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居民现行收入分配格局的成因

（一）经济的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改善，但同时也拉大了收入的差距

1、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前，上海（全国都是这样）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并且政府为了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政策性的压低工资，只让居民获得最低的消费能力，大部分赢余转化为工业发展基金（当然压低居民收入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措施配套，从而可以维持这种低收入状态的稳定），所以居民的收入非常低；为了稳定社会防止收入差距扩大，政府所规定的工资的等级差别很小，所以居民的收入是很平均的；居民的收入的几乎全部来自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居民无法拓宽收入渠道，所以居民收入不能获得很提高，收入差距也没有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进行，收入分配体制进行了改革，从按劳分配到为主到逐步放松了对其它分配方式的限制，收入分配原则超越了单一的按劳分配，而先后经历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改革过程。收入分配改革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使分配原则不断接近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法则，而更在于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层依法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上海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在这期间居民收入获得快速的增长，在2001年达到12883元，按可比价格比1980年增长2.86倍，收入的迅速增长也是居民的私人财产积累迅速增多，并且由于非按劳分配形式的存在，通过资产获得收入也成为居民的一个收入来源，提高了居民的总体收入。非按劳分配方式的出现，使居民的收入来源进一步拓宽，改革之初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几乎占居民整个收入的100%，现在由于很多其它收入渠道的出现，这个比例已经降到90%左右，并且这些新出现的收入渠道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新出现的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将越大，居民收入的结构将进一步改善。由于按劳分配以外分配形式的出现，居民的就业选择和获得收入的渠道相应变为多样，从而对居民收入的总量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应看到，虽然分配原则的改革使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重急剧增长，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改善了居民的收入结构，但非劳动收入的获取是有条件的，它与居民自主选择职业的可能性、经营经验与能力的大小、拥有（占有）资产或资金的多少、文化水平的高低等相关。而这些条件并不是对所有的居民都均等的，因此造成居民得到的非劳动收入的机会与多少的不均衡。条件多（好）一些的居民收入就高一些，反之就少一些甚至没有。如一般只有收入较高的居民才有能力积累财产，财产性收入对收入较低的居民的影响是不大的，所以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马太效应”：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使居民收入的差距的进一步的扩大。其他条件也是如此，从而造成收入的多少不等，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

2、国家政策效应与企业改革

从内部讲，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的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企业引进激励机制，奖金制度就是一直被企业利用很高的激励手段，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是应该具有竞争性的，也就是奖金是不应该平均的，而是实行优胜劣汰的；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这种激励制度的在企业的运行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职工从企业获得的工资外收入在职工的收入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这种分配的方式提高了企业的效率，但也促进企业职工收入的分化，加大职工收入差距；收入的分化使高收入阶层得以形成，并且由于企业效率的上升，职工的收入整体向高位移动。

从外部讲，行业间职工收入的分化，在改革开放前职工工资的差异很小，改革开放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分配政策进行了改革，在企业和非财政全供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与单位效益挂钩；在国家机关和财政全供的单位，职工的工资与工作岗位、工作职级挂钩，这样就拉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根据国家制定的政策，企业本身的改革，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后来的承包，以及后来的自负盈亏，以及现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这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作为微观主体企业的分配行为，即使在同一行业或企业职工的工资也开始分化，以促进竞争；在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的占统治性地位的条件下获得了边缘性的成长，逐步壮大，现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在上海的经济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由于所有制的私有性，经济活力要远高于公有制企业（当然现在由于混合所有制的提出，公有制的存在已经多样化，并且效率也提高）。所以在这些非公有制企业的从业的职工的工资要明显高于公有制内的职工，就拿2001年上海职工的平均工资来看：国有单位：17820元；集体单位：8252元；其它单位：20865元，其中外资单位24352元。从这些横截面的数据可以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首先带来经济的活力，其成长远超过公有制企业，但同时由于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大大的提高，拉大了和公有制职工收入差距，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壮大，所吸收的劳动力越多，从整体上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3、工资体制的改革

改革前的那种统一的工资性体制，在改革后已不复存在，企业成为决定自己工资和奖金的主体，自负盈亏。企业为了要获得更好的效率，工资和奖金的设定则必须要有激励效果，所以企业的工资和奖金必须和职工的实际贡献挂钩。现代人力资源学告诉我们，一个职工的贡献不仅和他的工作的时间相关，还和这个人的人力资本相关。在实际的分析中可以把人力资本分为经验所带来的收益和教育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在新的工资体制下具有丰富经验或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工将会获得远高于一般职工的报酬。做个简单的对比，从总体上来说外企职工的人力资本要高于国企，所以外企业职工获得的收入也要高很多，看看2001年的数据，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7820元，而外资（包括港澳台）企业职工工资为24352元，高出36.7%（当然造成这种差距还有其他原因）。

4、市场竞争的不完全公平性

市场取向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所有的企业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不仅应包括起跑时间（进入市场时间）上的平等，还应包括政策依据、自然资源、资金的投入能力等各方面的大致公平。但由于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因此还带有相当大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如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尽合理的价格体系，以及各经济行业对公有资源的不同程度的垄断和所享受的国家投资的不同的受惠程度等，使得各企业（单位）在进入市场竞争的“起跑线”上时所拥有的初始条件就不尽公平、均等，从而使占有优势的企业效益好、职工收入高。从价格体制上看，原油加工、重型机械等产品价格偏低，使这些行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而汽车、电子、医药等产品价格较高，仍能保持较高的赢利水平，职工收入水平也就相对较高。从对公有资源的拥有上看，由于长期来邮电、金融、保险、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垄断性经营，使本应属于大众的公有资源成为部分行业垄断性收入的手段和条件，从而形成行业和部门间公平竞争初始条件的差异，产生的收益必然使职工收入高于其他行业。此外，从各类行业及企业对国家投资的受惠程度上看，也存在着“不公平”性（当然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有其必要性，这里是从企业角度看）。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有着国家几十年资金的投入而形成的固定资产；而其他一些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就没有这样的“先天性优势”，在同等经营水平和经营条件下，获利成本就要高，影响了企业收益，进而也就影响职工的收入水平。

5、社会保障意识与保障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社会保障能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起到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稳定社会安定团结的部分作用。然而，现在一方面是居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还不够强，另一方面是保障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大部分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职工都能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有部分就还没能完全到位。由此，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导致了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他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大幅上升，但也加剧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当涉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我门首先想到的就是库兹涅兹的“倒U模型”。这个假说是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所归纳的一种经验结论，并且在用来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得到验证。当然这只是一种经验的结论，这结论也许不一定完全适合上海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但其作为一种趋势对上海在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是有借鉴意义的。取1990-2001年之间的数据，首先我们用GDP增长速度和基尼系数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为0.321，从这个数据来说经济的成长和基尼系数的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很大，大概只能解释三分之一；同样我们用居民收入的成长速度和基尼系数求相关系数得到0.366，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只略微高一点，可见居民收入的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形成的影响更直接。由此可见上海的经济成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并不很大，那么上海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哪些其它因素呢。

1.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由体制外向体制内进行的，在不损害体制内的利益前提下，鼓励体制外经济成长，上海的经济改革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获得飞速的发展，在上海经济中的重要性逐年上升。2001年在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内资企业为3306亿元，其中私营为318亿元，占9.6%；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2867亿元，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095亿元；这些非公有制企业对效率的重视要远高于对公平的重视，并且对职工工作的处理还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受约束，所以这些新兴的非公有制企业内的收入不均等程度要远高于国有部门内部；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壮大，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员也在急速扩大，带来上海职工就业结构的变动，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人员飞速上升。从数据来看，1990年在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人数只有9.29万人，占整个职工人数的1.8%；到了2001年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人数为120.6万人，占整个职工人数32.1%，在这11年里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人数以26.2%速度在递增。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的人数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和上海居民基尼系数求相关系数，得到0.939，这个数表明上海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壮大具有很明显的关系。

2．财产积累效应

经济的增长带来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的收入增长会带来居民财产的积累。首先从居民存款来看，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上海居民的财产积累获得了迅速提高。2001年上海城镇居民的储蓄存款达到了2781亿元，而 1990年只有223亿元，11年间增长了9.4倍。但这些金融财产分布的极端不均，不均程度要远高于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高收入者几乎拥有这些金融财产中的大部分，并且金融资产的收入在这部分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有很大的提高。由于金融资产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较高，所以它对总收入的不均程度的贡献率要高于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城镇居民财产积累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房产。由于房产是固定资产，居民可以从中获得租金收益。但房产也是分配很不均等，因为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能力拥有自己的房产，所以房产的不均等程度要高于收入的不均等，从而有扩大上海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

上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中，有一些是合理的，还应该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如分配体制的逐步改革，认可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符合市场经济分配法则的原则，也是对改革开放前收入分配上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党的十六大充分肯定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实施的各种分配政策，相信今后还必将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的方面，如市场的自发倾向、市场竞争的不完全公平性、社会保障的不均等，尚需要进一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逐步完善。 

四、正确认识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成长，居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收入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而出现，是不可回避的，但这些收入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所以应该在不影响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尽可能降低这些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该看到，相对那些经济发达的国际城市来说，上海的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差距扩大速度却很快。并且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不可回避。所以我们不要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回避，因为这本身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否则我们还是高度控制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样会对上海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起人民的一定看法，但这看法不一定是不满。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自人民认可的一些原因，如劳动力贡献、知识能力、个人天赋，甚至个人机遇，这些因素所引起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引起人民的不满，还会通过模仿效应激励其他人提高自身的能力；反之，通过非法手段，借助权利和垄断来获取个人私立行为，也许从数量上其对收入差距扩大的贡献也许不大，但它对人民心理上产生的不满效应是很大的。所以应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这些不利因素，让人民处于有利的竞争的，提高效率。

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引自党的十六大报告）；另一方面，也应注意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

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就是对分配结果的调控，这就要从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方面着手。

（一）初次分配注重效益，发挥市场的作用

党的十六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这应是我们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根据这一出发点，应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与收入水平。

1、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

这里所讲的教育投入，不仅包括全日制的在校学历教育，也包括职工上岗前的职业基本素质教育和工作后的再教育，更应注重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教育培训的投入。如今已是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且上海在进行产业升级，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才，除了人才引进，上海还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培养更多的高级人才。而下岗职工所面临的是新的职业转换，以前所积累的经验不仅无法适应，并且会成为职业转换的障碍，所以政府要加大对下岗职工的培训，让他们尽快通过教育积累适合经济要求的能力。

2、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劳动附加值水平

根据党中央批准的上海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上海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并逐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因此，在产业结构上也应适应这一规划要求加快优化和提升，这样就能提高劳动附加值水平，从而提高职工的整体收入水平。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

现代化的国际大城市，必须要有现代化的城市服务业，这样就能创造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提高居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

（二）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主要是要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要通过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同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1、通过税收调节过高收入

对个人税收的调控重点是对高收入者进行调节，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还包括遗产税、个人财产税、存款利息税等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

个人所得税是按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征收的，实行超额累进税率，起到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作用，可以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然而，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从1980年开始征收，加上当时居民收入较低，1985年才突破1亿元，1989年接近20亿元；1993年虽达到46.82亿元，但在全部税收中的比重不足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94年税制改革后增长加快，1995年就达到了338.65 亿元；到2001年则达到近995.99亿元，占整个税收总额的比重达到6.6%，比上年增长50%以上。

上海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工作相对全国来说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但在1994年实施新税制以前增长也不快。1985年全市个人所得税收入仅2亿元，占当年全部税收的2%；1990年为3.8亿元，占2.5%。1994年实施新税制改革后飞速增长。1995年达到了15.10 亿元，占当年地方税收收入的6.7%；2000年达60.27亿元，占14.4 %；2001年达78.44亿元，占15.8%。与1990年相比，11年中上海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19.6倍；扣除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影响增长7.23倍，平均每年增长21.1%，远远高于GDP总量的增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挥。但与国外相比，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水平还是较低的，如1998年，同样口径的比重，美国占43%，日本占38%，澳大利亚占55%。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个人所得税与世界各国相比的征收差距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还有一定的征收潜力。除了我们的收入水平较国外低以外，征收难度大、征收成本高也是重要的原因。

为了加快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把纳税人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目前国家规定的800元起征点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月收入水平才400元左右，符合征收条件的只占很少部份；而目前，这一起征点显然过低，如2001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中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月生活费收入已超过了500元（见表一），按1.5 的赡养系数推算，10%的城市最低收入居民家庭中的劳动者人月均收入超过了750元。由此推断，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中符合个人所得税起征条件的有收入者起码在95%以上。这就完全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领取下岗工资、生活补贴，另一方面还要上缴个人所得税，显然不太符合情理。由于目前公民的法制意识和纳税意识普遍淡薄，加之我国簿记和稽核制度还不健全，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面又铺得过大，容易形成法不责众局面，增加税务部门的工作难度。提高起征点后，使税务部门能集中力量加强征管，并逐步积累经验。为若干年后大规模劳动者队伍陆续跨入纳税人行列铺平道路。

据媒体报道，从2002年起，广州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抬高为1260元。广州虽没有明确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抬高，但起征点计算公式：“应纳税所得额＝个人每月收入额－800元－其他允许扣除金额”。其中“其他允许扣除金额”的内容统一规定为计税前每人每月按460元标准计算，造成广州市实际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至1260元。广州市对于一些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津贴、补贴以及一些费用，如支付给个人的福利费、独生子女补贴、托儿补助费、误餐补助、上下班交通费、房屋维修补贴、水电费等采用定额扣除的办法，统一规定每人每月按460元标准在计税前予以扣除。

二是在目前已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这不仅有利于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而且能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限制非法收入。此外，目前按比例税率征收利息税，对调节收入差距的力度较小，应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向累进税率过渡。

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调节过高收入外，还应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从收入的最终形式上征收，补充个人所得税的遗漏，从而有效地防止财产过多地向少数人集聚，减小收入差距。

对一些垄断性行业获取国有资源垄断性收入，从而使本行业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现象，应通过征收资源税、补偿税等特殊税种，以逐步实现竞争起点的公平性。

另外，还应试行特别消费税，可先开征部分需要特别调节的商品和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这样，既能满足高收入群体消费的需要，又能通过消费形式调节过高收入。

2、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

综前所述，在我国计划经济刚迈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收入的差距仍不可避免，但差距过大就应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社会保障将对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缩小个人收入差距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引自党的十六大报告）。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建国以后不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面临人口结构加速老化和企业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多的情况下，原有的由国家承担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因其覆盖面小、资金渠道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为此，应通过改革，积极探索并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搞好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医疗等保险的资金统筹。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要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帮助，开办更多的养老院、“托老所”，使这部分人老有所归、老有所养；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失业、待岗、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可试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因为近年来价格水平的增长极低，再以价格水平的增长作为参照系已无太大的意义）而相应逐年提高基本保障水平，使这部分人也能共享上海改革成果。

在资金统筹上，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此外，还可吸收外国的经验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以建立财富由高向低流动的渠道，以部分解决或缓解政府的财力的不足。

在经济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升级、企业优胜劣汰的新阶段，企业兼并、破产、停产半停产在所难免。因此，必须妥善解决这部分企业的下岗、待岗、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否则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改革进程。为此，应充分发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作用，使进入服务中心的职工确实能领到基本生活费，对那些不具备破产、兼并条件而其生产经营又十分困难的特困企业，确实无力支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也可采取银行提供一部分工资性贷款、地方财政贴息、其他渠道调剂一部分资金的办法来解决，为这一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此外，还可向低收入阶层提供相应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救济和保险以及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救济。

当然，单纯的依靠社会救济是不能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的从根本上让低收入者获得收入来源，让他们拥有就业的机会。首先要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制订和落实鼓励录用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 

（范大政：上海市工业合作联社主任，本文由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