治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也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等，进而对政治发展产生影响。

从上述关于政治文化的含义解说和功能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能渗透到政治发展的几个层面中去，对政治主体权力的行使、对政治体系的运作，从而对政治功能的发挥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结合上述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关联，我们认为，政治发展不仅意味着政治文化的构建，同时也意味着一定政治文明模式的形成。

在政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对某一社会的政治文化来说，其形成和建构于当时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基础之上，同时离不开传统的文化要素和外界思潮的影响。从传统文化这个层面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人为地割断历史、拒绝历史，因为“现代社会并不单纯是现代的，而是现代加传统的。现代和传统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尽管在表面上完全是不协调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融合在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会相互并存，安然共处。”[12]表现在政治文明上，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不可能抛开传统的政治文明，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和现代的互动和对话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从外界思潮的影响来看，由于一国的政治发展是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展开，国外的各种思潮、各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其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科技的发展加速了一国的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引起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其特质主要是世俗的、开放的和理性的，正是由于此，才有可能促进政治文明间的对话和交融。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维度上来分析，这种情况就表现得更为清楚。从文明发展历史脉络来看，现代已从过去单一的“中心论”走向现代的“多中心论”，即从古代的“埃及中心论”、“希腊——罗马中心论”、“华夏中心论”到近代的“西方中心主义”，再到现代的“多元文明论”。特别是近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近代化”与“西方化”被视为同义语。黑格尔所著的《历史哲学》，将西方中心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在出现了与西方政治文明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东亚文明后，一些富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如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针对“一战”战后西方世界的颓势，写下《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西方文明深感失望。他针对“文明线性进化统一论”的偏颇，提出了“区域文明观”。二战后，汤因比承继了施宾格勒的学说，他在对人类的文明范式进行描述的过程中，批驳了以西方为唯一的文明形态的“一元文明论”，进一步阐述了“多元文明论”。在冷战结束后，尽管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有失偏颇，因为冲突并不是文明交往的唯一结局，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非西方的文明并不是历史的客体，它们同西方文明一起成为历史创造的主体，文明应该是多形态的。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文明的构建离不开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间的对话和互动，这已被现代世界历史所证明。 

三、“全球治理”的形成与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

人类在获取生活资源、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自身的交往范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理性的人类在向自然的每一个角落挺进，社会交往的范围从氏族、部落、国家再到国际，这同时也拓展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和活动空间，创造了辉煌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可以说，人类生活和活动空间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合作范围扩大的过程：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必须过一种群居生活，其原因之一就是为提高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同样，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类进入到政治社会过一种规模更大的群体生活，也是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追求一种更有保障、更文明的生活样式，民族国家的诞生为人类过群体生活提供了一种更为理性、更为高级的组织、制度载体，以致有人认为“同其他政治组织相比，民族国家是加强国家凝聚力、动员和集中资社会资源、提高政治效率的最好手段，是‘保护确定的共同体抵御有害的全球性影响、特别是抵御国家控制力之外的政治及其他事态之有害影响的一个主要装置’”。[13]从规范意义上讲，民族国家的诞生和以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通过这些，国家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存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也为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交往和合作提供了秩序；同时，主权观念的确立、遵循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也为各民族国家的交往提供了制度基础。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人们曾一度认为，在民族国家确立的制度框架及相应的国际秩序内，随着人类理性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理性凯歌高奏的年代。在近代的西方，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其政治发展的路径主要是内生式的，即政治发展是由当时经济发展程度、历史传统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引起的[14]。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以及其他文明中心的封闭政策等原因，中西方很难找到利益的均衡点，产生现代所说的“全球问题”，这期间，尽管有文明的间碰撞，但很难形成政治文明对话的利益机制和环境氛围，因为，这时更多的是西方殖民者挟裹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而进行的血与火的全球征服。在缺乏相应的利益机制下，在坚船利炮的政策下，中西方政治文明是不可能展开对话的。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到现代社会，人类交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发现理性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尽管改善了的人类的生活状态，但同时科技和理性的进步像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许多单靠单一的民族国家无法解决的“全球公共问题”，它包括公害问题，如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公益问题，如和平的维持和全球福利的提高，它们涵盖的范围广泛，如国家经济领域、环境领域、军事领域等等，直接关涉到人类的生存、可持续发展和和平与安宁。[15]著名学者王逸舟先生对全球问题的产生作了很好的总结“经验已经表明，不管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但问题处在发展的某个阶段时，它们往往越过国家边界向四处扩散，并造成了‘全球性的总问题’。”[16]

由于全球问题的存在，在客观上造成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上、向下和平行的位移，即一些超国家组织(trans-nations)、次国家组织（sub-nations）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国家单独享有的权力，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价值评判，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国家以人类的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为借口，仰仗其在全球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影响力，将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是人类的普遍利益或直接赤裸裸地凌驾在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尽管也号称“全球治理”，实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这对国家的主权构成了一定的侵蚀。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确实也需要民族国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精诚合作、携手共进的行为，这种道德担当、经济互助和文明共存的理念是全人类利益增进的思想基础，也是对自身可持续发展负责的一种理念。在这种“全球治理”下民族国家某些权力的让渡，是一种自愿自主的让渡，因而是一种正常的、值得人们大力推广的一种行为。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持久的国际合作，需要一种以增进人类福祉为价值取向的“全球治理”。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种“全球治理”是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是以放大的政治参与为基础的，即政治参与的领域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政治参与的主体从一国的公民扩大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表征。“全球治理”既为国内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和各种资源支持，同时，也为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对话提供了基础条件。因为，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构成了政治文明间对话的利益机制。 

四、政治体系能力增强的过程促进了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

在政治发展中必然伴随着政治体系能力的增强。对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系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行动能力的增强。因为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结构分化和专门化的过程，政治学家K.（K.Sharama）曾指出：“随着功能专门化的发展，政体内的结构和子系统会发生分化。随着这个过程的进一步推进，分化的结构和子实体会越来越多，互相依赖的程度将会提高，最终将会形成一种进行互动的共同框架，并使政治共同体得以巩固。新的共同的象征符号将会形成，社会中的各种群体将会在这些符号中发现个人和集体的意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大众被动员起来，这就会提高参与决策过程的要求。权威被迫扩大自己的基础。但随着基础的扩大，权威的能力必须提高，以便成功地执行旨在提高人民福利的政策和计划。” [17]沙尔玛的分析至少涉及到以下彼此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专门化的发展不仅导致了政治系统内的结构分化，而且还影响到社会内的结构分化，促使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来建立团体，从而将公民整合进政治过程；其二，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一些利益团体的建立，必然对政治参与形成极大的压力，要求政治体系提供相应的制度化通道来容纳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对政治制度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否则将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乃至政治衰败。所以，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政府能力成长，没有一定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导致现代化过程的中断，难怪派伊明确地将政体体系的能力归纳到政治发展的重要量度中去。

按我国学者时和兴的分析，国家的行动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的抽取能力，表现为国家从社会中获取财政支持和人力服务的可能性；其次是社会规范能力，即国家对社会的制度化规约能力，表现为对社会结构的规约和对资源的分配；再次是社会控制能力，即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对社会实施控制的能力；最后，是社会适应能力，也即艾森斯塔德所讲的容纳变迁的能力。[18]这四个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我们认为，在社会规范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可以纳入到同一框架中去，即政治整合的框架中去，也就是政治系统在整合自身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契约、行政介入等多种方式实现对社会乃至对某些国际事务进行整合，因而政治整合能力也是政治体系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用社会抽取能力、政治整合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来描述政治体系、国家的行动能力。

从规范上分析，对某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这三个方面都直接关系到政治交往的国内和国际层面。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在资源的抽取、政治整合还是适应能力方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国内层面，而忽略了国际层面。从资源的抽取方面看，实际上，随着政治交往的逐步扩大，政治体系抽取资源的能力，不能局限在的主权国家范围内，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政治上、行政上的制度安排，吸引国际上的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资源，来增进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殖民年代，西方的殖民者靠掠夺、靠武力征服等非人道的方式来扩大其国际交往，来获得其发展的必需资源。文明演进到今天，尽管我们要摒弃那种通过殖民扩张来获得发展资源的方式，但并不是说一个民族国家不能通过平等、互惠等方式来进行国际政治交往、经济交往，相反，在全球各种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实面前，要想获得充裕的经济发展资源，必然要扩大国际交往。从政治整合方面看，在现代全球化的浪潮下，发生在某一国度的问题，其影响不仅局限在民族疆域的范围内，而往往具有世界影响。所以，对一个有具有较强掌控能力的政府来说，不仅要能控制国内的局势和问题，协调和控制好国内诸多的问题和矛盾，而且还要有整合国际诸多问题的能力，将国际交往纳入到一定的制度化范围内，形成国际和国内的良性互动；从适应能力来说，具有较强能力的政治体系应该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即对政治体系内外环境的变化有相应的反应机制。因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是运作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它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环境在进行着物质的、能量的循环和转换。在信息交流的速度、频度都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回应能力也应有相应的提高，这种回应能力不仅体现在相应的政策选择，而且还体现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艾森斯塔特指出：“现代化产生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应付不断变化的能力问题，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发展出一种制度结构的能力问题，它能承受不断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和要求。”[19]而政治体系的环境无疑包括国际环境，它往往影响到一国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和价值取向。所以，一国政治体系对国际环境的回应能力构成了其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以上的规范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政治发展是一国政治体系能力的增强的过程，而能力的提升又离不开其政治交往的范围的拓展和能力的提高，即政治交往从国内延伸到国际。而一国的政治体系如果想要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保持较高的政治整合度和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那就离不开国际环境的支撑和配合。在现代国际格局中，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仍然是处理国际事务必须遵循的重要法则的前提下，在国际交往过程中，政治文明间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20]

总之，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它一经形成，又以其精神资源、制度成果推动了政治发展进程。在现代社会，政治发展必然会促进政治文明间的相互对话。我们只有在理性地把握现代政治文明间关系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刻领会十六大报告中的“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21]这一句话的所蕴含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罗峰：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讲师，本文由上海市政治学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