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发展的历史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的二十五年，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发展新路的二十五年；是上海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城市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生活改善最明显的二十五年。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解放初的1952年仅37亿元，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为272.8亿元，2002年已达到5408. 76亿元；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上述三个年份分别为2亿元，27. 9亿元，2158. 4亿元；从财政收入来看，上述三个年份分别为19. 3亿元，190. 7亿元，2202.25亿元。从几个数字足以看出上海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这二十五年中，上海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一阶段是上海改造振兴的重要时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过渡；第二阶段从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这一阶段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础性发展时期，实现了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过渡；第三阶段从新世纪初开始，这一阶段将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功能性发展时期，将实现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三个阶段各具特征，又给予我们共同的启示：

（一）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战略的大讨论

第一阶段的大讨论是从 1983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拉开序幕的，会上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快上海、辽宁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振兴。1984年9月，上海召开了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财政部、经贸部、商业部、城乡建设部、国家物资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领导，一批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负责人，辽宁、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广东等省市的领导和专家应邀出席会议。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认为，上海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由于受到种种制约，缺乏活力；加工工业配套能力强，技术水平高，但受资源短缺和涨价的影响，不少企业开工不足，经济效益下降；科技力量雄厚，人才济济，但受旧体制的束缚，还没有与生产很好结合，真正发挥其优势；城市基础设施落后，“欠帐”甚多，但地方财政收入留用率低，用于各种价格补贴后已所剩无几。面对这样的现实，上海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寻找出路，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开拓，走出一条不同于内地又不同于沿海其他地区的发展新路。

第二阶段的大讨论是1993年夏秋之交开始的，黄菊同志在全市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集中精力开展21世纪的研究”；同年9月，市政府召开《迈向21世纪的上海》课题研究动员大会，全市近百家单位、6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究。1994年7月，市政府召开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的国内研讨会；同年11月，又以同一主题召开了国际研讨会。

第三阶段的大讨论是2003年春全面展开的，市委把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大讨论列为当年重点抓的主要工作之一，3月12日市委召开“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动员会，陈良宇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大讨论分全市讨论、专题论证、内部研讨三条线同时展开，全市各委办、区县和研究部门都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召开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

（二）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客观上反映“三个代表”要求的发展路径

八十年代，上海针对改革开放后上海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培育先进文化、为广大市民谋利益三个层面上，形成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和为市民办实事的制度（从1986年开始，坚持每年办若干件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提出了关于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传统工业改造、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建设新区与改造旧区相结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六大方针；成立了浦东开发领导小组，浦东开发的前期工作启动；确定了一批关系到上海发展后劲的项目，地铁、大桥、隧道、苏州河治理等重大城建项目和汽车、通讯设备等重大工业项目开始建设；先后实施了解决建设资金短缺的“存货包干”、“94专项”、“地方财政承包”等重大政策。

九十年代，上海面对浦东开发和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出现的新形势，先后提出了客观上反映“三个代表”要求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思路，主要有：实施“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战略上按改革、发展、稳定的顺序统筹考虑全市工作，在战术上按稳定、发展、改革的顺序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用好用活浦东开发政策，实施东西联动方针；实施“科教兴国”方针，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打好三张牌（长江牌、中华牌、世界牌），“拆围墙”、“降门槛”，实行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立足市区体现繁荣繁华、郊区体现实力水平，促进生产力布局的整体调整；实行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郊区“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加强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管理；实施“积极平衡、动态平衡、内外平衡”的方针，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立多渠道筹资、多元化投资和还贷机制，加快城市改革和技术进步的步伐；立足整体搞活国有经济、提高国有资产的总体质量和国有经济的控制能力；推进再就业建设，在努力解决职工下岗待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及运行规则；实行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推进基本保险社会化、补充保险市场化和社会救助制度化；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等等。

进入新世纪，上海抓住我国加入WTO、申博成功、深水港项目上马等新机遇，又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提出了“科教兴市”、“城乡一体化”、“引进来”、“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等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加快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法治化进程”、“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经济主导竞争力、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城市综合竞争力”、“完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事业体系”等发展目标；提出了培育城市精神、四套班子形成合力、四个“两手抓”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缓征减征农业税等发展举措。这些思路将在实践中逐步细化和完善。

二、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探索实践，上海已经具备新一轮发展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上海具有新一轮发展的独特优势。

主要有：背靠长江黄金水道和富庶的经济带、面向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制造业基础条件好、配套能力强的工业优势；高校、科研机构集中的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历史形成的“海纳百川”的人文优势；中心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流动和聚散优势；加入WTO后按国际规则先试先行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步形成的与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以及中西部地区合作的互补优势；由成功举办APEC会议、申博成功等所带来的世界看好中国、看好上海的开放优势等。

第二，上海具有新一轮发展的经济基础。

上海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仍然排在全国各城市的首位。现在，上海这个人口仅占全国的1%，土地面积占全国0. 06%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20，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12，港口货物吞吐量约占全国的1/10，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约占全国的1/4，财政收入约占全国的1/8，这是上海新一轮发展重要的起点和基础。

第三，上海正在实现一系列的战略性转变。

从发展阶段上说，上海已经从基础性发展转向功能性发展，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工商业城市开始转向现代化的国际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从经济体制改革上说，上海已经基本实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正在全面推进。

从浦东开发来说，已经从着重于形象开发转向着重于功能开发，在金融、外贸、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正在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胆探索，为上海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

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说，上海已经从着眼于还清“历史欠债”，转向着眼于重建城市枢纽功能，正在建设能接纳第四、五代集装箱的现代化深水港；建设吞吐能力超过3000万人次的国际航空港；建设能适应信息时代需求的与国际联网的信息港。同时加快市内外交通、环保、供排水、电力通讯等系统的建设，为国际大都市营造良好的硬件环境。

从城市发展的空间上说，上海已经把发展范围、发展重心从外环线内的600多平方公里转向6340平方公里的整个上海，并把经济结构、经济布局调整的眼光转向长江沿江地区乃至全国。

从城市管理上说，上海已经从“条”、“块”各自的分散管理转向“条”、“块”结合的系统管理，既注意发挥多方面、多层次的积极性、自主性，又强调上海发展的整体性、统一性。

从改革和发展的策略上说，上海已经从“不为天下先”转为“敢为天下先”，从追求某一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转向整个系统的整体推进。

从改善市民生活来说，上海已经从强调收入水平的提高转向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重视解决广大市民衣、食、住、行中的突出问题，更加重视城市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建设。

从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上海已经在做到“七不”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转向更高层次的城市文明建设，逐步形成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相称的上海精神、上海文化、上海风貌，重塑新时期上海人的形象。

三、上海新一轮发展需要研究的若干问题

上海发展的目标是建成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城市之一，建成有影响的世界城市。然而，上海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一是作为国际中心城市，经济总量一般要占该城市所在国经济总量的10%以上，人均GDP一般要达2万美元，如香港约占全国的12-13%，东京约占日本的15%，纽约约占美国的14%，伦敦约占英国的40%，而上海仅占全国的5%，人均GDP也只有5000美元。二是作为国际中心城市，外来人口一般要占常住人口的20%，其中具有外国国籍的人口要占5%以上，目前上海外来人口300多万，接近20%，但外国人仅占0. 4%。三是金融业发达，具有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货币可自由兑换，这方面上海的差距更大，如近些年来上海每年吸引外资百亿美元，但对外投资累计不过数亿美元，货币自由兑换也有待中央的政策放开。四是具有独特的文化现象、城市符号，这方面上海也有待培育。国际中心城市或世界城市是在城市竞争中逐步形成的，有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过程。

上海新一轮发展任重道远。现阶段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1、如何在改革和发展的思路上，站高一步、看远一步、想深一步、领先一步，真正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工作有新举措？

2、如何加强与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在经济、文化、科技、资源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共赢机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3、如何紧紧抓住加入WTO后上海“先试先行”和筹办世博会的历史机遇，找准定位、兴利除弊，加快发展？

4、如何在上海人均GDP5000美元至8000美元的发展过程中，吸收海外教训，抓紧结构调整，突破产业“瓶颈”，保持上海经济持续增长？

5、如何在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调整中，降低商务成本，调整外资结构，更多更好地吸引外资；又如何大胆“走出去”，到海外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6、如何在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中，培养和集聚各方面的人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某些领域中抢占全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制高点？

7、如何在上海新一轮发展中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进一步调整城市的布局结构、产业结构？

8、如何在上海的大规模投入期，继续探索新的筹资渠道和还贷机制？

9、如何关注和解决困难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正确处理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矛盾，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使上海有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环境？

10、如何从每个市民、每个基层单位做起，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法制水平，营造与世界城市地位相适应的城市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上海人民有信心也有能力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七十年代末，上海曾面临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方针政策上拨乱反正，尽快清除“四人帮”影响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上海曾面临如何跟上全国改革开放步伐，探索改造振兴新路的问题。

八十年代后期，上海经受的考验更多：1986年底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有个如何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1988年、1989年全国能源、原材料供给短缺，价格上扬，有个上海的企业如何消化生产资料涨价因素，保持持续发展的问题；还有，1987年底的陆家嘴事件，1988年1月的甲肝流行和同年3月的两辆列车（南京到杭州的“311”次和长沙到上海的“208”次）在嘉定县境内相撞等，上海当时的困难十分突出。

九十年代以后，又面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企业改造资金的筹措及还贷问题；“空置楼”的消化问题；国有企业效益下降，职工下岗等问题。

上海就是在不断解决困难、矛盾中前进的。二十多年来，市委、市府充分发扬民主，发挥社会各界专家的作用，从上海的实际出发，不断研究和提出解决困难和矛盾的对策，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坎”，才有今天。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一定能克服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现实的和长远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去迎接新的明天。

四、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对策建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线是发展。上海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时代的要求不断调整发展思路，不断开拓创新。以下提出九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抓住发展机遇。现阶段要主要抓住筹办世博会和加入WTO两大机遇。如，进入WTO组织，对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来说，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与国际接轨对上海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规则的健全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上海的金融服务业、外贸出口、进口代理、利用外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等方面竞争水平的提高也将产生促进作用。加入WTO后的挑战很多，最大的挑战是缺少既懂国情又懂国际规则，既熟悉经济又熟悉法律，既会外语又在某个专业有造诣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必须加紧对各类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学校教育要根据加入WTO的需要，尽快调整学科设置和资源配置，为上海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服务。

（二）把握发展趋势。要看到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部分制造业转移的大趋势，通过加快城市的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法治化步伐，为吸引外资，接受转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当今世界出现了生产、资本相对过剩的局面，世界经济正由“收益竞争”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必然流向资本相对安全、资本收益相对高、投资成本相对低的地方。因此，国际资本进入政治社会稳定、各类成本较低的中国是必然的。上海的商务成本很难降下来，但上海可以通过改善软环境、调整外资产业政策来接受世界性的产业转移。

（三）找准发展定位。主要是两大定位：一是融入全国、服务全国；二是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分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海必须尽快研究、制定对策，将自身发展融入全国、全世界的发展潮流中；在世界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纳米材料迅速发展的今天，上海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尽快吸收、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开发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上海的产业结构已进入“发展中调整”的新阶段，必须注意扬长避短，避同求异，实现优势工业、优势农业、优势服务业间的融合；上海历来是中西文化、我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在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更要注意文化的融合、创造，形成新时代新的“海派”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我们也应注意吸收、融入海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方式，等等。

（四）突出发展重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重点和出路、优势和前途都在于“科教兴市”。推进科教兴市战略，必须牢固树立“两个第一”的战略思想，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把科教兴市战略落实到上海的各行业、各领域，渗透到上海发展的各个方面。要加快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处理好加强原始性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关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争取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处理好研究开发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实行政策聚集，加快推进一批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加速高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企业孵化，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上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建立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快人才的培训和引进，处理好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的关系，创造一个国内外人才愿意来、留得住、用得上的环境，形成人才辈出、人才集聚、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五）转变发展理念。对传统的发展理念要反思。如，近些年来经济界对GDP指标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指出GDP增长不反映社会发展，也不等于本土经济发展；又如，发达地区必将出现“逆城市化”趋势，因此，高楼大厦崛起也不等于城市发展；再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CBD的传统模式必将过时等等。以“逆城市化”为例。当今世界，同时并存着城市变迁的两种趋势：一种是城市化的趋势。19世纪一百年中，城市人口从总人口的3%上升到4%；进入20世纪，世界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骤增，目前城市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迅速城市化的现象集中反映在发展中国家。另一种是“逆城市化”的趋势。美国城市生态学家贝里（Berry）指出，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大城市中心区人口逐年减少，而居民大量流入非大城市地区或非市中心区。“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环境的相对恶化。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住在市中心，住在高楼被认为是贫困的，而住在市郊则被认为是富裕的、显赫的。芝加哥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圈”模型，他认为，城市形成了某种类似树木年轮的一系列同心圈，随着城市的发展，同心圈也相应增加。富裕人群逐步向同心圈的外圈转移。上海在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

（六）培育发展精神。上海精神应分为三个层面：①市民精神；②社区精神；③城市精神。其中，市民精神是上海精神的基础和主体，社区精神是上海精神具体化、多样化的体现，城市精神是上海精神的集中概括。培育上海城市精神要紧密联系上海的特殊性。要考虑上海在城市发展目标上的特点，考虑上海城市移民化、老龄化的趋势，考虑上海历史文化尤其是“海派”文化的传统，当代上海的城市精神要体现时代性、开放性、兼容性，相应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走向世界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要体现城市的凝聚力、幅射力、融合力、创新力、整合力、影响力，相应要有团结合作的精神、服务全国的精神、求同存异的精神、敢为人先的精神、争创一流的精神。

（七）探索发展机制。现阶段要着重形成建设资金筹措机制、长三角地区共赢机制、经济要素的聚散机制等。就拓展筹资渠道来说，要从上海的特殊性出发，充分利用上海经济实力较强、区位条件优越、各类要素高度聚散的独特优势，着力营造适宜投资创业的环境，并放开部分基础设施的领域，吸引海内外著名跨国公司和大财团来沪投资；充分利用深水港项目启动、崇明岛开发、上海化工区建设等契机，尽快研究和颁布相关产业发展的项目，把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项目捆在一起招商，开拓吸引内外资的新途径；把加快轨道交通、越江工程和“153060”道路工程的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小城镇改造、有特色的旅游区建设结合起来，扩大筹资规模；探索用“股田制”（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来降低投资者的动迁和建设的成本；积极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城市建设和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新的筹资渠道。

（八）拓展发展空间。上海未来的发展空间，从地域空间上讲，主要有上海郊区、长三角、长江流域以及中西部、海外；从领域空间上讲，主要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业、环保业、服务业、会展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如，西部开发有利于中华民族经济东西联动早日腾飞。西部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为上海机电、冶金、建工、建材、电站、电子等行业带来了难得的商机；西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为上海的纺织、轻工、家电等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

（九）完善发展规划。从城市发展来说，重点要形成外环线之外地区的城市形态详细规划。在规划中要充分考虑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以及“153060”道路工程、越江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对外环线以外6000平方公里城镇发展、产业发展、人口流向带来的积极影响；充分考虑世博会、生态环境建设、浦江两岸开发、崇明和长兴岛开发等对城市规划提出的新要求。从经济发展来说，要尽快形成高增值、强幅射、广就业的新型产业构架。构筑新型产业构架拟从五个层面展开。第一层面，是确定能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柱产业。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支柱产业一般是指在目标期内其增加值能达到当地GDP总量5%以上的产业。据此，上海继续大力发展信息、金融、商贸、汽车、成套设备、房地产六大新的支柱产业。第二层面，是巩固上海优势产业格局的基础产业，即石化、钢铁两大产业。第三个层面，是培育关系到上海发展后劲的新兴产业，即顺应当今时代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趋势，重点培育生物医药、新材料、环境保护、现代物流四大战略性产业。第四个层面，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具有上海特色的都市型产业，即都市型工业、都市型旅游业和都市型农业。第五个层面，是结合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严格控制高能耗和有污染产业的发展，加速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

总之，上海在新一轮发展中，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抓住发展机遇，把握发展趋势，找准发展定位，突出发展重点，转变发展理念，培育发展精神，探索发展机制，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发展规划，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为尽快建成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城市，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李锐：上海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本文由上海市经济学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