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上海市日本学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竞争性共存与合作性对抗：中美大博弈视域下的中日关系新观察”学术研讨会。该活动系上海市社联第十七届（2023）学会学术月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姜咪红致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作主旨演讲。会议由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蔡亮研究员主持。

    陈东晓指出，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分化、大调整、大改体的新阶段，既面临着许多重要的危机和挑战，也面临着很重要的合作发展机遇，作为研究者要特别关注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各种传统非传统的现实挑战，以及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的局面。当前中日关系的研究，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所强调的重温缔约精神，牢牢把握中日两国关系的正确发展方向，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中的中日关系。从学术角度为两国关系发展继往开来注入更多动力，从而进一步发挥中日两国在推动全球发展，防止地区冲突对抗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摆在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中日双方可以通过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等实现双赢，同时，也通过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式来增进理解。

    姜咪红认为，中日双方可以通过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等实现双赢，同时，也通过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式来增进理解。中日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杨洁勉认为，日本研究历来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学界可以从四方面着手筑牢研究根基。第一，日本研究要基于日本。研究区域国别问题要从国内问题开始，研究国内问题要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国内问题需要大批的人才。第二，日本研究要超越日本。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需要把日本放在多层次进行研究。在全球层面上，要从全球的力量对比、体系、秩序、特别是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地区层面上要进行立体的、综合的、超前的研究。在领域层面要关注日本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第三，日本研究要研究未来。要前瞻性地分析中日关系及其他国际形势在未来十五年或三十年的发展情况，再以此为标的来回看当下。第四，日本研究要研究学者。与包括在日本学者在内的世界同行进行交流，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能力。

    杨伯江认为，拓展日本研究的视野从可以四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是系统意识。研究日本国别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关系问题，一般最基本的是要遵循三条线：历史轴线的纵向从古至今、国际国内的横向、观念意识的第三维度。第二是结构意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关系会分为不同的层级、侧面、领域，这要求我们能够把握双边关系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第三是时代意识。时代总是在发展演变的，观念、理念也是随之而变化，学界研究既要关注传统因素，更要重视当前时代下具有影响力的因素。第四是自我意识，简而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学者要有中国立场，要有作为中国学者的方法和观点。

    在“沪上日本研究资深专家‘鼎谈会’”环节，学会原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吴寄南，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原参事、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进行对谈。

    吴寄南分享了从事日本研究40余年的三点体会。一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一个国家级综合性的外交智库成员，不能够满足于个人学术上的功成名就，应该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家利益、国家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学海无涯勤为舟。从事日本研究既要重视报刊、书籍等文献资料，也要注重人际交往、调查，不断丰富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三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上海的日本研究要站在时代前沿，弘扬海派特色，要从世界格局变化和日本本身的发展变化当中去把握大的方向，勇于创新，努力提高日本研究的水准，要坚持大气开放、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底气。

    蔡建国指出，今天讨论中美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要放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上来考虑，现在各类矛盾纷繁交织，各种变化错综复杂。中美大博弈使得世界大变局向纵深演变，各国都在寻找和确定自身地位的定位和角色，中日两国无疑再次站在了关键的路口。对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的发展，发展自身，强大自身，观察到中日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以史为鉴、开辟未来、坚守初心、与时俱进，共同构筑新时代、新要求的中日关系。胡令远认为，《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5周年以来，双边关系始终处在一种动态调整的状态，但基本盘仍然稳固。在政治方面，双边关系依旧能够在四个政治文件框架下处理问题。在经济方面，双边贸易往来紧密，经济仍然在发挥压舱石作用。在人文交流方面，两国人员往来规模保持较高水准，双方都重视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有充分的政治智慧来稳定中日关系。

    胡令远认为，《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5周年以来，双边关系始终处在一种动态调整的状态，但基本盘仍然稳固。在政治方面，双边关系依旧能够在四个政治文件框架下处理问题。在经济方面，双边贸易往来紧密，经济仍然在发挥压舱石作用。在人文交流方面，两国人员往来规模保持较高水准，双方都重视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有充分的政治智慧来稳定中日关系。

    会议设立“安保·外交与经贸·科技”分科会和“学刊视角与青年论坛”两个议题，来自全国各地院校、智库机构等近50位专家、青年学者出席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勇指出，冷战后日本总体上以支持东南亚一体化的姿态对该地区开展外交工作，伴随着中国崛起，日本逐渐强调价值观外交，其目的是对冲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日本近期的对东南亚政策逐渐从经济外交转向了军事安全合作，并从原先区域整合的推动者角色转变为了在小多边主义外交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日本的对外战略追求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国际秩序的稳定。然而，日本的对外战略执行当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感性的因素。其结果就是，有时候将国民所追求的稳定战略环境作为一个托词，实际上是在强化对华的牵制、遏制，出现了战略和政策的背离、脱节。

    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郁志荣指出，日方正在加强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合作力度，并且有意派遣渔船对我钓鱼岛海域实施侵犯和骚扰。对此，我们需要加强针对钓鱼岛的巡航及管控战略，实施一体化指挥，坚决回击日方的错误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卢昊就日本加速西南岛屿军事要塞化的问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目前日本在该地区加强军事化的主要措施旨在钓鱼岛、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施压合和牵制，为日美两国长期在该地区对抗中国进行铺垫。对此，中国需要强化国防力量体系建设，并通过外交层面明确中方立场，并针对日本国内不同的声音做工作。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江天骄认为，日本在观察美韩围绕“核共享”的对话或者博弈态势当中，其国内也反复强调，日本和韩国在半岛以及周边安全问题上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应该朝着“核共享”这一方向努力靠拢。从中长期看，美俄关系破裂、俄乌冲突等外部因素正在加剧核扩散的风险。中国需要高度关注日本在核政策上的举措，警惕其冒进、盲动。

    陈子雷就中日未来经贸关系走向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在中国GDP当中的比重或持续下降；而从中日双边贸易来看，对华贸易规模仍然占据日本对外贸易重要份额。日方对华的依存度会提高，但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则在不断下降。而伴随日本产业链调整、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双循环战略深化，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将如其在世界经济排位一样发生下滑。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张玉来认为中日双方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了互惠关系，为两国企业带来了发展。然而这一趋势正在遭到五重因素挑战：中美战略竞争、经济泛安全化趋势、地缘政治对立、全球南方崛起、国内政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应当发挥主体作用，维护全球秩序和多边框架，同时，在经济全球化遭到巨大阻力之际，中日可以在区域一体化上发挥积极影响。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王厚双认为，日本追随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打压，导致了中日之间传统的经贸关系无法很好地遏制住日本对美一边倒的战略投机。从宏观角度看，应该抓住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保持战略的定力，建立危机的管理机制，在供应链进行深度的合作，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汪婉认为，目前各国为应对中美竞争而开始采取双轨制产业链，但该趋势是否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则仍然需要观察和分析。从欧洲、日本情况来看，制造业回流迹象其实并不十分明显，虽然美国、欧洲、日本已经开始进行供应链转移，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作为巨大市场的意义不会改变，尽管欧洲、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追随美国围堵遏制中国，但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企业正在通过改变投资策略来挖掘中国市场的其他发展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正指出，中国和日本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空间，日本的企业界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的市场。要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合作，一是要想办法解决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遇到的问题，二是帮助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确保其能参与到中国的国内大循环建设之中，三是要让日本企业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蛋糕，强化日本对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崔岩认为，当前《日本研究》期刊及其他国别研究类期刊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论支点不扎实，理论被分布在各个学科，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来支撑，使得相关研究文章的理论高度仍有待提升。目前区域国别学被作为交叉一级学科，为我们今后工作明确了方向，区别国别学刊需要紧跟时代变化，寻求更多的新研究课题，新的分析视角，给研究者提供更多信息和发表的机会。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竞超认为中日环境领域的密切合作抓住了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符合国际潮流，具有广阔的前景。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未来中日环境合作程序将会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与政治关系互相影响加深，市场化趋势明显等发展趋势。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中心讲师张育侨指出，日美联合对我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有三方面特征。第一方面，日美对华高科技打压的手段，以保护美日供应链安全为由，不断限制排挤打压我国半导体创新模式，精细化针对在华风险投资。第二方面，美日以及联盟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信息进行情报共享，以及同步经济制裁。第三方面，对于中国半导体企业高管和相关成员进行打压。对此，我们既要坚决斗争，又要挖掘中日科技合作的可能性。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讲师韩前伟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于当前中日关系有三点启示。第一，相较于条约签署时，当前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现在需要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第二，要平衡美国因素的影响，把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影响相对降低，这也需要我们对日本民意进行更加细致的工作。第三，消除猜疑，增进互信，在敏感问题上推动危机管控机制建设。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姜茗予讨论了信息通信技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第一点，ICT资本增加对不同年龄层劳动者影响也是不同的。ICT资产增加对中青年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但是减少了对老年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这是日本特有的年工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度，以及技术资本对年轻人需求的偏好所造成。第二点，对女性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这提示我们，通过技术发展促进就业的时候，也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内部的需求变化，特别是要关注没有受益于技术发展影响的群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蒋旭栋认为，中日双边交流尽管遇到许多阻力，但是科学界交流并没有停滞，民间交往还是不断增多的，日本大企业在华研发中心比例在上升。日本科技团队仍看好与中国的科技界、研发界往来。今后中日产业交流，可能从制造业交流转向双方研发团队的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束必铨指出，当前中日双方都有意愿去推动两国关系改善。首先，这需要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不能仅靠某一方的努力。其次，要在交流中形成共识。最后，认真对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要认真回应针对该条约的质疑声，把条约内容落到实处。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王星澳认为，中日在一些非关键领域或经济领域，仍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中日友好条约》的缔结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而当下中国同样在推进同CPTPP高标准自贸规则的对接，凸显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决心。友好和平是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发展开放性经济的共同需要和愿望，这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生杨文辉谈到，在条约签署45周年之后的今天，理解条约内涵，继续关注当前日本执政者岸田的个人特质，成长轨迹，他所处的权力结构，对于把握日本对华外交动态仍然是十分有利的。

供稿 ▏学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