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市社联举办“沪上学人思想”系列学术茶座的第七场活动，召开“钱谷融学术思想座谈会”。95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亲临会场。来自市作协、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钱谷融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为人之道等展开研讨。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为会议致辞。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桑玉成主持会议。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参与研讨。

“论文学是人学”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在致辞中指出，现在学术界存在很多弊病，怎么在做学问的时候学习做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沪上学人思想”系列学术茶座由市社联推出，目前已经举办七期，旨在推介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本市知名学者，系统介绍其学术生涯、主要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以弘扬治学精神、昭励青年学人，推动学术传承和发展。钱谷融先生散淡的人生态度、求真的治学精神一定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越发觉得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说得精彩、深刻、精辟。钱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以符合文艺自身规律的方式做了有说服力的阐释：第一，他批评了季摩菲耶夫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这样一个观点，这个“工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钱先生确立了人在文学里的中心地位。第二，从价值论角度，论述了“文学是人学”的价值内涵，首次突破了把思想倾向落后的作家创作现实主义作品归结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战胜落后的思想主张”的观点。巴尔扎克是保皇派，把他创作的作品说成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我们也受到这样的教育。钱先生认为，与其把这种创作方法的成功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成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这种观点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同。第三，论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特别突出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巨大、根本的作用。这里面包含了几层意义：明确区分作为历史思想和人类普遍精神的人道主义；精辟地概括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把人当做人”，这话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为以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创作人物； 高度推崇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中的巨大作用； 明确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价值的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到现在为止，也有不少人持反对观点，认为只有先进阶级才能发扬人性，落后阶级只会阻碍人性的发展，甚至戕害人性。以上这些思想说明钱先生确实了不起，在那种特殊语境下，他以这样鲜明的语言来明确阐述，把人道主义、普遍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最基本标准之一，这是很了不起的，是石破天惊的。说了真话，代表了真理，是真善美的体现。这个命题不仅在中国是首次提出，并被广大人民群众、创作界、理论界普遍接受，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任何人都不能轻视、抹杀和一笔带过的。当前的消费社会，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因素并存，西方好的东西学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学得更快，在创作中表现的感官主义的倾向很明显，从另外一个角度，把人作为消费的一个符号，这也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戕害。钱先生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实的意义，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认为，钱先生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前辈、德高望重的学者，他虽然是研究文学出身，但是贡献超出了文学范畴，他的“论文学是人学”对文学有巨大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有相当重大的意义。这个命题看似简单，但是影响为什么那么大，说明不仅是文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标准问题。也正是在这点上讲，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上海学术贡献奖。钱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在当下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化也好、文学也好、学术也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会受到因素的制约，一是文学不能成为权力的奴隶，离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相差比较大；第二文学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成为金钱的奴隶，也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为什么现在看小说的人少了，与小说创作本身有一定的关系。今天虽然市场很繁荣，但是资本的发展对我们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文学是人学”应回到它的本身意义，写大多数人的情感、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不会过时，而是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在人文精神的失落的背景下，十多年二十多年持续失落，没有出现很好的扭转。钱谷融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不仅是对其历史贡献的评价，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和现实关怀。社联作为人民团体，就是要为学术界、学者的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秦维宪从当前人性和人道主义缺失的维度阐释了钱谷融先生学术思想的意义。例如，小说家戴厚英曾经批判过钱先生，钱先生不计前嫌，对处于困境中的戴厚英施以援手，后来戴厚英向钱先生忏悔，并得到钱先生的原谅。戴厚英后来写了反思人性的《人啊，人》，包括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也是讲人性的缺失。这段历史往事从正反两个维度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和缺失。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人性的传统，国人又缺少忏悔意识，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文革”悲剧的发生，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惨痛的教训。

　　华东师范大学陆晓光教授重点解读了钱谷融先生的散文创作，将钱先生的散文观概括为散文艺术新论，并认为钱先生的散文艺术新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散文最难写；二是散文最见性情，没有真性情的人最好不要写散文。就第一个论点而言，钱先生推崇鲁迅散文，但是鲁迅本人没谈论过散文是否难写，从这一点看来，钱先生的散文观可谓新说。第二个论点是钱先生经由比较不同文体的艺术样式之后得出的结论。散文与戏剧、小说、诗歌都有差别。散文没有要求，作者的性情是最大的要求，性情是没有办法遮拦的，所以钱先生认为散文是最难写的这个观点不是随便说说的，钱先生对文体的评价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上的，他说《三国演义》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小说，其中诸葛亮对他影响最大。钱先生对戏剧的理解，大家都知道，他写过《<雷雨>人物谈》。钱先生对诗歌的理解方面，他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理解，可见他对小说、戏剧、诗歌、戏剧艺术理解都是建立在深刻的艺术分析基础上的。钱先生的“散文最难写”的观点不是轻易得出的，是建立在坚实的艺术分析基础上的，这个观点不是出于抽象理论的逻辑推理，不是出于艺术讲义的一时之兴，更与时代的趋新潮流不相干，是植根于常年对艺术鉴赏体验，这种体验首先源于他对洗练的散文式语言的细腻品味。

人生贵在真性情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在研讨会上满含深情朗读了钱先生的文学作品，并回顾了自己跟随钱先生的求学生涯。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钱先生的著作不算多，为什么他的影响这么大，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这么几十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被大家尊崇？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学术含金量非常高，而且一以贯之。钱先生“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提出是很有勇气的，而且不是一般地提一下，而是深思熟虑之后非常有勇气地提出他的见解。一直到现在，这个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也是我们文学界最受尊崇的理论。另外钱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相关评论文章中最好的。不是每位作家都像曹禺先生这样幸运，能够遇到钱先生这样的理论家。钱先生的生命之树长青、理论之树长青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他一辈子不说假话，不写违心的文章。今天读他年轻时写的文章，仍然觉得非常深刻。

　　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指出，钱谷融先生在退休后的30多年里，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求真，钱先生年轻时求美，几乎是完美主义者，但是到了晚年，他对于文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真是最重要的。二是重情，这些年他对艺术的探讨开始慢慢侧重“情”，而不是理论。感情很难作假，装不出来。人老多情，人越老对感情的认识越深，他认为文学一定要感人。他认为艺术一定要具体，要写得很细。而这一点也是社会生活中常常被忽视的。

　　上海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认为，钱先生是崇尚自由，真性情的学者。他崇尚孔子，追求自由但不是没有章法，而要由着内心的规律。有两个人物对钱先生的影响比较深，一是他的母亲，钱先生说他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母亲抱着他，病愈后母亲去庙里还愿。后来钱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抗战结束后钱先生回到家乡，母亲带着他去庙里还愿，这是非常朴素的情感，但是这对他人格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人是他的老师伍叔傥。前几年去台湾，查看了一些档案，也了解到了一些历史。人要能抗压，在一些事情上不能失格、失态、失份。1992年，跟钱先生去参加解放区文学会议，会议主办方邀请了钱先生，最后却不安排他发言，说他是资产阶级学者，不能发言，照理说这是非常失礼的事情，但是钱先生很淡然，自己看看书，吃吃水果，看看山水。如果换一个人，应该会很恼火。这样的一种风格与伍叔傥对他的熏陶有影响。杨扬教授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认为一直在钱先生身边，很幸运，遇到挫折可以找钱先生倾诉，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寄托。一个好的大学的传统就是通过好老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华师大中文系系有一个校友，生了重病，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提出要回中文系看老师，我接他去看望了钱先生和徐中玉先生。一个人在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是想到自己的老师，钱先生真是我们中文系的魂，不仅有很大感召力，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今天，弥足珍贵。钱先生从来不严厉地批判别人，也很少与他人商榷。他的待人接物的方法，给我们一种启发，也确立了一个好的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在今天受到挑战，能不能传承下来，就看我们在座的和我们的学生怎么做。一个学生的品格怎样，要看他对自己老师的态度。一个人连自己的老师都践踏，品格肯定好不了。坚守师道，坚守传统，把人文的东西传承下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认为，钱先生不仅是一位大学者，还是一位诗人。钱先生的《散淡人生》，全是诗性的散文，真是火一样的语句，如“爱上了一个沙漠皇后，我愿与情敌在沙漠中决斗，甚至把我抛尸荒野”、“一个人如果没有哀愁，那他就没有灵魂”。当时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与我们脑中写《<雷雨>人物谈》的钱先生截然不同。钱先生自己也讲《雷雨》里他最喜欢周聪这个人物，而且写得也最多。所以他讲的有一些东西与年轻的自己是相同的。比如年轻的时候的清净、纯洁和软弱是相同的。他说自己也是软弱的，他说当时受到批判的时候他不会正面冲撞。那时候批判他到下午五点钟，他直接去下馆子吃饺子，如果心情更不好，就回到家里哭。钱先生是一位真性情的人，对我们思考如何做人启发很大。

其言也简，其意也深
——学术GDP的时代我们该怎么治学

　　上海作协副主席孙颙认为，钱谷融、徐中玉等老一辈学人，不仅学问做得好，做人也是楷模。现如今著作等身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其中有些人会让我们高山仰止；惜墨如金也是一种方法。学问做得多未必高，做学问的“高”与“不高”的关键是有没有做出真善美，是否讲出真善美，并用真善美的形式去表现。孙颙回顾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前辈，一位是文学上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另一位是出版界的前辈罗竹风先生。他们两位有些地方真的很像，50年代，钱先生因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罗竹风因为认为编辑是杂家而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所表达的两门学科中那么朴实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穿透性。文学界认为“文学是人学”是最精髓、最精当的表述，对搞出版的而言，没有可以比“杂家”更加简单的词来反映我们这一职业的特性。这是一种惜墨如金的做学问的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一样，自然科学里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和思想，可以用最简单的方程和公式表示，但是一语中的，能够永远指引大家的学术方向。“文学是人学”，钱先生那么简明扼要地讲出文学的要害和真理，这种做学问做得已经不仅是理论本身。沈国明先生在致辞中讲，希望我们这个学术讲座对做文学、做学术有所启发，这就是重要启示。现在确实有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是不太好的，他以人家看不懂来表明自己的高深。大量的舶来语，或是似是而非的翻译。很多艰涩的、拗口的名词。所以看钱先生或者是罗竹风先生，他们做的学问很简单，但是会让人明白，这个东西是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及子孙后代有价值的。虽然我们学不到钱先生那样的精要，但是我们可以仰慕这种做学问的方法。钱先生一直说自己是散淡之人，玩一玩，其实这就是做学问的一种方法。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和老子做学问的方法也不一样，很难说谁高谁下。我觉得能学习到钱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方法，就像赵丽宏说的是一种“幸福”，真的是幸福。先生怎么做人做学问，我们跟着做就行了。

　　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列举了钱先生的两个事例。一是1990年代中期，毛尖考华师大中文系的硕士，毛尖的作文引起批卷老师的极大分歧，当时的系主任说请钱老师决定，钱先生说文章蛮好，后来毛尖成为华师大的骄傲之一。一个学校是培养规范的学生还是有个性的学生，这点分歧很大，但是有钱先生这样开明的权威，显然有利于个性的学生的培养。二是1978年王晓明教授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华师大召开全国文艺理论会议，请钱谷融教授发言，钱先生讲完后说我还不是教授，只是讲师，与会者一片哗然，会后写联名信。后来社会风气开始转变，钱先生由讲师直升为教授。在今天，像钱先生这样的老师，能不能评上教授，恐怕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第一，他惜墨如金，文章数量少；第二，他不争取科研项目，他曾有一个国家社科的重点项目，但不是钱先生去申请的，是社科院给他的。钱先生当时评不上教授，今天或许还是评不上。从某种程度上讲，凡是让钱先生这样的人评不上教授的制度就不是好制度，好的学者能让我们保持对好大学评价标准的清醒认识，这是钱先生超出他个人外的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