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由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举办的“变化中的周边安全形态及其影响”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与会专家围绕2023年周边安全形态、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两个主题深入交流讨论。该会议为上海市社联第十七届（2023）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

    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安林指出，今年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中国政府发布《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文件，充分体现周边安全形态的变化和重要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周边外交既是中国发展的依托，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点。在美国打压、俄乌冲突、新冠疫情，以及国际社会误解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形态的特点体现为：以中美复杂关系为主要矛盾、复杂性增加、政治和安全重要性上升。严安林强调，对中美关系和周边外交“破局”的关键在于我方要掌握主动权、依靠自身努力应对。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石源华认为，当前的“周边”应该被理解为“地区大周边”，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南太平洋六个地区，以及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四个大国。他指出，当前我们应关注三个问题：首先，俄乌冲突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其次，中国的周边战略大局有两个特征：一是中美关系的平衡和妥协；二是中国正努力实现“三洋战略”，包括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战略在内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迈向以北冰洋为目标的“冰上丝绸之路”。第三，中国应构建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安全屏障，出击重点应放在东部和南部。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夏立平以美国为重点，指出作为主导国际体系的国家美国通过小多边安全联盟、高科技供应链重组、强调价值观因素以及分化东盟等手段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对中国周边产生影响。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支持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组织，重视APEC峰会的作用，主张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以两手方式应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保持高质量发展和超越态势，并做好应对可能突发的准备。

    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教授以三个“期”总结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特征。一是定型期，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趋势下，双方的战略意图和手段有清晰认识。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复杂多变的，未来仍有改善和合作的可能性。二是调整期，拜登现在最重要的是赢得选举，这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机会主义的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意图发生了变化。三是缓和期，拜登的对华政策主要是稳定和避免冲突，稳定意味着通过外交互动使中美关系保持暂时稳定，避免冲突主要集中在台海问题上，因为美国目前无法承担卷入新冲突的代价。但总体而言，这种缓和难以持久，随时可能因美国大选的变化或意外事件而破裂。美国通过亚太小多边和代理人制造对华摩擦，同时又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使得中国周边局势非常复杂和严峻。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透过当前对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观察，阐述俄乌冲突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他指出，俄罗斯社会相对稳定，面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经济表现出韧性。俄罗斯此次的“向东转”不同于以往的“向东看”，更加付诸实践。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彻底脱钩，使俄罗斯自由派已基本不抱幻想。俄乌冲突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中亚被俄罗斯视为传统后院这一点仍值得我们重视。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回潮可能对边境安全造成压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从美日韩三边关系出发，认为韩国的对华政策转变以及美国的积极介入是推动美日韩三方合作的主要因素。戴维营峰会的三个文件虽然还只是一个框架，但为三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并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相衔接。刘鸣指出，美日韩领导人在峰会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表达并不相同。拜登强调挑战、挑衅、威胁是同等的，三个国家都要反应。而日本和韩国方面更多是强调威胁，如果达到威胁程度三个国家应该协作反应。对于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前景及影响，既不能高度，也不能低估。

    上海政法学院一带一路安全研究院院长王蔚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有助于改善中国周边安全态势，通过经济合作和发展促进地区稳定，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一倡议的战略潜力和合作模式有助于重塑周边安全格局，构建和谐的地区关系，并为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周边安全态势受到大国战略博弈、主权与领土争端、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和严峻的形势。中国需要积极应对这些挑战，通过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维护自身周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战略潜力对多边合作、经济合作和安全格局都具有积极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并不总是愿意充当美国的“棋子”角色，它希望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陈弘认为，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会迎合美国，维护并巩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和地位，它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尽管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时不时发生波折，但总体上相对稳定。澳大利亚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既有一致，也有差异，并且有时会发生重大转折，澳工党上台后中澳关系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便是明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周边外交室主任周士新，主要从四个方面讨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以及南海问题。第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建的最佳战略对接纽带。第二，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有趋同的趋势。东盟国家对于南海行为准则单一文本草案完成持有较高期待。第三，南海局势出现一些新风险。菲律宾已成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新抓手。第四，中国要更加注重与东盟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双方应加强在外交领域的合作，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小型项目和多元方式的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李宁博士，主要介绍了韩国对安全形势的评估。首先，韩国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加深压缩了韩国的战略选择空间，中美关系的下滑使得韩国的战略选择空间进一步收窄。其次，朝鲜核武能力不断提升、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对韩国安全造成压迫感，使得韩国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来缓解压力。第三，韩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更加靠拢美国，希望多元化发展并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她指出，未来的中韩关系不得不被置于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下评估。韩国认识到中韩关系无法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韩国在东北亚地区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韩国希望能够建立更深入的牵制关系，避免完全对立，并实现更平等的沟通和协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以“总体可控、局部动荡、继续拉锯、尚有机会”总结此次会议。他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可被理解为长周期斗争中的阶段性求稳，或者说要止跌企稳，甚至争取稳中求进。他指出，中国不仅要面对困难，还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遵循、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更加深刻地领会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重大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领会亲诚惠容理念的新内涵，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继续为地区团结、开放和进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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